《追风筝的人》第4/37页
“我可不是这个样子。”爸爸丧气地说，声音中还有些愤怒。
拉辛汗笑起来。“孩子又不是图画练习册，你不能光顾着要涂上自己喜欢的色彩。”
“我是说，”爸爸说,“我根本不是那个样子的。跟我一起长大的孩子也没有像他那样的。”
“你知道，有时你是我认识的人中最自以为是的了。”拉辛汗说。在我认识的人中，只有他敢这么跟爸爸说话。
“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吗?”
“没有。”
“那跟什么有关系?”
我听到爸爸挪动身子，皮椅吱吱作响。我合上双眼，耳朵更加紧贴着门板，又想听，又不想听。“有时我从这扇窗望出去，我看到他跟邻居的孩子在街上玩。我看到他们推搡他，拿走他的玩具，在这儿推他一下，在那儿打他一下。你知道，他从不反击，从不。他只是……低下头，然后……”
“这说明他并不暴戾。”拉辛汗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拉辛，你知道的。”爸爸朝他嚷着,“这孩子身上缺了某些东西。”
“是的，缺了卑劣的性格。”
“自我防卫跟卑劣毫不搭边。你知道事情总是怎么样的吗?每当那些邻居的孩子欺负他，总是哈桑挺身而出，将他们挡回去。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他们回家之后，我问他,‘哈桑脸上的伤痕是怎么回事?’他说:‘他摔了一跤。’我跟你说，拉辛，这孩子身上缺了某些东西。”
“你只消让他找到自己的路。”拉辛汗说。
“可是他要走去哪里呢?”爸爸说，“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男孩，长大之后什么东西都保护不了。”
“你总是将问题过度简化了。”
“我认为不是的。”
“你生气，是因为你害怕他不会接管你的生意。”
“现在谁在简化问题?”爸爸说，“看吧，我知道你跟他关系很好，这我很高兴。我是说，我有些妒忌，但很高兴。他需要有人……有人能理解他，因为真主知道我理解不了。可是阿米尔身上有些东西让我很烦恼，我又说不清楚，它像是……”我能猜到他在寻觅，在搜寻一个恰当的字眼。他放低了声音，但终究还是让我听到了。“要不是我亲眼看着大夫把他从我老婆肚子里拉出来，我肯定不相信他是我的儿子。”
次日清晨，哈桑在替我准备早餐，他问我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情。我朝他大吼，叫他别多管闲事。
至于那卑劣的性格，拉辛汗错了。
第 四 章
爸爸生于1933年，同年查希尔国王（Mohammed Zahir Shah（1914～），阿富汗前国王，1933～1973年在位。）开始了他对阿富汗长达40载的统治。就在那年，一对来自喀布尔名门望族的年轻兄弟，开着他们父亲的福特跑车一路狂飙。他们抽了大麻，喝了法国葡萄酒，醉意醺然，又有些亢奋，在去往帕格曼（Paghman，阿富汗城市。）的途中撞死了一对哈扎拉夫妇。警察逮到了这两个略带悔意的青年，连同罹难夫妻那个五岁的遗孤，带到爷爷跟前。爷爷是位德高望重的法官，听完那对兄弟辩说来龙去脉之后，爷爷不顾他们父亲的哀求，判决那两个年轻人立即到坎大哈去，充军一年。此前他们家里已经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免去他们服役的义务。他们的父亲有所申辩，然而不是太激烈，最终，人人都赞同这样的判罚，认为也许有些严厉，却不失公正。至于那个孤儿，爷爷将他收养在自己家里，让仆人教导他，不过得对他和蔼一些。那个孤儿就是阿里。
阿里和爸爸一起长大，他们小时候也是玩伴――至少直到小儿麻痹症令阿里腿患残疾，就像一个世代之后哈桑和我共同长大那样。爸爸总是跟我们说起他和阿里的恶作剧，阿里会摇摇头，说:“可是，老爷，告诉他们谁是那些恶作剧的设计师，谁又是可怜的苦工。”爸爸会开怀大笑，伸手揽住阿里。
不过爸爸说起这些故事的时候，从来没有提到阿里是他的朋友。
奇怪的是，我也从来没有认为我与哈桑是朋友。无论如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虽然我们彼此学习如何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放开双手，或是用硬纸箱制成功能齐备的相机。虽然我们整个冬天一起放风筝、追风筝。虽然于我而言，阿富汗人的面孔就是那个男孩的容貌：骨架瘦小，理着平头，耳朵长得较低，那中国娃娃似的脸，那永远燃着微笑的兔唇。
无关乎这些事情，因为历史不会轻易改变，宗教也是。最终，我是普什图人，他是哈扎拉人，我是逊尼派，他是什叶派，这些没有什么能改变得了。没有。
但我们是一起蹒跚学步的孩子，这点也没有任何历史、种族、社会或者宗教能改变得了。十二岁以前，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跟哈桑玩耍。有时候回想起来，我的整个童年，似乎就是和哈桑一起度过的某个懒洋洋的悠长夏日，我们在爸爸院子里那些交错的树木中彼此追逐，玩捉迷藏，玩警察与强盗，玩牛仔和印第安人，折磨昆虫――我们拔掉蜜蜂的尖刺，在那可怜的东西身上系根绳子，每当它想展翅飞走，就把它拉回来，这带给我们无与伦比的快乐。
我们还追逐过路的游牧部落，他们经由喀布尔，前往北方的层峦叠嶂。我们能听到他们的牧群走近的声音：绵羊咪咪，山羊咩咩，还有那叮当作响的驼铃。我们会跑出去，看着他们的队伍在街道上行进，男人满身尘灰，脸色沧桑，女人披着长长的、色彩斑斓的肩巾，挂着珠链，手腕和脚踝都戴着银镯子。我们朝他们的山羊投掷石头，拿水泼他们的骡子。我让哈桑坐在“病玉米之墙”，拿弹弓用小圆石射他们的骆驼的屁股。
我们第一次看西部电影也是两个人，在与那家我最喜欢的书店一街之隔的电影院公园，看的是约翰・韦恩的《赤胆屠龙》。我记得当时我求爸爸带我们到伊朗去，那样我们就可以见到约翰・韦恩了。爸爸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狂笑――与汽车引擎加速的声音颇为相像，等他能说得出话的时候，告诉我们电影配音是怎么回事。哈桑跟我目瞪口呆，愣住了。原来约翰・韦恩不是真的说法尔西语，也不是伊朗人!他是美国人，就像那些我们经常看到的男男女女一样，他们神情友善，留着长发，吊儿郎当地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在喀布尔城里游荡。我们看了三遍《赤胆屠龙》，但我们最喜欢的西部片是《七侠荡寇志》，看了十三遍。每次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哭着观看那些墨西哥小孩埋葬查尔斯・勃朗森――结果他也不是伊朗人。
我们在喀布尔新城那个弥漫着难闻气味的市场闲逛。新城叫沙里诺区，在瓦兹尔・阿克巴・汗区以西。我们谈论刚刚看完的电影，走在市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在商人和乞丐中蜿蜒前进，穿过那些小店云集的拥挤过道。爸爸每周给我们每人十块阿富汗尼（Afghanis，阿富汗货币名称。）的零花钱，我们用来买温热的可口可乐，还有洒着开心果仁的玫瑰香露雪糕。
上学那些年，我们每日有固定的程式。每当我从床上爬起来，拖拖沓沓走向卫生间，哈桑早已洗漱完毕，跟阿里做完早晨的祈祷，帮我弄好早餐：加了三块方糖的热红茶，一片涂着我最爱吃的樱桃酱的馕饼，所有这些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我边吃边抱怨功课，哈桑收拾我的床铺，擦亮我的鞋子，熨好我那天要穿的衣服，替我放好课本和铅笔。我听见他在门廊边熨衣服边唱歌，用他那带鼻音的嗓子唱着古老的哈扎拉歌曲。然后，爸爸和我出发，开着他的福特野马轿车――会引来艳羡的目光，因为当时有部叫《警网铁金刚》的电影在电影院已经上映了半年，主角史蒂夫・麦奎因在影片中就开这种车。哈桑留在家里，帮阿里做些杂务：用手将脏衣服洗干净，然后在院子里晾干；拖地板；去市场买刚出炉的馕饼；给晚餐准备腌肉；浇灌草坪。
放学后，我跟哈桑碰头，抓起书本，一溜小跑，爬上瓦兹尔・阿克巴・汗区那座就在爸爸房子北边的碗状山丘。山顶有久已废弃的墓园，各条卸灌木丛生，还有成排成排的空白墓碑。多年的风霜雨雪锈蚀了墓园的铁门，也让那低矮的白色石墙摇摇欲坠。墓园的入口边上有株石榴树。某个夏日，我用阿里厨房的小刀在树干刻下我们的名字:“阿米尔和哈桑，喀布尔的苏丹。”这些字正式宣告：这棵树属于我们。放学后，哈桑和我爬上它的枝桠，摘下一些血红色的石榴果实。吃过石榴，用杂草把手擦干净之后，我会念书给哈桑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