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杀死了秦帝国》第8/58页



  分封制的第五个好处,提高管理效率,减少劳役奔波。

  在分封制时代,一个人出远门――譬如服兵役,最多是跑到本诸侯国的边境上,足迹不出一个省。而现在统一成一个大帝国了,出远门的机会也就多了。比如说刘邦往中央送犯人,就要一路从苏北走到陕西去。交公粮也是如此。农民们交公粮,要在地方官的组织下,雇车运输到中央去。以当时落后的交通手段,向中央运输公粮和木材皮革等物资,动辄一两千里,势必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运输价值一钱的物资给中央,需要耗费几十个钱的人工和路费。中央所得的甚少,而民间受其毒苦已深。这些送公粮和物资的农民走在路上,衣服和口粮都得自我解决,走不到半道,新衣服就已经破旧了,其他费用也一样高昂。所以人们受不了,干脆纷纷逃亡,有的则怀念起分封制时的美好,喜欢有个本地的诸侯王,可以让自己服兵役或者交公粮什么的,足不出“省”――这大约也确实是分封制的一个好处吧。确实,以当时相对落后的技术手段,庞大的中国硬要从分封制统一成一个大帝国来运转,成本一定会提高,效率却未必提高。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秦王朝偏偏特别喜欢这种“宇宙流”的大调动,用汉朝人的话说,秦喜欢“转海濒之粟,致于西河”,也就是把东海之滨的粟,转运到陕西去,这不是故意折腾老百姓吗?

  人们饱受秦王朝的毒苦,所以离开家门的时候愁眉苦脸。后来汉朝人贾谊提议在距离中央较远地区(譬如淮南)增设一些诸侯国,从而让人们就近建设本诸侯国,减少人们的长途奔波。汉文帝接受了这个提议。

  所以,对于一个脆弱的新建王朝来讲(说它脆弱,是指它是从两千年的分封历史习惯上转折建立起来的),适当分封诸王子出去,以浓于水的血亲关系作为保障皇族势强二世、三世不断传下去的有力措施,确实如淳于越所言,能够起到中央的枝辅的作用。

  总之,对于一个刚刚建国十几年就由于急于事功闹得风雨飘摇、民怨并起的秦王朝,从医得眼前疮、安定当前局面的角度看,搞一点分封制(不是全盘的分封制,而只是把一些王子封到边远齐楚地区去,是部分的分封制,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分封制中的积极因素),不失是一种短期救弊的急药,大有裨益。淳于越的这一“分封王子去远方”的建议,即便在最慎重和挑剔的人来看,也是应该被采纳的!

  可惜,秦始皇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他宁愿要百分之百的纯郡县制!

  后代的王朝借鉴了秦亡的教训,在分封制的历史惯性还很大的专制时代前半期,多数是改行“郡县、分封双轨制”而不是秦的“单纯郡县制”,譬如汉就是这样,从而大大提高了王朝的成活系数。

  不过,光讲分封制的五大好处也不算“讲理”,分封制的坏处似乎并不比它的好处少。那些被封出去的浓于水的“血”(皇族子弟),随着世代的传延间隔,终于会淡得比水还淡。他们翻眼不认人,势力坐大,从开国之初的枝辅作用,慢慢变成了威胁中央的割据反叛势力。这就是为什么汉朝后来出现七王之反,晋朝有八王之乱,明有靖难之战,而春秋战国的诸侯王们更是混战不休,把老周天子根本不当正经对待。总之,一句话,分封的诸王在开国初期的枝辅积极作用随后又会变成离心的反作用。

  秦始皇和李斯,就是看到了分封制会带来割据混战、天下苦于战斗、相攻击如仇的恶果,所以终于一棒子把淳于越的“部分地区分封制”的合理化建议给打下去了,秦王朝从此走向了一维郡县制的不归路。

  淳于越踉踉跄跄走出朝堂,他感到岁月悠长,但是所余单薄。

  秦人一向是非常自信的,对于自己搞出的郡县制、兴事功、专赏罚等一系列前无古人的“新政”,非常自矜。

  秦人从中国西部崛起,身上传统的包袱少,所以向来蔑视传统。分封制就是一种传统,是历代帝王治国之术的根本。但是秦人不以为然。分封制原本在秦国根基就不深,又被商鞅革命给狠狠地革了,如今,他们要把职业官僚郡县制广泛地推广到全国。

  这当然不是坏事情,但是他们也许忘了,商鞅在革命的时候,自己落得被五马分尸的下场,现在向全国输出对分封制和相应的贵族政治的革命,自己又会落得怎样呢?

  反抗的力量已经被感受到了,端倪就是淳于越的发言。

  针对淳于越分封意见的发言,李斯作了反驳性的发言,李斯说:“现在地面上出现一种很不好的势头,就是一些人整天借着古代政令思想非议时政。他们挖苦当局,惑乱人心。每当朝廷下达政令,他们就都拿一些古书上的教条,对政令议论纷纷,引经据典,以古非今,抨击造谤。”

  李斯的话说得含糊其辞,那些人议论抨击的是什么呢?李斯没有说明,我私下估计,不外乎两个方面:第一是类似淳于越这种有“齐独”思想的人,和中央唱着反调,要回复分封或者部分分封的政治结构;第二类是针对秦王朝急于事功、轻用民力的,这个东西把大家折腾得很凶,自然有人会提意见,出来抨击。

  李斯接着说:“这帮提意见的人呢,他们入则心非(在肚子里否定),出则巷议(在街上‘大鸣大放’)。他们如果结成党,君主的势力和政治主张就要滑落了。所以对他们应该打击。我建议,把这帮人所引经据典使用的那些古书都烧了,看他们还怎么议论。《诗经》、《尚书》一定要烧,他们主要就是根据这两本书上的古代教条思想,来非议和诽谤今天的时政的。诸子百家之语,也要烧,因为它们也会教人胡乱议论。”

  当然官府里的这类藏书李斯没有说要烧。为什么不烧呢?我估计因为统治集团的人还是要研究和借用这些书中的治国之术的,虽然是对它们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要烧只烧民间的――这不但可以减少民间借之以抨击时政,在法理上也符合法家、儒家、道家在先秦一贯提出的“弱民”思想。

  “我们把民间的思想书都烧光了,”李斯说,“让民间的黔首们没有书看,变成了榆木脑袋,也就啥都不懂,再不能造谤议论了。”――这些书籍,现在我们当文学书看,当时是政治书,饱含了种种与新时代皇权专制时代所不能相容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和文化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控制这些书籍,确实是会影响皇权专制社会。

  所以,焚书,并不是秦政府要和文化作对,实是政治和社会结构变迁的需要。

  “他们想学点东西的话,就学政府法令,这样就对我们新时代的政治思想,扎根吃透了!”

  秦始皇对李斯这个主意大加赞赏,于是焚书运动就开始了。

  李斯命令:“如果谁在烧书命令颁布三十天内不烧,相关责任人就脸上刺字,派做城旦。”

  李斯的做法,好比鲧的治水,用堵和压的方法,而不是疏导。当然他也疏导了,他让人们看含有现时代新的政治思想(皇权专制取代分封)的书籍。

  但是,光用疏导是不行的。你可以组织大家学习新时代的文件精神,谁不同意,就给他不停地学。谁受不了了,表示完全接受新时代的文件精神了,算是过关。这样,开它两年的学习班,思想就扭转过来了。或者开科取试,谁接受我们新时代的政治观念,还论述得特别好,我就录取你进入富贵行列。这些都是好的疏导的办法。

  有这样的疏导,干吗烧书啊!

  但是,不行,烧书似乎还是必要的。这跟当时的士人民众脖子比较硬有关。这些人习惯了从前分封制下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恐怕一般的学习班是改造不了他的。闹不好,他倒把学习班上的老师给辩倒了。所以李斯针对这种人,采取了法西斯的手段,除了烧书,李斯还说:“谁敢聚众研讨《诗经》、《尚书》这些古东西,就杀头!(因为研讨透了,就有可能借着书中观点来非议时政)。而其他形式敢于直接以古非今、诽谤朝政的,就灭族!”

  看得出来,焚书只是手段,禁止提意见、禁止非议新时代政治、统一大家思想才是根本目的。

  于是,秦始皇第九年的时候,书就开始烧起来了,郡县农贸市场空地上燃烧着竹板儿。统一思想的工作用这种方式开始了,这是两千多年先秦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居然有人要统一大家的思想。是啊,时代变了,可以有多元思想并存的分封时代已经翻为美好的从前,现在是皇权专制时代了――火焰吞吃着一去不复返的时光。

  单烧掉是不可以的,还要建立。只不过秦王朝因为寿命太短,没来得及建立。在下一个汉这个皇权专制时代,属于皇权专制时代的思想被建立起来了――那就是董仲舒修改了先秦百家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作为皇权专制时代代表思想的“新儒家”。两千多年的分封历史这才真正被翻为一去不复返的从前。

  向传统的旧时代思想开战的气味儿是那么的强,无疑也影响到了在沛县当警察的刘邦。刘邦看到政府在烧传统文化的书,在反从前分封制下的旧思想,刘邦也许不懂得其中奥妙,但他不免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快感,因为他本来就是个不爱读书的人。不过,刘邦脑子里其实也全是传统文化思想,比如他特崇拜从前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一副仗义江湖的豪迈。这其实在皇权专制之下,也是需要被禁止的思想。在皇帝这个一元的统治者驾下,只有忠君这一条出路,养门客和养士,本身就是分封时代的特征,也是应该在焚烧的行列。

  不管怎么样,刘邦感到一种无名的高兴,好像阿Q看见了革命时的那种心情,奶奶的,我也要去革那些老时代家伙们的命。于是,每当他见到一个传统旧时代思想观念比较多的人――儒生,都要笑嘻嘻地把对方的儒冠抢下来,问道:“它漏不漏?”人家说不漏。于是他就把儒冠放在地上,往里边撒尿。

  受烧书影响,刘邦也就没学什么文化――这里我必须插说一句,由于秦王朝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新时代的全套的思想体系,所以它的民众就没什么可学的,等汉朝建立了“新儒家”,人们就有东西学了,所以我相信秦王朝的人没什么文化可学,是个短暂的阶段,如果它寿数足够长,建立起那些供老百姓学的东西(譬如“新儒家”)以后,它们会让老百姓有“文化”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汉初几十年,在“新儒家”出台以前,政府照样是延续执行了秦朝的禁止挟书令,这实在不是秦始皇好坏的问题,实在是皇权专制时代的历史要求。不过还要指出的是,在法家、儒家、道家这种都强调“弱民”、“愚民”的统治技术的学说指导下,即便有了“新儒家”可学,可以让民众有“文化”了以后,大约也是限于部分人,多数人还是没有必要让他学的――后来,刘邦同志当了皇帝以后,对自己没文化的历史非常懊悔,常以此警戒教育儿子辈要多读书。史料记载,刘邦常自叹道:“秦始皇不许挟书,唉!都是秦始皇耽误了我!导致我写文章很差!”――哼哼,这个习惯现代人也有,明明是自己不努力,却常把责任推给别人!

  其实,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刘邦都四十多岁了,早就过了启蒙学习阶段了,你写文章差,能怪得着人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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