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 作者：毕飞宇》第11/44页
罗绮说：“想法是不错，但是总公司毕竟不是银行，总公司有总公司的困难。”
李建国说：“只要董事长答应，三七开，我们季候风愿意承担三成。”
罗绮说：“小李，与电视台合作，最大的受益者将是你们，五五开，算是我对你们的支援。”
李建国说：“五五开不行，这样我们不和总公司平起平坐了？四六开，我一年之内把款项划到总公司的账上去。”
罗绮笑起来，说：“小李，果真是不吐骨头。”
李建国赔上笑说：“这只能说是总公司的遗传基因好。”
罗绮听了这句话真的开心了，脸上就有了和颜悦色。说：“那就献一回爱心。”
李建国说：“那我找他们谈了？”
罗绮说：“我让广告部的人和他们谈。”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第五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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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惠娴的车摊设在瑞金路与延安路的交接处，背后是一块正在打桩的建筑工地，四周围着雪白的围墙。面对着瑞金路的石灰墙面上刷了一行巨大的朱红黑体字：“安全第一质量第一效益第一节约第一”。童惠娴的三轮车就停放在一棵法国梧桐树下面。各种型号的自行车内外胎挂在三轮车的把手上，而车板上则是自行车的配件，两支打气筒立在树根的旁边。童惠娴的工作写在一块木板上，“修车、补胎、打气”。童惠娴的左侧是另一个工厂的下岗女工，她在卖报。她们一直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不说，也不打听。她们互称“大姐”，说一些闲话，或者为对方换一些零钱。尽管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可是她们总认为这样的日子是短暂的、临时的。有一天她们会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去的。
童惠娴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从自行车总厂下岗。她的二儿子正是在这一年的八月考上大学的。儿子考取的当天童惠娴就预感到下岗的命运了。有一得必然会有一失。生活大体上总是这样的格局。童惠娴在总厂做的是装配工。多多少少算有些技术，摆个修车铺子应该能把一张嘴打发过去。修理自行车无非就是拆下来再装上去，不算什么太难的事。可是童惠娴在决定摆摊之前还是生了一场病，躺了一个星期。她是无论如何也不甘心在马路的边上做这种事的，拉不下这个脸面。可是儿子报完到，家里就全亏空了，看病的钱都挤不出来了。童惠娴感觉到自己又一次掉到冰河里去了，她还是在插队的那一年掉到冰窟窿里头产生过这种感觉的，手和脚全落空了，没有一个地方能落得到实处。董惠娴后来“豁”了出去，抱了病走上街头，挂起了“修车、补胎、打气”的小木牌。她的第一笔生意碰上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骑了一辆很脏的捷安特山地车，后胎爆了。童惠娴修好车，认认真真地替小伙子把车子擦回到七成新。后来小伙子问：“多少钱？”童惠娴低了头就是说不出口。小伙子掏出一张十元，很大方地说：“别找了。”童惠娴没有接。童惠娴再也料不到自己不敢去接。她望着这张皱巴巴的现钞，委屈和羞辱全堵在心窝里头，一点一点化开来了，往上涌。一双眼里很突然地汪开了两朵泪。小伙子把十元现钞丢在小木凳子上，骑上车，很满意地吹起了口哨。吹过来一阵风，那张皱巴巴的十元钱掉在了地上，翻了几翻。正过来是十元钱，翻过去还是十元钱。小伙子走远了，童惠娴弓下腰拾起那张纸币，眼泪说下来就下来了。童惠娴就感到自己做了一回贼似的。她童惠娴是谁？混了几十年了，十块钱就让她这样了。这一想童惠娴便越发伤心了，拿了一只很脏的手往脸上捂。捂不住，两只手都没有捂得住。
童惠娴一到家就大哭。这时候丈夫耿长喜刚从肉联厂下班回来。他站在床边，拉下了脸，说：“告诉我，谁欺侮你了？”童惠娴便用被角把头裹住。耿长喜从铺板底下抽出了一把杀猪的点红刀，到巷口里头看了半天，看不出任何迹象来。耿长喜回到卧室，把刀拍在床头柜上，大声说：“你说，是谁？”童惠娴料理好自己，说：“没有谁，我自己难受。”耿长喜放低嗓音问：“真的？”耿长喜收起刀，往外面去，临出门时回过头来关照说：“也不要哭得太长了。”
童惠娴把那张十元钱压在玻璃台板底下，第二天一早就到大街上班去了。童惠娴自己也奇怪，怎么一哭身子上的病竟全好了，心里头也没有不甘了，也不再怕羞了。童惠娴骑车走在清晨的马路上，马路潮湿而又空荡。童惠娴长叹了一声，像是为自己的前半生做了一次总结：“唉，人哪。”
一个星期之后耿长喜才知道老婆在外头摆摊了。听完妻子的诉说，耿长喜没有说一句话。第二天一早却比童惠娴早起了半个小时。当天晚上耿长喜就笑嘻嘻地问了：“今天生意好吧？”这个混球男人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老婆的心思的，耿长喜端了酒盅，开心地说：“上午环卫工人刚一扫完，我就在路面上撒上玻璃碴了。”童惠娴愣了半天，说：“你怎么能这样？”耿长喜不高兴了，放酒盅的声音便不好听。他用浓郁的苏北乡音说：“为你好！”他梗了脖子说话的样子活像他当年做支部书记的老子。
耿家圩子是童惠娴插队的地方。一九七○年的春天童惠娴来到了这座苏北乡村。是一条水泥船把他们从小县城分散到各个村庄去的，童惠娴站立在船头，心旷而又神怡，迎接他们的除了乡村锣鼓队之外，还有遍地的鹅黄色的菜花。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锣鼓声仿佛不是从锣鼓里头发出来的，而是那些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油菜花在风中摇曳，兀自发出的惊天动地的锣鼓声。童惠娴深吸了一口，多么柔嫩的空气呵，掺杂了植物的气息、太阳的气息、水的气息，以及泥土的气息。童惠娴的心情绽放开来了，三四天之内都没有平复。童惠娴甚至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她认定了自己的心情就是一朵油菜花，鹅黄色，有一种动人的摇曳，扑棱扑棱的，无始无终的。
耿家圩子当天晚上就传开了一则好消息，城里头来了一位美人坯子。人们都说，这一下晚上出门不要等月亮上山了，那些年轻人的眼睛到了晚上肯定就会自己放光的，就像天上的星，一颗比一颗亮。小光棍们的眼睛碰上美人没有一颗不会发光的。耿家圩子在不久之后就传出一首歌谣了：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第五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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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星，亮晶晶，
我在墙头望知青。
天上星泛指的，指那些年轻人。而知青则是特指，说的正是童惠娴。
其实童惠娴称不上美人。只不过皮肤特别的白罢了。但她的动人之处不在皮肤，而在神态。童惠娴是那种安静的、羞怯的姑娘，不爱说话，就会微笑。她在遇上生人的时候总是低顺了眼的，以那处招人怜惜的样子满面含羞，接下来就泛上来两腮红。她的白皮肤在这种时候就会格外显眼了，红而衬白，白而衬红，有一种楚楚动人的样子。这样的神态总是能够满负荷地激发起农民朋友的审美激情。他们用葱和藕这样的上等植物来比拟童惠娴，表达他们的心情，表达他们对城市人的认可与赞同。
农民朋友们说童惠娴和“大葱”一样水灵。而好皮肤则和“新藕”一样皎白。
童惠娴的歌声传到农民朋友们的耳朵里头，则已经是这一年的初冬了。农民朋友们再也没有想到，这个一说话就会脸红的女孩子，站到舞台上去居然是那样的一反常态，当着黑压压的一群人能把普普通通的一首歌唱得睁开眼来，一眨巴一眨巴的，直愣愣地盯住你，让你的下巴再也挂不住。童惠娴小学时代可就参加“小红花”艺术团了，还做过十几回领唱呢。这个胆小羞怯的小丫头一上台就镇得住场，豁得出去，台下的人一多她反而不害怕人了。用老师的话说：“天生就是一个唱歌的料子。”
入了冬就是乡村的闲时，正是各类文娱宣传队传播“思想”和“主义”的日子。公社把刚刚插队的知青组织了起来，挑选了十几个文娱骨干。这些文娱骨干直接肩负了党和毛主席的谆谆教导，用表演唱、三句半、快板书这些艺术形式把它们送到农民朋友的心坎里去。他们一村挨一村，走一村，演一村，学一村，教育一村同时又被教育一村。热热闹闹地红火了一路。当然，“不正当”的事总是会有的，演到一半上海的一位男知青和女知青就给开除了，他们有事没事总要蹲到一块说上海话，头靠了头，距离都不到一尺宽，把所有的人都撇在了一边。这像什么话嘛！这哪里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嘛！这不是宗派、小资产阶级是什么嘛！不要他们。让他们去兴修水利去。
童惠娴是这群骨干里的骨干。压台戏女声独唱就是由童惠娴来承担的。给她做手风琴伴奏的是刘家村的一个知青，叫徐远。童惠娴和徐远是老乡，童惠娴毕业于二十一中，而徐远毕业于九中。方言相同，在一起说说话的时候当然就多一些。幸好有上海知青的前车之鉴，要不然童惠娴犯一些错误也是说不定的。童惠娴自己都意识到她在徐远面前的话已经越说越多了。照这样下去无疑会有滑进小资产阶级泥坑里的危险性。这真是太危险了，一个人如果对自己不警惕，走错了道路实在是一眨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