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第16/41页
朋友是另一个自己
从一个个体生命的降生到死亡，其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要历经无数次的重大变化。最初来到世上，我们一丝不挂，彼此相似得很，男婴和女婴之间也不过只有一处区别。但是两岁前后，我们的个体意识开始成长，开始排斥其他孩子，有时我们会与陌生的孩子厮打起来，抢夺他们手里的苹果。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学会了那首广泛流传的儿歌：“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一个好朋友。”社区文化中的这种团结意识，注入了我们的心灵。于是，除了与所有的人保持平和，我们还凭借天然的好恶，特意与那些邻居的孩子，夸奖过自己、给过自己糖吃的人，以及比自己有本事的小朋友保持密切来往。大约七岁左右，我们第一次较为明显地以家庭的光荣，区别我们所见到的人，罪犯、穷人、父母关系不正常的孩子，受到歧视，有生理缺陷和体质弱、智力差的人，也受到集体的冷落。到了青春期，男女的性别差异极度加剧，异性之间的交往受到明显阻隔，来自遗传的因素、十二年来的经历和幻想，在我们身体里进一步生根发芽，使我们在十四岁时，明显分出了各自的交际圈子，有共同志趣的人走到了一起。十六岁，我们与父母的隔阂越来越大，十八岁发现社会有问题，历史书上尽是假话，二十岁时我们已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至此，人和人之间常常隔墙而邻，甚至自己和自己闹起别扭，我们在茫茫的人海里，感到万分孤独。此时，我们需要两种东西以慰心灵的清苦：一种是爱情；另一种就是友谊。
爱因斯坦说：“世间最美好的，莫过于有几个有头脑和心地都很善良的朋友。”
有许多曾经被我们一度引以为近友的人，由于经不起漫漫岁月的消耗，已渐渐疏离了我们。剩下的一些，有的或许能与我们一同走完生命的长路，有的依旧慢慢地与我们分离。我们理当珍视早年的交情，当年我们不曾把密不可喧的烦扰和扑朔迷离的壮志告诉父母，却无一保留地说给了朋友听。当我们力不胜任的时候，我们曾为了同胞般的情谊，相互提携着。凭经验而言，儿时和少年时的友情，在人到中年时，常常变为手足关系，这对人生的快意而言，对在事业上形成鼎力相助之势，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失去它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尽管我们可以摆出许多理由说自己只是出于无奈：性格志趣越来越不相投，对方的缺点越来越多等等，但是我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注意一个敌人，即，那个已经为我们所熟知的顽敌：苛求完美。寻找没有缺点的朋友的人，永远不会有朋友。谁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和自己步步合拍、一模一样的人。
二十岁到二十三岁，面对更强大的孤独和更复杂的人生，本着现实的宗旨结交一些新知，就显得同样的重要。这是我们结识真正意义上的朋友的最后三年。
培根说，真正的朋友具有三种人生意义。首先是“通心”，他说：“你可以服撤尔沙以通肝，服钢以通脾，服硫华以通肺，服海狸胶以通脑。然而，除了一个真正的朋友之外，没有任何药剂是可以通心的。”此所谓，快乐说给朋友，欢乐从一份倍增为两份，清愁说给朋友，忧愁由一份减半为二分之一。其次是告诫，朋友从旁观者的角度，时常提醒我们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作更好。第三即是亚里士多德的那句至理名言：“朋友者，另一已身。”也就是朋友之间的互助关系。
二十四岁以前的朋友可以胜任这些，堪称“永远的朋友”。但此后的朋友却不能完全作到这一点，除非我们经历了一段较为特别的遭遇（就像后面将要提到的一段贫寒的日子），并在这段落魄时节里得以知音，就如恩尼乌斯所云：“在命运不济时，才能找到忠实的朋友。”否则，那些朋友就只能是临时性的生存同盟，或者由于我们暂时有求于他们，或者由于他们认为我们身上有利可图。恐怕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们才会发觉，他们和早年之交不一样。他们有可能锦上添花，但不会雪中送炭。
以前，我们找到的都是与自己性格相近的朋友，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易于交谈，使人轻松。但是到了二十二岁，我们会觉得自己的交友范围太窄了。我们尝试着交一些和自己不太一样的朋友，以便弄清楚自己以外是个什么样子。这些独具特色的朋友们，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也通过这种新尝试，变得更加善解人意和乐于合作了。
这种尝试有利于日后为事业结成功利性友谊的建设，也利于我们提早从心理上扫除模范文化的偏见和博奕论“有胜必有败”的狭隘竞争观念。比起统一或斗争来，世界更需要艺术性、丰富性、谈判双方互益的合作性。许多人在事业上不举，在世界观上格外狭隘，其主要原因之一，恰是他们一直缺少和自己不一样的朋友。
除了恋人之外，我们有了其他异性朋友。有了年龄或比自己小或比自己大的忘年之交，以打通时间的隔墙。我们有了更多的海外朋友，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时，朋友们构和的总体已不仅仅是“另一已身”，它代表着社会和人的各个不同的断面。朋友越多，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就越全面和丰富，对信息的感知就越快速灵敏，生存能力也就越强。
朋友对我们是那样至关重要，我们也当涌泉相报——
♀ 我能理解你：儿时我们曾有过无数伙伴，现在却已无影无踪。回想一下，活到二十三岁我们至少会经历过200个同龄人，为什么我们没有与所有这些人交上朋友？精力是一个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多数的人不能与我们互予理解。我们的朋友之所以也把我们当作手足，也正是因为我们有可能懂得他们。如果我们不能设身处地而始终如一地理解他们，并为他们提供一些启迪，那么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被他们从心目中的名单上，轻轻地勾掉。此外，我们一定要作到，不要把他们的秘密泄露给他人。
♀ 我愿倾听你的心声：就像对恋人和配偶一样，倾听永远是一门动人的艺术。倾听除了可以获悉许多人和事的知识，还可以让朋友觉得他很重要。至少，倾听是一种行为语言，它的含义是，我对你的生活感兴趣。在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一种人，他们对朋友的事情不算很关心，经常打断别人的话头，莫名其妙地用诸如“特逗”、“真的”、或者“就跟我那回一样”，谈起自己的事情，比如自己如何被好多个异性追逐，自己如何赚了大钱，如何如何不可被公司缺少……正因为这种孩子气的人太多了，才显得乐于倾听愈加重要，更为动人。
♀ 我为有你而光荣：当我们有了恋人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多年来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结交的八方朋友统统忘在脑后。我们可以让他们出席我们的婚礼，依旧可以结伴交游，可以打电话给他们，说他们出的主意使我们得以在某件事上成功了，我们甚至可以被自己的独生子起名字全力交给他们，使朋友们感到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着点点滴滴的光荣。
♀ 你悲伤的时候有我在：不要取笑朋友的懊丧、失败、软弱。他们作了错事，需要我们去鼓励改过，并且找个办法摆脱困境。失恋时，他们需要我们给出一个信心，一个证明，让他们觉得自己还不至于糟到没人要的地步。丧失亲人时，他们需要我们无言的问候，轻抚他的背，握紧他的手。实际上，他们在快乐的时候，并不像此刻这样需要我们。
♀ 我永远是你的劝告者：凡事最怕遇到道德冲突。比如一个朋友因为偷了巨款被发现，或是因为酒后暴怒打伤了别人，在警方追捕下，他要求我们帮忙藏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叛卖朋友是一种罪，违背法律也是一种罪。假如这种冲突已经到了必须背向朋友而支持法度的时候，我们除了应该为没有提前劝告他中止犯罪而追悔，别无选择，只能力劝其自首，然后告诉他，他依旧是我们的朋友。
♀ 退一步，海阔天空：没有襟怀的人不会有朋友。歌德说：“我再次发现，误解和成见往往会在世界上铸成比诡诈和恶意更多的过错。”的确，误解和冲突在生活中来得太容易，而且每个人又都总是轻信自己可以无须深究细问便能得出准确无误的判断，总爱轻易地把朋友的行为误解为恶意。假如我们真的被误解了，不妨忍让一下，退一步，等待一个时机，恢复自己的形象，给朋友一个更正自己的机会。
人们每失去一个朋友，就等于经历了一次死亡，每获得一个新知，就会多出一份新力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在伴侣过世后，天天坐在暮阳下。数一数家珍，他们的全部财富只是一个勉强可以称之为家的根据地，一群散落四方而不常回家的子女，银行里一小笔积蓄，一段为期数十年的回忆，一副行将化为泥土的躯壳，还有几个共同走过风风雨雨的老朋友。那时，最代表生命意义的，只是一根拐杖和三五个默不作声的老朋友。六十岁时，朋友已经化为了同胞兄弟和姊妹。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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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7月1日
沟通四面八方
人类文明史上有过几次绝对的隔代质变，而且每一次都会形成一道鸿壑难填的代沟。离现在最近的要算本世纪五十年代的那一次，那是一次青年人与大战前成长起来的父辈们最为严重的冲突。希特勒时代费解的残酷和斯大林可怕而固执的铁幕，彻底改变了整整一代新人关于历史、世界现状与未来、人生道德的认识。当时的世界青年几乎全部采取了与祖辈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由此构成了一条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大代沟（Generation Gap）。
这道深刻的大沟没有在当时的中国发生裂变，原因有四点：（1）中国有着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战地情况，环境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人们的注意力在大战后不久便转移到了内战之中。（2）整体的文明素质低劣，对于令人困惑的灾难性事实，缺乏洞察力，那些灾难不足以使国人的世界观发生震颤，人民只求活下去。（3）五十年代，为了抵御西方干涉，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封闭性国界，在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绪下，力求独立，在经济重建上有求于苏联。（4）集中制原则只允许一种生活态度：把一切交给共产党和祖国。
这一切不留余地地截住了世界青年转折性步伐在中国的回声。此后三十年，所有中国人的文化信念依然故我，和民国时期相比，只是在形式上有了一条浅浅的小沟，没有层次上的变化。不管生活多苦，人们还是相信有某个人，有某种东西可以救世。直到八十年代以后，人们才开始自己救自己。那时，开放政策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世界，人们在赶路，三十多年前的那条世界性大代沟开始默默地向中国蜿蜒。于是，整整一代人背叛了原有的生活，就像五十年代的世界青年一样，混乱地在寻找。
但是，尽管共和国史上这道最刺眼的代沟，与世界性大代沟在层次上有着承接和延伸的关系，但由于时代和环境毕竟变了，因此它在特征上便很独特。我们是以对十年动乱痛苦的反思开始叩问自己的灵魂的，尔后新诗的论争、经济大潮的刺激、各种迷人的理论的输入、大多数人朝外看和向里比得到了朴素的认识，所有的这一切拧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大代沟的这一面。我们坚硬的观点，无时无刻不在与对岸强硬的老人们，碰得叮当乱响。
我们的父辈停留在代沟那边，他们觉得自己有必要生下来就去捍卫一种自己没有读过的理论。讨论问题时，他们火冒三丈，思维混乱，认为自己的个人经历就是整个民族的经历。他们常常把"政府"和"祖国"混为一谈。在生活上，他们为自己的旧衣衫扬扬得意，夫妻之间缺少看得见的恩爱形式。他们认为看报纸就是读书，他们喜爱的所谓"艺术"，基本上与艺术无关。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青年朋友，没有一次真正的和和气气的对话，但却想当然地坚持说，青年人不可救药。他们并不了解世界的真相，但当一个香港人坐在他们面前，他们却要评一评自己一次没有去过的香港。他们总是把人分成两类：一部分是好人，另一部分是坏人。
在这个父亲们握有权柄的社会中，我们被视为一批不招人喜欢的害群之马。他们把我们与他们不相同的信仰，睁着眼睛指责为"没有信仰"。当触及复杂性时，我们对一件事物的优与劣的细致论述，被他们说成是爱憎不分明，前后矛盾。他们企图让我们和他们一样，过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对我们的夜生活和晚睡晚起，对我们的畅所欲言，读所有的书，听所有的广播，开展异性友谊情，他们均认为是对生活的不恭敬。当他们显然是门外汉时，他们却能天花乱坠地把我们最清楚的事情，分析得乱七八糟。
另一方面，让我们更为难过的是，我们青年人自己也不能彼此接受，我们在代沟的这一面挖来挖去，营造了久久交错的小沟小坎。我们各自抱着自己的杂七杂八的生活观念，相互诋毁着，表示着对对方的轻视。于是，健康的个人主义走向了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私，经济领域和爱情领域里出现了日渐其多的骗子，而在每一种反抗社会的行为中，都隐隐显露着矫枉过正的报复心理和破坏性。我们的一部分人寻欢作乐，十分可怜那些穷酸的有教养的人；另一部分人钻进象牙之塔，不齿于走入尘世。
当我们由于对社会的不公道表示不满和无奈，开始过上得过且过甚至纸醉金迷的生活时，我们终夜投赌，溺于酒色，我们不是对社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是采取破坏环境的办法去发泄。但是，这样作是不是有助于我们说服长辈认同我们的思想，我们已由最初可以被理解的消极，蜕变成混世魔王，这又怎能不引起长辈们的激烈指责？
我们一边翻着书本，大谈新思维，一边却在想着个人的实惠。看一看考场有多少人在作弊，看一看至今仍没有学会排队的人，看一看食堂里浪费的粮食和无人熄灭的盏盏室灯，我们是不是的确像自己标榜的那样，是个"纯粹的人"？我们真的可以去任何一所高校看看，看看有哪一幢宿舍楼的墙壁能在刷洗过一个半月后还保持洁白！
世界从来不曾被简单的仇视和几套支离破碎的原理所改造，其污垢也不会被一场革命所清除。它需要几代人默默地工作，既不失于信仰的初衷，又与世界找到调和的基点，去接近社会管理的中枢，慢慢使之趋于完美。
颓废主义不能证明我们所信奉的东西是正确的，相反，只能更加招致社会对我们的排斥。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重申这本书已经反复强调过几遍的合作精神。相处--各种不同的人相处--是二十一世纪的颜色。确立了这个原则，我们会清醒的意识到，父亲们不会认可我们的信念，正如我们也不会认可他们的一样，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时间里两种经历不同的移民，但我们必须相处在一起，保持和平，承认与自己不一样的东西也存在价值。
〇 和自己相处--
巴尔扎克十九世纪时描述过这样一种人，他们"与别人和睦共处，却跟自己过不去"。实际上，二十世纪的人在与长辈和同龄人过不去的同时，也和自己过不去。换句话说，他们和什么都过不去。从这个角度上看，当代人更接近于自杀的边缘。有时，看着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父母，我们甚至禁不住流露出羡慕。他们并不知道许多人生哲学，然而，他们没有那么多烦心事，显得很有奔头儿。但我们不可能为那种闭着眼睛摸来的幸福而关闭自己的心扉，自甘作个乐呵呵的白痴。于是，现代社会中内心矛盾的三大根源--远虑、自卑、时间短缺--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们的心。那么，我们不妨尝试一下，这样作：
--"立足于今天" 我们常常感到烦躁不安和无以捋清的矛盾，实际上它们与眼前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它们有的源于历史缺憾，有的则是未来的问题，总之那都是些我们毫无必要杞人忧天的远虑。如果我们总是把眼前的生活小事扯得很远，再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批判一番，那大多数欢乐都将终结。生活就是生活，它只需要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不太需要波澜壮阔的理论去指手画脚。
--"欣赏你自己" 很难想象大自然会造就一个全然没有长处和用途的人，让他来占据现代社会不算充裕的空间，它也不会创造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以使其他人感到深深的自卑。漂亮的人由于自小常常轻易得到夸赞和宠待，变得凌傲而思想浅薄。聪明人仍有其解不开的难题。那些有性情的人容易吸引人们的目力，但却会被世俗的积习所摧折，生命之树一天天枯黄。成功者招致的抵毁，使他们苦不堪言，他们再也得不到普通人的宁静生活和安全感，失去了逛商店和游泳的自由权。那些缺乏人之亲情的权贵子弟，在其卖弄显尊时绝对猜不出，仰观者的妒慕中藏着多少想唾他一口吐沫，或者恨不得把他剁成肉酱的念头。可是，我们却没有这些不足，因而是值得自我欣赏的。
--"留下一点隐私" 我们理应有一块秘密的空地给自己，它包括藏信件的抽屉、不为人知的隐私、小小的阴谋。我们还有一段自己的时间，用于睡眠、思索、独处，以生发出别的更有意义的东西。这些就像金钱一样，应该得到最高程度的珍惜。假如我们要在一连几天的电话里分别告诉各方朋友，自己最近在作什么，我们就有权表示厌烦。如果我们总是被人打扰，用自己的时间作无益的奔忙，那么下决心告诉他们，我们不想让自己"渴望回绝但又总是违心应允"的老毛病继续折磨自己了，我们的嘴要和我们的心协调好。
〇 和同代人相处：
--"自己的理想是否公道" 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这样的真理守护者，他们一面声嘶力竭地呼唤爱的真谛和真善美，一面却借口爱的解放去欺骗爱。他们可以一面发自真心地争取自由和民主，一面却又咬牙切齿地在内心里盘算，计划着得势后该怎样把对立面的权力剥夺得一干二净。说穿了，这种理想只为自己服务，它没有对全民（包括对政敌）的公道。
--"自己是否有绅士风度" 当我们从那些不愿排队而蜂拥挤向车门的人群中脱离出来，并且远远地看着他们为无关紧要的一席之地仓皇争抢，我们除了可怜他们竟是那样如临大敌之外，还会因为自己没有加入这种狼狈不堪的竞争而暗自庆幸，即使为此只得再等下一辆车，我们也还是会因为没有使灵魂蒙垢和汗流浃背而自感光荣。知道吗？当我们把一份小小的礼让含笑送给儿童、女性、老者，把一点点温情送给弱者和残疾人，那种心满意足的自豪感是难以描绘的。可是，问一问自己，我们这些文明人有过这种自豪吗？
--"真理是否只有一个" 胡平在《哲学随感录》中这样写道："现代社会不应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在其中人人都持有相同的一大套所谓现代观念；现代社会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在其中，人们具有着各种各样的思想而又能很好地共处。"如果我们还是像父亲们那样，认为真理只有一个，而且自己的那一个就是真理，全社会都必须服从它，那么我们就和父亲们没什么两样。依旧不会尊重别人的意见，不会相处和合作。事实上，真理有许多，我们不能让真理和真理相互厮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