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第7/41页
就像梅子说的，这时的情感,"说它盲目，却也清醒，人海的噪音即使铺天盖地而来，它也一样我行我素"。我们走在大海边缘的浅滩上，不必为"可能淹死"或"怎样远航"而担忧。成功了，我们会走得更远，失败了，就转回家。十八岁，是一个自立而不必谋生的年纪，因此我们的想法有恃无恐，丝毫不姑息。
我们几乎一直认为，十八岁最重要的一桩事，就是必须证实"自己不再是孩子"了。如果父母和社会能设法使我们相信这是桩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的极端主义造反精神，会相对减少。但假使得不到肯定的回答，我们便只得过分地强调自己的立场。
二十岁之前，我们的许多个人壮举，都是这种正常欲望的表现。单小燕，一九八四年春秋时装大奖赛中唯一一位男装设计一等奖的得主。当时，她只有十九岁，但她凭着艰辛的自学，又用600CC血换得了参赛资格。她告诉记者说，之所以必须这样奋争，就是要向社会宣布她的存在。可以说，青年时代如何表现独立性，如何表现出"与成年人的平等"，取决于我们对"成长"的概念持有什么样的看法。假如成长意味着独立存在，我们就会像单小燕那样，努力争得展现自己才华的一席之地。如果成长仅仅是指不受约束，我们就会以极端化的方式，从事破坏法则的事情，也就是"青年反抗主义"的作法。我们会刻意模仿中年人的抽烟姿态，在情敌面前表现出中世纪骑士般的仇恨，也会学着电影里的坏女人和画报上的明星姿态，吸引各种各样的男孩子。
这种走极端的作法，多年以后想起来，的确是杂乱无章的。翻一翻这个时期的日记，我们会轻而易举地发现许多颠三倒四、前后冲突的观点。但当时记录这些感想时，我们相信自己的头脑并不幼稚，我们是严肃的，完全没有想到多少年后的某一天，我们会对昔日的这些想法感到脸红。可以说，十八岁的极端化，是矛盾化的姊妹。
矛盾化，人生的永恒特征
我们一睁眼就陷落到各种纠缠不清的冲突之中，我们总在思考，却一直不得其解。因此，在每一个行动中，在我们极端化的情绪中，总藏有一丝不安。这使我们保持了几分谦逊，没有把话说绝。或许，我们还陷在了矛盾之中，自我否定，难以自拔。
有许多人，直至十八岁仍未能果断地承认自己的性别现实，朝自己的方向行走。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脂粉气很重的男孩子，他们在内心深处不愿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而是模仿女性的姿态。轻微的，孤僻清傲，时而发出几声娘娘腔。严重的，沾上了被庞坏了的女人的恶习，他们搔首弄姿，虚张声势，乱发小姐脾气。与此同时，由于人类文化中"男人比女人优越"的想法根深蒂固，因此女孩子"不喜欢身为女性"显得比"男孩子女性化"更为显著，这就是阿德勒在弗洛依德影响下提出的那个著名的"男性钦羡原理"，它或者表现为对男孩子，特别是对漂亮男孩的无比讨厌，或者表现为对所有男孩子的过分兴趣。
还有一些人干脆和自己的成长矛盾起来，他们希望永远逗留在童年。于是，他们喜欢用儿语与父母交谈，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他们时常向父母作出他们喜爱的小动物，例如小猫小狗的样子，学它们的叫声。在单独与爱人亲昵时，他们就像是嘤嘤私语的幼童。
一方面，我们是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事情不懂的，并一直为此惴惴不安。但由于偶然得到了几次表扬，而且在日益增加的社会交往中，这种偶然遭遇表扬和恭维的机会越来越多，我们于是萌生了"无知未必无智"的心理。甚至，我们有了一种渴望得到更多赞美的念头。实际上，女孩子由于通常缺乏自信心，所以习惯于用别人的赏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男孩子过分追求赞美，那却是一件可悲而又危险的事情。男人对赞美的热衷，常常是精神虚弱的同义词。
另一方面，我们又莽撞地自信什么都懂，而且常常故意回避问自己"不知道什么"。于是，在我们混沌未开的世界观里，恐慌不安和妄自尊大的极端化、羞怯自卑和亢奋的责任感、虚荣心和诚实的天性，便构成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而不成熟的年志、零敲碎打的知识、对往昔胆大妄言的挥斥，便与初生牛犊的执著和"我不会错"的狂想相交织，而且把着我们的手，一气呵成地写下了矛盾重重的青春日记。
赫胥黎说："只有死人才是始终如一的。"换句话说，矛盾是人生的永恒特征。如果我们解决不了它，它便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能不断摘除如期而至的各种矛盾疑团，一步一步向前走，矛盾化便只是对我们的考验，是我们的动力。实际上，对矛盾视而不见，置之不理，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请相信，十八岁至二十岁之间所遇到的恐慌感、极端化、矛盾化，完全不必我们为之忧心忡忡，反而可以使之成为我们追求成功的推动力量。在明确了这些基本事实之后，便到了我们直面具体生活问题的时候了。可以说，我们此时已完成了一种心理转变。爱情走向我们，我们要离开父母。爱意每向我们靠近一步，我们就与父母多了一些分离。此时的所有心态变化，都与我们的情爱、独立意识、行为风格有关。让我们来看看与此相关的十大问题--
爱，是一种权利
爱情的审美意义，是我们整个人格的最完美的实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问题能吸引如此众多的诗人、心理学家、哲学家的目力，也没有哪能一个问题能比爱情包容更多的欢乐和忧伤，更没有哪一个问题能像它那样足以滋养生命的健康或者彻底毁灭一个人的幸福。爱情是一所学校，同时也可能是一座火葬场。因此，我们无法不精心地关注它。
十六岁的时候，大多数女孩子是把目力投放在群体中学业最优秀的男同学身上的，哪怕这个优等生并不漂亮。她们会长久地记住他，甚至很久以后，依然会为当初没有接触他的机会而抱憾终生。十六岁时，王偷偷喜欢上班里的一个高个子但不漂亮的男孩子。每次考试，他都会把第二名远远抛在后边，涉及他的学习、生活、家世的传说，神乎其神。毫无疑问，这一切也同样吸引着其她女同学的青睐，许多人总是以求教解题方法为借口去接近他，但王却始终没有那样作。高中文理科分班后，他们分在了不同的班集体里。后来，他们都从青岛考到了北京，王在北大中文系学汉语，他进了清华无线电系。在清华园的一次周末舞会上，王意外地遇到了他。此时的王，已出落成北大的一朵校花。王问："还记得我吗？"他的回答出乎王的意料："实在想不起来了。但似乎，有点印象。"王没再说话，也唯独没和他跳舞。第二天，他跑到北大36楼，找到王的宿舍。一刹那，王被喜悦占领了。但她没有想到，他说的第一句话竟还是那样不伦不类："我想了整整一夜，终于想起你了。"王的眼底失去了尚存的一丝柔情。不久，当时正在追王的李，也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来到了女生宿舍。他则慌忙站起来，失态地跑回清华，没有说任何告别的话。从此，王飘忽的梦结束了。他也再没有出现。一九九一年，二十五岁的王就要去美国了，她把九年前那段隐情说给我听，言谈中却似乎依旧怀念着她那少女时代的梦中情人。尽管她十分清楚地知道，梦中情人与现实中的他完全是两个人。可以说，许多女人都曾有过相同的经历，也有许多人曾默默地爱过男老师，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按照老师的形象去寻找爱人。
对于男孩子来说，十六岁的爱没有这么持久。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漂亮女孩身上，或是集中在由于奇特的童年印象而被他们自己认为是漂亮的女孩子身上。也许分开仅仅一年，那个女孩子便会被他忘得一干二净。十年后，当我们提起往事，他不会牵肠挂肚。过去的已经过去，十六岁的爱只不过是愉悦了他们的眼睛。不过，就当时的真挚程度而言，男孩子的感情又不可说是不珍贵。他们会在想象中赋予意中人无比神奇的色彩，并拒绝把她与性交联系在一起，即便是由于睡眠中的冲动，或是故意手淫，他们也只是想象出一个坏女人去实施。要二十五岁的人去想象这个年纪富于诗意的情操，是困难的。对于爱，十六岁的少年采取的，多是歌曲和诗的方式，而且很自然地充满了象征主义。他们虽然充满浓烈的激情，但却没有多少亲昵行为，就像是欧洲中世纪的情人们一样。
那个时候，与其说他们是寻找爱，不如说是在希求接触和懂得。实际上，当少年人很早便显露出对异性的兴趣，并打定主意去寻找他们所喜欢的伙伴时，社会不应该认为这是一种性早熟或胡闹的标志，把它蔑称为"早恋"，也不应该把它视为笑柄，或病态地联想到性的接触。相反，应该宽容他们的看法，并把这种可贵的感情当作他们学习爱情和婚姻生活的一个准备步骤。不仅如此，爱情还是少年人真正走向属于自己的世界的一个伟大步骤。为此，数学家兼哲学家罗素说--
那些从未领教过两人之爱所具有的密切关系和深厚友谊的人，失去了生活本应赐予他们的最美好东西。他们无意识地--假如不是有意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这种不满会使他们朝嫉妒、压迫、残忍的方向堕落。因此，让热烈的爱情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应当是社会学家的责任。如果没有这种经验，男人和女人都无法进入完美的境界，无法从世上其他人那里感受到热烈的情感。而如果没有这种热情，他们的社会活动无疑将受到损害。
在十七岁大步走来时，我们有了独立意识，爱意便像潮水般地蔓延在我们心田。我们向好朋友透露自己的秘密，向所爱发出第一张要约的纸条。也许消息不幸走漏，或是被不知所措的心上人交给了老师，老师便搬来了父母。我们不懂得，他们为什么要反对我们。如果不让我们去爱一次，我们又怎能得到经验？又怎能知道社会劝诫我们的理由是正确的？只有我们自己更清楚，我们心中已埋下爱的种子，而且就要抽芽。这是抹不去的影子，尽管迫于高压，我们不得不暂时停止去作，但谁能阻止我们去想呢？实际上，就连我们自己也无法阻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在反锁的家门里停止走神。父母师长的阻力，并没有帮我们节省下来爱恋消磨的时间，只是保全了他们自己的安心，但却深深地刺伤了我们。
我们渴望这样的父母，他们坐在我们的床头灯下，轻声地问："孩子，谈谈你有把握吗？"我们最爱这样的老师，他们既无纵容，又不认为我们走上了邪路，而是告诉我们一条终生难忘的真理："不能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鲁迅语）如果他们把这个年纪该交给我们的，全部不逾期地交给我们，我们将会更好地学到生活和爱的真谛。
今天，少年群体中所表现出来的泛性主义倾向，并不是少年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其原因正是由于舆论始终禁止他们去爱，于是他们便对一桩原本美妙的事情怀有犯罪感，并用极端化的反抗享受着偷偷摸摸的快乐。由于没有完整的性知识，泛性主义的结果便促成了更多的流产，污染了性器官。
为了生命更有意义，十八岁时，我们需要掌握一些爱的基本知识。
Y 爱的起点。十八岁，我们一步步走进爱的区域，宛如第一次踏上冰层的人。前面充满失败的危险，我们又毫无经验。我们喜欢花掉大量时间，去猜测、压赌、拐弯抹角地打探意中人。由于我们天生缺乏自信心，或是过于羞怯和矜持，我们曾默默目送着自己所爱的人一点点走远，或者被浅薄但却勇敢的人带走，而我们自己只是在写日记，纪念爱恋的存在。实际上，这正是恋爱的症结。我们的起点没有放在接触上，反而是沉溺于主观臆想。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对方："我想了解你！"
Y 爱的原则。不要把爱情和事业分开。为事业牺牲爱是愚蠢的，尽管它时常显得悲壮，但起码是一种残缺。为爱而牺牲事业同样愚蠢，因为一旦爱情消失，生存的全部基础将会一同消失。此外，男孩子恐怕要到二十六岁，才能彻底摆脱生理姿色对其择偶原则的控制。但十八岁时，我们不妨在头脑中，强行加进一个观念："将来，我们会渐渐懂得，和谐比漂亮更重要。"而十八岁的女孩子，由于依赖性和孤独感，会认真地想到拥有一个家，并渴望为这个家寻找一个合适的丈夫。但此时，她的标准太高了，那人必须是白马王子，不仅肚子里有才，还要谈笑风生，最好是风流倜傥有阅历，还要有钱有势。为了失恋时不至于太悲伤，女孩子也一定要提前知道："完美只在电影中存在。"
Y 爱的方式。在中国，能被现代人称之为"完美的爱"，自古罕见。由于典范爱情不能在各个历史年代比比皆是，因而只显得有几件恋情分外可歌可泣，可歌的是梁祝，可泣的有唐明皇和杨玉环。不过，即使是这几桩罕见的恋爱，也未见得有法国贵族那种浪漫的玫瑰花式的爱情传统。我们没有自己爱情经验，又无法把欧洲的方式搬进中国。怎么办呢？还是走自己的路吧，干嘛非要学人家。只有自己觉得对，不妨就试一下。十八岁时，有人有了初吻，甚至更多的温存。但我们拿不准究竟什么时间适宜最初的性经验，我们只知道一条科学的经验，不能用长久的性自慰的办法去代替它，那将毁掉我们的心理健康。
Y 爱的基础。鲁迅曾说过，爱情不能为金钱所买到，却能被金钱所卖掉。今天，对于十八岁的感情而言，完全没有钱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它需要贺卡、冷饮、围巾，需要一个小小的心意。因此，它确实能被缺少金钱所卖掉。不过，我们是否知道？缺钱的时候，最能观察对方的性情--最可爱的女人不要男人破费，却鼓励他相信明天；最好的男人不假充大款，却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勒紧腰带，作出一点合理的破费。不过，总得说来，十八岁的爱远离物质性，不大考虑至关重要的学历差异、门户教养、病史因素，因此，十八岁的爱，大多数没有结局。但无论将来我们如何看待此时的爱，十八岁的情怀毕竟是存在过的历史。这时的爱，不能算早，但却过于幼稚。它耗费了许多时间，但却增添了几分成熟。
Y 爱的目的。迟早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明白，爱的真正目的不是奉献，当然更不是索取，也不是在奉献的过程中索取等价的东西。爱，仅仅是一种权利，它的终极目的就是健康，生理上的，心态上的，你的，我的，他的，全社会的。在《我的信仰》中，罗素说："高尚的生活，是受爱的激励，并由知识导引的生活。"也就是说，只要是在正常的状态下，爱可以鼓舞我们过上普遍高尚的生活。反过来，在高尚的生活中，我们的爱就不会因为男人的胆怯或粗俗，以及女人的无事生非和无休无止的抱怨而荡然无存。
当我们养成了爱的习惯，我们就会健康地对待生活和生活的荒延性，并且拓展爱的外延，不仅爱自己的权利，也尊重别人的生活。
《青春的敌人》第一部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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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4月19日
把自卑消灭掉
许多人以为，胆大妄为是十八岁人最为严重的问题，但我的经验却恰好相反。我发现，过分的羞怯和深深的自卑感，才是中国人在二十岁之前的真正问题。我们多少年来的反常的早期教育，使家庭教育在整体水平上归于失败。因此，只有极少数天质较高、家庭教养良好的人可以有幸避免自卑，但绝大多数人则要终生与其结伴，有的沉溺下去，一辈子缩首缩脚，有的顺水推舟，装作老成持重，一语不发地掩饰它，有的反其道而以目空一切的极端化与之抗衡。
研讨自卑意识如何产生，不是我的主要任务，我要说的是，如何消除自卑。不过，对自卑的产生一无所知，却妨碍着我们去努力消除它，这正像不了解儿童就不可能了解成年人一样。如果一个儿童在家庭中的发言不能得到尊重，他的尝试性行为时常受到压制和打骂，或者他一直受着冷落，得不到爱，他的父母宁愿看到一个不敢走出家门的懦夫，而不打算鼓励他去闯天下，那么这个孩子的胆魄便提早受到了严重威胁。如果他先天具有生理缺陷，需要更多的体贴但却得不到时，他的强烈的自卑意识就会附带着报复心理，与日俱增，呈现出暴躁的特征。假如这种缺陷仅仅表现为不漂亮、不善于在客人面前表演、呆头呆脑、遗传性的胆怯，因而屡遭长辈的冷眼，这名儿童的所有改革性的潜能，便会被顽固的自卑感破坏掉。当父母热衷于一厢情愿地为他制订一个又一个远远高出他的能力的计划时，他注定要失败，这种反复不断的失败等于很早便告诉了他：“别干了，你什么也不灵！”当家庭中出现了巨人，而这位巨人又没能起来带领全家前进，相反只是以巨大的阴影遮盖住孩子时，孩子们也会产生自卑：“我永远也超不过他。”
自卑者大致有四种类型――
第一，自卑沉溺型。由于内心过于软弱，加之没能得到环境的补救，最终向自卑性格低头，一生没再振作，成了一个忐忑不安的人。
第二，自卑转化型。由于偶然的幸运、正常的妒忌心、冷静的自省，使自己不断得以扬长避短，削减了自卑。而且，他们善于掩饰自卑感，竟迈着小步履，在人生路上取得了略强于凡人的成绩。
第三，自卑超越型。在报复和自强心的催动中，又在天性或偶像的感召下，这种人会成为杰出的专家，甚至划时代的伟人。
第四，纯粹自信型。他们在儿时就没有太多的自卑意识，又因为在长期的竞争中总能获得胜利的清新感，所以全部消灭了自卑，成为世上为数不多的最理想的健康者。
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人群属于第一类，他们对长期的自卑渐已习惯，所以很少感到卑怯的直接困扰，除了一部分人因为一直不能忘记旧梦而时时不快活，大部分人已变成生活机器，只要相安无事，也就别无他求。
假如我们去大学或科学院走一遭，就会发现大量的第二类人。在他们身上，由于仪表缺憾、家庭不幸包括出身卑微、童年深刻的心理伤痕所酿成的自卑，隐约可见。只要悉心去看，我们就会从他们低头默思、近视眼镜后面眯细的眼线、从不挺胸直视别人的习惯姿态中，察觉到深深的自卑感。他们拙于交际，但翻开书本，谈到学问，他们的思维就像入水的鱼儿一样灵健。这种反差，是中国知识阶级的一个隐秘的特征。一个学识渊博洞悉社会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参与精神的残废。优越和自卑并行，使他们很难直接走向社会管理的前台。一方面，社会缺不了他们，一方面又看不起他们。
第三类和第四类是时代的火车头。但我们不得不对自卑超越型报有深深的疑问，翻一翻史书，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都曾有过暴虐的父亲或极不愉悦的童年记忆，当全斗焕还是“泥舍穷孩”时，他曾亲眼看见亲兄弟因为担负不起医疗费而一点点走向死亡，然而，当他们最后成为领袖时，他们又是怎样对待自己的政敌呢？他们留给世界的，多是家长制和经济崩溃。可以说，“多年媳妇熬成婆”之后，便会一模一样地专横，那种“苦孩子心甜”的说法不过是人们的善良的想象，大量的事实恰恰相反。而那些伟大的真正带给社会幸福的人，总是那种受过不长时间苦而又没有产生自卑的人，他们生就有一股一往无前的快乐力量，总的来说，他们绝大多数的日子，处在爱和幸福之中。
1932年，阿德勒在有名的小册子《自卑与超越》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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