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第2/30页
我假愠，亵尸会起到反作用，向非美军所为。但我不是真怒，表面上一副军官面孔，心下却……止不住想笑。而且确是笑了，半是因为欣赏这可憎的并呈：排泄、死亡，还有性；半是因为心头的喜悦：他――管他是谁呢――已经死了，我――独特、惟一的我――还活着。
如此快意于“物质实体原则”，如此执意于颠覆圣仪，两相结合，必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威廉・布洛伊勒斯，“好战心理探幽”，《士绅杂志》（1984年11月号），页54―65。
承认以战争为乐的并非只有布洛伊勒斯一人。战争和现代人的思想已渐不可分，以至颇为暧昧。知道了这一点，许多新兵在谈及“放血”时的欣喜之情或可解。电影脚本、文学，较之日常图景总要新鲜、刺激许多。此类叙事未必能引人效尤，但其刺激处，却也在人脑中辟出专区，可供杀戮之念纷呈；其话语结构亦使暴行得以归理，从而登堂入室。杀斗范型颇能诱惑人，正是因为其虚幻的质料，给人预留了想象空间。
战争文学与电影
远在参战前，男女少壮即已从杀戮文字中获得快感。澳洲少年想象力充沛，划定大片丛林，扫荡了其中的原住民；美国小伙以拳代步，将不驯的印第安人赶离了市郊后院；英国男孩在运动场上虐杀了不少污浊、肮脏的黑人。战争文学、电影和游戏，使人心向杀戮。当然，沉迷武打小说与杀念未必有关。此种小说的痴迷读者不乏少女，她们也崇拜男主人公，但其阅读快感也来自对女主人公爱恨情仇的关切。细读战士的日记、书信、传记，其借助（并改造）文学、影视意象，以吸引非战人士的努力，可谓一目了然。我们读过的战争小说，实在是受众最广的“基础训练”。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2
本书论及的三场战事――两次世界大战还有越战――其素材风格多样，既有大众漫画、帝国传奇，也有文学经典，如班扬的《天路历程》、维多利亚时代的丁尼生和威廉・莫里斯笔下的浪漫文字，亦不乏1939年以来称雄影坛的战争片。这些作品自成一格，已有许多史家和文学研究者作过分析，其中最精辟者莫过于美国人保罗・法塞尔以两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大作，《一次大战与时人记忆》（1975）和《二次大战：理路与表现》（1989）以及杰伊・温特的《感怀之地，哀痛之所》（1995）。在整个20世纪，战争文学一直风行。影院也推波助澜。1942―1945年间，好莱坞故事片有三成取材于战争，大半由美国陆军部、海军部及战争情报办公室协助摄制。肯・琼斯、阿瑟・麦克卢厄，《战时好莱坞：二战中的美国电影业》（南布伦瑞克，1973），页16及彼得・索德伯格，《朝鲜战争中的海军陆战队女兵》（康涅狄格，1994），页71。至越南战争，美国防部已无力控制战时影像（但仍能控制宣传片的发行，以及在各地独立和非商业频道的播放），电视已经把战争场面送进了每家每户的客厅。
战争电影、文学的吸引力不难想见。无论何人、何事，只消以此为背景，即较日常景象增色不少，或更气派、或更壮美。许多史家看重战争废墟中升起的幻灭文学，这不难理解；即是爱国主义题材和对战争的英雄主义刻画，亦从未失宠。除经典作家如威尔弗雷德・欧文、齐格弗里德・萨松和埃德蒙・布伦登以外，战争作品依旧充斥着“雅言”和陈词（如战火洗礼、青壮改颜、武士英勇之类）。论述至当者仍是泰德・伯加奇，‘文字当道’：一战的语言、诗歌及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当代史学杂志》，58期（1986年9月号），页643―668。电影也是一样。宣扬爱国主义的文艺片，比如约翰・韦恩主演的《绿色贝雷帽》（1968），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虚构故事、典型人物，惟其夸张而更易辨识。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执导的《现代启示录》（1979）挖掘了人内心的黑暗，追索了以残酷为乐的深层原因。片中，无往不胜的基尔戈上校抽空拍着属于自己的约翰・韦恩式的片子，海军陆战队员出入枪林弹雨，在危机四伏的海滩上享受着惬意的烧烤，瓦格纳乘着战斗直升机呼啸而过：这些在观众看来非常过瘾。随着“二流电影”走红，英雄史诗片更趋极端。西里奥・H.圣地亚哥在其《打入敌后》（1987）中，指望观众将主人公视为超人，凭一支机枪就能撂倒数百敌兵，白天潜入敌营。他们无需休整，英勇无敌，成天就是不知疲倦地杀，杀，杀。
并非所有作品都炫耀武功，美化战争。凡战，总有声势浩大的文艺运动，反对穷兵黩武，战时、战后皆然。最显著者即一战文学和表现越战的影视、文学作品。这些虚构的叙事，不再为杀戮“开释”，其主旨多是个人理想的幻灭，以及面对技术驱动的军国大国时的不足道。电影《猎鹿人》（1978）的导演麦克尔・西米诺曾说，“好的战争题材电影”必是“反战的”。引自泰里・克里斯登森，《胶片里的政治――美国政治影片纵览：从“一个国家的诞生”到“野战排”》（纽约，1987），页152。正如反战示威常背离初衷，变成“胡、胡、胡志明，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为战争鼓劲一样，反战电影不过是换个战场，很快就又给战争贴金。越战时的菲利普・卡普托是个好例子。训练时，他就提到课堂实在麻痹人：“当时以为战争很浪漫，可以拼刺刀，还可以死里逃生”。为什么呢？“我想像《瓜达卡纳岛纪事》、《见鬼，给我撤!》等电影里那样打仗。”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14。这些电影虽然把战争场面写得很丑陋，而且排斥英雄主义，但仍深深吸引了卡普托。如实表现战争，未必就是宣扬反战或和平主义。详细讨论，可见南希・安尼斯菲尔德，“天启之后：拉里・海纳门《帕科的故事》中的叙事”，收欧文・吉尔曼（小）、洛丽・史密斯（编），《美国再瞥：越战题材文学、电影评论集》（纽约，1990），页275―277及唐・林纳尔多，《刀笔写越战》（杰克逊，1994），页176。观众、读者爱看的恰恰是恐怖场面：杀戮加羞辱，那才叫带劲儿呢，哪还管得了反战的那套说教？拉里・海纳门《帕科的故事》（1987）中的叙事者也承认：“多数美国人会拿大把辛苦钱去看精心处理过、吸引力很强、让人毛骨悚然的杀戮场面：没有人例外。”拉里・海纳门，《帕科的故事》（伦敦，1987），页4。
反战文艺作品还有一不明朗处：杀戮之恐怖固然可以仔细刻画，但敌军是由个体组成，每个人虽罪大恶极却也能获得观众的理解甚至同情。于是，所有的争论都集中在战士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一点上，“战士”本身反倒没人顾及了。比如，罗兰・艾梅里希在《万能士兵》（1992）中反复渲染的暴力场面，不过使人区别了中士斯科特（收罗人耳的那位）和列兵德夫勒（他不愿射杀平民）而已。论行伍，两人都是好兵：这不结了？同样，约翰・厄文的影片《汉堡山》（1987）开场华盛顿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的镜头，不过用来为好兵正名而已。影片中，下落的凝固汽油弹被表现得极富美感，留在国内的男人、反战者反倒成了敌人。兼具越战老兵、作家和反战者的提姆・奥布赖恩总结了这样刻画战争的危险。他请读者注意，在他看来，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3
越南不是幻梦，也不是荒诞。而是一场冷血、蓄意的战争。大部分越战电影都把它当作略带黑色幽默、有如《现代启示录》般的荒诞剧来处理：整个世界都疯了；疯子甲马丁・希恩［1940― ，美国电影演员，在片中饰一中尉――译注］四处追杀疯子乙马龙・白兰度［1924―2004，美国演员，在片中饰一上校。1954年、1972年两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译注］；罗伯特・杜瓦尔［1931― ，美国电影演员，在片中饰一中校。1983年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译注］是个只会冲浪的傻子。人人都觉得“只要黑白颠倒，大家就都没有罪了”；“这真是场荒唐的战争，与它比起来我们还算清醒”。这可不太妙。提姆・奥布赖恩，受访于艾里克・施罗德，“与提姆・奥布赖恩和罗伯特・斯通的谈话”，《当代小说研究》，30卷1期（1984年春季号），页146。
在观众眼里，“那恐怖的”和一种有如幽灵般、有东方色彩或法西斯式的恶势力，早已融为一体，于是他们也就直接面对一个熟悉的主题：敌人就是“他者”的极致。
那么，本书的出场人物在入伍前有怎样的战争想象呢？打仗的故事，如果出自父亲、兄长和哥儿们的嘴里，是最有震撼力了。不只男孩爱听这类故事，女孩也会沉迷于父亲的战场见闻。如果她们日后要上战场，这将是主要原因。比如，二战时，维・罗宾逊即请求到高炮阵地，因为这样能击落敌机。她还能记起父辈（在战前）给她们讲的一战经历，还记得她的同学夸耀“咱爸”的英勇。维・罗宾逊，《中的》（西约克郡，1991），页3。但很奇怪的，开枪打炮的念头并非总与毁灭的愿望相关。琼・贝思克・埃尔什泰因记得在朝鲜战争前后，自己总有想要一枝枪的冲动，即是一例。这段时光被她称作自己的“贞德期”。她还说自己“爱上射击”始自一次郊游。那次，她发现论射击自己要比不少男孩强。她说：“我不想杀生，当然象征性的除外。但做名神枪手，还可以拿枪到处逛，却是挺诱人的。”琼・埃尔什泰因，《战争和女人》（芝加哥，1995），页24。
显然，从文学和电影中获得的关于战争的美好想象也会占据许多人的夜间酣梦甚至是白日梦。他们从中受到鼓励，会自告奋勇要上战场，不过是为了当一回英雄、圆一回儿时的梦。哈罗德・皮特，《未可原谅的谎言》（纽约，1923），页42―43。一战时，H.F.N.朱厄戴恩中校在康诺特别动队服役，他就有过这样的浪漫想法。在他（193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儿时品读司各特和查尔斯・利弗战争故事时的兴奋心情，笔端仍时有流露。正是这些传奇故事，使他心生参军之念，以“像小说中所说，投身时代激流”。朱厄戴恩尤其感激利弗，称他使自己作好了冲锋陷阵、“啸撼云天”的精神准备：不问青红皂白只管刺杀，直至敌军溃散才“止步稍歇，喘息间发现自己竟还活着”。陆军H.朱厄戴恩中校，《别动生涯》（牛津，1934），页15―16。
二战那代人，也有如是豪情。“大锤”尤金・B.斯莱吉少时多病，以译恺撒的战争篇章自娱，素重华盛顿、奥杜邦、丹尼尔・布恩以及罗伯特・E.李（其祖父、外祖父均是南军将领）。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Ⅻ。与斯莱吉有类似经历的奥迪・墨菲，是一位家住得州，靠收益分成的白人佃农。墨菲12岁时，守着贫瘠的田地除草间苗，脑子里就总想着要驰骋沙场，“听吹角连营，看旌旗迎风，会勇武兵士，越如火山头”。浮想中的战场，敌人的枪弹总也打他不着，而他手中的“步枪像长了眼，每发必中”。奥迪・墨菲，《地狱归来》（伦敦，1956），页16。越战的例子，见詹姆斯・希布朗，其访谈收艾尔・桑托利，《生命的全部：三十三越战老兵口述实录》（纽约，1981），页88及90。每逢大战，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都会如饥似渴地阅读前次战争留下的浪漫文字。一战时，数以千计的人争相捧读有关帝国战争的文字；二战青年废寝忘食于《泰晤士报》撰写的《一战史》；到了越战，描写二战时英勇事迹的通俗读物（如《勇斗红魔》）又风靡一时。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165及休・邓达斯，《起航：一空军飞行员的战争岁月》（伦敦，1988），页3。
到60年代，新兴媒体已然取代了传统的纸质读物。电视的出现，让我们在自家客厅即可欢享杀戮之乐。（即举一例）艾伦・亨特是典型的农家子弟。出生在马里兰州一小镇的他，加入时海军并没有细想，后来又进了陆军。他视参军为一种平稳的转换：
我一直向往部队，在那里，可以学我爱做的事。从小我就喜欢在树林里闲逛，打猎，捉迷藏。通过读书、看电视，我掌握了基本战法。虽然没出过远门，却连做梦也想着要上战场；并且一直倾心于此。艾伦・亨特，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内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17。类似的例子，见无名越战老兵，受访于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17及塞姆・格拉休，受访于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118。
朗・科维奇在回忆录《生于七月四日》（1976）中，也提到精彩的战争影片。比如在电影《地狱归来》里，奥迪・墨菲为了居高临下地扫射德国鬼子，毫不迟疑地跳上一辆正在燃烧的坦克。“他太勇猛了，我看得热血沸腾，直希望站在上面的是自己，”科维奇写道。朗・科维奇，《生于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尔兹伯里，1990），页42。几年后，他的这个愿望实现了。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4
17岁时就加入了海军陆战队的美国诗人威廉・D.艾尔哈特，在《参军辩》（1980）中也作如是观。他承认自己对战争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这种浮想来自于许多战士形象，既有屏幕上的，如约翰・韦恩、奥迪・墨菲、威廉・霍尔登，又有真实的人，如内森・黑尔、阿尔文・约克［1887―1964，美国一战英雄，曾率侦察兵奇袭德军，击毙20人，生擒132人，事迹曾拍成电影“中士约克”――译注］、埃迪・里肯巴克［1890―1973，一战美军王牌飞行员，共取得26次空战胜利――译注］。艾尔哈特的童年是在做轰炸机、战斗机的塑模和玩“牛仔追印第安人”的游戏中度过的。他儿时最珍爱的圣诞礼物是一支30毫米口径的塑料仿真机枪和一支使用火药纸的45毫米口径玩具自动手枪，后者的皮套盖上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凹印。（“我当时特自豪，刚拿到手就跑出去拿给玛吉・斯特劳泽看，” 艾尔哈特后来回忆到。）二战美军凯旋的新闻片，他在近40年后仍然记忆犹新，同样难忘的还有儿时伙伴讲起各自“英雄”父亲时他的嫉妒之情。威廉・艾尔哈特，“参军辩”，《弗吉尼亚季评》，56卷1期（1980年冬季号），页26。
当时，业界对战争玩具投入巨大，艾尔哈特的回忆便可资证明。这一点，只要想想当时极度风靡、人称“绿色贝雷帽”的美军特种部队就可以了。60年代末，家长可以轻易买到绿色贝雷帽玩偶、唱片、连环画、泡泡糖、益智玩具和图书（大人也能看）。当时西尔兹商店的商品目录就记录着，只消10美元就可以买到包括机枪、步枪、手雷、雪地战靴、野战步话机和塑料士兵等在内的全套“特种部队基地”。在蒙哥马利・沃德名下的连锁店，圣诞时可以买到半价的特种部队制服，再添六英镑，还能得到一支AR15型步枪、一把手枪、一个可拉盖的军用手枪套和一顶绿色贝雷帽。对成人来说，不仅有绿色贝雷帽系列图书，还有大片可看，即《绿色贝雷帽》（1968）。唐纳德・邓肯，《新兵团》（伦敦，1967），页199。科维奇、艾尔哈特那一代人小时候都玩过机关枪和手榴弹，都视小兵模型为宝贝，小兵拿什么的都有，从手枪、火箭筒直到喷火器。每周六下午，科维奇和他的小伙伴们便会拿出装电池的塑料机枪、火药纸的玩具手枪，还有木棒，冲进村外的小树林，“先设埋伏，然后打冲锋，再就是拿下高地，如有人敢挡路，定叫他吞刺刀、吃枪弹”。完事后，他们会大步走出树林，“那架势，好像我们日后准能成为英雄似的”。朗・科维奇，《生于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尔兹伯里，1990），页43。1962年，手枪玩具成了男孩们的最爱，仅在美国年销售额就超过了一亿美元。多萝西・巴克莱，“枪声背后”，《纽约时报杂志》，1962年7月22日，页47。这样，普通百姓就初识了各种武器，虽说谈不上专业，但打起仗来还真能派得上用场。
一旦征召入伍，这些事前想象的重要性就会立刻显现出来。军方也承认，要想打胜仗，煽动这些想象至关重要。在部队眼里，最好的战士一定是能够想见杀戮快感的那些人。事实上，军方曾频繁拨款，资助拍摄美化战争的电影。一战时，电影作为“现代”战争的新式武器初次登台。当时最重要的影片得属《索姆河战役》（1916）和《昂克尔河战役》（1916）。虽然这两部影片声称要表现英伦士兵为国赴死的豪情，但是实质不过是悄悄聚集在威灵顿宫的一些画匠、写手出于宣传目的的产物而已。上映第一周，就有数十万人争相观看。二战时，电影作为宣传机器在战争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一个美国的例子是当时颇受欢迎的《美国为什么要出兵》（1942），这部系列片共分七集，是美国陆军参谋部下令拍摄的，导演是弗兰克・卡普拉。该片嫁接了新闻片的一些镜头和敌军影片的片段，辅之以旁白与动画。与所有这类影片一样，它也严格地区分善恶。观看者不只是士兵，影片还在全国放映。越战期间，美国国防部又做了一批说教片，比如《为什么是越南？》（1965），就是为消灭越共而拍摄的。与二战时一样，这些影片不仅在军中放映，还组织大中学生观看。从这时起，国防部摒弃了二战时的好莱坞风格，不再追求戏剧效果，而是悄悄突出了人种学方面的内涵，重点也开始转向越南对美援的依赖，包括医药、教育、技术各方面。在《一场独特的战争》（1966）、《一个越南村庄的再生》（1967）等影片中，美国观众可以看到越南的乡村“生活”即景。拍给即将开赴越南的士兵看的影片要更刺激。在影片《你的越南军旅》（1970）中，旁白激起了观众，使他们直面战地情谊、军旅险恶与短兵相接的嘲，比如一枚枚炸弹从B52轰炸机上扔下的炸弹的画面（炸弹顺次爆炸，正合背景爵士乐的节奏）。详细情形，见克劳迪娅・斯普林厄，“军事宣传：二战、越战期间的国防部电影一览”，《文化批评》，3期（1986年春季号），页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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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宣传片是训练体系的一部分。就像二战时拍摄的《拜坦》、《瓜达卡纳岛纪事》直到今天仍被军方用来激发人们的战争想象，打消疑虑，从一战到越战，情形也是如此。一名新兵在上战场前看了《索姆河战役》，他跟战友讲，看完电影他才知道此去之艰苦。他直言，“只凭想象的话，你一定满心糊涂。”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信的落款是1916年9月5日，页109―110。有记录表明，二战中放映的《不列颠之战》（1944）曾让观者激动过一把，“看了真想杀了那帮狗娘养的”。卡尔・霍夫伦德、阿瑟・伦姆兹代恩、弗雷德・谢菲尔德，《测试大众传媒：卷三》（普林斯顿，1949），页93。当时的民意测验显示，看过《美国为什么要出兵》和美国陆军部每两周播映一次的新闻片的军人，要比没看的人更为亲战。海军霍华德・罗姆少校，“作为教育载体的电影业”，《心理降杂志》，30期（1946年1月号），页9―20。关于用电影作训练手段，详见“随军精神病医生之于鼓舞士气”，1944年1月，页3，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4。
早先战事的影像记录，尤其是美国西进运动中的冲突记录，也能增进人们对战争的认识。英国和澳大利亚（包括美国）的士兵都把自己想象成勇士，现代战争因而得以与历史上的冲突相连接，也负有了征服他族的使命，而且是以“文明开化”的名义。一战中，美军攻击机掠过胸墙，即有人比之以出入无形的北美印第安人：“即使费尼莫・库珀笔下的苏人、黑脚族人，也没有如此矫健身手，”罗伯特・威廉・麦凯纳如是说。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87及89。二战中，最刚强的兵士常被赋予传奇色彩，好像当年追击印第安人的牛仔。勇武如阿瑟・沃默思上尉（他一人杀死上百日军，人谓“一人军”）者，自比为其父南达科他州牧场上的牧牛人。他坚持认为，跳进战壕时应“高叫，这样才像牛仔”。见于约翰・弗洛赫蒂，《勇气与光荣》（费城，1942），页34―59。当时有人描述从敌尸搜罗纪念物亲亵至极，或可“妆饰庞蒂亚克［1720？―1769，美国奥塔瓦印第安人酋长，1763―1765年间率部落联盟抗击占领五大湖区的英国人，史称“庞蒂亚克战争”――译注］的发绺”。比尔・斯蒂文斯，受访于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78。类似例子，见是书埃迪・罗宾逊的访谈，页113―114及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120。拿一份记录着600多部越战电影的名录，可证实“牛仔追印第安人”游戏重要性的例子俯拾即是，近的有《南国天使》（1988），片中主人公头戴牛仔帽，手舞套索；蒙塔格纳德人似印第安人般狂啸；摩托车手冲锋陷阵，如驭良驹；远的有20年前首映、约翰・韦恩主演的《绿色贝雷帽》。这完全是西部片的翻版，越共分子活脱就是印第安人，不过把“什么合法程序？只一颗子弹就能搞掂”换成了“越共无好人，死了的除外”。影片《修人》（1970）更是把越战径与西进中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相提并论。
整个越南好像成了印第安人的家园，在那里最为人景仰的莫过于有着“公爵”之称的约翰・韦恩。例见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12及17；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69；T.凯利，其访谈收奥托・雷拉克，《非是金戈铁马――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口述实录》（堪萨斯，1992），页267；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纽约，1962），页242；朗・科维奇，《生于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尔兹伯里，1990），卷首引语及页39，42―43，58及67。1971年7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协会称他“最好地体现了‘美国人’一词的含义”。艾伦・艾勒兹，《约翰・韦恩与美国电影业》（伦敦，1976），页11。他成了影视圈最受欢迎的男演员，连王牌飞行员、海军上尉蓝迪・卡宁恩（他后来承认，击落越军米格战斗机是一种享受）也以自己的作战标记是“公爵”为豪，因为那已成了约翰・韦恩的代名词，其原因（据卡宁恩说）是“我尊崇他的美国信念”。蓝迪・卡宁恩，收卢・德伦多，《……击落米格：空战越南》（卡罗尔坦，1974），页47。看了约翰・韦恩主演的《硫黄岛岁月》（1949），菲利普・卡普托也想象自己杀上敌军滩头阵地的情形，后来他果真加入海军陆战队，并开赴越南。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6。驻越美军中，效颦最甚的莫过于其特种部队，尽管约翰・韦恩那套二战中的进攻手段已不适应越南的游击战。连女性观众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如卡罗尔・麦卡琴就因为沉醉于约翰・韦恩的电影而加入了女子海军陆战队。彼得・索德伯格，《朝鲜战争中的海军陆战队女兵》（康涅狄格，1994），页30―31。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6
这样说来，战士们透过想象的镜头来看待自己的征战经历，就不足为奇了。但实际情况总没有电影院中的图像如意。年方弱冠的澳大利亚军官加里・麦凯看到敌兵中弹的情形，甚至有点失望：“和电影、电视上不一样。那人中弹后根本没有大叫，只是嘟哝了一声就倒下去了，挡都挡不住，”他阴郁地说。加里・麦凯，《在好兵连：一个人的越战》（悉尼，1987），页162。更多的失望描述，见无名越战老兵，受访于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50；朗・科维奇，《生于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尔兹伯里，1990），页148―149；琼・奥普林格，《一个步枪排长的越南山地回忆》（北卡罗来纳，1993），页12―13。或者就像空军飞行员休・邓达斯承认的，他的初次战斗体验“想来就让人作呕”，与事先设想的完全不同。休・邓达斯，《起航：一空军飞行员的战争岁月》（伦敦，1988），页3。也有人稍安于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比如潜艇下沉时不就跟好莱坞电影里演得一样吗？两飞行员访谈录，见空军海克特・伯莱索少校，“两个人在二十二分钟”，收《滑流：英国皇家空军文选》（伦敦，1946），页11。朝鲜战争时，一次飞机爆炸，飞行员竟“激动不已”，因为“跟电影上看到的一模一样”。空军飞行员达格・卡特，其访谈收鲁迪・托默迪，《没有号角，也没有战鼓：朝鲜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3），页171。刚刚19岁的杰弗里・R.琼斯也参加了越战，而几年前他还沉溺于战争电影和“牛仔追印第安人”的游戏。杰弗里・琼斯，“传略”，1986，页4，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71及唐纳德・吉尔克里斯特，《要塞突击队》（爱丁堡，1960），页5―6。越战中，一名观察机驾驶员每帮助炮兵击中一次敌军，都会“像牛仔一样大喊大叫”。托拜厄斯・沃尔弗，《军旅险恶：战败记》（伦敦，1994），页131―132。另见琼・奥普林格，《一个步枪排长的越南山地回忆》（北卡罗来纳，1993），页57。
曾有人把杀人比作拍电影。一战时，英军皇家燧发枪团就命令埋伏在一家农宅中的机枪手“给灰魔拍特写”，就好像那天是加冕日，要“狂拍一通”。他接着说：
农惩好像成了“大屏幕”，从水渠的桥上往下看去，那景象绝对忘不了。“灰魔”成百地倒下去，然后又一批批地冲过来送死。引自E.哈代教士，《英国战士：勇气与幽默》（伦敦，1915），页37。
1918年，《星条旗》杂志引用一名中士的话说，打仗“就像过电影”，步兵“态度安详地向前推进，没人敢阻拦……他们队形严整，小步疾行，未敢松懈”。“搞电影的人看到这场面，一定乐坏了，”另一名中士感叹说。中士亚历山大・伍尔克特，“随潘兴出征”，《星条旗》，1918年9月20日，引自赫伯特・米特冈（编），《全民武装：从内战到朝鲜战争――一个美国士兵的独白，载军报〈星条旗报〉》（俄亥俄，1959），页110。一名不愿提供姓名的加拿大受访者也赞同这种说法。二战中他曾持枪扫射一艘潜艇上的30名德国兵，以此练习枪法。据他讲，当时的情景“跟电影里一样，就看着他们向镜头冲过来，还没到就向左右倒下去”。无名加拿大士兵，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89。或见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56及79。在《那片土地：士兵心目中的越战》（1982）一书中，一名刚满18岁的无线电技师告悔道：
我就爱在壕沟里看别人丧命。你听着可能觉得不爽，可我就爱这么看着，也不管外面怎样，就这么枯坐着，手里捧着自制的热巧克力，跟看大片一样。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58。
菲利普・卡普托也说过，杀越共实在太爽了，有如看电影：“你身体的一部分做着一些事，其后果你身体的另一部分远远地看得正清楚。”杀人者的注意力不会落在血肉模糊的尸体上；相反，自视为大戏主角的士兵们，会觉得自己是勇猛的武士。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290及305―306。这种“离情”或者“脱节”，能使人变得心安理得。只要想象自己是在幻境，在言谈中就可以避开那些难言的惨状，不仅是别人丧命，也包括自己送他们上黄泉路。
上面许多引文都提醒我们，影片不仅再现、而且也创设了战斗场面。这些影像是如此震撼，以致士兵在打仗时甚至会以为是在拍戏。二战中，威廉・曼彻斯特曾惊讶于太平洋战场上士兵对小道格拉斯・范朋克、艾热尔・弗林、维克托・麦拉格尔、约翰・韦恩和加里・库珀等人的模仿。威廉・曼彻斯特，《告别黑暗：太平洋战争回忆录》（波士顿，1980），页67―68。记者迈克尔・黑尔在谈及海军陆战队员的越战表现时曾说，他们如果知道有摄制组在一旁，“就一定会盘算自己的下步动作，身着带皮领的制服，踩着踢踏舞的步点，带着一身勇武与踌躇，冲进枪林弹雨，还注意不让脸上的丘疹被摄进去……没有丝毫马虎”。迈克尔・黑尔，《战地直击》（伦敦，1978），页169。另见汉斯・哈尔施塔特，《“绿色贝雷帽”：神兵天降》（伦敦，1988），页133。哪怕到了1983年的格林纳达，美军士兵冲锋时仍俨然瓦格纳的模样，仍在模仿罗伯特・杜瓦尔在《现代启示录》（1979）中的队长扮相。威廉・布洛伊勒斯，“好战心理探幽”，《士绅杂志》（1984年11月号），页56。
当然，这样的噱头一般长不了。17岁就加入海军陆战队、随后参加了越战的乔希・克鲁兹对此作如是观：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7
约翰・韦恩真够厉害。看了他的片子，我们就都以为自己也刀枪不入了。带着这种想法，我们到了……越南，当时人人都想着，“嘿，这下好了，能把他们都干掉。反正我们不会伤着，没人能把我们怎么样。”他们就这么想，直至看到了真相，才知道自己没法应付。“事情不应该这样的。没人事先跟我们打招呼。到底怎么回事？那家伙怎么反弄得我满身是血，而且怎么大叫个不停？”乔希・克鲁兹，其访谈收基姆・威伦森，《一场恶战：越南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87），页61。另见戴尔・班兹及“纳尔逊”，受访于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5及19。
还有比这更糟的。沉溺于幻想甚至会搭上性命。战地工程师、“灯泡”哈罗德・布赖恩特清楚地记得，有个诨名“俄州人”的战士，就有典型的“约翰・韦恩综合症”。没上战场呢，他就已经迫不及待了。初次交战，他所在的部队被敌军火力压制，无法前进。“俄州人”可好，想“充当约翰・韦恩一样的英雄”，他想迎着机枪往前冲，可一挺身就被撂倒了。哈罗德・布赖恩特，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5。可见，电影情节既能让人尽兴，也会让人送命。
在离前线尚有几英里的训练营，士兵们会琢磨，“想象和实际的距离到底有多大？我们日复一日，在苏塞克斯的丘陵地带演习……可这和堑壕战有多少不同呢？”G.科布，《从戎》（伦敦，1916），页4。没有真刀真枪演练过的新兵你问我、我问他，都想知道“刀刺别人身体”到底是什么感觉，并发誓（一战时有个得州士兵也这么说过）能肉搏自己正求之不得，哪怕手中只有把袖珍折刀，只要一声号令，也愿意上阵冲锋。G.科布，《从戎》（伦敦，1916），页5及约翰・爱德华滋（编），“琼斯中士上战场：美军炮兵日记片段，1918”，《陆军国防季刊》，104卷1期（1973年10月号），页62―63，1918年10月4日条。阿尔弗雷德・E.布兰德在1916年1月30日写了封长长的家信，描述自己对上阵杀敌的渴望，向往“那即将到来的时刻――和德国佬真刀真枪干一仗。那多带劲儿！杀他几个才过瘾呢。”阿尔弗雷德・布兰德上尉，“与妻书”，1916年1月3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像他这样的士兵不在少数。当被人问起参军缘由时，答案无一例外是：“杀人”。无名越战老兵，受访于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17。在罗伊・R.格林克和约翰・P.斯皮格尔合著的《千钧重担》中，受访的飞行员也谈到，在出国前会“像河狸般躁动不安”。他们出战欲都很强，以至有人得知自己无法登机时，都不禁流下了眼泪。对战争如此向往，实在是因为他们不清楚真实情况到底怎样。“很少有士兵知道具体的战斗情形，”格林克和斯皮格尔接着写道：
他们满脑子都是好莱坞渲染的浪漫情景，还模模糊糊想当回英雄，得勋带，拿奖章。
即使有人告以实情，“他们还不信”。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4。其求战欲望之强，甚至在没打仗时就已表现得像在交火一样。每次“上天”，都像“要与敌机过招”。所以实飞时横冲直撞，在跑道上机位太紧，做特技时又离地太近。（据有人观察）这是因为他们“有意炫技”。或者说，他们不过想看看“自己驾机水平到底有多高”。T.帕特森，《战争、作业中的精神面貌：军队管理新法》（伦敦，1955），页88―89。直到实际打起来，他们才“如梦初醒，接受残酷的现实”。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士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32。
初次“见血”前本不该如此折腾，而应代之以更切近实际的思考。下文将要提到的二战著名飞行员理查德・希拉里就说自己第一次上机实战时，心里“空荡荡的，没谱”。“一下子，”他还说：
时间好像不走了。我茫然地看着前面，知道自己就要开杀戒了……虽然知道想也没用，可还是在琢磨，这个将要死于我手的人会长什么样。他年轻吗，是胖是瘦？死时会念叨他们“元首”的名字吗，还是会独自离世，在最后一刻仍不忘自己是个男人？空军理查德・希拉里上尉，引自加文・莱尔（编），《空战文选1939―1945：切身体验》（伦敦，1968），页43―44。另见塞姆・格拉休，受访于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118。
不论是希拉里还是其他人，都无法知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战争无疑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好让他们除了空想，还能增生更加狂热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