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后的岁月》第1/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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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阳如血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

第一章“大决战”前夜的权力交割宁都会议，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针锋相对
1932年10月初。赣南宁都偏僻山村小源的一个祠堂。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正在举
行。

从清晨到黄昏，会议开了十多个小时，几乎谈论的每一个问题，都引发了激
烈的争论。

争论的双方，一边是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成员任弼时、顾作霖、项英和邓发，另一边是苏区中央局在前线的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

毛泽东独自坐在一边，一个劲儿地吸烟，脸色异常阴沉。会上，后方中央局
成员都集中火力向他攻击。

任弼时、顾作霖、项英和邓发，四个人坐在一块。他们握着“尚方宝剑”，
以中央进攻路线的代表自居。

夹在中间的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也是挨批评受谴责的对象。他们很多问
题与毛泽东的想法一致，同情毛泽东，但又不能公然违抗中央路线，处于两难境
地。

毛泽东是第二次遭到苏区中央局一些同志的激烈责难和攻击了。眼前这种唇
枪舌剑、阵垒分明的架势，这种一阵浓似一阵的火药味，使毛泽东联想到一年前
赣南会议的那一幕，竟是那么相似。

1931年11月，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又称赣南
会议）开始了对毛泽东的全面否定。

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博古上台后，为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各
级领导实行“改造”，向全国各地都派出了他们的“钦差大臣”。1931年4 月初，临时中央派任粥时、王稼祥、顾作霖来中央苏区，即所谓“四中全会代表团”，简称中央代表团。

中央代表团刚进苏区，还是能与苏区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和平共处”

的。正如后来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所说的：“四中全会后，中央派了
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同志、王稼祥同志、顾作霖同
志。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
四次反‘围剿’的战斗。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
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

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专找敌人的弱点，
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
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信任我们，赞助我们――我和总司令，那
是相当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得以接替项英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的行为与中央路线的距离越来越远，开始与中央代
表团发生矛盾冲突。临时中央和中央代表团对毛泽东开始失去信任。毛泽东本人
也有察觉。4 月，毛泽东提议增加苏区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未置可否。7 月，
毛泽东再电临时中央，请求增加苏区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未复电。1931年10月
11日，毛泽东第三次致电中央，提议：“彭德怀、林彪（第四军军长）、周以栗
（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曾山（江西省政府主席）、陈毅（赣南特委书记）为中央局委员，请批准。“临时中央仍未批复。毛泽东所推荐的这五个人，都是毛泽东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但是，中央对这一提议，迟迟不作批复，其实是不想在苏区中央局加强毛泽东的势力。

1931年9 月1 日，中央曾对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出指示信，根
据王明反“右”倾的纲领，指责中央苏区犯了“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
众工作”的“最严重的错误”，这一指示，虽也肯定了中央苏区工作的一些成就，但在土地问题，政权问题，根据地与红军、工人运动和党内斗争等一系列问题上，全盘否定了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的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伟大功绩。于是乎，中央代表团在赣南会议上，开始第一次向毛泽东发难。

当时，会议完全被持有“尚方宝剑”的中央代表团把持，通过了与中央指示
精神一致的《政治决议案》等五个决议案，全面否定毛泽东的路线。

顾作霖首先站出来，攻击毛泽东是“丝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的“庸俗的保
守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这位年仅24岁的青年，实际工作经验不多，但
利用马列主义只言片语扣帽子的本事却颇大。

王稼祥指责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是一条“富农路线”。“抽肥补瘦，抽多
补少”，“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阵线。

任弼时说，毛泽东的作战原则是“狭隘的经验论”，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
论。提出，要教练红军阵地战、街市战、白刃战、夜战的技能，要坚决反对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