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后的岁月》第114/147页



福建军区政委万永诚,也是一个老革命了。他是江西人,原本是上海纱

厂工人,1927年参加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在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奉组织派遣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军事政治特别班学习,后转入莫斯科
步兵学校,任中国连团支部书记。1930年回国,1931年4 月由上海调赣东北苏区,
先后任赣东北省委书记、闽浙赣省委书记,1933年春调任福建军区政委。而此刻,
他不仅继任了福建军区政委一职,还代理了福建省委书记(这是因为红军主力战
略转移,前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同志随主力出发,中央决定由他接替此职),统
一领导福建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因而当时福建省的一切大事,都是由他说了算。

然而,万永诚这样一个手握权柄的老革命,此时缘何会想出这样一个不顾群
众死活的馊主意呢?

这还得从当时的政治环境说起。

1934年深秋,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10月10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了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为了继续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共中央指示在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
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南方诸省的游击战争。

主力红军转移后,项英和中央分局被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赋予
的“保卫中央苏区”的任务约束,对当时整个斗争形势估计不足,把希望寄托在
主力红军远征大捷和等待主力回师反攻上,而没有适时地引导和实行由正规战向
游击战,由苏区向游击区的战略转变,反而不适当地提出“创造新的师,新的军
团”,进行大兵团形式的正规战。

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和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的不恰当方针的影响,加上
万永诚本人时时局判断的失误,万永诚仍然坚决执行“保卫中央苏区,等待主力
回头”的错误方针,因此在汀州即将落入敌手时,把省委军区机关转移到长汀四
都镇,并把军区所属的第十九、二十团约四千人集中到四都山区的狭小圈子里,
命令部队天天埋伏在山头,等待敌人进攻,企图打个歼灭战,以改变战局。同时,
对行将失守的汀州城,则实行不顾汀州工农群众生活的“坚壁清野”三条措施。

执行这样不合情理,不切实际,违背群众利益的措施,理所当然地受到汀州
工农群众的坚决抵制。当时,刚从中央分局回来的张鼎丞听到李萍和陈茂辉的汇
报后,十分担忧和愤慨,他说,“若照万永诚同志的话去做,苏区的人心都会从
我们手中失去,那就不要等敌人来打,自己就会不打自倒了!”

张鼎丞,这个名字在福建省工农群众和红军官兵中,可谓是妇孺皆知,人人
敬仰。

他是福建永定人。1927年5 月参加广东大埔农民武装暴动。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28年6 月领导了永定县农民武装暴动,成了闽西革命群众领袖。

1929年7 月,任中共闽西特委委员、军委书记、红四军四纵队党代表。1930
年2 月被选为中共红四、五、六军共同前委委员,9 月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1年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土地部长。1932年当选福建省苏
维埃政府首任主席。1934年10月主力红军转移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

1934年11月,长汀、瑞金相继失守。12月间,中央分局指示张鼎丞回

福建省委分配工作。其实,张鼎丞心中早有此意。主力红军转移前,毛泽东
找到张鼎丞,对他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吧,那里情况你更熟悉,可以坚持,
可以发展。”因此,张鼎丞一接到中央分局的指示,就立即从瑞金突围赶回闽西,
来到福建省委、军区机关所在地――长汀四都镇。

一到四都,张鼎丞立刻找到了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向他汇报了毛泽
东同志和苏区中央分局要他回闽西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并要他在组建队伍、武
器装备方面给予支持,最好拨百把人枪。万永诚同意张鼎丞以福建省委委员的身
份到永定上杭、龙岩边界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但他告诉张鼎丞:“目前,军区所
属部队在四都,还有十九、二十两个主力团和几支游击队,但基于保卫中央苏区
的需要,我们准备在四都与蒋鼎文部决战,鼓舞士气。

因而,不宜分散力量。但你可以在永定留汀的难民中去动员一些愿意跟着走
的人,再到红军修械所去找一些修好的枪支和土造的手榴弹。“这样,张鼎丞就
只好带了范乐春、刘永生、简载文、陈茂辉等几个老部下和从永定留汀难民中动
员来的群众一共十几个人,背着从红军修械所拣来的八支残缺不全的步枪和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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