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后的岁月》第13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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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招娣回忆中这样记述：当时，项英住在我们新屋大厅右正房，有个女同志
同他住一起，后来我们才知她是项英的老婆，姓张，当时大家都称她张指导员。
张指导员会抽烟。

她有一个女孩子。

过春节时，我家做了一些黄元米果，大年初一，我请项英夫妇吃米果，喝茶，扯家常。我们扯得很亲热。为了答谢，张指导员送了一件上海买的毛衣给我穿，还送我一件旧夹衫，项英同志则将一顶棉纱蚊帐和一床绸子被面送给另一个房东钟正予家。大厅由于是中央分局办公的地方，平时不许我们进去。过春节的这一天，我们要求到大厅里杀牲口敬祖宗，结果被允许了。

项英同志笑话过我们。

正月初八日和初九日，他们离开我们这里，往白鹅梓坑方向撤走了。撤走时，项英的老婆对我说：“同志嫂，这个女孩子送给你带，以后我会寄钱给你的。”我说，“哎呀，我自己现在也有一个小女孩，怕带不了。”我没有接受，这个小女孩后来不知寄放在什么地方了。

何叔衡和毛泽覃住在一个名叫谢带发的农民家中。谢回忆：何叔衡同志年纪
较大，快六十了，满口长髯。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何老子”。毛泽覃同志很年轻，身材高大，很喜欢和别人开玩笑。他喜欢骑马，每天下午都要跑一趟马。有一次，他刚跨上马，一个调皮的小孩就在马屁股上用力抽了一鞭子。那匹马跑得飞快，毛泽覃却没有摔下来。

大概是元宵节那天，毛泽覃又带了近百人从白鹅到井塘。还在白鹅的时候，他就给我寄信，要我们做好中午饭等他们回来，毛泽覃来后，很客气地对我说：“同志嫂，搞碗子某来吃。”我给他煮了碗菜干，还放了些辣椒。

他很高兴地给我五角红军票子。我不接，他就说：“你不要钱，我就不要菜。”
没办法，我只好将钱收下来。吃完饭后还剩下一些菜干，我说：“这点菜还有辣
椒，你喜欢吃，带去路上吃吧。”

午饭后，他带着那些红军战士往小密方向走去。他们是向福建突围转移的。

井塘村是干部南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只有三十来户人家。中央分局迁到此，与外界联系更加困难了。项英、陈毅和贺昌对外界情况的了解，大都是通过无线电台。

还在瑞金时，陈毅就曾建议，要把瞿秋白、何叔衡、陈正人（江西省苏副主
席）、周以粟（《红色中华》主笔）等高级干部和一些身体不好的年高体弱者转
移到白区去，当时项英未能同意。如今，这些人随中央分局转至井塘村，陈毅再
次向项英建议，说应让他们尽快走。项英考虑再三，终于同意了。

随同中央分局一起转移的，还有谢然之，他是中央政府秘书长。项英和陈毅
决定，让他突围前往上海找党组织。

临走前，陈毅对谢然之说：“你去打埋伏，要立场稳，要准备牺牲，无论如
何不要投降。革命对你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牺牲自己，你是中央政府的秘书
长，又是我们办事处的秘书长，情况你都知道。”

然而，谢然之被敌人抓住就叛变了。他对敌人说：“项英眼睛近视，夜晚不
能走路；陈毅重伤，不能起床。你们只要进得快一点，这两个人就能抓住。”

敌军的飞机撒下传单：“你们的秘书长现已投诚，国军给他很好的待遇。
现在项英不能走夜路，陈毅受重伤。你们要抓到项英、陈毅，赏大洋五万。”

项英气愤地说：“应该把他抓到枪毙！”陈毅则劝他：“不要。反正他要投
降就投降，要叛变就叛变，不要管他。枪毙也枪毙不了这么多。共产党枪毙反革
命也枪毙不完，反革命枪毙共产党也枪毙不完。我的脚还能跑两步，他能把我抓
到？共产党员怕死还能干革命？共产党员只要不怕死就有办法。你要怕死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开除了！”

谢然之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后来，他当上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抗战期间，
国民党败退到重庆时，他是三青团书记。在重庆，他摆了酒宴请共产党驻重庆八
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吃酒，但是被清的人没有一个人去。解放前夕，他跑到了台湾。

主力红军大转移后，一路上被动挨打，没有丝毫喘息之机，湘江战役更是元
气大伤，出师八万，突破这道封锁后，兵马仅剩三万。在这种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自然无暇顾及中央苏区的问题。1935年春节过后，国民党军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红军的“清剿”，局势更加恶化。项英欲改变中央赋予中央分局训令任务，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请示报告中央，但均未见回答。

陈毅见中央总不复电，便劝项英不要再打电报，还是自己做主，但项英听不
进。

就在项英2 月5 日又一次给中央发出电报后的深夜，一直守候在电台旁的中
央军区情报科科长严重，突然惊呼起来：“信号，中央的电台信号！”

项英和陈毅都未睡着，听见严重激动的喊声，不约而同奔进机房。

严重一个字一个字地将电码译出：

（万万火急）项转中央分局：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认为：

（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