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14/14页
早在登上泊于黄浦江边那条外国轮船拜见革命领袖孙中山前的少年时期，柳充满幻想与诗意的头脑似乎就已描绘过类似三顾茅庐或渭水垂钓这样令人神往的图景。没有任何纪录能告诉我们两人初次会面的真实情况，从这以后柳对此事一直讳奠如深这一点来看，估计当时孙对自己面前这位锋芒毕露、期期艾艾的慕名来访者并没留下多深的印象。六年后当刚宣布退出南社，意兴萧疏的柳经雷铁涯引荐出任孙的古文秘书一职，其时已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政务繁重，百废待兴的孙对后者自负的才具同样也并无格外借重之意。甚至费煞柳一番心思的“前发齐额，后发披肩，穿一领大红斗篷”这样的另类打扮，孙接见时居然也一概置若罔闻，仅寒喧几句后就以他事要处理为由端茶送客。这一切当然有理由让柳感到沮丧与不满一一准确点的说法是引得他的牢骚再度发作。仅仅三天以后，我们兴冲冲前来打算兼济天下的二十世纪的诸葛亮与姜子牙就一怒之下托病辞职，扬言要回分湖去退隐读书，独善其身了。相比于三十七年后在北京上书毛泽东的那场闹剧，这次的勃然作怒非常显得像是一次预演。不仅剧情与演技雷同不说，连所呈诗的诗题中都有“感事”“分湖”这样的字样。所不同的也许仅仅是：善持宽恕之道的孙对此不过一笑了之，而生性同样刚猛的毛却展示其政治手腕将柳好好教训了一顿。
大约正是在这前后，一个以“青凹”为笔名的政论作家开始在《天铎报》《民生日报》《太平洋报》等沪埠大报的头版上频频出现，才情纵横，言词激烈，笔锋瞄准孙当时打算争取的统战对象---一位手中握有重兵的鹰派人物袁世凯。尽管不久后当圈内人士知悉此人即是宣称已去家乡归隐的柳亚子时不免都大感意外，但他们仍然无法断定柳对袁这种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憎恶与痛击的耀眼火光里，是否含有某种个人意气的成分一一借此宣泄对孙所制定的政策的不满?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年后他与苏曼殊、朱少屏、叶楚伧等支持他的南社旧党在上海的秦楼楚馆吃花酒、捧戏子的胡闹场面却货真价实，向公众真实展示一个政治失意者内心难以排遣的寂寥与愁闷。也许，像柳亚子这类满心打算成为政治家的文人们的一个性格通病是：他们往往自以为具有治理天下的才赋，结果却连自己的行为也治理不了。他的后辈亲戚徐孝穆或许正是鉴于柳的这种时而亢奋、时而颓废的人生态度，私下里一直将他戏称为“神经病患者”。
此后十年柳的牢骚频频加剧，这位自比贾谊、严光、王粲、陈琳、辛弃疾、龚自珍的自觉怀才不遇的江南名士，使酒骂座，寻花问柳，“与里人顾悼秋、凌昭懿、沈剑双辈结为酒社，狂歌痛饮，滚跳在瓦砾场上，以至腿部受伤。”(柳无忌《柳亚子年表》)此前在与南社要人高吹万、姚石子等泛舟杭州西湖时，更是“狂态毕露，先是抚膺痛哭，襟袖俱湿，继而要跳入西湖，效屈原自尽汩罗”。(李海珉《柳亚子》)作为其中一个几近癫狂的高潮是一九一七年与同社社友、诗人朱鸳雏的那场令路人侧目的公案。当时年仅二十岁的朱仅仅因为在对宋诗的评价上与柳持不同观点，竟被认为有意向自己的权威挑战的柳擅用手中权力将其开除出社，以至自尊倔强的朱愧愤交加，结郁成疾，没过两年就黯然辞世。事后柳虽然在悼念文章里自承“这是我平生所很追悔而苦于忏赎无从的事”，但深藏在民主外衣内的暴力躯体一旦在现实中原形毕露，引发普遍的抗议与声讨恐怕也就在所难免。在当年的南社大会上柳的主任一职宣布落选，应该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情。另外，仅就处理问题方法的粗暴以及手段上的残酷无情而论，也许明眼人不难瞧出，这与五十年代中期发生在中国文坛的评《红楼梦》，大鸣大放等触目惊心的事件，也颇多可以细加参照印证之处。
柳亚子在他三十岁到四十岁时的一个想法是：效法战国时期的著名贤者信陵君门下畜养食客三千，高歌痛饮，醉死梦死，“谁使英雄无用武，翻投酒国作宾氓”或者“疏狂便合称名士，慷慨何由老霸才”，这显然就是他当时为自己的消极人生形象开脱时所持的理由。那些年头有人时常看见他身穿一件年久色泛的旧花呢黄色长袍，眼镜手杖，礼帽布鞋，乘坐一辆他素所喜欢的黄包车，在被他改名为梨花里的黎里小镇上行色匆匆，不是赴宴观剧就是赶着去校他主编的《新黎里报》的社论大样，或搜胪寻访他嗜好的新发现的吴江文献。由于双目近视得实在厉害，他的诗友兼生平知己朱少屏每逢这种时候便主动扮演了仆人的角色。作于那阶段的《吴根越角诗余》《迷楼集》《分湖归隐图》等无不印有他当时生活和思想的真实痕迹。假如柳能终其一生维持着这样著书立学、诗酒风流的名士形象不变，倒也并非是件坏事，就算有违初衷，无缘匡扶社稷，至少他的艺术天赋和精神品格足以令后人仰慕，并在文学史上被固定下来。
然而正在这时，在酒精与丝竹中昏睡的另一个柳亚子突然又醒来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当后来与他关系密切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湖红船上召开成立大会，颓唐疏狂的柳尚在距此不远处的嘉善西塘乐国酒家与一帮新老酒友聚饮轰谈，狂歌酬唱。如果翻检汇集这次同人雅集的诗歌专集《乐国吟》，就会发现其中光柳的个人应景之作就有三百首之多。是什么使他在短期内又对政治与暴力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柳无忌在为其父所作的年表里披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克思、列宁著作在中国的大量传播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布尔塞维克主张武力夺取政权的新奇理论，与柳内心崇尚权力、习惯通过极端手段解决客观事物矛盾的思想几乎一拍即合。此后不久柳突然申请加入在苏俄指导下改组的新国民党，并从此热心党务，不妨看作他再次打算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大显身手，致君舜尧的一个明确信号。与此同时他振臂一呼组织发起新南社，争取到廖仲恺、何香凝夫妇、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邵力子等知名人物参加，走的依稀还是当年吴梅村出山前召开复社大会，隐隐以在野党领袖自居，谋取政治上的更大资本与利益的路子。事实也证明他的策略相当成功。一年后的一九二五年他欣然出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次年更是在该党第二次党代会上被推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无不预示着这位自命有宰辅之才，感慨时运不济的人物在权力的阶梯上正一步步逼近他梦想中的高度。也许，对于作为政治家的柳亚子来说，一九二六年五月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是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如同当年孙中山的浑浑噩噩、有眼无珠一样，当时国民党内的第一号实权人物蒋介石对柳自觉惊人的政治才华同样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这不免使他的热情与信心再次遭受到重大打击。在以政事为由主动约见蒋理论一番依然未果后，衔恨而去的柳当晚即神秘地出现在中共高层人士、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的恽代英家的客厅里，极力建议后者立即采用极端手段杀蒋举事。据首次披载此事的陈迩冬先生《一代风骚》一文介绍，柳献计除蒋一事系柳生前亲口对自己所说。可以想见．这样的荒谬计划理所当然为其时正打算与国民党全面合作的中共方面所拒绝。据说恽当时甚至还这样开玩笑地对柳说：人家叫我们共产党是过激党，我看你老兄是“过过激”，因为你比我们还要过激呢!(柳无忌《柳亚子年表》)从后来恽逝世柳所作悼诗自注里有“余在广州，曾建议非常骇人之事，君不能用”这样的用语来推断，此则传闻应该不是出于什么空穴来风。
也就是在这次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的会议的某个间隙，两位相互慕名已久的诗人一一柳亚子与后来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在珠江边的一间茶楼上初次晤面，并畅叙平生。相同的个性、志向、政见、才情以及书生意气，这是他们此后长达二十余年的友情的基础与养料。从柳抗战期间赠毛诗中“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以及毛柳唱和中著名的“饮茶粤海未能忘”等诗句来看，这次意外会晤在两人内心似乎均留下了相当美好的印象。当时刚满四十的柳也许因为年龄上比毛大了六岁，参加革命的资历也自觉较毛为早，言语之间不免时时以兄长自居。前述陈迩冬文也谈到会面中柳在毛同样拒绝了他主张杀蒋的建议后，曾扬言“你们不听我的话，将来要上当的!”口气中不无斥责与教训之意。二十年后在重庆重逢时两人友情关系上大约也是如此定位，这方面前文提到的出自著名篆刻家曹立庵之手，其时柳已正式开始使用的“兄事弟畜”“大儿小儿”的两方印章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前在柳所作《怀人四截》一诗中，他甚至还运用战国毛遂的典故将毛比作自己的门生：“平原门下亦平常，脱颖如何竟处囊? 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台旗鼓看毛郎”。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政治版图上尚处于弱势，这样的夸夸其谈倒也无人与他较真。等到在一九四九年春季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北京依然狂态不改，咄咄逼人，恐怕就显得有些不自量力和有欠周详了。从事件后来的发展与结果来看，尽管柳对毛权威的冒犯表面上看并没受到任何惩罚，但一个扬言要回家归隐的人终其一生不得不老老实实呆在北京，这一事实本身也许就已经宣告了柳的失败。
第四部分柳亚子的牢骚(4)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战烽火构成了新时代以及中年柳亚子思想与精神的悲壮画面一一在为援助东北义勇军创办的国难救护队的队伍中，在国民政府缉捕赤色分子与持不同政见者的黑色名单上，在举办义卖画展、营救爱国人士，奔赴全国各地巡回演讲等各类救亡活动的前列，柳精神抖擞，大义凛然的身影犹如一面代表气节与力量的旗帜，旗下是他的战友何香凝、蔡元培、茅盾、郭沫若、马寅初、廖承志等著名爱国人士。对于当时国内剑拔弩张，内乱外患的复杂的政治格局，这是一支介乎于南京政府与延安红色政权之间的特殊力量，因此也就势必成为彼此对立的政治势力都想要争取与拉拢的对象。由于柳与蒋之间的私人恩怨，加上对其政策与个人品格的一贯不满，思想的天平最终倾斜于西北的红色根据地也就理所当然。一九二二年以后“独拜弥天马克思”的坚定信仰在这里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许多研究者对柳毛之间思想上的迅速靠近既感兴趣又觉意外，其实这里头的关系应该并不十分复杂。柳一生崇尚暴力革命的心志由毛手中的铁锤镰刀大声说出，并发扬光大。反过来，毛对柳的推崇既有后辈诗人对前辈尊敬的成分，同时也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善于驾驭各种对自身有利的政治力量的成功典范。从本质上说，两人倾注友情的目光也许从一开始就并非平行，而像相互交叉运行的铁轨---有着各自的方向与目标---仅在某一站头或某一时间契点上才有可能交汇切合。如果谁看到并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感慨几年后柳在北京所发的那场怒气冲冲的牢骚显得多么的迂腐与不合时宜。
当然，浑身散发着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却一心想成为政治家的柳亚子并没有认识到自身的这种局限。在漫长的为期八年的异国统治下面，他先是效法明末清初家乡苏州一带的某些文学前辈，将自己在上海辣斐德路的寓所题名为“活埋庵”，闭门读书，蓄须明志，埋头撰写他的史学巨著《南明史纲》。有一段时间还在著名的西南联大任过教。一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乘坐亚洲皇后号离沪赴港的那些逃离战难的神色惊惶的旅客们，当天晚上也许会在甲板或船上豪华的西餐厅用餐时遇见一位衣衫不整、脸色肃穆的矮胖的中年男子。这也是柳整个抗战期间的标准表情。此后五年他作为一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一直活跃在九龙、香港、桂林、重庆等后方城市，从事宣传、营救、筹款、结社、义演等各种具体活动。其间发生的皖南事变是他与自己的政党彻底决裂的一条醒目分界线。由于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公开联名发表批评蒋的言论，竟被后者断然开除党籍一一简直就是他当年对朱鸳雏采取的极端手段的一个绝妙翻版。这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当然，这样显然有损自尊的打击事实上并不能让柳屈服，相反，这势必促使他与延安的共产党人在感情上更为接近。此后一个仿佛火焰与炸弹般的柳亚子以更激进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这也是郭沫若何以慷慨赠之以“今屈原”这一冠名的出典。而用柳自己的话来说。也许应该叫做“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西山采蕨，甘学夷齐，南海沉渊，誓追张陆，不愿向小朝廷求活也”。
山城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嘉陵江边，曾是三国英雄刘备栖身的地盘，抗战期间成为国民政府在中国最后的军政中枢。那里的政治景观向来与它迷雾茫茫的自然气候一样不可捉摸，并时常出现某种戏剧性的转折。一九四五年秋天当中共主席毛泽东突然应邀前往与蒋共商国事，曾让这座日照稀疏的城市一度出现和平的熹微，而事后证明这不过是一场长达四年的残酷战事在双方唇齿间的预演。但不管怎么样，对于其时正和郭沫若、田汉等人发起组织革命诗社，致力于统战工作的柳来说，这至少给了他与毛重晤的机会，并促成后者一首著名诗篇《沁园春·雪》的问世与广泛流传。正如柳在和词跋文中“展谈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的高度评价一样，原词以及柳的唱和之作先后公开发表后，不仅立即引起轰动，并成为当年中国文化界的首件大事，在政治评判与个人魅力上，也始料未及地为毛挣来了漂亮的分数。由于柳愿望中的第一读者是他的政治对头蒋介石，因此，在所和词中说上几句“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这样的大话吓唬吓唬对方，其内心衷曲倒也完全情有可原。但四年后在北京，当这个被旧友林庚白称作“故人五十尚童心，善怒能狂直到今”的可爱老头一脸天真，打算假戏真做，这玩笑恐怕就开得过于大了。其情景颇类似于一出眼下流行的肥皂剧的两位主创人员，也许，作为编剧的柳亚子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构思剧本，但他无法阻止这出戏的导演毛泽东大刀阔斧对剧情进行局部甚至整体性的修改。
第四部分柳亚子的牢骚(5)
黎里镇中心的柳亚子纪念馆目前依然是国内保存柳的生平资料与遗物最丰富最完整的地方。图片、书籍、衣物、手迹、用品，从藏有他童年幻想的矮柜与衣镜，到几张边角泛黄的自印方格稿笺，甚至一管秃笔与一张用红线勾划出重要段落的旧报纸，无不印有他生前手温与思想的生动痕迹。磨剑室的正墙上依然挂着南社社友傅纯根所赠的那幅有名的对联“青凹前身辛弃疾，红牙今世柳屯田”，而主楼第四进当年曾侥幸躲过军阀孙传芳特警缉捕的那层复壁虽然不会开口说话，但当有关它的传奇故事，由讲解员不无骄傲地一次次向参观者娓娓复述时，我得赶紧承认自己不是一名合格的听众。因为在我不久前对那里所进行的一次用心叵测、意有所图的短暂拜访的几乎所有时间，我的思想都为在陈列室偶然看到的一帧柳的旧照所吸引。像片上的柳风度儒雅，意态自得，身体斜倚在劈波斩浪的巨轮的舷栏边。目极远天，精神抖擞，简直就是当年吴伟业去北京前在苏州逗留时那种踌躇满志的得意劲儿。从时间与所摄地点上来推断，大约正是他一九四九年二月底应毛泽东电邀赴京途中，在所乘坐的华中轮上的留影。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当时与他同行的应该还有他的夫人郑佩宜，以及陈叔通、马寅初、郑振铎、叶圣陶、万家宝(曹禺)等社会各界名人。此前作为一名老资格的民运分子兼文学泰斗，柳一直在香港从事地下党主持下的统战工作，在此期间他还被推选为刚成立的民革中央的监察委员会主任。也许在他看来，即使不论自己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仅以革命元老与民主党派高层领导的身份，在即将组建的新政府中坐把交椅，应该算不上是什么奢望。然而，柳的不幸在于，当事实已经证明他的想法未免过于乐观一一甚至完全错了以后，并未及时采取自我反省，就此敛手的策略，相反，他再次祭起手中曾向孙中山、蒋介石等先后亮出过的杀手锏一一他著名的大牌牢骚，从而导致一场本来应该可以避免的闹剧的最终发生。
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当初发生在北京的毛柳冲突是否更有意思? 尽管当事诸公现在均已先后作古，同时某些研究者显然囿于自身利益与政治局限的不同声音，也为这原本已经显得错综复杂的历史公案重又覆上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但综合这些年来陆续解密的文史档案与部分见证者的回忆，当时整个事件的源起与大致经过应该仍然不难推断。首先在柳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抵京至二十五日与毛正式相见这一周内所发生的诸多事情所显示的迹象，就已经使这位满心打算前来坐天下的老革命党人感觉有些不大对头。到京当日他本拟立即以国民党元老身份参拜位于西山碧云的孙中山灵堂，因有关方面无法及时提供小车接送而告流产。紧接着在三月二十日由李维汉、周扬召集的全国文联筹备会议上，柳意外地发现自己竟连常务理事候选人也不是，不禁令他大感沮丧和愤怒。同样，三月二十四日应邀出席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的感受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天日记里“尚未垮台为幸”的自我解嘲应该就是一个明证。这还不包括其间某政界要人对他诗作的公开诋訾，以及对接待部门将他安排在嘈杂的六国饭店居住、没有配置秘书和小车等的不满。由于主观上倾向于认为这一切都是在毛泽东毫不知情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借三月二十五日晚毛在颐和园益寿堂设宴款待在京民主人士之便当面陈情，希望他的老朋友能加以干预并迅速拨乱反正，应该符合当时情况下柳的心态与个人性格特征。可以假设是在宴后或席间的某个适当的机会，柳将自己的委曲与怨恚向毛和盘托出，并有可能当场得到了后者口头上的某种承诺一一至少是安慰和同情。此后三天柳一直在焦急与期望中等待，心神不宁。但事实证明非但他的情况与待遇未能得到丝毫改善，甚至连已蒙董必武批准的由柳主持筹建华北文史探讨委员会一事，也因周恩来突然转达毛的意见，让柳立刻停止进行而告夭折。在这样几乎已经完全超过他忍受底线的情况下，近半月来的积怨与愤怒连同对自己一生仕途失意的自怜自艾，犹如压抑已久的火山喷礴而出，并且迅速在纸面上凝固---这就是他那首广为人诟病的诗作《感事呈毛主席》的全部写作动机与背景：
开天劈地君真健，说刘依项我大难。夺席传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生死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然而，事件后来的发展一波三折，不仅再次出乎柳的意料，同时对所有关心此事的人士来说，也像是有幸上了一堂免费提供的生动精彩的政治课程。一个月后柳收到载有“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一名句的毛的和诗。由于此前三日已有齐燕铭称奉毛泽东之命前来接他夫妇迁居颐和园读书养病，加上诗末“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两句给人的想象力，不免令柳原本浪漫的诗人头脑再次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尤其是五月一日毛偕妻女前来他家作客，谈诗论文，几天后又抽暇驱专车陪他上中山灵堂了却拜谒夙愿等风光场面，更是让柳自觉给足了面子，以至前嫌尽释。为了略略表示内心的歉疚与错怪之意，在即兴写成的《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中他写下“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这样的转圜之言，显然已带有某些程度的示好与自我检查的意味。稍后所作《叠韵寄呈毛主席》一诗更显得像是自我批评，并公开表示“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这时，毛泽东的语气忽然变得严厉起来。据早年坊间流传的一个毛诗注本所引未经证实的毛的原话，当时毛泽东气呼呼地对他说：“没有权力给你，就是有权力给你，把造兵舰用的八百万两银子都给你，让你像慈禧太后那样好不好”？可以想象，这样尴尬的残酷的场面当然为柳所始料未及，且无地自容。几天后当他主动请求搬出借用半年之久的颐和园，迁往城内车水马龙的北京饭店暂住时，不知上车前有否曾在园门口的西风斜阳间蓦然回首，伫身凝望?如果那样的话，其姿式应该很像是在跟自己一生的政治生涯告别。
在此后的有生之年，依稀重又回复到诗人形象的柳慎言微行，深居简出。位于城西北长街八十九号的那座僻静宅院是他晚年在京最终的居住之所。门楣上出自毛亲笔的书有“上天下地之庐”六个大字的匾额苍劲奔放一一作为两人友情的见证或某种政治信物——其熠熠生辉的光芒似乎足以抹去记忆中彼此之间曾经发生过的龃龉与不快。尽管这以后他仍担任过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同时在某些于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重要会议的席间如果谁有兴趣仔细寻找，想必偶尔也会看到他佝偻、近视、耳挂助听器、咳嗽得厉害的苍老身影---犹如我们在早些年电视屏幕上所时常见到的那种标准形象。作为他一生政治上最后一个小小的高潮，五十年代某年当他应邀偕夫人郑佩宜赴中南海怀仁堂观赏文艺演出，坐在前排的毛曾转过头来亲切向他致意，并以自己即席吟咏的《浣溪沙》一词当场索和，这不免让柳受宠若惊。但这位从前以门生视前者，顾盼自雄，相许“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的时代风云人物，现在落在纸上的已是“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骈阆”这样令人同情的纪晓岚式的文字了。也许，对于他的旧僚、朋友、同事，最后一次有机会见到他应该是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当时柳已经衰老得相当厉害，耳聋目昏，站立不稳，以至需要有人小心挽扶着才能勉强在主席台就座。两年后的六月二十一日，也正好是毛在京读《人民日报》有关余江县的报道，写下七律两首的那个浮想联翩、欣然命笔的夜晚的几乎同时，在北京医院的一间高于病房内，一生慷慨激昂，好作惊人之语的柳一言不发，黯然辞世。三天后首都各界人士相集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大会，在主祭者的长长名单上不乏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吴玉章等中共重量级人物，但我始终无法找到他的诗友兼政治同道毛泽东的名字。同时主祭场挽幛上“柳亚子委员灵堂”的称呼一一而非习惯所称之“同志”或“先生”一一看来也不无耐人寻味之处。当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生前，我敢担保这势必又会引发他一顿大大的牢骚。所幸他的思想与异乎寻常的自尊当时已再也无暇顾及这些细节。公祭结束后他的灵柩按事先安排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在那里，他躯体的政治部分在火焰与空气中迅速消逝，化作一抹轻烟。而艺术部分却被永久纪录在文学史上，直至今天为止，尚是一座恐难为时人逾越的山峰。
二00二年二月吴江一一湖州
第四部分后记
去年深冬的一个黄昏，从外地回湖州，一时心血来潮想到要看运河，于是让开车的朋友拐道去了塘栖。沿着残阳下清冷的古河道闲走，又在当地那座建于明代弘治十一年的广济桥头坐了一会。突然想起本书中的十六个人物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于此行经的记录，或赴考，或谋职，或访友，或探亲，或载美同游，或进行商业活动，风尘仆仆，无一例外。而大浪淘沙，水流花谢，江山依然，斯人何在？一时难免有些伤感。
散文究竟应该怎么写？也许，这个问题的标准句式应当是：散文的定义究竟是什么？袁宏道提出了他“尽翻窠臼，自出手眼”的偏激观点，英国人则认为必须像“有趣味性的谈话”才够味。周作人有个比喻：自己的园地。他说，“种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自己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用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而董桥的“须学、须识、须情”“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虽然说得精辟，毕竟为一般写作者所难以企及。就像书中郑板桥到处宣称难得糊涂，在实际生活中却被证明精明到了极点。因此，我最欣赏的还是一个朋友酒后的一句狠话：“说那么多干什么？写就得了！”
十年闲居家中，书看了不少，学业上却没什么长进，正如朱彝尊当年所自嘲的那样：“学书不成，学剑不成”。看书饮酒之余，偶尔也曾想到要动动笔，于是就写了这么本东西。也不管它什么文体、师承、内容、形式、怎么顺手就怎么写。承蒙浙江《江南》杂志谢鲁渤先生相邀，曾以专栏形式在该刊连续刊登了三年，其中有几篇被人贴到网上，颇获谬赞。在去年的书稿论证会上，来自上海的评论家吴俊先生使用了这样一个定语：“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的统一体”。广东的谢有顺先生另外有个说法叫做：“用自己掌握的材料，试图纠正历史上的某种偏见”。至于南帆先生《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一文，更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在此一并谢过。
二十年前初涉文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后来读了点书，又喜欢标榜“大象无形”“大音稀声”。至于真正的艺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坦率说，我到现在还是半明半昧。即使有时有些心得，可能一段时间后又会为自己所推翻。当年洞山和尚在有人问他什么是佛的时候回答说：“麻三斤”。而我谈的是自己的作品，加上也不指望能有老和尚那样的禅机与定力，只好老老实实说了这些。
二○○四年六月十日作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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