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第4/57页
我有些慌神，心想怎么审讯刚开头就结束了呢？我早做好了通宵达旦的准备，甚至包括受点皮肉之苦。却不是，就这么草草收了场，这确是始料不及的。
我走得很不情愿，就像在这审讯室里没呆够似的，这心理够古怪的。
缅怀往事应该是老年人的事（梁任公便有“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一说），或者是功成名就者的事，我不在这个范畴。我不老（才二十出头），也没有辉煌的业绩（连学业都未完成）。我没有这种资格，而理应畅想“将来”的我却必须对“既往”进行回忆。不，回忆这字眼可有点轻描淡写，确切地说是反省、是坦白。一连几天我苦苦地回想，力图从记忆中寻觅出审讯员想知道的那三个日子，可硬是办不到。我回忆不起来，那三个鬼日子就像是沉海的石入洞的蛇，杳无踪影。然而却有另一个日子总在眼前浮现，挥之不去，那就是今天，不，已是昨天，我沦为阶下囚之日，一切都是历历在目的。特别是将我从K大拘走的那一幕：
从时令上说那是一年中最漫长的夜。六点钟起床时宿舍外面的校园还是一片漆黑。后来我不再相信人所谓的预感与直觉。如果有，那个早晨就不会厄运临近而我还像惯常一样的从容消闲。我照例比同宿舍的人多偎几分钟被窝，当别人洗刷完毕我才懒洋洋走进盥洗间。盥洗间的破损窗户对着大办（大学办公室）的方向。如果稍稍有些警觉，我应当看到大办窗户异于往常地亮着灯光。也应当听到大办楼前有汽车开来的声响，可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照常慢慢吞吞地刷牙洗脸，一点也不知晓祸事已直逼眼前。走出盥洗间在走廊里我被两个人拦住。走廊灯光昏黄，我的近视镜撂在宿舍里，眼前黑影幢幢，好容易才辨认出他们是系党支部书记范宜春和副支书孟广琦。孟是我同年级同学，虽然打交道不多，可也算得上熟悉。范宜春先开口说话，他要我立刻到大办去一趟。他的声音极其平淡，可传到我耳朵里就像炸了一个雷。坏事了，我心里说。这几天已听到这样的传闻：国家机关，文教单位和新闻界的许多右派被公安机关逮捕，难道……没等我回过神来，孟广琦将一张字条递给我，我赶紧贴在眼皮子底下看，上写“周文祥同学有事请到大学办公室一谈”。下面骑着鲜红的图章。坏了，真的坏了，我的心怦怦跳动。我已断定灾祸临身。字条是昨天写的，孟广琦和我住邻室，如若是一般的事，他完全可以在头晚把字条交给我。即使昨晚忘记了，今早也用不着这么两人拦截如临大敌。我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问范、孟知不知道找我谈什么事？两人齐答不知道。可我断定他们是知道的，说不知道完全是胡说。一场反右使每一个人都学会了说谎。孟说你去了就知道了。这时宿舍的学生陆陆续续往食堂里去，看到范、孟两书记和我在走廊里的阵势自会猜到几分，也不显多少惊讶。反右斗争也使大家都经了风浪，无论再出现什么事情也不会大惊小怪。这时在楼梯的黑暗处响起一串铁勺敲饭盒的声响，接着是一声吆喝吃饭喽——我心里打个怔，一下子被提醒。我问范、孟能不能先吃饭再去，这次他们没一点含混，说不行。我觉得憋屈，说我要上厕所。孟不客气地指出我起床后上过厕所（这就证实了我的行动一直在他的监视之中）。我说我肠胃不好拉肚子。两人以不信任的眼光盯着我。我说我真的拉肚子。我不再理睬他们，径自朝走廊头上的厕所走去。尽管我不回头可我清楚他们跟在后面。我走进厕所，赶紧找一个茅坑蹲下。我不否认我对范、孟两人说拉肚子是说谎，问题是一经蹲下就有了排泄的欲望。是拉稀？拉稀是我们那儿形容人遇到危难事的怂包形状。我不由感到沮丧和自卑。大难当前我一下子窥见了自己那一缕懦怯的神经。哈，怂包蛋周文祥，今日你也拉了稀，我恨恨地嘲弄自己。这嘲弄完全是为自己壮胆。拉稀归拉稀，但我却没忘记拉稀之外的大事，那就是销毁“罪证”。我从门缝向外瞅瞅，范、孟两人没跟进厕所，我便赶紧行动，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叠起来的信纸。这信纸是冯俐写给我的，自从我被定为极右派冯俐不断地为我鸣冤叫屈，态度强硬言辞激烈，为此受到她所在外语系党组织严厉的批评，警告她如不和我彻底决裂将步我的后尘。我自知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不能让她和我毁在一起，便提出与她断绝恋爱关系，分道扬镳。她非常固执，既不理睬系党总支的警告也不采纳我的忠告。我拒绝与她再见面，她就不间断给我写信，放在传达室窗口等我取。平时收到信看过便销毁了，只有最近这封还保留着。我将冯俐的信撕碎丢进便坑里，以这种方式“践踏”过爱情我心中方感到慰释。我被范、孟两书记带出宿舍楼天还没完全亮，东面天空透出的青光与宿舍楼窗子透出的黄光融合一处，这是我熟悉的校园晨光。
可今天这校园晨光让我感到光怪陆离，感到充满欺诈和险机。气温很低，尽管我已经像有经验的犯人那样将几乎所有衣裳穿在身上，可还是冷得不行。校园里人影幢幢，有的在晨练，有的走向食堂吃饭，一切俱与往常无异。朦胧晨光中没人注意到我和跟在后面的范、孟。我一路向大办走去，就像我在为范、孟两人带路。从宿舍到大办大约有四五分钟路程，虽短却是我人生旅途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路程。什么叫穷途末路？这就是。也许那时我的精神已经麻痹，整个人已变成了无魂无魄的行尸走肉。快到大办楼前时我兀地感到了紧张，是紧张不是恐慌。我看见有几辆轿车停在空地上，周围走动着许多穿棉大衣的人，我认出他们是学校保卫处的，在批判我的大会上他们曾扮演“激奋的学生”卡过我的脖子。昏暗中我认不出他们的脸却能认出他们膨胀着强蛮的形态。现在他们已用不着扮演什么了，已堂而皇之进入自己的角色。他们向我包抄围拢。这就是周文祥，范宜春说。一束手电的强光就刺在我的脸上，我感到眼前一片光明。后来手电光熄了。交给我们，一个粗嗓门说。范、孟两人立刻转身走了。校园晨光下他们走得飞快，就像叫鬼咬了脚跟。我被保卫人员带进二楼一个房间里，他们把我推进房间便在外面把门关上。屋里亮着灯，我看见一个人趴在桌上写着什么，眼光相碰我们都认出了对方。反右斗争使我们这样本来默默无闻的人都小有名气了，走到哪儿都会有人对你指指戳戳。我知道他是动力系的助教黄斌。学校右派泛滥成灾，情况又各异，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成了右派的。可我知道他是老师，成了右派我也没忘记师道尊严，我叫一声黄老师。他点一下头没说什么，似乎不愿与我说话。祸从口出这一被印证的真理使每个人都对别人大加防范。我也住口不言。屋里很静，静得惟听见电流烧灯丝的咝咝声。不久我听到走廊上的脚步声。一会儿门被推开，进来的是校办秘书潘林。潘是校编委，我和他认识，我断定那张“有事到大学办公室一谈”的字条是出自他手。而看见我他并不打算和我“一谈”，而是用平淡口气问句：周文祥最近考虑过自己的问题没有？我说一直在考虑。他说桌上有笔有纸，写一份思想汇报。我心里纳闷，咋天不亮就把我弄到这儿写思想汇报呢？我说我前天刚把一份思想汇报交给系党总支了。潘林有些不耐烦地说，叫你写你就写，这份汇报材料是学校要的。我知道只有写了。这时我已看穿了他的“西洋景”，写汇报是假，把我安抚住是真。果然，我刚在纸上写了一个“思想汇报”的题目，走廊上又响起了脚步声，很重很凌乱，是皮靴在水泥地上发出的铿锵声。我的心往上一提。门被推开，拥进三个穿蓝棉制服的警察，潘林对着我把手一挥说：这就是周文祥。一句话又完成了一次交接。两个警察走到我跟前一个扭了我的胳膊，一个从文件包里掏出逮捕证，向我宣读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虽然这时我已经对逮捕有足够心理准备，可一听罪名我的头就轰地一声炸响，反革命分子是人人惧怕的罪名，能招致杀身之祸。惶惶中我竟然不知手铐是什么时候铐上了我的手腕。紧接着便是搜身。一个警察将我胸前的校徽一把揪下一扬手丢在桌上。校徽在桌上弹了几弹掉到地上。看着躺在地上的校徽，我悲从中来。我意识到学生生活将一去不复返了，尽管这与逮捕判刑相比实在算不上什么，可我还是感到无比的悲伤和痛心。他们又将我里里外外乱摸一气。摸出的学生证、借书证、记分册、指甲钳、零钱及饭菜票等胡乱丢在桌子上。最后又抽下我的腰带，同样丢在桌子上。他们做这些“老本行”事情时显得十分的熟练，三下两下就完。搜查完毕两个警察命令我向外走。尽管我手提裤子十分的狼狈，可我没忘记和黄斌老师告别。但黄垂着头，不肯响应。
我被押出办公楼天已经亮了。正是学生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校园空荡荡的。一辆黑色轿车已经在楼前台阶下待命。向我宣布逮捕的那个警察拉开车门，把我推了进去，他也跟着上了车。车里已有两个人，一个是司机，另一个是穿黄军装的武警战士。警察和武警战士将我夹在后座的中间。警察又将他的文件包盖在我的手铐上。车开了，我看见是开向西校门。说来也真是一种讽刺：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坐小轿车；头次坐要去的地方就是监狱。车向前开，路上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在奔走，有的是去食堂吃饭，有的是吃完饭从食堂出来。这时我不禁又想到冯俐，想到平日里我们相聚食堂时的美好时光，我十分渴望她能行走在路上，让我在离校之前见上一面。尽管我知道这个机缘的概率很低，可还是将热切的目光盯向车外。路上的学生见轿车开来好奇地向里面张望。这时我突然明白警察为什么要将文件包盖住我的手铐。欲盖弥彰。我脑子里倏地跳出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就像一颗肮脏的果子被人强塞进我的口中，恶心之极却又必须吞咽下去。如果说在这之前面对逮捕我恐慌过畏惧过痛苦过，那么这时占据我内心的已经是深深的厌恶与憎恨了。当西校门现于眼帘这一刻我想哭泣，我想号啕大哭。我热爱K大，无比珍惜我的大学生活。但这一切都随着车出校门离我而去，这一切将永远离我而去。今后只能存留在记忆中。但是我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只要我尚有自由的一天，我就要回到K大校园，而且我要从这西校门进来。
这就是我离开K大时心中所想，无讹无妄。尽管这一切我记得清晰，但却无济于事，这不是审讯人员指定的日子。他们要我交待的是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八日这三个日子。其实我也知道这不是一道无解的题，有解在我的日记里。日记里记得很详细，只要翻翻日记……可我的日记不在身边，它仍然在我床下的书箱里，还是已被公安局的人搜走？我不得知，也无从得而知。为此我向崔老请教。崔老说被捕后搜查是必不可免的，日记这类重要证据肯定已落入审讯员手里。我问能不能向审讯员讨回看看。崔老摇摇头，说有句俗话叫：一字入公门十牛拉不出。我还不明白，问既然日记在审讯员手里，为什么还问我哪天哪天都干了什么事，难道他们不会自己看？崔老笑了笑，说连这也不明白可真是个货真价实的书呆子。经崔老的一番点拨，我像被启蒙的学童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我晓得无论如何要把那几个日子回忆起，然后再一五一十向审讯员交待，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的态度好，才能证明我对自己的问题是“竹筒倒豆子”（这是审讯员的口头禅）。于是我想啊想，一天到晚就像灵魂出了窍。一次放风结束我竟怔在那里忘了回牢房，挨了管理员的训斥还不知为了哪一桩。崔老见我这般失魂落魄又继续点拨我，他说凡事离不开常理……如果一个人将钱币什么的东西失落在沙滩上，怎样才能寻得回来呢？我想想说：用手扒。崔老说再好好想一想。我想起建筑工人用筛子筛沙子庄稼人用筛子筛粮食。对，用筛子筛。崔老说对了，用筛子筛。我问时光也可以用筛子筛？崔老说这是自然。他说你记日记其实就是筛一天的时光，重要的事情留在筛面上记下来，不重要的从筛孔里流失去。他说你现在要筛的不是一天，而是好几个月，这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关键是要找到一种方法。崔虽说得玄妙，却给了我启迪。我觉得必须换一个思路，换一种回忆方式。我想应该选择某个尚有记忆的日子为基准，然后沿着这基准点往后回忆。说是筛筛子也好，说顺藤摸瓜也好，都差不离。有了这种想法我很是兴奋也变得从容冷静。我很清楚今后我面对的审讯将十分艰巨，决不会只说清楚那三天就万事大吉。绝不是。我须将五脏六腑都翻出来拨拉着给人家看，而通过这种全面详尽的回忆，事实上就是为下一步的审讯做准备。当然由于人的记忆力毕竟有限，即使这般的“天网恢恢”也难以做到“疏而不漏”。事实也正是这样的，我想起一些完整的事件，而更多的是一些片断，一些细枝末节。为防止再度遗忘，我将所能回忆起来的一应记录在纸上，没有选择没有取舍，包括全部。这样记下来的东西看起来杂七杂八零零碎碎，就像搬家将家中的坛坛罐罐一应的东西全堆放在大门口。
——五月里我首先能记起来的是四日。五四青年节。星期六？不错是星期六。天气很晴朗。吃早饭时在食堂见到冯俐。她换了件灰蓝色列宁服，很精神。从她的装束我想起昨天她告诉我今天去参加中国青年欢迎伏罗希罗夫的集会。我说你去吗？她笑了下说去。她说活动完了去王府井。我问去不去书店。她说去。我说去就替我买本汉俄小辞典回来。她说行。这时走来了程冠生。程说你们小两口在唧喳个啥呢？好不好公开公开？冯俐说去去去，再胡说八道就不理你了。都笑了。冯俐又问程要不要捎东西？程说罗锅子上山前（钱）上紧呐，口袋空空买个屁！我说要屁好说，立马就给还是热的。冯俐瞪我一眼说别恶劣。喇叭广播了，说参加集会的同学吃过饭立刻到大办（大学办公室）楼前上车。冯俐说我走了。
各系都贴出纪念“五四”活动告示。中文系的活动很出新——修广场。由系总支书记范宜春带领。他的即兴动员很有感召力，说广场是民众和民主的象征。广场没有台阶，人人平等。
K大的广场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意义深远重大，我们要发扬五四的传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范的讲话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下午中文系在大教室讨论《长生殿》，我有兴趣，早早去了。《长》剧是清初戏剧家洪昉思的杰作，它描写的是唐代君王李隆基和妃子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对这一作品的主题人物性格和时代背景等，三年前中文系已进行了一次讨论，但当时对展开学术讨论的精神领会不够，讨论不够实事求是，效果不太好，也没能继续讨论下去。这次讨论是学校第四次科学讨论会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纳入了中文系响应号召积极参加鸣放的活动中。讨论会由吴宝中系主任主持。首先是徐宏仁、周永昊两位青年教师宣读了他们的论文，题目是《长生殿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观点是：《长》剧的主题歌颂李（隆基）杨（玉环）的真挚爱情，特别是颂扬了杨玉环的痴情。作者认为尽管作品中暴露了帝王宫廷的腐败生活和封建王朝颠覆前的昏庸景象，也表现了郭子义、郭从瑾、雷青海等人的爱国感情和民主思想，但却不能把这些思想内容提升到作品的主题思想地位上来。之后展开讨论，发言者很多，观点各异，可归纳为：一，洪昉思所以写《长生殿》是基于被李杨爱情故事所感动和作者所处的动乱时代，因此不能把作品的爱情描写和它的社会意义分割开来；《长》剧的主题不能单用爱情来概括。二，不能孤立地看爱情而忽视了社会意义，性并不等于爱情。爱情是人类发展到一定时期才产生的，李杨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李隆基是个色情狂，而杨对李则是不得不“爱”，否则便要被打入冷宫。三，认识洪昉思所处的社会环境很重要，对理解《长》剧的主题有帮助，洪昉思写《长生殿》是要借这个故事抨击当时的社会，因此首先应从思想意义上来理解《长》剧的主题思想。另外还有人提出了折中调和的观点，认为《长生殿》的主题思想完全强调社会意义不适合，完全强调爱情也不适合。二者俱备，尽在其中。整个讨论的过程很热烈，发言很踊跃。争鸣气氛浓郁。最后吴主任做讨论会总结。他认为讨论会争鸣得很好，希望今后能继续争鸣下去（“争鸣”成了最时髦用语）。
晚饭去食堂的路上遇见程冠生，我问他为什么不参加《长生殿》的讨论会。他说S大的一个高中时代的同学来找他，我问是不是来过几次的那个姓葛的小个子。程说是。我对葛小个子没好印象，对程说没必要和他搭连。程说他来是想告诫我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不可轻举妄动，也是好意。我说你对此怎么看，程说我仔细研究了《人民日报》五月二日发的那篇《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觉得中央的态度是坚定的，观点也是崭新的。比如其中有这样的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如马克思所说，经常批评自己，自己批判自己，是为了从过去的缺点错误中取得教训，为将来的胜利准备条件。事实上无产阶级的历史性胜利常常是随着彻底的自我批评而来的。他说我觉得不应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中央的铮铮言辞。我说中央这次整风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克服党内不断滋生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其诚意是毋庸置疑的。
吃饭的时候找到冯俐，我问她看没看清楚伏罗希洛夫，她说看得很清楚。她说没来得及去王府井，书下次上街再买。我约她饭后到湖边走走，她说今天不行，系团总支有活动。我问什么活动，她说具体不知道，但肯定与整风有关，也许是研究团总支如何配合党总支的工作吧。我说程冠生一个在S大的同学来告诉他整风中不宜轻举妄动，你在团委应注意控制一下调门，别当出头鸟。她不以为然说咱光明正大襟怀坦白怕个啥？我说这也是。她说明天星期天想去民盟宿舍看舅舅，问我去不去。我哏都没打说去。因冯俐的舅妈菜烧得很好，每回去都能打打馋虫子，这对我很有诱惑力。她笑了，说一天跑一趟你的小腿也是溜溜的。我说对。
星期六晚上照例是舞会。大食堂里将饭桌往两边一拉，舞池就出来了。因今天是青年节，舞会也是节日的庆祝活动之一。人到的很多，大多数是学生，也有部分青年教师。乐队奏响之后，我立刻奔到冯俐面前请她和我跳第一曲，我知道动作稍慢她就不属于我了。我俩跳舞很协调，动作也规范，从大学一年级我们便是舞伴，开始仅仅是舞伴，后来又多了一层比舞伴更亲密的关系。一曲终了，我意犹未尽。当乐曲再起，冯俐便被别人“抢”走了。尽管我知道自己没有独占她的权利，但心里还是悻悻的。待发现将她“夺”回的可能性不大，便离开舞场回宿舍了。
——五日星期天起得晚些，和同宿舍也是同班的黄伟、董建力一起去食堂吃早饭，路上黄伟说他听到一个消息：中央高级领导人周、邓、彭分别到几所名牌大学做了整风动员报告。彭还在清华的党员干部的范围内传达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形势转得很快，整风鸣放是大势所趋。国家高教部受到中央的批评：只抓教学不抓整风。我问消息确实么？黄伟说不知道。
董建力说不论确实不确实，以K大的状况看和上面的精神是牛蹄子——两半儿。我说新事物需要有个过程。正吃饭时校刊编辑姜池走到桌边，催要前几天向我约的文章，说下星期二发稿，今天下午必须把稿子交给他。我说来不及的。姜池说今天上午可以赶赶嘛。我说今天有事要外出。姜池不依不饶，说小周你是校刊的中坚作者，校刊一向待你不薄，关键时刻可不能袖手旁观啊。我问啥叫关键时刻？他说这还用问吗？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帮助党整风，校刊要起号角作用，我们对你这篇文章期望很大，你现在退缩不是要我的好看么？记住，下午两点钟我去你宿舍拿稿子。姜池怕我再和他扯拖，说完就抬腿走了。我很为难，站在食堂门口等冯俐。等了一会儿我才想起她星期天是从不吃早饭的，只好到她宿舍去找。正走着碰见她同宿舍的鞠燕，就让她带话给冯俐说不能和她一块去了。
上午在宿舍里写稿，题目是《推倒高墙填平鸿沟》。
中午姜池来将稿拿走。
下午？睡觉。
晚上在礼堂看电影《不拘小节的人》。
——星期一头节课是哲学。去教学楼的路上遇见四班的吕浩明，吕是校刊的诗歌作者，常有作品刊出。他显得神采飞扬，对我说他联络了中文系一些在文学上有造诣的同学，要成立一个文学社团，名字都起好了，叫“绿叶文学社”。他说希望我能参加。我说我考虑一下。他说这还考虑什么，是不是有什么顾虑？我说没有。他说既然没有就应该有所作为，现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是造就人的时代，良机不可错过啊。我说以后再说吧。他说别以后再说，星期三开筹备会，你一定要参加，参加了才好安排职务。我说我不要职务，我的事情挺多。他笑笑说你说的事情还不是谈恋爱？现在可不是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时候呀！胡适曾送他弟子一句名言：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问题。我也送你一句：少谈点恋爱多有点作为。哈哈。
他的话让我挺不舒服，便不再说什么。快到教学楼时看见楼前告示牌前挤满了人，我心想会有什么重要消息呢？我快走几步，到近前时见从人群里挤出来程冠生，我问他贴了什么。他说是校党委决定停课整风的通知。我吃了一惊，问：是真的吗？程冠生说白纸黑字还能假。
这时我想起昨天黄伟说的高教部受到中央批评的传闻，现在看可能是真的了，这不学校开始行动起来了？我说看来整风要来真格的了。程冠生点点头说看来党中央是痛下决心了，由此可见我们党是有希望的，中国是有希望的。我说中央开始从根本上抓起了。
前脚回宿舍，后脚姜池就来了。不上课宿舍里人多，姜池把我拉到走廊里，对我说那篇文章编辑部领导认为锋芒太露了，怕引起大家的误解。我问哪些地方锋芒太露了。姜池吞吞吐吐，说也许大概……我领会领导的意思是可以阐明整风的必要性，但不要先入为主地对“K大三害严重”做导向。我心里很不高兴，心想连校党委都下决心停课整风了，而以“号角”自居的校刊却畏首畏尾，这不是叶公好龙是什么？我对姜池说把稿子还我吧。姜池从口袋掏出稿子递给我，说快些改，还是中午来取。我说别来了，改了我送过去，不送就是改不了了。
中午收到家里来的信。
午饭时在食堂见到冯俐。最近食堂将菜按质量分为甲乙丙三类，学生吃什么买什么。从买菜的情况可看出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只要和我一起吃饭，冯俐大都是买一份甲菜，有时还买甲、乙两份，甲菜是买给我吃的。吃饭的时候我问怎么早饭时没见到她，她说昨天和舅舅聊到很晚，就住下了。今天一大早赶回来上课，不料停课了。早知这样就不用起大早往回赶。我说形势发展很快。她说她也感受到了。我问她舅舅那里的情况。她说舅舅对帮助党整风还顾虑重重。我说民主党派历来胆小，口头上说与共产党肝胆相照，实际上一直是捧着蛋子过河——提心吊胆。冯俐吼一句又恶劣！我朝她做了鬼脸。她又说恐怕也不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我告诉她家里来信了，问暑假能不能带她回去住几天。她笑着摇摇头。我说丑媳妇早晚也要见公婆。她扬手捶我说不害臊，谁是你媳妇呢。我说现在不是早晚会是。她说那得看你的表现怎么样。我继续动员她，她说你家里人的态度诚恳么。我说那当然，不信你看信。她说态度诚恳尚可考虑。见她答应了我很高兴，说同意了我就写信回去，可别到时候又变卦啊。
她说你急乎什么呢，离暑假还有两三个月呢，再说谁知道这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想不到竟被她不幸言中，暑假不仅她不能随我一块回家，连我自己也没回成）。
下午参加班里的整风座谈会，由系党总支副书记孟广琦主持。这是我们班的首次整风座谈会，同学们以各种不同的心态参加，到得很齐。孟广琦读了《人民日报》那篇《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念完后以系总支的名义做动员，他的态度很诚恳，特别讲到希望同学们对他本人多提批评意见，一不要有顾虑，二不要留情面。他保证决不秋后算账打击报复。孟是江苏人，考入K大时就已经是党员，因此顺理成章的当了系里的干部。他的学习成绩不好，又老觉得自己是干部自觉不自觉在同学中拿架子，威信不高。听了他的动员我觉得不舒服，一开始就说“不打击报复”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暗示他有打击报复的权力？只取决于用还是不用。孟讲完话之后冷场。我的同位卜东方悄声问我发不发言。我摇摇头，问他发不发。他说发言就像喝酒，得有个气氛，现在这种气氛能有情绪发言？还冷场。陆续有人离开教室。我心想这开场锣怕敲不响了，也蠢蠢欲动。卜东方说新闻系的一个专题会也在开，估计会热烈，问我想不想去听听。我说去。卜说别一块出去，我先走，在外面等你。
新闻系开会的大教室里黑压压一片人，座位满了，后面也站满了人，我和卜东方努力往前挤，挤不进去，最后只能站在后面听。正发言的人是南方口音沙沙的公鸭嗓。他说在肃反中我被斗了三次。我听了一怔，原以为新闻系的鸣放不外乎新闻原则和新闻政策方面的问题，却不是。拐出去很远，就留心听下去：他们说我有反动历史和反革命罪行，这些都是积极分子们像创作小说一样苦心的构思和奇妙的幻想弄出来的。党委就根据这些创作成果把我定为反革命分子，这顶反革命分子帽子险些使我进到监狱里去。直到去年五月我的问题才弄清楚了，我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平反了，党委向我道歉，可又是怎样道歉的呢？党委派一个姓陈的干部把我叫到一间屋子，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对我说：党委肃反没有经验，让你受了委屈。说完这句话又提高了调门，说不过你也是有缺点错误的嘛，否则为什么不斗争别人呢？（笑声）听听这是一种什么腔调？后来我才知道我被斗争是因为有几个人写了我的检举材料，就是我前面说的他们创作出来的小说。小说情节是一九四九年在长沙中学组织反革命小集团。这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事实是我们几个爱好钓鱼的同学常一块溜到江边钓鱼。（笑声）我向组织提出销毁这份假材料，组织上却不同意，说这些材料不作为你的历史资料可也不能把它作废或者销毁。真是奇怪的逻辑。既然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为什么不销毁？不销毁就说明有保存的价值，是不是想留着下一次运动来再用呢？针对这个问题我希望系党组织能给予答复，否则这次整风运动中我无法轻装上阵……接着是一个北京口音的人发言，他同样以肃反为话题，说肃反在K大搞得热火朝天呀，结果把数学系的许多教授搞走了，我们新闻系的许多教授也离开了。我在肃反中写了七次检查不过关，因为我用一张旧画报包书皮，画报上有希特勒的画像，他们抓住这点不放，说我崇拜希特勒，反苏。新闻系的许某人是条棍子，东打西打，可他不是武林好汉，而是儒林小丑（笑声）。
和卜东方又回到中文系座谈会会场，有人在发言，记不清是谁了，发完了又有人接上，都不是实质性发言，是表态，说些整风伟大要踊跃参加之类的话，后来就散会了。
晚上和冯俐约会，坐在湖边长椅上聊天。天暖和了，湖边人很多。后来云彩遮住天上的月亮，人都隐在黑暗中。我记得这个细节是因为当时我对冯俐说的一句自以为很有诗意的话：人有时是需要黑暗的。当时我真觉得黑暗很好很温馨。
——七日？这天干了些什么呢？怎么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呢？糟糕，日子断线了。就像走路走到一座断桥边，面前一片茫茫水面，看不见彼岸的路径在何处。我清楚是不能就此止步的，必须把断了的线接起来，从断桥上走过去，否则……如果具体事情记不起来，能不能有一个概要印象呢？七日之后的几天里学校、中文系和我个人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学校系里不外乎以各种形式推动运动向前发展，个人不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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