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2/60页
把最有魅力的事情揭开来看，这种描写秘密战争的书籍，当然最受读者欢迎。如果这本书又是真实而非虚妄地描写秘密战争，那就不能不说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中国的情报、保卫工作，实在是一段不可埋没的秘史。为了前辈英雄，为了历史留存，为了读者期待，我必须写好这本书！
整理手头的资料，我又陷入巨大的兴奋之中。
我已经积攒了古今中外大量有关书籍。我能够看到读者难以接触的有关资料，包括许多过去标为秘密而现在已经解密的内部文件。我还得到不少当事人未曾发表的个人回忆录。这些文字资料，已经足够一些学者写出有关学术著作。我看过几本海外有关著作，他们掌握的材料远不如我。
我的宝库不仅于此。我采访情报、保卫系统的当事人已有多年。中共早期的情报、保卫工作神秘色彩颇重，别说对外保密了，就是机关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不同个人之间，也不得互相过问工作。因此，许多级别相当高的干部，也难以掌握全部情况。我的腿勤，到处跑。上百个部长省长厅长局长级别的官员，中共情报、保卫部门的高层人物，“大特务头子”，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和盘托出！我再把他们提供的不同视角的材料爬梳整理，不少历史谜团就逐渐清晰起来。
我写作向来重视素材，尤其重视直接采访。因为，文字材料，特别是正式文件，往往有重重顾虑，不能写出全部情况；而且，出于文体考虑，常常忽略细节。鲁迅主张，写历史，不但要看正史，还要看野史。社会科学家搞研究，不但爬梳文字，还强调搞野外考察，重视口述资料。以我个人的写作经验，在所有素材之中，作者直接采访当事人得来的素材，往往属于独家材料，最为生动，最有价值。
看看我搞到多少秘闻。
至今尚未披露的最大的特务案件。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打进共产党内部50多人，甚至已经控制中央军委的一部情报电台。弃暗投明的立功人员，有些又加入共产党并成为可靠的情报干部。而此案的侦破，恰恰与延安审干同步！
血腥疑案的真相。周恩来在陕北劳山遭遇伏击仅以身免，这股土匪有无政治背景？八路军办事处的少将代表宣侠父在西安神秘失踪，蒋介石搞暗杀为什么瞒住亲信胡宗南？
情报服务于战略的成功范例。中共特科在日本政界秘密发展一批内线，这些日本人为中国提前提供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战略情报！延安窃取国民党联络参谋的密码，传递毛泽东不去重庆的假情报，而后中共突然参加国共谈判赢得主动。
潜伏最深最久的情报员。长期伴随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的阎又文，曾经为傅作义起草讨伐毛泽东的电文，代表傅作义出席与中共的和谈，又成为新中国水利部长傅作义的办公厅主任，文革中还被当作军阀走卒批斗。其实，这个阎又文本是秘密共产党员。
重要政治运动的实情。发生在延安的“抢救运动”，史家评为文革之前身。当年的关押名单，现在就是一部政界名人录、艺坛名人录。河北女青年王遵级为何成为延安“四大特务”之一？王实味到底是怎样处死的？总结这段运动的经验教训，也是一个历史任务。
细致的历史考证。“特务”一词从何而来？中国的情报、保卫机构创建于何时？周恩来如何亲手创立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并编制中共的第一部密码？
中国高层情报保卫干部的经历。从延安成长起来的情报保卫干部，开国时撒向全国，担任各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长。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司法部部长邹瑜、总政保卫部部长郝苏，当年都是延安情报保卫训练班的青年学员。中共的“特务头子”远非世人以为的那样性情刻板。中央红军的周兴无意间起了一个酷吏的名字，从江西到陕北总在中央身边担任保卫要职。南洋华侨布鲁在延安号称“东方福尔摩斯”，谈恋爱期间还侦破重大疑难案件。闹红起家的陕北汉子赵苍璧，第一次执行任务就迷上侦察业务。异地革命的知识青年李启明，把国民党的军官和特务都拉到自己的情报网络之中。
有趣的公安掌故。邓小平到情报训练班择偶，相中的浦群英后来改名卓琳，订婚宴会吃的是陕北名菜“三不沾”。评剧《刘巧儿》的前身原是一出秦腔戏，主演苏平逃婚到延安参加革命，编剧袁静后来写了《新儿女英雄传》，全体演职人员本是抢救运动的“犯人”，却组成最早的公安剧团。
有了这么精彩的独家材料，不写能憋住？
我还是迟迟没有动笔。
我在寻找适宜的写法。
过去，我的写作并不正规，同一篇文章可以刊登于学术杂志，也可能连载于畅销报刊，说不清是新闻报道、报告文学还是学术论文。四不像的写法，也许适应飞速膨胀的文化市场的需求；但是，变革中的文体，也需要逐步形成优化的基因。既然我已经在搜集素材上下了这么大工夫，那么，我也有必要在写法上下同样的工夫。
许多作者在文艺创作中追求完美，我在这本书的写作中，追求“完真”。我尽力做到，即使面对最为严密的非虚构文体的写作规范，面对最为严格的报告文学的写作要求，本书仍为一部合格的严肃的纪实作品。这是因为，我这本书的描写对象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领域，而读者希望看到是真实而非虚构的历史。
前言（3）
当然，无论什么文章都应写得读者爱看。历史本来是生动的，把生动的历史写成枯燥的八股，只能怨作者。我向来重视文笔，这本书中也活跃着鲜活的人物，演绎着悬疑的情节，描画着生动的细节，可读性决不逊于小说。不过我要声明：我写的这些故事尽管十分生动，却不含戏说成份，都是真的。
撰写此书的过程，我的脑海中始终回响着“不可埋没！”
无论你感兴趣也罢，不感兴趣也罢，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本身，实在是一部不可埋没的大书。
我越写越觉得该写，越写越增添自信。我有非常精尖的选题，我有非常丰富的素材，我还有非常认真的态度。天时地利人和，我当然有信心对读者自称――这是一部关于情报、保卫工作的上品之书！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1）
谈起情报和保卫系统，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惊呼：“特务！”搞情报的人是特务，搞保卫的人要抓特务，反正离不开那令人发指的“特务”。解放前，共产党谴责国民党搞“特务统治”；建国后，“抓特务”又是防止国民党破坏的重要任务：“特务”，似乎成了贬义词。定义总是形式的，实体才是实在的。作者决心找到中国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机构。
找来找去，没有找到国民党那儿，倒找到共产党这儿了。
据作者考证，在中国的情报、保卫界，最早出现“特务”一词与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都来自1927年5月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
1927年国共分裂，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缺乏自卫意识的共产党人惨遭屠杀。合法地位变成非法地位，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出于保卫自身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一个“特务工作处”。
这个“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委。当时的中央军委机构精干，书记周恩来、秘书长王一飞、参谋长聂荣臻；机关驻地汉口余积里12号，三楼三底两厢的石库门式房子，组织科在楼下西厢，秘书处在楼上西厢，周恩来在楼上客堂办公，特务处就在隔壁的东厢。特务工作处负责人为顾顺章。此人曾在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中率领“打狗队”，1927年上海武装起义中担任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颇有城市战斗经验。1926年周恩来筹建中共保卫工作，曾挑选顾顺章、陈赓、陆留三人去苏联学习。
特务工作处下设四个股：情报股负责搜集军事、政治情报，了解敌人活动动向。负责人董醒吾外号董胖子，时任国民政府武汉三镇侦缉大队队长。那时的情报工作好做，武汉政府汪精卫还在同共产党合作，连武汉公安局长都是共产党员吴德峰。
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负责人李剑如。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被迫回国时，保卫股抽调30人护送，完成任务后就留在苏联学习保卫业务。
特务股负责惩办叛徒、奸细，兼理中央交办的特殊工作，负责人李强，成员只有蔡飞、陈连生、王竹樵等几个人。这个行动组织曾经处死一名企图接近苏联顾问团的英国间谍，刺伤苏联顾问团内部的奸细尤金皮克。
匪运股的任务是收编土匪武装，负责人胡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