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3/60页


草创阶段的特务工作处工作十分活跃。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7月14日汪精卫武汉分共,特务工作处都能及时拿到情报。特务工作处还在南昌起义中积极配合部队破坏粤汉铁路,把撤退回国的苏联顾问的枪支秘密送往叶挺任师长的二十四师。还通过商人搞了些金融投机,炒卖国库券、钞票、银元,为中央赚取秘密活动经费。

不久,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这个“特务工作处”于1927年8月结束工作。

这就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特务”组织!

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的建立,与中共也就是前后脚的一点儿时间差。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专门捕杀共产党人。还有军队系统的“参谋本部第二厅”,负责军事谍报与电讯侦测。1930年夏,党务调查科内部增设一个“特务组”,专门对付中共活动。

1932年3月,亲近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仿照意大利的棒喝党和德国的褐衫党,在中国组织了一个秘密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社员衣着蓝色衣服,又称“蓝衣社”。着力培植亲信的蒋介石,亲中选亲,又在复兴社之中特设一个“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由十个黄埔生组成,戴笠任处长。这个特务处的任务是情报工作、策反工作、行动工作,正是标准的特务职能。这个特务处成立的4月1日,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四一纪念日”,每年此日,蒋介石都要亲自出席纪念仪式。

这样,国民党也有称为“特务”的组织了。①国共双方,为何都把自己的情报保卫机构称为“特务”?

“特务”显然是现代产物,记载古代词汇的《辞源》之中,根本就找不到“特务”这个词。具有类似意义的词汇是“间谍”,释为“秘密侦探敌情”。例句:《史记》中记载李牧作战“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还有一个名词“间人”,意为“探子、间谍”,《孙子兵法》就有《用间篇》。看来,在中国古代,“间谍”还是一种军事手段,尚未形成独立行业。

1979年版《辞海》这样定义“特务”:“参加特务组织或接受特务机关的任务,进行刺探情报、暗害、破坏、造谣煽惑等反革命活动的分子。”这个定义将特务完全归于敌人。其实,“特务”其名,起初不含贬义。1937年1月西北政治保卫局颁发《特务须知》,把首长的警卫员称为“特务员”,很光荣的职务呢!①1990年版《语言大典》给“特务”的四项定义包括英文词义:“1.(specialtask或duties)军队中指担任警卫、通讯、运输等特殊任务的,如特务员、特务连、特务营。2.(specialagent)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3.(spy)间谍,敌对一方派往另一方搜集情报,进行破坏的人员。4.(stooge)为某一政府效劳反对另一政府的颠覆性特务。”这个定义已经将特务定为中性,敌我兼有,而且包括各类特务。不过,在军队类别中遗漏了一种侦察任务,军队特务连的编制之中总有侦察分队。想来,作者十八岁参军就当侦察兵,也算有过小特务的资历?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2)

1996年出版的《中国特务》一书,认为以上定义都不科学,重新定义:“为了国家、阶级或政治集团的利益,受组织或领导的委派,默默从事情报工作或搜捕、暗杀、破坏等行动工作以及其他维护本国、本阶级或本政治集团利益的秘密工作的人员。”这个定义明确了“特务”的三大特征:一是“因公”活动。也对,中国古代,因公活动的人叫“间”(间谍),因私活动的人叫“侠”(侠客)。不过,这个“公”不知是否包括现代的“公司”,为跨国公司窃取经济情报的商业间谍算不算“特务”?第二特征是受组织或领导的委派活动。即使是特务分子,如果擅自杀死私仇者也不是特务行为,而属刑事犯罪。这个特征也不好掌握,看看系列间谍电影“007”,那受组织委派的特务往往又“擅自”行动。第三特征是秘密行为。这就抓住了特务的行业特点。可是,特务未必全秘密,情报搜集工作就可以部分地公开进行。各国驻外使馆中,就有拿着外交护照的公开的特务。从特征来定义特务难以完整,《中国特务》又提出特务的三大业务:情报工作、行动工作、策反及心理作战。还有一些划分,如按组织机构划分为行政系统、党务系统、军队系统,如文职特务、武装特务、秘密特务、公开特务……

看来,这特务真是够“特”的,无论怎样定义,都显得不够严谨、不够周全。生活实际,不照定义那样划分得清清楚楚。以“特务”论,中国古代就有军事、警察、司法各系统混同的情况。其实,现代也未必清清楚楚。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有“中统”与“军统”,可是“复兴社”的情况就有些复杂,其中只有力行社的特务处才是严格意义的特务。国民党抓共产党的时候,所有的地下党员都算特务;跑到台湾以后更是超度紧张:情报工作是特务,联络工作是特务,就连统战工作也算特务。

作者至今没有完全考证准确,中国的情报、保卫组织的名称都是来自何处。

苏联那里,1917年设立“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改称“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伯乌”。看来,中共创建情报保卫组织之初,并未照搬苏联的组织机构。也对,苏联那里是国家政权组织,中共这边正处于非法状态。那么,周恩来的“特务工作处”从何而来?美国倒是惯用“特务”这个名称,负责总统警卫工作的机构,设在“财政部”,叫做“特务处”。莫非这就是中共使用“特务”名称的来历?还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最初的“特务”组织都隶属军事系统,莫非借用军队的“特务连”?

“调查”,最早见于国民党,后来共产党也有“调查部”,大概取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1907年美国司法部设立调查室,1924年扩大为调查局。这也是苏联不用的名称。

“二厅”大概是国际惯例。清朝政府改革官制,1906年设立了一个职权相当于总参谋部的“军咨处”,这个军咨处下设七个厅,“二厅”专门负责对外情报间谍活动。这个“二厅”世界通行。美国陆军情报局简称是Armyg-2,空军情报局简称A-2.国民党有“参谋本部第二厅”,中共中央军委也有“二局”,总参谋部也有“二部”。军队之中的老大总是作战部门,情报部门排老二也够显赫的了。

作者执拗地探询各种“特务”机构的区别,见到有关专家就追根问底。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足以称为中共的顶级“特务”了,却这样提醒作者:你们年轻,许多事情弄不清楚,过去的工作,不像现在划分得这么明确……①这番话使作者恍然大悟。

包括被称为“情报”、被称为“保卫”、被称为“特务”的工作,都不是按照定义运行的,而是怎么有效就怎么做。

中共自创建之日就十分重视保卫工作。1921年7月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中召开,会址还从上海市区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得保守秘密。”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少党员的身份公开,广东区委委员杨殷在广州市公安局任顾问,曾调查廖仲恺被刺案件,1926年又负责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保卫工作,从广州工人纠察队和南海农军中挑选人员,组织了一支保卫大队。中共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省港大罢工,都设立了纠察队、监察队、侦察队、调查队等保卫组织;湖北、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也普遍设立了农民自卫军,维持乡村治安。不过,这些早期的保密措施和保卫组织,还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中共在地下状态期间,曾在内部称为“秘密工作”。后来有了农村根据地“苏区”(苏维埃区域),保卫工作建立公开机关;又将非苏区的这块工作称为“白区工作”、“城市工作”。

直到成立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才出现“特务”这个名称,才符合特务定义的核心部分。

至于分为“情报工作”、“保卫工作”、“调查工作”、“统战工作”、“联络工作”,那都是往后的情况了。

遇到分类难题,作者有一个高招:采用同心圆式划分。核心,符合最苛刻的定义;往外扩展就开始搀杂模糊成分,甚至具有边缘内容,始终是沾边就赖;直到怎么看都是另一件事物,那才算出圈。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国最早的“特务”组织(3)

“情报工作”、“保卫工作”、“特务”、“间谍”、“警察”,这是核心部分;较为宽泛的划分,也就是“圆心”之外的圆圈,再算那些“白区工作”、“城市工作”、“统战工作”、“联络工作”……这个同心圆一圈一圈扩展,总要有个能够涵盖全部的名头。思来想去,采用一个相对模糊而又相当诱人的名称――“秘密工作”!这就是本书书名的来历。有一本外国同类题材著作,就题名《秘密战》。

“秘密战”的范围相对宽泛,可也不能无限模糊出去,那样,“特务”就不“特”了。本书的内容,还是尽力阐述“特务”的核心定义。

中国早期的特务组织,尽管机构很小功能不全,却是以后影响中国政局的庞大特务组织的前身。

“党务调查科”后来发展为赫赫有名的“中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复兴社“特务处”,后来扩大为赫赫有名的“军统”――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国民党庞大的军警宪特组织之中,这党务系统的“中统”与军队系统的“军统”,始终是核心特务组织。

“特务工作处”虽然只活动了三个月,却培养了中共最早的特工干部,此后成立的“中央特科”,骨干大多来自这个特务工作处。

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中央特科(1)

在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内部,“中央特科”赫赫有名。

中央特科,创建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上海创造了无数中国之最:最大的城市,最宽的外国租界,最多的市民人数,还有,最复杂的情报斗争!国民政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英国、法国租界的巡捕房、包打听,弄堂码头的青帮、红帮,共产国际的情报站、中共特科的打狗队……上海是国际公认的“冒险家的乐园”。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再次转入秘密活动,中央机关又从广东搬回上海。1927年11月,周恩来从东江前线回到上海,并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恩来的倡议下,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中央特别委员会(另外两个委员是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

如果说,此前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还是个短暂存在的临时机构的话,这个“中央特科”就是专业的中共情报保卫机构了。了解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历史,必须追寻这个“特科”。

“特科”成立于1927年11月,组织逐步扩大,先后设立四个科: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打狗队),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队长蔡飞、谭忠余。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无线电通讯,负责人李强、陈寿昌。

总务科的重要任务是保障中央会议。那时的中共中央革命热情高涨,自身处于非法状态,还要召开一些全国性大会。1930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会议、1931年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到会人都有好几十。总务科先租下外国租界之中的楼房,安排自己人居住进去掩护,再把数十位会议代表分别安排在旅社住宿。开会时楼外有红队便衣骑车望风巡逻,楼下有“太太”打牌望风,楼上有总务科“佣人”服务。代表们在楼上开会,一旦有情况外围立即报警阻击,代表则从暗道转移。总务科还负责营救被捕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两次被捕,都由特科收买巡捕房营救成功。1929年8月中央军委委员彭湃、杨殷被捕,周恩来亲自策划劫刑场。30日,敌人将彭湃、杨殷押赴龙华执刑,红队化装成摄影队半路截击。由于沿途警戒森严,运送武器来迟,千钧一发之际,手无寸铁的红队眼看囚车路过,无法出手。罗亦农就义之后,特科冒险收殓埋葬遗体,还竖立了化名“罗四维君子之墓”的石碑。

负责情报的二科完全在搞“特务”工作。二科的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陈养山、欧阳新、刘鼎、李宇超等人,都是中共的情报奇才。科长陈赓乃黄埔三杰之一,东征中救过蒋介石一命,还到苏联学习过保卫业务。二科发展了一个重要情报关系鲍君甫。国民党成立调查科以后,立即寻求在上海建立特务组织,选中的驻沪特派员鲍君甫,恰恰是中共特科陈养山的密友!经过特科积极争取,鲍君甫同意为共产党做事。于是,国民党驻沪特务系统建立伊始就实际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特科营救任弼时,就是通过鲍君甫往租界巡捕房送钱。更为有趣的是营救关向应。1931年关向应在法租界被捕,绝密的手抄文件也落入敌人手中。法国人看不懂中共文件,托鲍君甫找一位“鉴别专家”。于是,特科的刘鼎就负责鉴别关向应的文件书籍了。不久,手抄的机密文件被刘鼎悄悄取回,鲍君甫又对法国人说,鉴定证明此人的书籍没有政治价值,不过是个普通学者。关向应得以平安出狱。特科的关系遍布各界。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也经周恩来批准而秘密加入共产党,多次提供情报,积极营救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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