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清全集.net》第30/45页
因为愈来愈多的商人不信任官方的意图，所以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后，甘冒风险向官僚控制的企业投资的商人越来少。官员们则另外提出一种让商人参加的方案作为对策。这些官员利用种种新口号（它们可以归纳为一个广泛使用的名词：“官商合办”），允许在国家和私人投资之间存在一种更加平等的合伙关系。
张之洞是第一个从他在长江中游的基地武昌把新口号应用到工业项目的主要人物。他曾经在必须适应西方这一点上表现得很迟钝，但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改变了他的观点，并且深刻了解到建立工业的重要性。张之洞认为他于1889年开设的最早期的工业湖北织布局是一种官商合办的企业，虽然他为这个织布局所作的一切安排，与他在同一成规下赞助的其他一切纺织业或与纺织有关的工业是完全不同的。1888年当他在广州任职的时候，他就想出了一种筹足资本来开办一个纺织厂的新方法。张之洞在奏折中提出了一种含糊其词的“官为商倡”的政策。①
张之洞的新方法实际上是对广州的所谓闱姓商人所征的税（这些商人被特许办彩票，彩票的获奖者必须准确地猜中每次科举考试中式士子的姓氏）。②1889年，张之洞强迫他们捐款四十万两；1890年，除正常税收外再要他们捐献五十六万两。一年后他上报了这些额外税收，因为当时他调任为湖广总督，所以他不得不请求清帝批准他把资金和厂址从广州迁往新任所。从广州彩票商筹集资本在汉口办纱厂是个不寻常的方法，张之洞为此辩解说，正规的商股的征集往往费时误事，他希望一旦企业变得有利可图时在商人中间会引起更大的兴趣。广州的资金能够这样用来办湖北的一个企业，这是张之洞取得北京支持的一个标志。
彩票商人的“捐献”事实上是一种征用。然而张之洞却把这一政府收入的不寻常来源看作是完全控制工厂的一种手段。除了请求恩准他把资金和厂址迁移到华中，他的奏疏还要求借用一些政府的资金；继任他署广州总督的李瀚章只允许他从地方彩票特税中带走他获准的收入的一半多一点。湖北织布厂终于建成，它名议上虽是官商合办企业，但事实上“商人资本”却是用强制手段取得的。
不过，只要行得通，张之洞并不反对商人的合作。虽然他对商人的能力和爱国心的评价并不甚佳，但他很现实，认为商人的支持是必要的。1894年，张之洞为了大力扩充织布局的资本，允许给任何新的投资者以每年“官利”百分之十五，此举显然取得了部分成效。①但是，他仍然不许商人负经营管理的责任。
织布局总办是张之洞的幕僚之一，名叫蔡锡勇，1896年蔡死后由盛春颐继任。他们两人都出身于官宦之家。蔡锡勇毕业于同文馆，曾做过陈兰彬班子中的语言专家，后者在1875至1881年期间担任过中国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等国的公使。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张之洞对他的西方知识和自强思想印象很深，便聘请他工作，于是他立即成了张之洞的近代的工业、军事和教育项目的主要设计者和监督者。②关于后任盛春颐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很少，但是看来他的近代企业方面的知识较少。盛春颐的接任大约是在1896年，恰恰是在张之洞的几个工业项目开始越来越困难之时。
然而，湖北织布局一开始就有一些问题。虽然它最初是有利可图的，张之洞却不仅利用它的利润，而且还利用它的一部分资本来支持他的其他亏损的企业。汉阳铁厂在它于1896年改组之前，从织布局共抽走了三十四万两，只归还了大约六万两，还是运费和保险费。在织布局和张之洞其他企业之间的这种帐目不清的情况，以及官僚主义的浪费，和织布局为应付其本身需要而必须支付的高利息，更使公司的财力枯竭。到1902年，当它的亏损迫使张之洞把它让与私人的时候，它从政府方面得到的贷款至少已达六十八万三千三百七十五两。①
张之洞的第二个纺织企业是湖北纺纱局，它的官商合办史更加典型。②它开办于1894年，其时张之洞正获得几个商人对他的旧的织布局的支持。张之洞向清帝许诺，准许商人投资者成为合伙人。但他未能详细地提出怎样去实施这种合伙关系。虽然他用了“官商合办”和“招商助官”等词来说明官商合作的新形式，但是他上奏清帝请求敕准的奏疏的大意，仍与官督商办企业相差无几。
不过有几个商人的反应是积极的。到1887年，他们为了这个新的纺纱局提供资金约三十万两，亦即资本的一半。看来当张之洞任命一个高级官员做督办和盛春颐做总办的时候，商人股东至少对机器和公司帐目拥有控制权。然而在1897年期间，当纺纱局准备开工生产的时候，张之洞任命王常川道台作他的局中常驻代表，负责督办事宜。合伙的商人对张之洞的有增无减的干涉已经越来越不愉快。王常川被任命为局中官方常驻代表一事把他们的快要爆发的不安变成了公开的反抗。王常川的回答是要保护政府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因为政府业已提供了半数资本。
他们其后是怎样辩论的就不十分清楚了。看来张之洞力求磋商出一个妥协方案。但妥协方案被拒绝，1897年7月，商人们退出了。根据张之洞的说法，商人们不但要全部管理权力，而且另外还要二十万两借款。作为报偿，原来的政府股金三十万两转为贷款，付给预先决定的保证利息。①
张之洞宣称他同意这些条件，但附加的二十万两借款却未予同意；因此，商人们决定退出。张之洞可能坚持过要有某种政府控制的形式。与官督商办形式下所处的地位相比，避免这种控制对商人来说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确实，官员和商人的作用就会颠倒过来。在官督企业中，归根到底是利用商人资本的官员负责管理。按照张之洞的条陈所说，商人们在新的方案之下可以利用政府资本，并且仍然对工厂管理有控制权。至于说到官方放出贷款所收的保证利息，它和许诺给所有私人和官方资本的“官利”很相似，而不管这种资本是投放到官督企业还是投放到其他种类的企业。
无论如何，到了1897年夏，纺纱局本质上变成了一个官办企业。商人投资额的一半是立即偿还的。另一半则用在一年以后到期的债券偿付。这显然引起了很深的反感。提倡新工业而又得到官方支持的绅士张謇报告说，在张之洞和商人之间发生破裂以后，他在为创办一个私人纺织厂而大力筹集资金时遇到了很大困难。曾经向张謇提出金钱保证的许多私人投资者也都撤销了他们的支持。②湖北纺纱局的经营未能赚取利润。1902年它仿效湖北织布局而被租给了一家私人公司。
张之洞总督远未被这些失败所阻，他在1905和1906年试图再次大干一番。这一次他公开承认，政府干涉近代工业的管理是错误的，他提出倡办经过改革的官商合办公司，其经营将对股东们负责。张之洞还答应私人投资者，他们在湖北和湖南两省拥有生产和销售的专利权，并且在头五年期间保证投资者能获得其本金的百分之五的利润。政府的控制限于：第一，政府的审计官定期检查公司帐簿；第二，在第六年，政府和公司一起决定每年的合理的税率。
张之洞希望这些宽厚的条件能够吸引商人大规模地向他的新的合股公司投资，同时希望政府资金在需要时也只是少量提供而已。这些希望破灭了，因为原计划资本为八十万两的一个毡呢厂，在1906年开张时官方资本为三十万两，而私人资本只有十万两。两年以后，毡呢厂因缺乏流动资本而倒闭。还有几个其他的企业，包括纸厂、玻璃厂、水泥厂、针钉厂和皮革厂等，都只办了很短时间就关了门。失败的原因总的说来显然是没有经验和管理不善。就针钉厂而言，它是由欧洲进口的最新机器装备后于1908年开办的。然而总办毫无办厂经验。说得更确切一点，他曾做过张府西席，可能他就是因为这一关系才得到此职的。1910年在他宣布该厂破产以后，他被告发、定罪和坐牢，因为他至少侵吞了公司的公款五万两。①
张之洞答应和商人保持比较公平的合伙关系，仍不过是口惠而已。首先，他要求办的每件事都贴近他自己。他办的织布局跟着他从广州迁到武昌。他的炼铁厂就在他衙署的隔壁，虽然该厂既不靠近产煤地，亦不靠近铁矿。张之洞不肯授权给别人，只相信自己才能够密切地进行监督。特别是在他的助手蔡锡勇于1896年死后，他对他的一些官方总办都不信任。还要提一下，不论蔡锡勇或者盛春颐，看来都不是干练的总办。
张之洞在吸引有才干的商人的帮助方面，也是非常不成功的。他的顾问中间没有一个出色的买办。也许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一向低估商人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之洞的搞工业发展的路子与李鸿章的路子截然不同。李鸿章从商人和官吏队伍中起用了许多优秀的经理和行政人员，而且知人善任。但张之洞作为一个近代工业的提倡者，因缺乏才干如盛宣怀或唐景星的助手，所以他对工业发展的贡献严重地受到了限制。
幻想逐渐消失
在十九世纪末，商人们越来越不情愿对官办近代企业进行投资，这不仅是由于给予他们的职责不够。当其中任何一个公司倒闭的时候，它们所在的省政府常常要求把公司剩余的资产优先偿还官债，给商人股东的就为数不多了。1893年，烟台缫丝局在经营十多年以后关门了。在它满足了政府的全部要求以后，官方经理们只给投资者每股十两，而他们原先每股付了二百两；如果第二次认股又每股付出二百两，则可得二十两。这种做法显然没有和投资商人充分商量过，根据徐润的记载，他们对这些不公平待遇非常不满。徐润不是盛宣怀的朋友，他指责盛说，盛宣怀后来接收缫丝局之后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图的买卖。徐润于是评论道：“〔官方经理〕有强权而无公理，何以服人……余明知不合公理，但卵石之势，无可如何，只可随众而已。”①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来证明官员们本身洞悉商人的不满。当刘坤一总督被询及关于采用官督方式建造铁路的意见时，他在1895年的奏疏中说：
若复狃于官督商办之说，无事不由官总其成，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至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招股之事叠出，从未取信于人。即招商、织布等局，成效可观，究之经理归官，利又无几，于商情终形隔膜。①刘坤一总督的分析也适用于官商合办企业，因为这两类形式实际上差不多。
盛宣怀完全知道商人们怨声载道。就在徐润指控他不公平地对待烟台缫丝局投资户那一年的晚些时候，盛宣怀试图对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股东们订出一个比较公平的补偿办法（该局在1893年焚毁）。他得到李鸿章的同意，拒绝了政府关于收回官方贷款二十六万五千三百九十两的要求。然后他表示愿意从织布局剩余的资产中以现金付给商人，同时再用该局的后继企业华盛纺织总厂的股票偿付。结果是商人股东获得偿还的现款合他们最初投资的二成，其余则为华盛的股票。不过，如果盛宣怀以为对商人投资户这样明显的示惠就会吸引他们重新向华盛投资，那他就大失所望了。商人们仍然疑虑重重，而且由于他那个小圈子中的商业伙伴们都是铺面不少而资金有限，所以华盛的资本一直不敷。华盛纺织总厂开始很有希望，以后在短短的几年中一直赔累，直到1901年为止。1901年，盛宣怀得到清廷许可，在宣布所有华盛的股票（包括那些为兑换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旧股票而发行的股票在内）一律无效以后，就把华盛纺织总厂变成了一个私营公司。②
然而，商人对官商合办的新工业也不是完全没有感情的，这就是这类企业一直到清朝灭亡时和灭亡后仍陆续在开办的原因。如果说人们对它的幻想大大地破灭的话，那么他们也普遍地认识到在外商竞争的面前必须有官方参加。郑观应所表现的这种对政府若即若离的感情就是最好的例证（他本人至少是两个这类企业的商人兼总办）。一方面，郑观应承认商人需要官方的保护，因为在中国没有商法和宪法来保护他们的权利和财产。所以他提出，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办法是可取的。另一方面郑观应觉得，这个办法只能临时解决问题；最终还是应该制定出一项公平而行之有效的法律来保护商人。
郑观应争辩说，官僚机构的腐败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大大地减少了某些企业的利润，造成了另一些企业的失败。在提到三个赢利的官督商办企业，即天津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时，他大声疾呼道：如果让它们全由商人经营，则“其所收效果宁有涯涘！”①郑观应还观察到这些企业的开办过于依赖各省官方赞助人的一时兴致。虽然人们承认李鸿章很开明，不会对官督商办企业科以重税，但“李傅相不能永在北洋，又不能保后任如李傅相能识大体”。②
后来，郑观应在民国初年写作时，对清政府卷入各种工业之举讽嘲备至。他谴责官员们“损下益上”，反过来还要假装帮助商人。他回忆了天津电报局在本世纪头十年的末期如何对其股东没有作出适当的赔偿就收归国有的情景。他拿这种情形和日本政府的政策来对比，日本对新型的和新生的工业给予财政资助，并且提供管理人员，让它们顺利通过开办之初的岁月。郑观应于是提到他从日本友人处得知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日本人开办一个炼铜厂，在头几年亏损惨重，差不多要宣布破产了。这时政府进行干预，它先作调查研究，然后严办了那些贪污腐化的办事人员，并在资金、管理和一般的监督方面给予帮助。几年以后当该厂开始赚钱的时候，政府放弃了对该厂的一切权力，把权力交回给商人董事们。郑观应暗示，中国政府对它自己的企业也应该以此为法。①
因此，官商合办到底该如何进行，在这方面仁智之见大不相同。商人们欢迎官方的提携和眷顾。他们至少在草创时期甚至会接受以政府的贷款和管理指导为形式的国家控制。相反，张之洞、盛宣怀等官方主办人对这种官商合伙关系的概念却大异其趣。由于国家没有多余的资金搞这些经济事业，所以一定要利用商人们的财源和吸收他们的资本来为国家的目标服务。近代企业虽然能使中国强大以对抗西方，可是它太重要了，所以不能完全交给商人去办。官方一定得保留控制大权。
根据国家在中国经济中的传统作用来看，很难挑剔官员们对国家的控制所持的自以为是的看法。但是在保持这些控制权的过程中，他们超越了李鸿章最初主张只进行一般监督和扶助的想法。他们直接插手经营管理；同时由于他们一身而兼官方经理和私人投资者身分，所以自然而然地会产生混淆国家利益和官僚利益的倾向，并且从为国家效劳的立场转而后退到追求他们的一己之利。因为越来越多的官员与近代企业发生关系，这类倾向也日益严重，直到它们开始形成中国式的工业发展时为止。
③ 确实，国家只制订了极少数规章，而且经营商业可以独立于国家之外。（汉密尔顿：《商人和现代化：对中国商业看法的变化》，手稿，伯克利，1975年12月。）但是，缺乏明确的规章并不等于没有控制，而是有大的指导方针（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商人不能逾越的界限。
① 关于李鸿章的几种官督商办事业，费维恺的《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一书中曾加以讨论。关于轮船招商局最初几年的详情，见刘广京：《在中国的两个轮船公司，1862—1877年》（哈佛大学，1956年博士论文）。
② 《中国经济研究大全》（日文），第1册第185—187页。
③ 关于朱其昂的传记，见《清史稿?列传》，卷239第3页；又见费维恺：《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第108页。
① 卡尔森：《1877—1912年的开平煤矿》。
②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年》，第84—92页。
① 见刘广京：《英国和中国轮船在华的竞争，1873—1885年》，收在考恩编：《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中第49—78页，特别是第75页注1，它表明，在1884—1893年间，轮船招商局分享全部收入的份额不断减少，因为它的船队没有增加，而两个英国竞争者的船队却有增无已。
①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36—43页；《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9第40—42页载有李金镛的一篇小传。
① 张之洞：《张文襄公集?奏稿》（许同莘编），卷69第11、13页。
② 盛宣怀：《盛尚书愚斋存稿初刊》，卷4第24—26页。
① 张之洞：《张文襄公集?奏稿》，卷17第24—26页；卷19第3—6页；卷29第30—31页。
② 关于这种离奇有趣的彩票方式，详见洗宝干编：《佛山忠义乡志》，卷4。
①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第1册第573—574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7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册第572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册第579—591页。
① 张之洞：《张文襄公集?公牍》，卷12第15—16页。
② 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张孝若编），第1册第14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册第592、613—620页。香港《华字日报》，1905年6月2日和20日。
①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73页。
① 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131页。引文载《刘坤一选集》（中华书局），第2册第883页。
②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盛宣怀：《盛尚书愚斋》，卷5第41—43页。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8第43—44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12第4页。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8第56—57页。
创办私人企业的运动
很难说究竟是由于官僚的控制还是资本的不足，才使清末近代企业的发展受到更大的压抑。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如果筹集到足够的资本（不管是来自政府外部或政府内部），那就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减轻官僚控制所产生的那种窒息企业的影响。
自1873年以来曾号召公开征股，但结果不好，因为商人们对官方提倡者的用心采取戒备态度。
然而，大约1900年以后，许多这类筹款运动能成功地筹集大量资本。舆论的改变使得投资者愿意提供资本了，但条件是公司要商办。中央政府也公布了私人公司合股的法律和章程，以帮助增强公众的信任。尽管国家的这些措施往往不能很好地付诸实践，但是它们还是适应了私人投资者求取法律保护的要求。
不过，促使公众越来越给予支持的最大动力还是新世纪日益高涨的政治气氛。大城市的重要商人团体组成了自己的商会，以进行一些政治运动，如抵制外货，或者要求中国人参加外国人主持的上海工部局。①这些出于爱国心而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关注，不久就集中在外国对中国工业的控制这一经济问题上。既然政府看来不愿意或者无力防止外国人的控制，所以有政治觉悟的商人和绅士现在就以此为理由来积极推动创办私营公司。这些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规模和力量，因为爱国主义因夹杂着私人利益而得到加强。
私营铁路和经济民族主义
一个深得民心的运动是从外国公司手中收回铁路财政和铁路建筑的权利。②近代工业虽然在开始提倡的时候是要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时却正落到外国资本家手中，因为国家宁愿向外国银行借款，以保持对一切实际上快成为外资企业的徒具虚名的控制。在对这类事情进行争论时，各省绅商积极分子把商办变成了政治问题。他们的抗议不再属于经济性质，而是政治性质的了，“商办”在抗议声中被看成是保全国家经济实力以对抗外国侵略的行动，而国家的创办却被看作是与西方银行家相勾结的行径。完全独立的、无留难的、不受本国政府和外国人控制的私营企业，就成为收回利权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国家却认定，铁路不象纺织工厂，它们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所以不能让私人企业家去经办。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期间，张之洞作为督办中国第一条重要铁路的官员，曾慷慨激昂地争辩说，铁路影响着国家的利益和主权。他承认，私人资本能够补充国家贷款或外国贷款之不足，但是官员们一定得保留最终的决定权。
粤汉铁路首先对张之洞的见解提出了重要的挑战。1904年，广州七十二行商和九善堂的商人领袖组织了好几次人数众多的集会，要求把粤汉铁路的建筑权和财权还给中国人。这些权利业已由中国政府授与一个美国组织——美华合兴公司。在汉口，张之洞支持甚至煽动了一个同样由商人和绅士领导的恢复利权的运动。使地方感情突然爆发的表面原因是铁路建设迟延了，以及美华合兴公司占有的、数量足以控制铁路的那部分股票未经认可就被卖给了比利时辛迪加组织。不过，造成这件事的真正的原因纯粹是对外国特许权和贷款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敌对情绪。
在1905年内，美华合兴公司的控制权又被美国另一家公司取得。但是复权运动从参加了几十个群情激愤的集会的成千上万商人、学生和绅士那里获得如此声势浩大的支持，致使中央政府害怕会发生地方叛乱，所以它不得不强迫美国人接受赎买的协定。
广东省政府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筹集地方税来建筑铁路。地方绅商领袖大力倡议私营铁路以后，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反应是逮捕绅士领袖和商人领袖各一名。但是这个行动起了相反的效果，因为1906年初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店员重新活动了起来；他们在前些时曾参加过许多恢复利权运动的集会，但是他们后来退出了关于公司资金来源和行政管理问题的争论。现在，少数几个主张铁路私营的领袖一经岑春煊指责，他们的反官办的行动反而大白于天下，并且深得民心。接着召开了几次集会，或者通过决议对省抚之计划征收附加税表示遗憾，或者组织支援代表团去访问被监禁的领袖，或者保证募款资助成立一个私营铁路公司。①
清末近代企业不能通过公开征股来吸引民众的支持，因为股票价值太高。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曾经有过几次征股活动，但每股的票值都高达一百两。当时一个店员的平均工资是三块银洋一月（约合二两三钱银子），而此数足以养活一个小小家庭，所以一百两银子的巨款只有非常富有的人家才出得起。1906年的这些集会攻击了这种一贯的高昂价格，坚决认为建造铁路所需的巨额款项只有集腋成裘才能募集。它们通过决定，主张发行一种可以分期摊付的低面值股票。他们最后采用了五元一股（约合四两银子）的办法，在一年到一年半内三次付清，这甚至使贫寒学生也能认购。在1906年2月共筹集到第一期认股款1，648，788元。这次运动计划筹集二千万元作为私营铁路公司的资本，它进行得很顺利。
这个公司正式取名为粤汉铁路公司，并向北京申请要求取得商办地位。为了保持对政府的压力，海外的、或者香港和其他省份的广州商人源源不断地提出保证，但都以取得商办地位为条件。①
不论是北京的或者广州的当局，都不能抵挡这样一个有群众支持的强大的示威。1906年4月，前买办和实业家郑观应，被地方行会和慈善堂领袖组成的组织委员会选为粤汉铁路公司总办。商办地位也立即得到官方的批准。同年6月21日郑观应就能够上报说，收到的第一期认股款已逾八百八十万元。这是中国直到此时为止不论用哪一种方法所能筹集到的最大的一笔资本。
但是，虽然得到私营权利，并没有终止关于对公司施加控制和指导的争论。在以后五年中，该公司即以商办企业来经营。但是这五年中危机不断。首先是被选举的高级职员的合法性问题。郑观应之被选为总办，受到一些股东的反对，直到他被迫辞职而由梁诚接替为止；梁诚这名官员是刚卸职的驻华盛顿公使。股东中间的派别活动随之产生。董事之间互不信任，结果只好用互相制约和平衡的办法，以划分职责范围，这样甚至使总办无权对整个企业进行协调，更说不上进行管理了。②
这一切都促进了股东们的战斗性和公众的警觉。当公司帐务管理不善和高级职员中间贪污成风被宣扬出来时，省政府再次取得了控制的机会。到了1911年，中央政府把所有私营和半私营的铁路都收归国有，部分原因是广州铁路象另一条重要的私营川汉铁路那样也是一个失败。在移交的时候粤汉铁路公司实收资本约一千六百万元，其中已花的大约一千万元只铺设了四十五英里长的铁轨。象这样低的效率，再加上公开揭发出来的高级职员贪污之风，就使商办公司的信誉完全扫地了。国有化引起抗议。但是大多数抗议者之所以情绪激昂，与其说是因为私营企业的告吹，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收到偿还的现金只有自己资本的六成。
在这几年期间，另一个商办的沪杭甬铁路公司的历史与此有惊人的相似之处。①1907年后期，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有时是很激烈的运动以后，浙江地方绅商领袖收回了一家英国公司的筑路权，并且用出售面值五元的股票（认购后五年分期缴清）的办法筹集资本。浙江铁路公司是建造一条横贯长江下游南岸的铁路的两个省办公司之一：它也由于贪污腐化、工程质量差、管理上的争吵和公众支持的日益减少，很快就受到了打击。以进步闻名的士大夫汤寿潜由于他在收回利权运动中一向是直言无隐的领导人，所以在1905年被选为修建沪杭铁路的总办。过去人们抱怨汤寿潜狡猾、固执和骄傲自大，现在则转而赞扬他的提倡立宪运动的斗志，以及他抵抗政府侵犯的能力。
1909年，汤寿潜为了对批评他的人让步，提出辞职。但是这一行动反而为他的党人提供一个展开强有力的挽留运动的机会，来显示他们的力量。在他这样被挽留住以后的下一年，汤寿潜再度突被清帝降旨免职，此事又引起了对私营效率的怀疑，即效率是否只有通过群众所有制才能取得。有政治头脑的股东购买股票是为了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他们容易抓住新得的股东权利去干涉公司的事务，特别在涉及私营公司和国家之间的事务时更是如此。结果是使受到群众支持的私营企业带上了政治色彩。
1910年汤寿潜被免职一事，驱使为数众多的股东们集会于上海，他们通过决议说，任何人，甚至是皇上，按照法律也不能把一个经过正式手续选出的公司高级职员革职。他们援引北京前几年颁布的公司商律第77条，上面规定，每个公司的董事会享有任免公司职员的权利。整个9月还继续开了几次会，有些集会开成了群众示威活动。宁波的一次集会参加的人达万人以上。该公司以这样的民意支持为奥援，便径直和浙江巡抚增韫及省谘议局打交道。省谘议局认为，任何政府都不能忽视它自己所规定的法律，特别是在清帝鼓励要实行宪政的时候。浙江巡抚增韫最后答应把这个决议正式转呈北京。省谘议局曾以停止它所有的公务相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