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陈寅恪传TXT全集》第10/17页
1939年春夏间，陈寅恪回到香港省亲，同时也为等待机会应牛津之聘。陈寅恪因为昆明的高原气候，身体状况一直欠佳，时常闹病，心里也眷恋着与家人早日团聚，加上唐筼屡病需要照顾，陈寅恪希望通过携家赴英讲学，这样家人可以共聚一地，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汉学的新发展。于是他决定离开西南联大到英国讲学。亲朋好友对陈寅恪的决定都表示赞同，并为他有这样的机会垂青表示高兴。唐筼也为有这样一个全家可以团聚的机会而兴奋，并积极准备与陈寅恪踏上赴英的新征程，开始一种理想的安静团聚的生活。但是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香港一时没有赴欧洲的轮船。再加上旅费不足等原因，没能去成英国。这种情况下，陈寅恪只有再次告别妻儿，返回云南，继续执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战争局势更加紧张，赴英意愿一再难偿。为了解决全家在港的生计问题，使全家能暂时在香港居住，陈寅恪接受了香港大学的聘请，出任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
1941年底，日军突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并攻占香港，陈寅恪在家闲居约半年。这个时候，他应牛津之聘的计划完全被打消。对于这些不可料的因素，致使一家人的计划不断被打乱，但是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唐筼都在身边默默的支持和鼓励着陈寅恪。后来香港沦陷，日本人的重金和高官的劝诱，对身负国耻家仇的陈寅恪而言，这些只会让他怒发冲冠，“正气吞狂贼”。于是，陈寅恪意识到在这样的关头，唯有离开香港这个是非之地，早日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于是唐筼和陈寅恪告别了港居尽管艰难但也些许稳定的生活，再次踏上了逃难的历程。历尽万辛，在1942年6月末抵达桂林市，在桂林逗留一年多，并任教于广西大学。但是稳定的时间并不长，1943年的8月，由于战火逼近湖南，他们一家不得已又登上逃难的历程。唐筼在路上，不堪波折，染上痢疾，走到贵阳时候，病情加重，找到药品，慢慢调理了一个月，病情才慢慢有了起色。同时陈寅恪也得病，费尽波折，终于在1943年12月底，抵达成都，不久任教于燕京大学。
这一路的艰辛，使得陈寅恪的目疾在逃难的路上，不断地加重，在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执教的时候，他的视力在不断下降，但是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教书育人的本分，在追求为学的路上，坚定地走着。1944年11月中旬陈寅恪的左眼已经恶化，入住存仁医院，陈寅恪住院期间，唐筼昼夜在病榻旁，又急又累，旧病复发。此刻燕京大学的师友、学生非常关心，轮流在床边守护如同家人，此情此谊，感人至深，但痛心的是这次手术并未成功。
1945年8月
抗日战争胜利，9月陈寅恪应英国皇家学会及牛津大学之约，去伦敦疗治眼疾。他抱着最后希望，祈盼恢复一定视力，决定远涉重洋。这时他双目不明，身体虚弱，唐筼又不能同行，困难可以想见，然而温婉的唐筼还是力劝丈夫远去，并撰诗“扶病送行休叹息，倘能西域遇蓍婆”。幸有西南联合大学邵循正等四位教授赴英之便，结伴同行，唐筼才稍微放心一些。9月14日寅恪离家远行。
这个时候的唐筼，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我们相信在目送丈夫乘坐的飞机腾空而起时，唐筼的心，必在默默地祈祷他能遇上蓍婆那样的神医手到病除。不过，从句中的“叹息”中，我们也可探知其背后的辛酸，因为陈寅恪在《五十六岁生日三绝》中的一首讲：“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乃翁”。抗战以来，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坎坷波折，一起携手走了过来，这份至真至纯的感情是令人感动的。
在我们惊叹于陈寅恪学问精深博大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对一直默默地守候在丈夫身边，无言且无私地奉献出自己一切的唐筼深怀敬意，因为，我们确实从她那凌波仙子般的绰约临风、温婉清丽之中感受到一种凡花难比的深沉而又别样的人格魅力。唐筼的一片苦心，陈寅恪是了然于胸的。有学者指出，在一首咏梅花和水仙的诗里，寅恪曾以花喻人，剪影出两人平实却恬适的生活：“岭南先返玉梅魂，盛赏今推蜡萼尊，赖有凌波伴岑寂，未妨风雨送黄昏。”从这里可深切感知，若没有玉质冰姿、聪慧解语的水仙相伴，黄昏风雨中的梅花再坚强，也难堪寂寞，甚至无法支撑下去。幸好，紧握着妻子那本来娇柔而如今早已粗糙的双手，陈寅恪与她互相搀扶着、鼓励着，一拐一扭地走完了人生中最后也是最为坎坷的一段历程。
忠诚之心
陈寅恪为人为学约而言之盖有三端，史家学识，儒生思想，诗人气质。①
抗战时期，陈寅恪一家颠沛流离，生活极不安定。这一个阶段，他的目疾由轻加重，中间赴英治疗无效，终至失明。国事方面，强敌侵略轰炸，国无宁日，处此乱世陈寅恪自然感慨万端，烦冤苦楚都出之于吟咏，“只余未死一悲歌”（1939）了。除了抒发幽忧郁抑之情，时事在诗中的反映也颇多，人们颇为熟悉的“看花愁近最高楼”（1940），“九鼎铭词争颂德”（1942）等等都是这方面的表现，字字句句都浓缩进陈寅恪苦闷与无奈。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占香港，对陈寅恪威逼利诱，他都严厉拒绝，“正气吞狂贼”。同时，他携带全家匆匆离开了香港，历尽艰辛，到达广西桂林，在国家处于危亡之际，先生回到祖国，与国家共存亡，与人民共甘苦，“故邱归死不夷犹”。正首丘之义乃华夏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亦即民族气节的最高境界，斯时斯地进行正体现了陈寅恪的高尚民族气节。
作为一位教师，陈寅恪是极为认真的。他之所以能如此认真的教书、备课，是因为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热爱，是因为他对祖国的热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冒着极大的危险，携同妻女从香港回到大陆。“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放弃了外国的优越环境和重金聘任，他要回到正在灾难中的祖国，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在云南昆明，在广西桂林，在四川成都，在那炮火连天的日子里，他过着贫困、苦难的日子。孜孜不倦的教书育人，在昏暗的菜油灯下读书备课，以致熬坏了眼睛。内心对祖国的爱和对祖国文化的爱支撑着他走在艰难的人生路上，他的读史论史，他的教书育人，总是着重祖国一脉相承传下来的文化。这些都是基于他对祖国文化的理解和热爱，并顶住压力，抛开阻力，迈着艰难的步伐，做出了不朽的业绩。
多病与目盲是陈寅恪一生治学中巨大的障碍，但一定程度上，这又成了他不断向前的动力。陈寅恪绝不是一个通脱豁达的人，干政无门倒也无所谓，但闭门著书却是他对人生的最后一点希望。可是，1945年他却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秋天他到英国求医时尚存一线希望，“眼暗犹思得复明，强扶衰病试飞行”，可次年治疗无效归国时，他已几近绝望，“远游空负求医意，归死人嗟行路难”。他其实十分珍惜自己的躯体，因为这躯体不仅是他精神的寓所，也是他撰述寄托文化精神论著的基础，命运多舛，上苍给他的却是多病与目盲。他的心灵和他的躯体似乎是在互相对抗着的。在他的诗里，“大患分明有此身”这样的诗句曾反复出现，一次是1943年写的《癸末春日感赋》，这时也许还只是一种感伤之辞；一次是1966年写的《丙午元旦作》。二十三年沧桑变迁，感时伤怀的典故早已成为一种深深的无奈之情，陈寅恪也是在埋怨这个躯壳给他惹出这么多麻烦，实际上他是在痛惜自己的身体不能和心灵一样自由强健。
陈寅恪心底是最爱惜自己躯体的，尤其是像他这样胸怀大志、自期颇高的学人，身体是他实现抱负的基础，眼睛更是他明察秋毫的窗户，当他百病缠身、双目失明的时候，他怎能不对这不争气的躯体进行抱怨，怎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于是，在《五十六岁生日三绝》中他写了这样凄楚的句子“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后，这目盲和待死的两个意象就反复出现在他的一些一些诗句中。他自称“盲翁”、自题“不见为净之室”时也许还带有自我排遣的意味，但用上“残废”、“衰残”字样时，心底肯定已是一片悲凉，以衰残之身面对人生，他想到了“死”，“将死烦忧更沓来”，“故老空余后死悲”，“老去应逃后死羞”，“自信此生无几日”。目盲和多病摧毁了他赖以维持生存的希望，他觉得他的生命早已完结了，只剩下一具空空的千孔百疮的躯壳在等候着不可避免的那一天的到来，于是，在他预先给夫人唐筼写好的挽词中就出现了如此令人心碎的句子：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上苍对于陈寅恪虽然未必公平，但也未必绝情，他没有把全部不幸都加在陈寅恪一人身上，让他彻底沦为一个悲剧人物。这不仅指他曾得到一个学者可以享有的盛名，学术界众口皆碑交口称誉对于陈寅恪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的抱负远不止此。更重要的一是陈寅恪在那个时代选择了他唯一可以自我实现的职业即学术生涯，他的知识在学术生涯中得到了尽管不是淋漓尽致但至少是比较充分的显示，那一部部学术论著尽管未必被人理解但至少可以在他身后让人记住他的存在，“剩有文章供笑骂”也罢，“文章存佚关兴废”也罢，文章使他的生命和精神在身后延续，虽然哲人已逝，毕竟哲思犹存。
自由往往是一种感觉，没有自由意识的人虽然没有自由却拥有自由感，自由意识太强的人即使有少许自由也没有自由感，这也适用于陈寅恪的心态。越是对自由空间需要强烈的人越会感到自由空间太小，即所谓“天地一牢笼”。诗集里抑郁的情绪太压迫人，“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学人的理性使那些痛苦压抑积存在心底而不得宣泄，“玉溪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于是盘旋纠缠，欲哭无泪，欲语又止，化作了晦涩深奥的诗句，在譬喻、典故、成语包裹了一重又一重的诗句中一滴一滴地向外渗露。这个久负盛名的学者心灵深处竟缠绕纠结着这么复杂难解的情结，它不仅笼罩了陈寅恪的心，也浸透了陈寅恪的诗。
陈寅恪绝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又是一个自视极高的学人，而这也就决定了他不能不时时从书斋中伸出头来探望一下他身边的祖国，并时常为这多难的祖国发出一声叹息，于是他需要太多的自由空间来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一间书斋对别人也许绰绰有余，但对他就十分局促，可是，时代给他的只是这一间书斋四壁书。他不像有些文人，可以冲出书斋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用文章为匕首为投枪，纵然没有荆轲的壮举，但也可以用易水萧萧的悲歌宣泄出胸中的郁闷。他只是一个学者，多年理性的训练使他习惯了理智的生活，于是他只有深深地埋头伏案于书斋中，只是在写诗的时候，才允许心底的忧郁稍稍渗透出来，而这忧郁和愤懑还被种种典故包裹着并掩饰着，于是他的诗中那份悲凉又多了几分哽咽几分苦涩。“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陈寅恪治史的观点认为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等之上。在现实生活中，也贯彻了这一思想，对国家与文化的看法，实际上是合为一体。因各人对此文化感受和发扬的程度有差别，所以遇到激刺而产生的反应，其表现的强度或情况，也是不同的。这在其所作《王静安挽词》的短序，已经有明确的启示，短序里对文化的解释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这虽然是对王静安先生所说的，然而这也可以说明那个剧变的时代是所有苦痛的由来。
陈寅恪对已经衰微数百年的华夏民族学术文化，具有振兴之意志并指出振兴的途径。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他说到：
吾国今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
“本根未死”，本根明显是指宋学，以宋学为根底，在适宜及有利的条件下，建立新宋学，就会实现华夏民族学术文化的复振。对华夏民族的学术文化，寅恪有自己的深刻理解，继承并发展之，爱护并保护之。他是华夏民族学术文化复振的指导者和先驱者，对于华夏民族文化的未来，寅恪坚信必将复振，并孜孜一生为其开辟复振之途径。
陈寅恪对于朋辈的学术造诣，向来是备加推重的。他尊杨遇夫先生为“汉圣”，杨先生在回忆录中一再提到陈先生对他的鼓励。对于后辈，只要有一得之见，他总不吝嘉奖，不少后辈的论著都有陈先生加以勉励的序文。周一良在清华中文系开设“佛典翻译文学”课时候，也是在系主任朱自清咨询陈寅恪这个课的时候，在陈寅恪表示赞成的情况下，最终得以开设的。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况，也非常关心。
师友情
吴宓可以说是与陈寅恪相交最早、相知最深，他们的友谊让人感动和赞叹。在《吴宓文集》有记载：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寅恪，两人一见如故，经常相偕散步于查理士河畔。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陈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以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①1925年，他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第一件要做的便是聘请陈寅恪为“导师”。此后两人共事于清华，朝夕往还，吟诗唱和。吴宓因离婚问题，外界很不谅解，唯有陈寅恪尊重他个人的决定；人人都欣羡吴宓担任《学衡》、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拥有自己的地盘。陈寅恪却希望他屏除杂务，专心读书著作。相对地，吴宓也视陈为终身师友。
抗战爆发后，清华园内“恒闻炮声”，教职员工多疏散入城，陈寅恪和吴宓仍然留在清华。后来，清华大学校址临时南迁，他们又相继离开北平南下。再次聚首在云南蒙自，由于住的地方相隔不远，陈寅恪与吴宓经常在湖边散步，共论时局，忧叹国事。虽然那个季节的蒙自风景如画，但是在赏玩之间，思念的还是难归的故土。1939年春天，陈寅恪受到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之聘，准备于是年夏天离开联大赴英讲学。陈寅恪接受聘请，主要是因为晓莹屡病需要照顾，想通过携家赴英讲学，使家人得以共聚于一地。陈寅恪为此向梅贻琦校长写信，向清华请假一年，很快得到批准。旧历端阳，吴宓在昆明海棠春餐馆为陈寅恪饯行，并赠诗《己卯端阳饯别陈寅恪兄赴英讲学》。3月14日，陈寅恪临行在即，吴宓不胜依依，又赋诗《陈寅恪兄赴牛津讲学行有日矣》惜别。因为欧战，陈寅恪没有能够赴英，在港滞留到9月，重返昆明授课。国难、离恨、家愁，陈寅恪的失望与苦恼可以想见。回到昆明不久，陈寅恪写给吴宓的诗《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充分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复杂心绪。吴宓为安慰老朋友，时往陪伴，并帮助料理一些琐事。1940年陈寅恪仍在西南联大任职，授《隋唐史研究》、《白居易研究》课。春天曾经生病，吴宓前往探望并帮助料理。陈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诗稿，吴宓都有收藏，这些都成为现在理解研究陈寅恪的重要材料。陈寅恪和吴宓经常“同散步翠湖”，叹国事，谈校事家事。陈寅恪经常惦念唐筼，因为当时唐筼卧病在床，为此，陈寅恪心神不安，吴宓总是尽量安慰。吴宓有烦心的事情，陈寅恪也及时劝说开导。那些年，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时飞袭昆明上空投弹骚扰。联大师生员工和城内居民，不得不远赴郊外躲避。吴宓有这样的诗句形容当时的情景：“远看投弹雾烟飞”，“同遭横祸几人归”；“入夜盲鸡栖密架，凌晨队蚁涌空城。”陈寅恪与吴宓虽然不住在一处，但是有时候也一起“跑警报”。
1940年暑假，陈寅恪再次去香港等候赴英时机。因为时局关系，赴英意愿再次落空。于是在香港大学讲授。陈寅恪当时笺注了韦庄的《秦妇吟》，吴宓认真研究过老友为《秦妇吟》所作的笺注，认为独具新解，并写诗一首以表达对老友的思念之情。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陈寅恪离开港大，在香港闲居，生活十分艰困，但是仍然发愤读书研究。吴宓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非常担心陈寅恪情况，直到陈寅恪脱险归来，才放下心来，并互赠庆祝平安归来的诗。1943年2月，吴宓以半个月的时间重读了陈寅恪父亲陈三立的《散原精舍集》四册，写就《诗话》五页。1944年吴宓也来到燕京大学执教，与陈寅恪共事共学。他们非常高兴在燕京大学重逢，只是在谈到国事战局又难免忧虑郁悒。别后四年见面，吴宓感到陈寅恪显得苍老许多，心里不免有些难过。使他更为担心的是陈寅恪的视力，右眼久已失明，唯一的左眼劳累过度，当时程度的医疗水平又非常有限，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严重，从吴宓的日记中片言只字，可见出一二：“晚无电灯，早寝”；“无电灯，燃小菜油灯”；“窗破，风入，寒甚”；“晚预警，途入驰奔”；“旋闻紧急警报，宓与诸生立柏树荫中，望黯淡之新月，远闻投弹爆炸之声……”①
吴宓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44年12月，陈寅恪的左眼看不到东西，入院治疗，吴宓得知后，几乎每天前往探视，有时候一天就去两次。这在吴宓的日记中都有详尽的记载，可见两者感情的深厚。吴宓担心陈寅恪的情绪焦躁影响病体的恢复，便招呼燕京同学们仔细伴护，自己也经常去看望和宽慰，每次前往总是久陪坐谈。手术没有成功，对每个人的打击都很大。在亲朋好友的鼓励中，最终陈寅恪以坚强的毅力面对现实，情绪稳定下来，吴宓对此感到高兴。陈寅恪出院回家，吴宓经常前去坐谈，谈中外近今政治外交，并为陈寅恪读报、录诗。这段时间，陈寅恪作诗较多，吴宓都一一作了整理和钞存。一次吴宓回西安省亲，不顾旅途劳顿，硬是搜购带回二箱枸杞子、黄芪以给陈寅恪治病。
1945年秋，英国牛津大学约请陈寅恪去伦敦治疗眼睛。大家对这个机会都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陈寅恪的眼睛可以医好，留在牛津讲学。吴宓得知消息后更是高兴，到处为他安排机位，办理出国手续。最后自己累倒了，因为身体和旅费的原因唐筼不能陪同陈寅恪，吴宓便恳请西南联大正要前往讲学的邵循正教授在路上陪伴陈寅恪。即使这样，吴宓还是一直担心陈寅恪一个瞎眼人到了伦敦该怎么办，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陈寅恪的病情，甚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为老友可以顺利医好眼睛恢复视力而默默地祈祷……令人失望的是，在英国，陈寅恪的眼睛虽然经过了两次手术，但是没有治好。万里求医，未能复明，陈寅恪的心情沉重忧郁。这一心情在陈寅恪回国后寄给吴宓的一些作品中，深有体现。后来，清华在北平复校陈寅恪回到清华，吴宓留在武汉大学任教。但是，他们依然通过书信或者报刊、亲友、学生的书信中来了解对方的情况。这份沉甸甸的友谊，一直贯穿于两位学者的一生，平淡但不凡，持久但浓烈，无论身处什么环境，他们彼此挂念着对方，并且在学术的道路上，互相鼓励，互相切磋，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年吴宓《答寅恪》诗曾说他“心事早从诗句解，德名不与世尘灰”，又说他“诸诗藉闲情以寓意，虽系娱乐事，而寅恪之精神怀抱，悉全部明白写出”。的确，我们从陈寅恪的论著中可以看到的，是一个陈寅恪，而从陈寅恪的诗集中可以看到的，是另一个陈寅恪，而后一个心灵中充满自负又充满悲哀的陈寅恪，也许更为真实，文人的真实情感从“文”中逐渐退却到“诗”，诗言志的说法又把心底情怀大半逐出诗歌领域以来，诗已经不那么让人感动了。可是，《陈寅恪诗集》却写下了这个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心灵深处，那深处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悲哀。这也许是作茧自缚，也许是自寻烦恼，可是，“入山浮海均非计，悔恨平生识一丁”，但凡人一识字，又有谁能逃脱这命运之网的纠缠和悲剧心灵的笼罩呢？陈寅恪精研韩愈，却没有注意韩愈《感春四首》之诗中“今者无端读书史，智慧只足劳精神。画蛇著足无处用，两鬓雪白趋埃尘。乾愁漫解坐自累，与众异趣谁相亲”这样的箴言，他总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足够广阔的自由空间伸展自己的怀抱，而当时代和社会根本没有给他半点羊角旋风供他鲲鹏展翅九万里的时候，他感到了深深的悲哀和无奈。“青山埋名愿已如，青山埋骨愿犹虚”，他自知不容于世，不容于人，所以他写道：“废残天所命，迂阔世同嗔”。这种悲哀横亘在心头，又纠结成绝望盘旋在诗中，于是他的诗集里有那么多痛苦，那么多艰涩。
在吴宓心目中，陈寅恪不止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还是一个“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的卧龙式人物。吴宓的观察没错，读《陈寅恪诗集》时你会顿时发现一个与撰述学术论著全然不同的陈寅恪，他的所想所思，大大超越了学术的畛域。从他今存第一首诗即青年时代所作《庚戌柏林重九作》“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的句子里，到他晚年目盲后所作《答王啸苏君》之三“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的句子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心中时时萦绕的一种情结。他总觉得自己对于政局有着他人不及的睿智见解，诗集中两用“读史早知今日事”，三用“食蛤哪知天下事”，都隐隐地流露出卧龙式的自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当然，吴宓、陈寅恪的理想最终归于幻灭。究其所以，除了外在情势，他们始终未能沟通道与术、体与用即终极意义与现实价值的转换通道，也是他们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道不能只是一个不可道的虚幻理念，它必须在每个人心中确立一种实实在在的信仰，而这信仰又必须在这世间生活中体现其意义与价值，正像陈寅恪自己所指出的，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当然，因为他们不是达而兼济天下的政治家，而只是不达而独善其身的文化人，不是为现实设计运作秩序的思想家，而只是为人类寻求永久价值的学问家。他们没有能力沟通属于他的道和不属于他的术。同时，他们也不可能向世人展示出精神世界的永久性价值，因为道不同不相与谋，在那个时代里，世俗世界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利来抚慰慌乱的心灵。这就是悲剧所在，也是吾道孤的原因所在。吴宓与陈寅恪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终又无法逃避这一点。吴宓曾以二马裂尸为例与陈寅恪谈及他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与怀抱理想恬然退隐的心理矛盾，陈寅恪则以解救及预防疯狂的五个策略为吴宓、也为自己的痛苦心灵寻找缓解冲突的镇静剂。因此，他们只有退一步，以精神的学问为学问的精神，在漫天狂潮中保持心灵这一叶扁舟不至倾覆。他们以书斋的生活为实现道的途径，以学者的执着为捍卫道的堤坝。虽然道并没有如他们所想的那样浸漫全人类心灵，但道也以其纯粹的色彩成就了他们个人。在他们学术生涯中，他们实践了对精神的追寻，实践了对信仰的执着，也实践了对学问的专一。
吴宓、陈寅恪虽然不是冲决一切的激烈先进，却也绝非抱残守缺的旧式鸿儒。如前己言，依吴宓的介绍，陈寅恪并不是时下想象的埋头书斋的考据家，而是洞察幽微知晓天下事的卧龙式人物，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而据吴宓自述，吴宓不仅是一个热心各种社会事务的学者而且是一个极有责任感的文人，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何况他们在欧美留学多年，又亲历过20世纪初的风云变幻，所以他们心目中的道也许不会是旧式文人“致君尧舜上”的入世抱负或“怅然吟式微”的出世理想。
吴宓所记陈寅恪1919年末“纵论中西印文化”的谈话值得注意，其中陈氏说道：
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显然这里所说的精神之学问便是吴宓、陈寅恪所谓的道，在他们看来，中国古代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现代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希慕富贵，不肯用力于学问，都是一种希图速见成效的方法，用古代的话说是揠苗助长，用现代的话讲是急用先学，一旦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适用。即使是在危机四伏、亟待复兴的时代，也不可忽视的精神学问，因为“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于是，吴宓以其《学衡》，欲植立中心，取得一贯之精神及信仰，陈寅恪以其学术，昭示他们的别一种拯世觉世之道，一则为中国人重建终极意义的根基，一则为自己寻觅安身立命的归宿。吴宓是白璧德、穆尔的学生，始终认定人文主义理想综合古今东西的文化传统，是超国界的。陈寅恪在哈佛期间也曾由吴宓介绍与白璧德多有交往，而白璧德也对张海、楼光来、汤用彤、陈寅恪及吴宓期望至殷，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思想的根深蒂固处更多体现了理学中不断追寻心性自觉与精神提升相结合的力量，所谓中体西用的“体”似乎便是以此为核心精神。
后来情势的变迁不必多说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潮大势，实在与吴宓、陈寅恪们太背道而驰，实用倚师夷长技之思想传统，挟科学主义之威势，借西学诸子之阐扬，靠救亡背景之胁迫，迅速蔓延为主义为思潮。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似乎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具体、有效上，现实的有利无利成了价值的尺度，短视的好取恶舍成了行为的准则，对于永久的、超越价值的信仰却以不切世用而无人问津。于是，吴宓也罢，陈寅恪也罢，只好独坐书斋，以学术研究继续寻觅他们理想中的道。昔日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的追怀早已是一枕幽梦，今时人文主义的理想的道也早已荒草丛生，吴宓诗云：“世弃方知真理贵，情多独叹此生休。”陈寅恪诗云：“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似乎早就透出吾道孤的悲凉，此生也休，来生也休，真理固贵，但在鲜有人问时便成了暗途之珠，世外文章，世内人作，不能媚俗，便只能归于自媚自娱，在书斋孤灯下，在考论文章中，我们便只见到两个孤独的学者的背影和20世纪中国最真挚的友谊，如果要选，吴宓与陈寅恪近半世纪的交往至少应该排行前几名。这段情谊，除了个人私交之外，更是学者面对时代风暴，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好脚注。吴宓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1921年回国后便与梅光迪等人创办《学衡》杂志，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跟陈独秀、胡适之、鲁迅等人的《新青年》打起对台来了。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在当时以及后来的革命氛围中，根本是逆流而行，当了10年总编辑的吴宓在时人心目中的评价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吴宓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思想，其实是受到了陈寅恪很深的影响。
陈寅恪与胡适的殊途同归。胡适与陈寅恪年龄相差不到一岁，两人家庭背景不同，二家并无渊源。1929年两人在北平初识，这个时候，两人都是在外游历多年归国的。胡适推重陈寅恪可见之于抗战爆发后，陈氏申请牛津中文讲席，胡适随伯希和之后，大力推荐，但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未实现。陈寅恪对胡适的推重，可见之于蔡元培逝世后，陈寅恪主张胡适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大家想要选胡适一票，连平素不管别的事情的陈寅恪也是极为关心的，“矢言重庆之行，只为投你一票”。当蒋介石下条子指定顾孟余继任时候，“我辈友人”，“颇为激昂”。信中又说：次日晚，翁（文灏）任（叔永）出名请客，谈此事，寅恪发言，大发挥其“academic freedom”说，及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如学院之外国会员等，其意在公，至为了然（彼私下并谓，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意指翁、朱、王也）。①1948年，朋友们对陈寅恪离开北平表示突然，这之间胡适的邀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胡、陈在抵达上海的时候，胡适曾经劝说陈寅恪到台北，但是陈寅恪已经决定了去广州应岭南大学之聘。陈寅恪到达广州的时候，胡适远赴美国。自此，胡、陈天涯分割，有生之年再也未曾见面。
胡适、陈寅恪交往不密，固然由于他们性格上的不同，胡适外向，喜欢社交，而陈寅恪内向，不喜欢应酬。更主要的是两人的文化观完全不同。从表面上看，胡适提倡西化，似乎激进；陈寅恪主张本位，迹近保守。他们不同的思想趋向，实际上都是针对同一“社会现实”，也就是中西文化相激荡的中国社会。胡适主张西化，因为他认为西化就是现代化，现代文化与文明都是普及的，并无国界与种界，这是一种“文化单元论”的观点。欧战之后，西方的文化危机感导致东方人对东方文化的重新肯定，于是有西方物质文明破产以及东方精神文明优胜的说法。这种说法，胡适是不能接受的，攻之甚力。在他看来，西方高度物质文明正表显其精神文明的超胜。重新歌颂东方文明是开倒车，文化的进步仍然是器用的进步。他认为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求人类最大的幸福，这样的文明才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这种理想的文明，显然就是西方文明，但并不限于西方，而是全人类所应该追求与拥有的理想文明。就此而言，所谓东西文化实际是落后的文化与进步的文化之别。胡适认为文化发展是全人类一致的，普及的，西化就是现代化。而陈寅恪不仅反对西化，且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张南皮之间”。陈寅恪的文化立场是一种“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坚持“本位”，并不一定要排斥外来文化，而是相信本国的文化有本国文化的特性，可以吸收外来文化，但不能舍己从人。输入外来文化，若不能自成系统以及有所创获，终将歇绝，也就是否定纯西化之可行。必须自成系统，因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性，不可能完全由另一种文化来取代；文化可以现代化，但现代化不就是西化。这种多元的文化观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文化本位”——每一种文化都有其本位，各各并存，文化也就不是单一的、普及的，而是特殊的了。
胡适、陈寅恪都是民国时期的新史学家。新史学发生在西潮冲击之后，由于西学的激荡，历史研究与许多其他学科都走上了学院化之路。由于学院化，研究成为一种专业性的工作；再由学院化与专业化的发展，历史学趋向为一种专业性的工作；再由于学院化与专业化的发展，历史学遂成为一独立自主的学问，力求摆脱学问之外的任何干扰。胡、陈都是学院派人物，他们的历史致知也表现出相当专业与独立的性格。陈寅恪以整理旧史为新史学的途径，而胡适则以疑古为手段，可谓殊途同归于信史。胡适研究的科学方法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陈寅恪也讲方法，但是他以历史为主，方法为用。他写历史文章，目的不在显示方法，而用方法显示历史真相。①胡适与陈寅恪是同时代而不同类型的两位学者兼知识分子。胡适涉足政治较深，陈寅恪未涉足政治，但都对现实政治的动向未起作用，足见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奈。他们又创造时代的机会，但是只能在时代的浪潮中不能自主地起伏。他们都是学者，但是由于时代的动乱，都缺少安心著作立说的环境。胡适一心要创造新文化，但是新文化一直摇摇欲坠，无基础，不稳固。陈寅恪一心要维护旧文化，但旧文化虽然植根千年却像花果飘零后的空枝。繁华既空，枝枯可期。空有满腹的学问和理想，却是湮灭在时代纷乱的大潮中。这不可不说是那个时代的学者的最大的悲哀。
陈寅恪与许地山的交谊也是持久的，危难之际，许地山的帮助给他们一家带来了极大的安慰。1937年，陈寅恪一家随学校南迁，转道香港去云南时，唐筼心脏病发作，过完春节后就没再跟着继续走而是留在了香港。当时许地山任教香港大学，许氏夫妇和陈寅恪夫妇稔熟，给刚到香港的陈寅恪一家提供了及时的帮助。对于当时的情景陈流求有这样的文字记录：这时香港大学许地山教授夫妇来我们旅馆看望，见三妹患病发高烧，许伯母把我和二妹带到他们家，并代租赁房屋暂住，我家就在这简单行李和家俱的房子里度过逃难后的第一个春节。陈寅恪于次年初只身前往蒙自之西南联大，唐筼携三女留港休养。在港期间，这一家多得许地山的帮助。1940年春，陈寅恪任教西南联大时，因为家属在香港居住，暑假的时候到香港等待赴英时机。他本来打算携带全家一同赴英，但是欧战形势加剧，航道不通，经过许地山和其他朋友的推荐和努力，陈寅恪暂时留在香港，并且出任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直到1941年。1940年，增开“白居易研究”一课。3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逝世，陈寅恪往重庆参加评议会，推选新院长。时当局欲以顾孟余继之，陈寅恪则荐胡适或李四光。在香港大学，陈寅恪曾经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而已，竟能绵延两月，足见广博。1940年8月4日，许地山在港逝世，陈寅恪悲痛万分，并为其做了挽词，之后继为中文系主任。8月21日，许地山的追悼会在香港的孔圣堂召开。其后，陈寅恪发表了《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一文，对许先生的学术作了极高的评价，同时通过文章也能深刻查知陈寅恪虚怀若谷的精神。
在梁羽生的《联趣》剪报之中，还找到了一副陈寅恪挽许地山联，联云：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离乱相依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这首陈寅恪挽许地山联，是由金应熙提供的，陈寅恪和许地山，同是金应熙在香港大学求学时的老师。上联的“萧寺属文”，据说是许地山喜欢于寺院避静，看书为文。常去的地方，包括青山和大屿山的寺院。下联则是陈寅恪自述抗战时候，在香港和许地山的一段交谊。1939年，陈寅恪和妻女到了香港，得到许地山招待。陈氏本来要往西南联大教书的，但是因为唐筼当时正患心脏病，因此他只好单身前往昆明，把“娇女”和“病妻”托许地山照料，寄寓许家。到了1941年春，陈寅恪应牛津大学之聘，再到香港，准备转赴英伦，却因战火而滞留香港。陈寅恪遂于港大讲学，而在这年8月许地山与世长辞，故陈氏有“年时回忆倍伤神”之叹。①
至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13日离成都飞赴英国治眼疾为止，陈寅恪在成都生活１年零９个月。虽说是首次客居成都，陈寅恪其实对成都早就心向往之。在半年多前动身之际，陈先生曾致信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当教授的友人闻宥，信中说：“弟久有游蜀之愿，今幸得遂。”陈寅恪渴望游蜀，一是倾心于为历代名家现之笔下的险峻雄奇，却又秀色可餐的蜀中山水，二是其视巴蜀为藏龙卧虎之地，不可等闲视之。早在1940年，陈寅恪第一次入川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时，就有诗云：“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陈寅恪自称“平生畏蜀游”，学界、坊间均作两种解释：一为李白诗中“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关山阻隔，旅途艰险，行不易，所以“畏蜀游”；二是认为巴蜀之地，历来藏龙卧虎，多异士奇人，陈寅恪虚怀若谷，自叹“畏蜀游”也。
陈寅恪到成都之时，其右眼已坏，成半盲翁。因此，在成都期间，除上课讲学，平时不轻易出门，交往不多。蜀中学人，大多仰慕陈先生人品文品，但碍其病体及个性，实际交往的人并不多。然而，陈寅恪在成都期间，曾经四方搜求四川学者刘咸炘的学著《推十书》一读，并认为从未谋面的刘咸炘，是蜀中最有学问和成就的学者。刘咸炘倒是真算得上蜀中学界一位奇人，早年师从什么人，已不可考，但深研国学的功夫却十分了得，30多岁即成就被陈寅恪推崇万分的煌煌巨著《推十书》。然而，仅38岁，即归道山，不再问学。
陈寅恪在成都与耆儒林山腴的拜望相交也是一段佳话。林山公，是当年与蜀中才子赵熙齐名的前清名士，在成都学者中德高望重。在北京，陈寅恪的父亲诗人陈三立，以及陈石遗等一批京城名士结社唱酬时，林山腴就是其中与其很相知投情的一位。这些往事，陈寅恪都听父亲讲起过，早年也读过不少林山公的诗文，对其道德文章，深有了解。如今客居成都，林山公就成了刘咸炘《推十书》之外，第二个真心佩服，欲探访面谒的对象。
那天，前往坐落在爵版街的林宅“清寂堂”拜访，陈寅恪是乘坐友人郭祝崧的私车去的，同行者还有后来作了川师大教授的王仲镛。陈寅恪见到林山腴，即以晚辈身份，行磕头大礼（其时，林周围弟子晚辈，已时兴行鞠躬礼），并当众以亲书的一幅对联相赠：“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使贤士皆与之游。”真心表达了自己对林山公的仰慕之情。不过，对此时陈寅恪在学界的地位与分量，林山公还是略知一二，不敢以长辈自居，连连摇头说：“这太过誉，我是不敢当。”坚辞不受。此后，陈寅恪与林山公，亦多有交往，算是其客居成都一年多往来较密的一位川籍学者。陈寅恪双眼失明后，心境颇差，知林山公精书法，遂集古人诗句为联：“今日不为明日计，他生未卜此生休。”请林山公书写，以发心郁。明达事理的林山公知情后，再次婉拒，并开导劝慰说：“君有千秋之业，何得言此生休耶？”陈寅恪闻言，顿觉醒悟，心内对林山公更敬之佩之。在其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林山腴这番警言，一直是陈寅恪信念支撑的动力之一。
陈寅恪与周一良结缘，始自1935年。这一年，周一良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继续留在燕京当研究生，并开始与劳干等人跑到清华大学去“偷听”陈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课。在陈寅恪课堂上，周一良收获丰富，“眼前放一异彩”，并下定决心，要走陈寅恪的道路。翌年，得到陈寅恪的推荐，周一良获聘到南京的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成为史语所这方集众多学者的研究团队的一员。
1942年，时值战火连天，流寓桂林的陈寅恪，生活困顿，在广西大学教书，“月薪不过八、九百元之间”，每个月的生活花费却“在两千以上”，还得自己“亲屑琐之务，扫地焚（蚊）香”，对他来讲，这确实是段诚不可奢泰的日子。然而，陈寅恪还是尽可能地在这般“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之时”，努力工作。1942年9月9日，他为刚完稿的《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写下了一篇附记，回忆起当年研读南北朝史籍的情况，特别提及了与他极为欣赏的周一良通信讨论南朝疆域内的民族问题，“从容闲暇，析疑论学”，真是乐趣无穷。
周一良并没有辜负自己得到的这份珍贵的机缘，问学于世界，自此开一新境。到了史语所之后，他便沉潜在魏晋六朝的史籍里。他先从《宋书》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用朱笔点读这些没有标点符号的史书。1937年，周一良回北平结婚。不料，卢沟桥的枪响，暂时切断了他与史语所的关系。几经周折，战争期间，周一良竟得到远赴北美哈佛大学留学的机会，更无重返史语所工作的可能了。然而，他在史语所工作一年打下了学术基础。而陈寅恪、赵元任等对周一良的评价，清楚表明了他们对“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欣悦。
抗战时期，陈寅恪身肩国耻家仇开始了辗转艰辛颠沛流离的逃难过程，生活的艰困、身体因不堪劳顿而不断加重的目疾却没有阻挡住寅恪为人治学育人的理想之路，反而在任何风浪中，都坚定地一步步走了过来。烽火岁月里，在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这些美丽的大学校园内留下了自己的脚印，奔波八年，陈寅恪却一刻未忘记自己“教书匠”的本职，在为人师的角色中，他找到了人生的目的，他找到了知识传承的年轻的力量。由此，从他的课堂中走出了无数人才，他们在陈寅恪先生的启蒙和引导中，渐渐开辟出了自己的领域，并将老师的学问和精神不断地发扬光大。桃李满天下的寅恪，最终收获了艰难困苦中的最大安慰。
伴随着目疾的不断加重，陈寅恪这个时期依然不曾放下手中的书本。在授课之余，仍然孜孜不倦地游历在研究学问的快乐之中，这样的日子，尽管生活艰辛，但是陈寅恪在常人难以想象的恒心和毅力下，在为学术而生存精神的支撑下，写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意义和极具独到见解的作品，这些精深新颖的著述，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陈寅恪在万千苦难之中，磨炼出金，这些作品饱含辛酸的付出，读来，怎能不为之感动和惊叹。
忧心国事，关心时局，心怀一颗忠诚之心，在重金和高官面前，陈寅恪选择了忠于祖国，选择了忠于华夏文化。于是，毅然离开沦陷的北平，南下逃难；香港失陷，“正气狂吞贼”，排开风浪，抵达桂林，在广西大学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
目疾转重，1945年万里赴英求医却未治好，双目的失明给陈寅恪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借诗言表，陈寅恪内心的凄凉和失望在这期间的诗里明显可察。在亲情友情的宽慰中，面对现实的陈寅恪，开始了自己人生的新阶段，1946年10月，饱经沧桑的陈寅恪再次回到清华园。
第五章 京华短章
一、再回清华园(1)
1945年8月10日，日本递交投降书。陈寅恪闻讯，庆幸之情自不待言，这一时期他作了好几首诗来表达他的兴奋之情。在《连日庆贺胜利以病目不能出女婴美延亦病相对成一绝》中，他以“大酺三日乐无穷”形容他的喜悦之情。但是，与傅斯年持酒上街，痛饮欢呼“国家出头了！”的欣喜若狂不同，陈寅恪的心情要复杂得多。在《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一诗中，他表露了他的喜忧参半的心情：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哀。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陈寅恪的这种感慨在当时举国欢庆的形势下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是联想当时中国的时局，特别是其自身的经历，又会发现他诗中的百般滋味实在是事出有因。人们不应忘记，抗战开始的那一年，作为近代同光体重要代表人物的陈三立（陈散原）老人，目击时艰，忧心如焚，不堪屈辱绝食而死的壮烈举止，诗中“家祭难忘北定诗”的话显然说明在听闻日本乞降的那一刻陈寅恪又想起了含辛茹苦抚养自己成人的老父，陈寅恪在诗文中自注“丁丑八月，先君卧病北平，弥留时犹问外传马厂之捷确否”云，是为显证。
回首过去的百年中国历史，是百年的屈辱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伴随着国外列强的日渐侵入，中国一步步陷入深渊。单就中日两国而言，1895年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李鸿章被迫于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后日本势力开始大肆渗入；而今日本引火自焚，屈膝投降，自然是大快人心。陈寅恪有诗《乙酉九月三日日本签订降约于江陵感赋》曰：“梦里匆匆两乙年，竟看东海变桑田。燃萁煮豆萁先烬，纵火焚林火自延。来日更忧新世局，众生谁忏旧因缘。石头城上降幡出，回首春帆一慨然。”又有《春帆楼》曰：“取快恩仇诚太浅，指言果报亦茫然。当年仪叟伤心处，依旧风光海接天。”前一首诗的两乙年，一者指马关条约签订的乙未年，一者指而今日本投降的乙酉年；后一首诗中的仪叟是李鸿章。当年李鸿章无奈的签订马关条约，返国后一病不起，呕血数升，伤心且死，而今旧地依然，伤心不再，海天相接的无限风光里镶嵌着的是中华民族百年抗争扬眉吐气的豪情和快意。
然而我们必须清楚，抗日战争的胜利，只是宣告着日本势力退出中国，并不表示中国已经摆脱了屈辱。1945年初，美英两国为诱使苏联在亚洲协助美英打击日本，在没有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达签订了秘密协议，即《雅尔达密约》，允许苏联恢复沙皇俄国时期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并默许外蒙古独立。而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也于1945年8月14日同意战后外蒙古是否独立由其选民自决，这就意味着国民政府默认了外蒙古的独立。日本势力退出了中国，而苏联乘机又将其势力渗入中国，中国此时的形势与抗战时期又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此外，不仅外患没有得到事实上的改变，国家内部也开始酝酿着分裂的迹象。战时，国共两党基于全面抗战的需要，实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寇。战争结束之后，内战的乌云又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内忧外患，依然压抑着始终忧国忧民的陈寅恪。再者，1945年春，陈寅恪双目失明，虽然经多方诊治，仍不能恢复，这使他伤心不已。抗战结束，他欣喜之余，已经不能亲眼看到庆祝胜利的盛况，对时局和自己的治学前景甚为感慨①。这期间，他赋诗数首，表达他的忧虑和感慨，其中《乙酉八月听读张恨水著水浒新传感赋》写道：“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妖乱豫么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又有《玄菟》：“前朝玄菟阵云深，兴废循环梦可寻。秦月至今长夜照，汉兴从此又秋阴。当年覆辙当年恨，一寸残山一寸金。留得宣和头白老，锦江衰病独哀吟。”这两首伤时的作品，道不尽他对国家民族深深的忧虑之情。这显示出他对胜利之后的中国局势仍不明朗的预感，这种预感源于他的理性。他虽然“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但这并不表示他对国家政局前途不关注。他做学问坚持的“独立之思想，自有之精神”同样可以应用到他的处事原则上，不为他人的言语所动，不为时局的得失左右。
陈寅恪到达南京时，他的妻女已经从成都飞抵南京，陈寅恪住俞大维官邸。就在陈寅恪流寓南京的短暂时间内，命运让两条原本长年平行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交叉，留学归国同样也在南京的季羡林在俞馆拜访了自己在清华园时的老师陈寅恪。事实上，当陈寅恪尚在英国就医的时候，风闻其事的季羡林就匆忙地给自己的老师写过一封长信汇报自己在德国十年间的学习和科研情况，并寄呈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一些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他乡逢旧徒的欣喜，特别是季羡林在东方语言学方面的深湛造诣引起了陈寅恪对这位当年清华毕业生的关注，他很快就给季回复了一封长函，一方面告诉当年的学生自己的近况和行程，一方面讲要把他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等几位先生推荐，这让年轻的季羡林感到喜出望外。这一次他显然是专程来看老师的。师生相见论谈甚欢，两人都比较详细地讲述了阔别十余年来的自己所经历和见闻的种种，用季羡林的话说“先生十分高兴”，临行嘱其带上其德文论文去鸡鸣寺下的中研院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后来季为北大聘任，并很快由副教授升格为正教授而且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的主任。这里面固然和季自己的语言学造诣有关，我们想这还必然地与陈寅恪的褒扬性肯定大有其关系，谁都知道，在民国时期的学者圈里，陈寅恪的话在当时确实有一言九鼎的效力。
当然，陈寅恪他们在南京并未久留，1946年秋天，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加上为了不耽误两个女儿流求和小彭在南京金陵女大附中的学业，他们带小女儿美延于当年经上海乘船北上，于1946年10月回到清华园。其长女流求曾作笔记：1946年春，（陈寅恪）由英伦乘轮船返回祖国。八年抗战虽已胜利，内战继起。父亲双眼完全失去复明的希望，父母心情很沉重。为了不耽误我和小彭妹高中课程，留我们继续在南京金陵女大附中复课，……结束了万里跋涉，回到北京清华大学。作为盲人教授，期望在同事和朋友们帮助下继续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经历了战乱、失明而重新回到北平的陈寅恪，颇有恍如隔世之感。但是他很快从伤感哀愁中走了出来，投入到他为之奋斗半生的学术研究中，他除了在清华授课外，还兼任燕京大学的导师。他将其书斋命名为“不见为净之室”，目虽盲，但做的学问却并不因目盲而显得“盲目”。这是因为他对书籍太熟悉了，而且，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这使他在目盲之后仍然能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在成都任他助手的石泉曾回忆道：陈师记忆极好，我在成都任他的助手时，指示我代查资料，往往连版本、页数，以至行数都对，听陈师母说过，陈师幼年在湖南时，只有八、九岁，祖父陈宝箴会客，随侍在旁静听。客走后，谈过的话，别人都记不得了，陈师照述无遗。陈师母还说过，陈师从小看书，只消一遍，就能背诵，对新、旧《唐书》尤其熟。①石泉曾在陈寅恪指导下做论文《中日甲午战前后的中国政局》，他回忆在写作论文过程中，从搜集史料到整理、鉴别与解释史料，形成观点，最后写成初稿，都经过陈寅恪的指点、问难与审查，每完成一小章或一大节，都要念给他听。陈寅恪记忆特别好，往往事隔多日后，听下一章的内容时仍然记得以前章节的内容，前后左右，纵横贯通地进行联系、分析，提出很有启发的意见。②还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那就是陈寅恪的坚毅，毕竟在目盲之后做学问与之前肯定大有不同。这其中，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做学术研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陈寅恪做到了，而且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在清华，在陈庆华、王永兴等人帮助下，他修订完毕之前在成都所草的《元白诗笺证稿》等书稿，还口授了《从史实论切韵》等多篇分量很重的学术文章，另外，有《丁亥元夕用东坡韵》、《丁亥春日清华园作》等多首诗作。除继续写文章外，他仍认真备课，严谨教学，指导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