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陈寅恪传TXT全集》第9/17页
陈寅恪刚到燕京大学不久，先开设“魏晋南北朝史”和“元、白诗”两门课，讲课的地点就在城内陕西街燕大校本部。到1944年秋季，又继续开“唐史”和“晋至唐史”专题研究两门课。这时，陈寅恪已经搬到城外华西坝华西大学的广益宿舍，住房条件有了改善，课堂也随之移往华西大学文学院。当时陈寅恪的右眼已盲，走路略感吃力。穿长袍马褂，手拿黑布包袱，包着书本、讲义，另手拿着一瓶冷开水，步入教室，入座即开课，了无闲言。陈寅恪一面讲，一面板书，不时喝水。由于他讲课内容精辟，极富启发性，当时慕名前来听讲者，不乏百数人，讲堂座无虚席，待立门窗两旁，几无容足之地。听讲的不仅是学生，华西坝其他大学也有不少教师来听课，当时学术界不少人私下里尊称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他在讲述曹魏之所以兴起与南北朝之所以分裂，以及唐初李渊起兵太原，隋何以亡，唐何以兴，源源本本，剖析入微，征引简要，论证确凿。陈寅恪的课程每一堂有每一堂的创获和新意，多发前人未发之覆。陈寅恪讲诗亦如讲史，即以诗证史，而非纯诗之讲解。不先读元白（后加刘禹锡）之诗，是听不懂陈寅恪所讲的。追忆他所讲的内容，既专且深，自然有诸多听不懂的地方，两课能坚持听讲到底者，不过二十人，其中大多数今已成为在文史研究方面学有专长的专家。①
陈寅恪当时将元白诗并讲是有自己的深意的。当时比较研究之法已有所滥觞，陈寅恪对此有独具的看法，以语言为例，他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即指出各种语言有其特殊之文法，比较研究之法，非在同系语言如梵语、波斯语等中进行，不能得其功。“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研究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而小异之语言。”所以陈寅恪对马建忠之仿印欧语系而建立中国文法之作不以为然，斥之为：“《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语言如此，文学更然。陈寅恪说：“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无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空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这种议论，在今天看来，应该已经成为定律，但是退回五六十年前，则不能不说是一种卓见。即使在今天，胡乱比较之妄人也还有之。元稹、白居易处在同一个时代，同为元和体的创始人，两人多有同一题目之作，所作又互相影响，先生并讲元白诗，恰当至极。
多事之秋，在辗转逃难的路上，陈寅恪在不同的大学里留下了坚实的脚印，每到一处讲学，他都努力做好自己“教书匠”的本职，给曾经上过他课的学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陈寅恪一直认为讲课必须有新意，使学生每听一堂课都有听一堂课的收获，这样自己的课才没有白讲，学生增长了知识，才是为人师最大的成绩。如果所要讲课的内容已经写成文章发表，或者著书出版了，人人都可以买到看到，这样陈寅恪就不会再花时间开这门课了。他反对照本宣科的读讲义，认为这是在浪费听讲者的时间，他一再主张讲课必须讲出自己的创意和见解，给人以启发。例如，陈寅恪发表了不少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章：《桃花源记旁证》、《东晋南北朝之吴语》、《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等，这样他就不再开魏晋南北朝的课了；又如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后，就不再开隋唐史一课了；当油印出版了《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也就不再开元诗一课了。此特点为陈寅恪先生毕生教书育人的一大特立独行之处，为很多学者大儒所不及。为人仪表，师风泽传，影响了一代代人，遍天下的桃李，也是陈寅恪先生一生最大的收获和喜悦。
因为生活艰苦，营养很差，左眼视网膜剥离加重。1944年冬天，陈寅恪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我最近跌了一跤，唯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说不定会瞎。”事过不久，在1945年春天的一个早上，陈寅恪突然发现两眼一片漆黑，唯一可以依靠的左眼忽然看不到东西了，随后住进成都燕大校址对面的存仁
医院，进行治疗，住在三楼73室。陈寅恪平日食量极少，主食但吃面包一二片，副食亦仅啖瘦肉一二片而已。既病，食量大减，靠打针和服维生素B来补充营养。须知当时打一针的费用昂贵，维生素B价格亦不菲，而且不容易购得。唐筼为买一药，四处奔波，实在是煞费苦心，尽力支撑。虽然偶尔亲戚好友解囊相助，也只是应付一时，而长年累月，膳食药费，开支日益紧张，艰辛备尝。陈寅恪住院期间，虽然辍讲，但是他还是热情地欢迎大家与他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他带的研究生经常就病榻前请益。此外，国内外学者途经成都时候，亦必躬谒面教，质疑问难者颇不乏人。对来访者提出之问题，不论用英、德、法语还是汉语，陈寅恪多先闭目沉思，然后作答，纵使答话只有只言片语，也是深入辟里，给人启发，令人信服。①
是年12月18日，存仁医院大夫对陈寅恪进行手术治疗，手术前后，燕京大学老师同学们非常关心，很多同学轮流照顾，但身体、生活条件太差，加上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手术后仍旧没有恢复视力。反而为他日后赴英治疗留下了隐患，因为这次手术导致视网膜皱在一起，到英国医治，也没有办法弄平。人言时势造英雄，但那样的时势却在一步步地扼杀贤才，时代的苍凉带来多少无奈的伤悲。
1945年的除夕，陈寅恪从存仁医院回家，外面的爆竹声声更加衬托出了陈寅恪内心的伤痛与对眼睛不愈前途未卜的忧心。作为一名学者，从事学问研究，不能用眼睛读书，前路何去何从，心中的苦闷只有在诗中去寻求一种发泄和寄托：
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
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
西浮瀛海言空许，北望幽燕骨待归。
弹指八年多少恨，蔡威唯有血沾衣。
以书为生的学者，双目失明，著述立作的理想难续，牛津讲学的意愿化为乌有，身边的妻子女儿如何照顾，老父的遗骨待葬，恨愁交加，对人生多舛的无限感叹溢于诗表。一年之计在于春，可是这年的春天，陈寅恪的眼睛变坏，春天的大好时光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欣赏，一年的所有计划都在不可意料中被打击得凌乱不堪。以往美丽的东西也不再可以用眼睛来细细地审视了，化作了回忆，只能努力用心来寻找那份原来属于自己的美丽。没有春天可见，独自对着繁枝茂叶怆神，在病中，往往倍添思念先人故居的感情，这个时候，陈寅恪内心的悲凉和无奈无以言表。
1945年5月17日，是陈寅恪56岁生日，悲恨交集，内心痛苦之情可由他所作的三绝察知：
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通。
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
鬼乡人世两伤情，万古书虫有叹声。
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
女痴妻病自堪怜，况更流离历岁年。
愿得时清目复朗，扶携同泛峡江船。
陈寅恪哀感自己的人生不幸遭遇的时候，仍然不忘记国事。1943年冬，刚到达成都的时候，深刻感到太平盛世难以见到，胜利的日子不知道何时到来，难以让百姓过上平静祥和的生活。那时的日寇在中国的侵略气焰仍然嚣张，兵尘漫漫，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物价飞涨，“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1945年，盟军攻陷德国柏林，胜利的曙光姗姗来迟，倭寇已经穷蹙，迎来了“破碎山河迎胜利”之感。中国的抗日胜利，更是喜不自胜，国耻家恨经历了艰难曲折，伤痛累累的八年后终于有了个完满的句号。陈寅恪作了《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这首诗虽然读来简单平易，却是寄意深远，饱含胜利到来时复杂的喜悲交织的深情。其中，陈寅恪所引杜甫、陆游的典故妥帖确切。内心复杂的感情以一种婉转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历经磨难终于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历史性的再次感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情境。欢庆胜利的时候，不觉想起这近十年来的辗转艰辛，情何以堪，于是喜极而泣，这种复杂的感情，又掺杂进了对国家的前途，对自己的命运的忧虑，心情不禁转喜成悲。
虽然眼睛病情不断加重，生活也日益窘迫，但陈寅恪仍然没有放下他钟爱的学术研究。1945年陈寅恪动手术无效后，出院回家。此后不久，石泉开始兼任他的助手，每天上午到陈寅恪家中，首先是念报。陈寅恪听得很认真，往往还插几句精辟的评论。读报之后，经常要问：外面有何消息？特别注意当时的学生民主运动。读报之余，石泉还经常为陈寅恪做一些查阅材料、校对文稿、代拟代写信件等工作。所有这些都要全文读一遍给陈寅恪听，陈寅恪的记忆力特别好，听一遍后，事隔多日还能记得，往往联系前后诸事，提出见解和要求。照办之后，再读给陈寅恪听，直到满意为止。①
斯时斯地的苦与难，反而更加激发起了投入学术的热忱，凭借顽强的毅力，陈寅恪这段时期依然有不俗的成绩。1944年到1945年陈寅恪先生的著述有：《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长恨歌笺证》、《元微之悼亡诗笺证稿》、《白乐天之先祖及后世》、《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论元白诗之分类》、《元和体诗》、《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白香山琵琶行笺证》、《元微之古体乐府笺证》、《读吴起昌撰梁启超传书后》等文。
陈寅恪做学问并不主张“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方式。陈寅恪曾经谈到当时的学生运动，他说：“我班上的好学生大都是共产党。我怎么知道的呢？抗战前那一两年，上我的课的学生中有些人学得很好。后来有一天我去上课，他们忽然都不见了，我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因为
国民党要抓他们，都躲起来了。我由此感到共产党将要成功，因为好学生都到那里去了。”在二次大战后期，盟军方面曾经酝酿着要定日本天皇为战犯。陈寅恪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说：“这事绝对做不得。日本军人效忠天皇，视之为神。如果我们处置天皇，日本军人将拼死抗争，盟军则要付出大得多的代价才能最后胜利。如果保留天皇，由他下令议和，日本军人虽然反对，也不敢违抗，就会跑到皇宫门前切腹自杀。这样，盟军付出的代价就会小得多，而且日本投降也会较容易。因此，希望盟军不要做那样的蠢事。”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陈寅恪的意料。①陈寅恪一贯注意观察世界潮流，关心祖国的前途，有强烈的正义感，看问题客观、敏锐，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正是这种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督促着陈寅恪在教书和治学的路上抛开艰难险阻，一步步坚实的走了过来。
关于治学与政治的关系，陈寅恪先生有言：“古今中外，哪里有做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做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做学问。因为做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据王钟翰先生记载陈寅恪先生一事，当时蒋介石喜欢以唐太宗李世民自比，他听说陈寅恪为当代海内外隋唐史名家，曾托人以重金请先生写一部唐太宗传。陈寅恪当时患病，生活十分艰辛，得到这笔钱无疑会解决燃眉之急，但对奉命写书的事情，陈寅恪毅然拒绝。此事十分清楚地说明，陈寅恪先生是言传身教相一致的最好典范。②
陈寅恪治学态度十分谨严，既有开拓性的学术眼光与气魄，又有深邃敏锐的洞察力，他善于从极普通的史料中挖掘出自己的东西来，发现一些新问题。陈寅恪的考证极精，但又绝非烦琐考证，所考问题，都是小中见大，牵涉到重大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陈寅恪常说，他最欣赏法国学者写文章的风格，证据够用了，就不多举了，不多罗嗦。英国人的文章也不错。他最厌烦繁复冗长、堆砌材料的文章。陈寅恪掌握的史料虽然极丰富，但为文绝不广征博引以自炫，而只引用最必要的材料，因此行文十分简洁。他的治学态度、眼光与方法，从多方面启迪、教育了后来人。
五、黑色岁月，真情永驻(1)
目疾加重
陈寅恪在中年双目相继失明，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对于终身以读书、教学、研究学问为己任的陈寅恪而言，其痛苦是他人难以体会的。他的孩子那时虽然年龄尚幼，但已能理解父母内心的悲楚，能感知到那个时候全家都笼罩在忧郁的气氛之中。关于陈寅恪失明的记载，她们在回忆短文中分别有载。
陈寅恪自幼秉性好静，嗜阅读，常深思，不喜户外游戏。因为出生在一个世代读书的家庭，家中藏书丰富，自五六岁入家塾启蒙后即嗜好读书。毫无疑问，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好读书这一点成就了后来的陈寅恪。
先贤老子早就给人们讲过了福祸相倚伏的道理，《易经》也早就给我们提供过否极泰来的成语，爱读书这一点对于陈寅恪来说其实也有它不好的一面。这在第一章我们已经约略提到。
陈寅恪读书极勤，早年读书用眼过度，长期伏案写作，加之岁月艰辛身体劳损，致使目力严重受损；由于好学和勤奋，陈寅恪的眼睛过早成了高度的近视。在国外的多年求学生涯中，他嗜读不倦，不图虚名，不拿学位看重知识，不为学历而读书，为知识而读书。用功颇勤，经常废寝忘食地扎于书堆之中，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其乐无穷，并且掌握了阅读十多种语言的能力，通晓十多种文字。年轻的陈寅恪将有限的青春全部寄托于迷人的知识殿堂里，加上国外求学，花费高，资金来源不充足，虽然一同在国外求学的朋友会互相帮助，但是异国他乡，求学的路程都是极其艰辛的。处在13岁时候，正值少年生长发育旺盛，也是眼球长轴发育趋向稳定之际，陈寅恪在这个年龄即东渡日本求学，他曾经谈到昔日伙食非常差，每日上学所带便当只有点咸萝卜佐餐，偶尔有块既生又腥的鱼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即便如此，陈寅恪在异乡仍苦读不辍，以致营养不良，引发“脚气病”，不得已返国。后来再度出国留学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可以多学点东西，他经常带着点面包作午饭，这样在图书馆里一呆就是一整天，学到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可一定程度上，身体营养长期跟不上，身体也在变得虚弱起来。他逃难离开北京的时候，右眼视网膜已经出现剥离的现象，若能够及时到达英国，眼疾当可以医治得到痊愈，不会导致失明。但是战乱生活困顿，没有及时赶到英国治疗，导致目疾进一步加重。①
陈寅恪的眼睛过早成了高度近视，由是鼻梁上总离不开眼镜，抗日战争爆发前在清华园里，无论是夹着布包袱上课堂或回家伏案工作，以及生活起居都离不开它。陈寅恪的眼睛近视缘由是否有遗传因素，很难考察出来。因为散原老人80高龄后仍能阅读，陈寅恪的母亲也没有视力不佳之闻。最重要的原因应和环境因素、陈寅恪孩童时就开始长期近距离用眼，加上光照严重不足等有密切关系。
回到国内，陈寅恪任职清华国学院，这对于陈寅恪而言是一个研究学问的黄金时期，在“教书匠”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不遗余力地教导着求知若渴的学子们。在授课之余，利用点滴时间，夜以继日地从事着自己钟爱的学术研究事业，在这稳定安静的十年里，也是陈寅恪著述最丰盛的十年，这么多著作的出世，自然包含了陈寅恪的全部心血，是在油灯下、铅字中遨游数年的硕果，著作中的每一句、每一字，都包含辛酸的汗水，长期的超负荷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无影无形中加重了陈寅恪本已高度近视的眼睛的疲劳，直至演变成让人遗憾和辛酸的难以治愈的病痛。
时局多难，万事无常，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旷世灾难拉开序幕。那个时候陈寅恪刚满47岁。不久日军攻占了北平，陈寅恪父亲散原老人怀着对祖国深深的感情，憎恨日寇，感慨国运，忧虑国难，生病后毅然拒绝服药，甚至以拒食相抵抗，最终于9月14日在愤懑中带着无尽的遗憾与当时那个纷乱动荡的社会长辞，享年85岁，此为陈家最重大的变故。经历了父亲临终前后的这段日子，对陈寅恪的影响和打击是巨大的，为父亲拒食抗日不幸辞世的伤痛和震撼、为时局如此不堪的忧虑和苦闷、为日寇入侵带来苦难的憎恨和愤怒，如此种种，错综交织，如针刺一般，根根深深再度刺痛早已身心俱伤的寅恪的心。经历了如此大的家庭、国家的变故，还有身边的妻子孩子需要自己的照顾，身上的责任感一时间也变得沉重起来，在这些苦痛与压力的双重打击中，陈寅恪的身体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远比学术研究的困难和坎坷严重和残酷得多。加上以往眼睛的过度劳累，这个时候陈寅恪的右眼视力已经开始急剧下降，渐渐的右眼失去了视力。
那时陈寅恪的兄弟均在南方，交通阻隔，奔丧来不及赶回，陈寅恪是当时家中唯一的儿子，先行主持丧事。国事、家事令他心情十分沉重；又极劳累，亲友来吊唁时家属均一一还礼，叩首或鞠躬，频繁弯腰、低头，以后方知，此类姿势对高度近视者极不相宜，可能诱发视网膜脱离。可能正是这诸多因素促使陈寅恪在父亲治丧期间右眼视力急剧下降。不得已到同仁医院检查，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决定是否施行手术，对陈寅恪夫妇是一次严峻的选择。陈寅恪一度住进同仁医院眼科病房，他不仅向医生询问有关病情，手术前后事宜及成功或失败的预测等，还向病友及病房工友探询。考虑到当时接受手术治疗，右眼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长久，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身负国耻家仇的陈寅恪想到绝不能在沦陷区教书，若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
在这种情况下，陈寅恪经受住打击，以在沦陷区教书、任职为耻，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悄然离开京城。虽然当时他的右眼视力已经开始急剧下降，仍携全家辗转南渡逃难。当年，陈美延刚出生，陈流求八岁。陈寅恪夫妇经过反复商量，他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很慎重和认真的，同时也是极艰难的，因为当时的陈寅恪对于身体健康而言是极需要这样一个及时的手术的。但是最后，他们决定放弃手术治疗眼疾，准备迅速赶赴清华大学内迁之校址。此时陈寅恪四兄弟均已抵达，共议散原老人的身后事，在父亲逝世后刚满“七七”尚未出殡时，陈寅恪考虑当时局势隐瞒了教授身份，于1937年11月3日，携妻带女，离开北平，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
历经逃难的各种艰辛，才到达湖南长沙，不久因战局关系，学校迁往云南。他们不顾路途的劳累，再度南下。到达香港的时候，唐筼身体抱病不能跟进南下，暂时留在香港。陈寅恪只好独自到西南联大任教。在此期间他时常患病，视力模糊，阅读、书写吃力。战火纷飞的时局，北京寄往长沙的书籍，在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在长途跋涉中，随身携带的珍藏的书籍又时有丢失，一些著述及未成之稿亦不复存在，这直接导致了日后很多著述难能完成，很多研究的心血付诸东流。陈寅恪可谓痛心疾首，目疾遂逐渐加剧。蒋天枢先生在记述的按语中写道：“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蒋先生叹曰：“天欤，际遇之不幸欤？”凡此种种的不幸，陈寅恪的情绪极度低落。据当年同在昆明的俞启忠表兄相告，逢空袭警报来临，他常陪同陈寅恪去躲避轰炸，以防陈寅恪因视力缺陷发生意外，可见当时陈寅恪的视力下降得厉害。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月，辗转逃难、敌机轰炸、贫病交加，几近失明的陈先生授课不掇，著述不掇。备课从不懈怠，所授课业让许多后辈受益多年。经虎门抵达香港时，已经是1937年末。①初到香港，陈家暂时住在罗便臣道104号地下室。人地生疏，听不懂广东话，使用港币，生活费用昂贵，生活极其艰难。春节过后，陈寅恪必须赶赴西南联合大学上课，但是唐筼原患心脏病，旅途劳顿，体力不能支持，陈美延也得病，不能再走，陈寅恪决定只身取道安南、海防，到云南蒙自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授课。路上书籍的丢失，无疑增加了现在校读工作的繁杂和难度。陈寅恪校《新唐书》时，已远不如校《旧唐书》时的悠闲。流离西南，生活极不安定，现在他的眼睛视力已经大大不如以前了。传世的《唐代政治史略稿》、《元白诗笺证稿》的大部分文字是这一时间完成的。
战争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导致万千人民流离失所，陈寅恪这个时期，接应牛津之聘的愿望也一再因为战争因素受阻隔，最终抱憾放弃。逃离沦陷区香港后，曾经逃难到桂林，暂时任教广西大学。之后由于时局紧张，又开始了漫长的辗转历程，陈家几经逃难，陈寅恪的体质愈加衰弱，唐筼及幼女时有病痛，终于在1943年底到达四川成都，执教于燕京大学。先住入学校租赁的民房内，此时正值抗战后期，物价飞涨。灯光昏暗，且常停电，陈寅恪用唯一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下照旧备课并从事学术研究，完成多篇论著。寅恪的视力在那个时候已经日渐减退，那时他的手写字迹已较前明显增大，记得一次期末评卷后，陈寅恪因视力不济，已无法按校方要求将考分登录在细小的表格内，无奈之下只有叫陈流求协助完成这项费眼力的工作。
陈寅恪在燕京大学教书，一直到抗战胜利，在抗战胜利的前两三年间，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生活极为困难。执教燕京大学的时候，陈家与李方桂教授家同住在陕西街燕大校本部宿舍，李家住楼下，陈家住楼上。所谓“宿舍”，不过是用篱笆隔成的极狭的小屋，陈寅恪一家５口挤住３间小屋，颇为简陋。那时物质条件很差，灯光昏暗，物价飞涨，间或还要躲警报，生活如此艰难，陈寅恪用唯一还有视力的左眼，仍然不断地从事着学术研究和著述。1944年秋，陈家迁入成都华西坝广益路宿舍。相比抗战以来的颠沛流离，陈寅恪在华西坝的生活，虽说仍不免清贫之困，却总体上说是平稳安宁，也是做学问难得的平静时光。除上课讲学，偶尔应酬交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舍中读书著述。尽管眼疾病痛困扰，陈寅恪在成都，共写就12篇论文，其中有9篇后来收入晚期名著《元白诗笺证稿》中。当时的华西坝，真算得上大师云集，盛况空前，顾颉刚、钱穆，萧公权，李方桂，许寿裳，吕叔湘……每个人都是其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然而，陈寅恪却如众星捧月，成为其间翘楚。1944年5月6日，华西坝上的华西、燕京、齐鲁、金陵4所大学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５校中文系举行联谊大会，众学者公推陈寅恪为大会主席。陈寅恪众望所归地登台讲话，除阐明此会意义外，着重对５校中文系今后应着力方向做了详细阐述。遗憾的是陈寅恪这篇精彩深刻可列为珍贵文献的讲话，因其时未有详细纪录而流失。
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因名气太大，学问精深，其授课时，台下听课者除学生外，竟时有林山腴先生，著名学者程千帆、沈祖棻（被朱自清誉为“现代李清照”）夫妇，以及诸多慕名而来的文化艺术人士。可见当时陈寅恪声名及影响之大。
然而，好景不长，也可谓乐极生悲，随着眼疾恶化，“天才学者”陈寅恪最终在成都华西坝失明。这个意义上说，抗战后期的成都，以及风光秀丽，人才荟萃的华西坝，就成了留在一代宗师陈寅恪眼中“最后的清晰世界”。也由此，成都及其华西坝，在陈寅恪脑际中，印象深刻难忘。以至1964年2月，已目盲近20年，偏居岭南“康乐园”的陈寅恪，忆起成都，还吟诗一首，曰：“昔年人日锦官城，曾访梅花冒雨行。岭南今朝头早白，疏枝冷蕊更关情。”表达了对当年成都岁月深深的怀念。
1944年11月中旬陈寅恪的左眼已经恶化，但未休息仍继续授课，石泉（刘适）、李涵（缪希相）先生在《追忆先师寅恪先生》文中提到，陈寅恪在课堂上对大家说：“我最近跌了一跤后，惟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说不定会瞎。”1944年11月23日陈寅恪致函中央研究院李济、傅斯年二先生，谈到：弟前十日目甚昏花，深恐视网膜脱离，则成瞽废。后经检验，乃是目珠水内有沉淀质，非手术及药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想是滋养缺少，血输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了），衰老特先。终日苦昏眩而服药亦难见效，若忽然全瞽，岂不太苦，则生不如死矣。《吴宓日记》1944年12月10日记有与父亲同在燕京校楼晤面事，过两天后12月12日记：宓访寅恪于广益学舍宅，知寅恪左目今晨又不明，不能赴宴。
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早晨，陈寅恪突然感到左眼失去光明，忙叫陈流求去通知学生：他当天不能上课。并即刻到存仁医院诊视。12月14日，因左眼视网膜脱离，住入该院治疗。入院后由陈耀真教授主持，于12月18日进行手术。唐筼给傅斯年先生的信中说：寅恪经手术后，今日为第九天，内部网膜究竟粘合成功否？尚看不清楚，又须平睡，不许稍动，极苦，而胃口大伤……
唐筼昼夜在病榻旁，又急又累，旧病复发。此刻燕京大学的师友、学生非常关心，轮流在床边守护如同家人，此情此谊，感人至深。陈流求、小彭正念初中，每日午后由家里送汤水到医院，但陈寅恪进食很少，体质更加下降，对伤口愈合殊为不利。术后一月，医生告知第一次手术未成功，准备再施二次手术。陈寅恪夫妇甚为踌躇，唐筼曾向亲友征询意见，最后陈寅恪自己定夺暂不再进行手术。因感到第一次开刀不但未粘上，并弄出新毛病；若二次再开刀，医言又无把握，他们决定先静养一月看看有没有进步，如果将来忽然又变坏，然后再开刀进行手术。基于病变性质，当年的医疗技术设备条件及身体基础状况等原因，陈寅恪在旧历除夕前出院，以后陈家与陈耀真、毛文书教授家仍互有往来。
陈寅恪虽然归来与家人共度旧历乙酉元旦，而面对如此打击，家人情绪极为低沉，陈寅恪心境也着实悲凉。不久刘适兼任助教，每日来家协助陈寅恪工作。1945陈寅恪于是年生日作诗云：“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9月陈寅恪应英国皇家学会及牛津大学之约，去伦敦疗治眼疾。陈寅恪抱着最后希望，祈盼恢复一定视力，决定远涉重洋。这时他双目不明，身体虚弱，唐筼又不能同行，困难可以想见。幸有西南联合大学邵循正等四位教授赴英之便，结伴同行。成都至昆明一程，原定吴宓陪同，因病改请刘适护送，9月14日陈寅恪离家远行。寅恪有诗记此行：
乙酉秋赴英疗治目疾自印度乘水上飞机至伦敦途中作
眼暗犹思得复明，强扶衰病试飞行。
还家魂梦穿云断，去国衣装入海轻。
异域岂能医异疾，前游真已隔前生。
三洲四日匆匆过，多少伤今念昔情。
陈寅恪抵达伦敦后，由著名眼科专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负责诊治，经英医诊治开刀，因耽搁太久，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从代笔的家书中简述了自己的感受，第一次手术后有进步，但眼睛吸收光线尚无好转，仍模糊；第二次手术想粘上脱离之部分，失败。但总的比出国时好，医生告勿须再施手术。陈寅恪尚存最后一线希望，请熊式一教授把英伦医生所写的诊断书寄给时在美国的老友胡适先生，经托人往哥伦比亚眼科学院咨询，亦无良策。胡适在1946年4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陈寅恪在英期间，乃以一盲者，于牛津大学讲演东方汉学，彼时全欧汉学家如云而集，然除却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数人外，皆难明晓。因眼睛没能复明，陈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牛津大学的聘约。①
陈寅恪于1946年春结伴买棹归来，途经纽约，数位旧友特登船看望，他对赵元任夫人说：“赵太太，我眼虽看不见你，但是你的样子还像在眼前一样。”可知陈寅恪当时的视力情况。轮抵上海，由新午登舟接到南京暂住，于10月返回北平清华大学为教授。此时陈寅恪虽然双目失明，仍期望在同事及友人协助下继续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开“隋唐史”、“元白诗证史”诸科。兼燕京大学导师，且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任院士。因时事日非，又目盲不见，遂名书斋为“不见为净之室”。清华校方出于对陈寅恪的关心与照顾，曾建议他停止讲课，在家专心从事治学研究，但被陈坚决拒绝。在助手协助下，陈寅恪每周坚持为历史系、中文系各开一门课程，成为全国高校教坛著名的盲人教授。
纵观陈寅恪眼睛的悲剧，与半个多世纪前外敌入侵我国紧密相关，陈寅恪及祖辈素来视国家兴亡、民族气节为至上，为此而颠沛流离、生计困窘、营养匮乏，这些均促使悲剧过早发生。然而陈寅恪并未因双目失明而停止教书及研究工作。在助手帮助下，以耳代目，以口代笔，迄至晚年骨折卧床依然顽强坚持著述创作。这种精神感人至深。
患难情深
陈寅恪的生活中有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他的夫人唐筼（字晓莹）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更是他的精神依托。唐筼对陈寅恪的照顾无微不至，对陈寅恪的学生也很关心，慈霭可亲，学生们也都愿意接近她。
很多人觉得私生活对一个陈寅恪式的学者来说无足轻重，似乎了不起的学者可以舍弃一切琐事而专注于学问。其实，对于一个学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像陈寅恪这样一生负气半世凄凉又衰残眼枯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他平安地活下来的重要条件，一个思想上极端理性化而心灵中极端感情化的人常常不能自我调节情绪，因而心底郁积的情怀往往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这时身边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早年陈寅恪发牢骚云：“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似乎平和得多。
也许不好说陈寅恪和唐筼的结合是自由恋爱，但也决非父母包办。笼统地讲，陈先生的婚姻就是我们常常为之感动的某种传统：先结婚，再相爱，然后相濡以沫，风雨同舟。陈寅恪先生绝对是学品和人品相一致的人。对于婚姻和家庭，陈先生更看重的是责任，这个责任也包含着，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家族对这个国家的深厚感情。无论是陈先生的婚姻，还是他的学术，都值得后人好好尊敬。唐筼，这位饱读诗书的名门闺秀，对丈夫的学术思路，自然了如指掌，且不说她的毛笔字连公公大诗人陈散原老人也爱不释手，就算是诗歌的唱和，典籍的检点，她也是陈寅恪不可多得的得力助手，陈的许多诗篇都是她一笔一划地笔录下来的，因此，不轻易许人的丈夫，也有“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之句相赠。以“可封侯”来表其功，可见唐在陈心中地位之高。而唐筼既为自己能拥有这样的丈夫而感到自豪，也为自己能助其一臂之力而感到欣慰，所以她也有“斋中脂墨助高才”的“自许”①。当然，奉献的背后是巨大的牺牲，为了成就丈夫的学术成就，或保持其心态的平稳，唐筼以多疾之躯，默默地承受着无数的压力，而她都默然承之，且静若秋水。
对于爱情，陈寅恪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他把爱情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最伟大最纯洁的爱情应当是完全出于理想“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这样的爱情现实中是没有的，只有在文艺作品中才能发现。第二个层次的爱情是若真心爱上某人，即便不能结合，也忠贞不渝，矢志不变。例如贾宝玉与林黛玉以及古代那些未嫁的贞女等。第三个层次是“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而第四个层次，才是人们平常最多见也最为推崇给常人的，即终身为夫妇而终身无外遇者，但这种状况下是否夫妇一直有着真正的爱情呢？最后，还有一个层次，不过这其实已经不是爱情，只是贪图欲望的满足而已，已不足论也不必论。有鉴于此，陈寅恪对如何选择婚姻爱情有自己的立场，他说：“学德不如人，此实吾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说：“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在他看来，如果志向不在学术、事业，而一心只求得一美丽妻子，是很愚蠢的。而当时在美国的许多留学生就是如此，令人遗憾。
虽然前面简单提到过，但出于叙述的需要，我们还是再来品读一下陈寅恪的婚姻吧。
1927年的秋天对陈寅恪而言过得非常不平静，这一年陈寅恪已经37岁，但仍旧孑然一身。他曾经对吴宓说过：“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竞竞惟求得美妻，是谓愚缪。”而他的择偶标准则是“对于女子，喜身瘦而面长之Intellectual type”。秋天已经很深很浓了，陈寅恪的清华同事郝更生与高仰乔恋爱，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听说高小姐尚有一义姐待字闺中，非常热情，努力促成陈寅恪与其见面。陈寅恪晚年回忆，说道：“同事中偶语及：见一女教师壁悬一诗幅，末署‘南注生’。陈寅恪惊曰：‘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崧之孙女也’”。后冒昧造访，未几，遂定偕老之约。这位女教师就是清朝台湾抗日巡抚唐景崧的嫡亲孙女唐筼，字晓莹。自此，二人时常往来，情愫日增，几番风雨，两只“旧时王谢堂前燕”于1928年8月在清华燕园开始了携手人生的序曲。这一年，陈寅恪38岁，唐筼30岁。“当年诗幅偶然悬，因结同心悟宿缘”，正是这“燕都初见日”唐筼“恰排小酌待君来”，使这对患难夫妻的生活序曲充满浪漫情调。这姻缘，似乎冥冥中早就注定了的。陈寅恪的自述云：寅恪少时，自揣能力薄弱，复体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故游学东西，年至壮岁，尚未婚娶。先君先母虽累加催促，然未敢承命也。后来由德返国，应清华大学之聘。其时先母已逝世。先君厉声曰：“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陈寅恪乃请稍缓。1927年消逝得略带慌乱，在他个人的人生历程里是名扬国学研究院的开始，也是感情的开始。就陈寅恪编年而言，是他十一年清华讲学流金岁月的第二年，那一年他永远不会料到自己晚年竟然膑足盲目，更不能想到逝世前会为唐筼提前吟出这样一副催人泪下的联语：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此是后话。
自1928年与陈寅恪结婚以来，唐筼便在家中默默地操持家务，让丈夫专心搭架巍峨的学术大厦。1929年，生产诱发了唐筼的心脏病，让她差点死去，浪漫的生活从此笼上了阴影。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家逃离北平，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在逃难的路上，她一边安慰着刚刚失去父亲的陈寅恪，一边照顾着年龄尚小的三个女儿，努力地做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在尝尽了苦痛，历尽了万难之后，到达了长沙，但是由于战事，清华临时校址又准备南迁到云南，无奈，唐筼和陈寅恪只有带着全家拖着早已疲惫不堪的身体，再度南下。几经周转，到了唐筼的原籍桂林，这里自然有她的很多亲戚和好友，但是，战事紧迫，她也只是和自己的亲戚朋友，短短地相聚了几天，又匆匆地话别，怀着无限的眷恋和不舍，她与陈寅恪接着南下。阔别多年、见到亲朋好友的喜悦和兴奋在那样的岁月里瞬间被战争的慌乱和逃难的艰辛打击得无影无踪。到达香港后已经是1937年年末了，他们暂时住在罗便臣道104号地下室。春节过后，由于路上的艰辛，急火攻心，唐筼的心脏病发，身体已经很虚弱，陈美延不过几个月大，经历这么多的波折，也在这个时候生病了，实在是无法继续赶路。而陈寅恪又必须赶到云南上课，将他们安顿好后，陈寅恪决定只身取道安南、海防，到云南蒙自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授课。在香港，人地生疏，听不懂广东话，使用港币，生活费用昂贵，生活极其艰难。唐筼拖着病体，费尽心思地照顾着几个年小的孩子，生活过得无比艰辛，但是为了陈寅恪不分心，这一切她都一个人默默地扛了下来。
这个时候，陈寅恪一个人南下蒙自时候，路上一批珍贵的书籍被盗。之前从北京离开时候寄往长沙的书籍在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这些珍贵手稿和书籍遗失得太多，加上一路上经历的曲折和艰辛，陈寅恪刚到蒙自就感染了疟疾，精神几近崩溃。当唐筼得知这些后，心里非常地焦急。但是分隔两地，只能将无尽的思念和牵挂深深地埋在心里。还有能够做的便是不管多么艰辛也要好好地照顾好这个家，让陈寅恪在巨大的压力中不再为家中的事情操心。1940年的春节陈寅恪在昆明度过，大年除夕，昆明虽然“鱼龙灯火”，“仿佛承平”，但是当时“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物价飞涨，钱不值钱，虽然是佳节，他的心里却是伤感无限。每逢佳节倍思亲，在陈寅恪的不少诗词里，也都浓浓地渗透着与妻儿分居两地，逢佳节而难团聚的思亲念家的深情，这种感情的流露在那个时期陈寅恪的诗词里经常可见。战火连绵的黑色岁月，带给人的往往就是一些无尽的苦难和凄凉的心绪，但是这种彼此关爱的感情却为凄凉的现实点缀了些许的暖色，让人在悲苦中，仍然燃烧着心中的希望和理想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