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陈寅恪传TXT全集》第13/17页
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
文章存佚关兴废，伤古怀今涕泗涟。
唐筼也赋诗相赠：
广州赠蒋秉南先生
不远关山作此游，知非岭外赏新秋。
孙书郑史今传付，一扫乾坤万古愁。
从诗的内容来看，“不比平原十日游，独来南海吊残秋”、“不远关山作此游，知非岭外赏新秋”意旨相同，是在对秉南的远道探望表示感谢；“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大约和被邀返京①、旧友改宗、著未成帙乃至爱妻多病都有一定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孙书郑史今传付，一扫乾坤万古愁”句，“传付”一词显示，应该就是在这一次，陈寅恪决定请蒋秉南作为自己著作的整理者。这在残留至今人们有幸观见的两年后陈寅恪写给蒋秉南的信中有所佐证，文谓“弟前书言安南华侨彭禹铭君买得弟当年遗失之《新五代史》批注本，不了昨日接到清华旧时毕业生梁君来函，附寄一览。并请兄保存，附于弟著作目录后，留待备考资料”云云。实事求是地讲，“传付”一词的重点盖在“付”字，毕竟在当时甚至包括现在各方面条件和资质堪为陈寅恪传薪的人实在是不多。1965年秋天陈寅恪曾有“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之叹（见本年所写《有感》），不过能找到一个放心的人待将来自己千秋以后整理出版自己生平的文字，就已经让他“一扫乾坤万古愁”了。①
蒋秉南的到来固然很让陈寅恪高兴，但毕竟也只是偶然的一次。经常出现在陈寅恪的岭南生活里的还是中大的新学生们。新学生们也能不时地给陈寅恪带来些快乐。
1956年，对于陈寅恪来说应该是有那么一点特殊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一文，而后是年2月陶铸邀请包括他在内的广州地区部分高校教师到从化温泉开“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再之后中大很快传达了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精神并快速地着手实施，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提到过了白色甬道、特级稿费以及可随时乘坐小汽车的权利。乙未除夕还因生病而伤感地哀叹“无能搜鼠雀，有命注蠹鱼”“遮眼人空老，蒙头岁又除”的他，和唐筼一起赴从化温泉开会期间，愉悦而略带戏谑地写下了他的《从化温泉口号两首》。其中第一首有谓“火云蒸热涨汤池，待洗倾城白玉脂。可惜西施心未合，只能留与浴东施”，这当然是在和唐筼戏耍谈笑，具体内容也与别人无关，不过有一点应该强调，就是作为后来者的我们从诗中仍能清楚体会出寅恪当时心情的无比舒畅，而从化之行也是晚年陈寅恪唯一的一次远游，值得尊崇抑或同情陈寅恪的人们珍视。以从化赋诗为浮点，1956、1957两年，陈寅恪的生活不时流溢出让后来人感到庆幸的明丽色泽。
秋天，随着新学期的开始，又一群选择中大历史系的新同学加入了陈寅恪新学生的行列。9月22日，历史系为他们举行了迎新联欢会，5点左右，一群新生在几位历史系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东南区一号拜访陈寅恪。年轻学子的尊敬和热情显然也感染了年界古稀育人数载的老教师，陈寅恪热情地询问同学们有多少人第一志愿报中大历史，多少人报北大②，强调问题并不在于中大或北大，而在于个人要努力。谈话临近结束时，还善意地提醒新同学们注意学好古文和外文①，注意锻炼身体，以免半途而废。我们不清楚对陈寅恪的这一次拜访是否对当时每一个同学后来的求学道路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从当年《中山大学周报》的报道来看，当时的陈寅恪情绪颇高很是高兴。这是新生。
其实，早入学的高年级同学一样地常带给陈寅恪欣喜和欢乐。比如说1957年的高守真同学。
高守真身出诗书之家，祖父是光绪十四年（1888）的举人。一次课后关于韦庄《秦妇吟》的请教引起了陈寅恪对她的注意，并从此开始了师生间两年多的融洽交往。期间在高守真有病的一段时间，同样很喜欢高守真的唐筼甚至曾以托辞的形式要守真连续四个月早上去陈寅恪家喝牛奶。三年级的时候，高守真作论文，根据其本来的兴趣方向陈寅恪帮她想了个研究太平公主的题目并亲任导师。同一学年，1957年阳历元旦（1月1日）那天，高守真代表“史三级”同学向“大家所敬爱的”的陈寅恪老师送上了一张元旦贺卡。当时陈寅恪正在白色甬道上散步，接到高年级同学的贺卡自然令他很是高兴，特别是当高守真将卡片上写的“百家争鸣时节，带来桃李芬芳”的贺词念给他听的时候，经年执教的陈寅恪更是甚觉喜悦和欣慰。②在善良而又慈祥的教书人眼里，学生总是年轻、灿烂、朝气蓬勃，他们的祝福无论怎样的简单和稚嫩，都会给真正的师者带来不错的心情乃至饱满的欢乐。教师，真诚的教师，古往今来，总是很让人感动。
空闲没事，陈寅恪最喜欢听听戏，这也是老辈人常有的爱好。
手头资料来看，这段时间里，早在1952年春天，那个开着杜鹃花的春天，陈寅恪就为听戏这种赏心乐事写过诗句。日子是这一年的正月十五，陈寅恪从收音机中听到一段张君秋唱的《祭塔》，听着雷峰塔白娘子的故事，再念及自身遭遇不禁百感交集，遂成诗一首托寄胸臆：
雷锋夕照忆经过，物语湖山恨未磨。
唯有深情白娘子，最知人类负心多。
元夕闻歌百感并，凄清不似旧时声。
天涯谁共伤羁泊，出得京城了此身。
看得出此时陈寅恪的羁旅漂泊之感仍很强烈，全诗显得颇为苍凉和落寞。
五年以后①，又是一个开满鲜花的季节。1954年拒绝了郭沫若北返之邀，1956年以来舒服沐浴在中大知识分子政策里的陈寅恪，此时已没有了“瘴江收骨殊多事”的苦恼，他在渐渐习惯着岭南的生活，也开始认真享受着岭南的生活。元旦的时候，也就在写下“万竹竟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一联的那天，陈寅恪家里的桃花就已经暗示性地盛开了，农历寒食节那当儿窗前的紫藤花也早已静悄悄地堆起了笑脸。②
像花儿一样灿然开放的，还有陈寅恪多年来鼓荡着飘零之感的内心世界。
不妨先来看看蒋天枢整理呈现给我们的本年里陈寅恪部分诗作的目录：《丁酉上巳前二日广州京剧团及票友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丁酉春日听唱西厢记戏题一绝》、《丁酉首夏赣剧团来校演唱牡丹对药梁祝因缘戏题一律》、《听刘映华张淑云演唱穆桂英剧戏题三绝》、《听演清宫怨感赋一律》、《听新谷莺演秦香莲京剧》、《丁酉小雪后六日晓莹以微病未能偕往市区听新谷莺演王宝钏意有不乐赋此慰之》。答案已经非常明显，1957年的陈寅恪连听好戏，从开春（起码）听到小雪，过足了戏隐。对于戏迷的他来说那自然是高兴。不幸的是这些载记着陈寅恪欢快生命鼓点的诗作而今大部分都已散失不见，唯《丁酉上巳前二日广州京剧团及票友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丁酉首夏赣剧团来校演唱牡丹对药梁祝因缘戏题一律》幸得残存，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仅有的遗迹去窥探和猜测寅恪当年那充溢着阳光气息的恬适乃至兴奋的精神世界。《丁酉上巳》三绝作：
其一暮年萧瑟感江关，城市郊园倦往还。
来谱云和琴上曲，凤声何意落人间。①其二沉郁轩昂各有情，好凭管弦唱升平。②杜公披雾花仍隔，戴子听鹂酒待倾。③其三红豆生春翠欲流，闻歌心事转悠悠。
贞元朝士曾陪座，一梦华胥四十秋。④《丁酉首夏》作：金楼玉铭了生涯，⑤老去风情岁岁差。
细雨竞鸣秦吉了，故园新放洛阳花。
相逢南国能倾国，不信仙家果出家。
共入临川梦中梦，闻歌一笑似京华。
有意思的是《丁酉上巳》三绝。所谓上巳，魏以后一般即指农历的三月三日，上巳前两日即三月初一，阳历的3月31日，再过四天就是寒食（阳历4月3日），此时陈寅恪家的紫藤花差不多也已开放，这三首绝句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事实上在此之前大约一个星期，陈寅恪和唐筼已经乘学校的小汽车去城里看过一次剧团的演出了，后来经由学校工会戏剧小组的穿针引线，京剧团的一些名角又来康乐园为中大的教授们献艺。陈寅恪自然是剧团礼敬的首选，31日京剧团的主要演员就去陈宅为他清唱了几段，对于戏迷的陈寅恪来说，享受到如此快事及礼遇自然是兴奋无比，于是一挥而就了三首绝句志其快意并为对剧团演员的答谢。①第二天，剧团继续为中大教授表演，陈寅恪将三首绝句送与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詹安泰、王起、董每戡，并谓请“祝南、季思、每戡先生一笑”，希望能得同道的唱和。对此，布满了沉重感的陆健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也认为：“太不容易了。这是陈寅恪晚年唯一的一次公开向‘同道中人’求心灵的和鸣与回应。其情不自已于今亦能感受到生命的欢欣所带来的喜悦；沉重的历史亦因为这一连串发自灵魂深处的欢声而抹上了淡淡的一道油彩。”如果不是用后来者的聪明来看历史，而是从陈寅恪当时的生活状态来分析，我们说，完全没有必要站在十年以后陈寅恪遭遇不幸的那个历史节点上来给予如此保守的评论。我们坚信，当时陈寅恪的生命是明媚绚丽的，曾经苍凉的内心如静开着的紫藤花一样充满着欢喜的谐和乃至亢奋的惬意。对此，董每戡的和诗便即是绝好的赞词，让我们借来作为对上述沐浴在丝竹管弦中的陈寅恪阳光心境的束尾之语，恰所谓：花前杖策听莺语，清兴来时妙句成。
硕学先生非古董，风流诗笔压群英。②后来三位教授的和诗与前此已经刊发的陈寅恪绝句一样发表在4月20日的《中大周报》上，从而为美丽的康乐园再添一段学林佳话。
尽管建国后直到1957年这段时间也曾有过一些不甚愉快的经历，③但整体而言陈寅恪的生活是舒适而又惬意的。一个侧面但颇重要的说明是期间在助手黄萱等人的协助下，双目失明的陈寅恪仍然持续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文字。
在晚年陈寅恪的生活中黄萱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黄萱小陈寅恪20岁，父亲黄奕是名动一时的商界精英，起先在印尼发展后到厦门鼓浪屿定居并继续在商界驰骋。优越的家庭条件让黄萱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特别是国文基础很扎实，这是后来她所以被选中并能较好胜任陈寅恪助手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25岁时黄萱与后来的爱人当时北平协和医学院博士周寿恺结婚。1949年的时候，以少将教务长身份任职于上海国防医学院的周寿恺随院迁台湾，但很快又因对故国的眷恋跑回厦门，后受聘岭大医学院，遂举家迁来广州。由于前此的助手程曦以种种原因最终离去，从1952年开始经别人介绍的黄萱开始担任陈寅恪兼任助教。1955年陈寅恪提出、由陈序经亲自操办，中大正式聘黄萱作陈寅恪的专任助教，此后一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黄萱在陈寅恪身边任助教前后共一十四年。打一个不合适的比方，勤奋细心又任劳任怨的黄萱就像被陈寅恪礼赞过的手杖一样支撑着失明以后的他得以在人生的航程上继续前行，依赖后者陈寅恪可以平稳地到白色甬道上徜徉和漫步，而前者则支撑了其在学术长途上的跋涉和远足。并不夸张地说，没有黄萱的帮助，陈寅恪欲以“残废十年身”（语自陈寅恪《咏黄藤手杖并序》一诗）在建国后的研究中走完“崎岖万里道”，是有很大困难的。让人起敬的是，对此，黄萱并不居功，她说：“先生晚年完成的著作，是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的。特别是他早年的学生，也就是现在的专家教授们常为他找材料。如蒋天枢教授、王永兴教授常给他寄来有关的书籍等等。在校内的资料，多数是周连宽教授从图书馆给找来的。在同事和同学中，也时有人给他抄来应用的东西。助手的工作非我一人的微力能全部负担得起，顺便声明一下，希各位鉴及之。”①说的自然是事实，不过这似乎更加坚定了后来者普遍认可的陈寅恪选黄萱那是选对了的共识性结论。
就这样在助手的协助下，目盲以后的陈寅恪继续在他艰难却又绚烂的学术天空中翱翔着，从此间所发表的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还是那个身体康健、满腹诗书、一心一意搞学问的翩翩佳公子，长衣过膝，英俊帅气，浓眉大眼，侃侃而谈，……在学问的世界里，他仍是我们自由自在的王子。下面的小节里我们将辟出专门文字向大家展示陈寅恪如何自在着的自由风姿。
二、学术道路上的欣慰与凄苦(1)
我们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看，在“文革”前十年那段时期，1957、1958年是比较特殊的两年。
1957年的12月底，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超额完成。同1952年相比，这一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9%，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新生的共和国用铁一般的数字向人们证明着自己选择社会主义方向实在是非常地正确。然而，道路的正确并不意味着前进中没有曲折和坎坷。在为新中国能在短时间内拿出经济建设如此的辉煌成就而兴奋的同时，我们还是得承认，掌握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人口多达好几亿，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又千差万别的庞大国家，对于成立尚不到四十年，主政尚没有十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那还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新鲜事。对象状况的复杂和自身质素的欠缺决定了，新中国的前进之路不会是一马平川、平波无澜。
就在陈寅恪写下“闻歌一笑似京华”的1957年5月份，小他几岁的毛泽东在中旬的时候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文章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作了相当严重的估计，“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到10%，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强调现在应该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还应注意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带领中国共产党百折不回、浴血奋战，穿风破浪一路走来的毛泽东，对矛盾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由此建构起来的他的斗争哲学显得内蕴深厚而又精恰实用。熟悉他的战友们，甚至我们这些对近世中国历史比较熟悉的教育工作者都能很轻松地看出，这是一招战争年代里解放军惯用而又屡试不爽的诱敌深入。
同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那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反击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虽然有其必要性，但并不需要为此发动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运动中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许多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是即众所周知的“反右扩大化”。其后，1958年又延伸出了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多年来因为身体原因和各种照顾政策一直都“窝”在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陈寅恪开始受到真正的冲击。
事实上，1949以后的新中国很长时间里一直都处在运动当中，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传统因为惯性的缘故仍在顽固地延续。而陈寅恪的被波及也非只有1958年这一次。三年前，时任党委书记、在中大领导了数场运动的龙潜便曾在“肃反运动”期间，多次在会议上揶揄和讽刺陈寅恪，认为“看陈寅恪的著作不如去看《孽海花》”，有一次更当众作诗对陈寅恪行其骂人嘲笑之能事。用陆键东的话说，“这件事开了陈寅恪自1949年以后遭受政治冲击的先例”。
较之后者，批判“厚古薄今”运动期间，陈寅恪的遭遇要严重得多。这里，我们扼要而言，当时的情况大体如下：
1958年3月10日，陈伯达应郭沫若之邀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厚古薄今，边干边学》的报告，痛陈“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缺点是言必称三代（夏、商、周），脱离革命的烦琐主义。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逃避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企图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只喜欢讨论几千年前至少是一百年前的事，对几千年前的事津津有味，对现实问题不感兴趣。哲学、经济、历史等等都如此，这是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风气”。一个月后的4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还必须分出一部分力量去占领古史的阵地。古史是资产阶级学者进行顽抗的据点，他们在古史上占了些点或片断，就在这些小角落里称王称霸，目空一切。其实，他们所占据的地盘，不过是若干个夜郎国而已。……郭老曾用不多的功夫，研究甲骨文、金文，把这个阵地占领过来……这个经验是值得学习的。我们只要花点功夫，任何一个学术部门都可以压倒他们。”6月11日，同样是《人民日报》刊发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的通信，有言：“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史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们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们需要超过他们。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对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
平心而论，郭沫若的话并没有表现出对陈寅恪特别的不敬，相反，他所引的那句话让我们在其鲜明的超越性目的中感受到了一份可贵的尊重。毕竟也是读书人。然而，可悲的在于，一如诠释学理论已经告诉我们的，文字一旦形成就会在阅读者那里获得无数次的重塑式的新生，人的社会行径又何尝不是这样。没法否认，那时的郭沫若毕竟也已不是单纯的书生，《人民日报》也不是一份平常的小钞，而且，更要命的，1957年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取得不错成绩的新中国，开始变得相当浮躁。
3月到6月份的新中国：陈伯达报告的一周前，3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强调要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开现场会议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并说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抓紧这个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37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继续批判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讲话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所谓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并认为崇拜有两种，除错误的个人崇拜外，还有一种“正确的个人崇拜”。4月，北京大学开始批判该校长马寅初，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政治观点进行错误的批判。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报刊也发表大量文字，对马寅初进行公开的指名批判。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予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理论。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作的创造精神。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6月1日，《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会议不切实际地提出，今明两年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 000斤到1 500斤(按：1958年全国每人平均粮食406斤)，并认为“在3年到5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有2 000斤是完全可能的。”7月，西北、华北、西南等区农业协作会议，也都相继提出农业“大跃进”的奋斗目标，西北地区竟提出1962年粮食产量每人平均突破3 000斤。农业方面的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迅速发展起来。6月22日，毛泽东转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报告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800万吨。各大协作区也分别召开冶金工业规划会议，研究各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根据各协作区会议情况来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 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报告转发后，工业上的高指标、浮夸风日益泛滥。
事实已经相当明显：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已经高涨得有些疯狂！
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几十年躬耕教坛、潜心著述的陈寅恪，在美丽的中大也避无可避地被“革命热情”灼伤了。
事实上，在江西剧团来中大演出的5月份之前，中大的大字报已经开始漫天狂舞了。陈寅恪以外，历史系的刘节、梁方仲、岑仲勉每人都被辟了大字报专栏，4月7日那天，贴给梁方仲一人的就超过了千张。陈寅恪“闻歌”而唱“细雨竞鸣秦吉了，故园新放洛阳花”的时候，他的处境还很好，尽管小头目们认为“陈寅恪成为系内外白专方向的代表，一面大白旗。系党总支认为必须着重扫除陈寅恪的影响，这一步不能做到则系师生自觉思想革命不能完成”①，但绝学博识壁立千仞的震慑力量，使得大字报们对陈寅恪还是有所顾忌不敢轻易造次。然而当“厚古薄今”的批判锋芒刮过长江侵入岭南的时候，为陈寅恪蓄谋了好久的大字报终于等到了高飞上天的良机。大字报们总算等来了给陈寅恪开专栏的美好时刻。和现在一样，毫无疑问，那时的人，包括糊纸的，同样也害怕失业，于是“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等等，针对陈寅恪的纸片疯一样的舞动起了沾满黄红黑色浆糊的肥硕腰肢，尽其捕风捉影、上天入地之能事，一如蓬头垢面又分外严肃、让人畏惧又恶心得想吐的女巫。
当然，陈寅恪对“女巫”还谈不上畏惧，他满腹的学识以及几十年里积淀而成的名士气韵倒也不是随便“跳跳大神儿”就可以撼动和击垮的。可是，奉命抄读大字报内容给他的唐筼却实在有些熬不住了，“女巫”臭气盈天的裙裾熏得慧质兰心知书达理的唐筼好几次回家向自己的夫君哭诉“舞蹈”场面的惨不忍睹。和任何一位人格完满的正常人一样，陈寅恪愤怒了。
7月下旬上书中大领导：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
了解近世中国学术史的人都清楚，当时的中国就一个陈寅恪，一个让两岸三地乃至世界东方学界都“严重”瞩目的陈寅恪。他并不是中大的池中物，不开课的震动显然也非小小的中大可以从容涵纳和平息。当陈寅恪突然离开教坛的“涟漪”突破中大的校园在更为广阔的层面上波动开去的时候，最终洄涌而来的是返向中大的巨大压力。据陆键东言：“‘让陈寅恪重新开课’，一直成为1958年之后中山大学一个很头疼的问题。直到60年代初，陶铸仍提起此事，中山大学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虽然在校方的劝说下陈寅恪没有搬到校外，可他终究没有再开课，对此黄萱回忆道：“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陈先生受批判，说是‘拔白旗’。他遂不再教课，专力著作。我曾劝他复课。他说：‘是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的。’这是多么伤心的话啊！”
后来，一年后的1959年，当时主持工作的历史系的数位负责人，在秋季开始的党内整风运动中不得不因陈寅恪的受辱进行深刻的自我检查。有意思的是，就在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兴起前半年左右，曾经当众嘲讽陈寅恪的龙潜被中共高等教育部党委以“违反知识分子政策”等两条主要理由，给予了严重警告处分，从1957年7月中旬到10月，龙多次被要求作检讨，还亲自跑到陈寅恪家里赔礼道歉。这让我们想起1961年吴宓写下的一段日记：“寅恪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从上面的材料来看，寅恪的这种自我认定显然是征实之言。
吴宓接着说：“然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斯诚为人所难及。”如下的史实将向我们证明这同样是言之凿凿的有据之辞。
那么自由的陈寅恪究竟在研究些什么呢？他又是如何地“乐其所乐”呢？
让我们从1957年的一封信谈起。这一年2月6日，陈寅恪复信给时任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刘铭恕，有言：
……弟近年仍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所苦者，衰疾日增，或作或辍，不知能否成篇，奉教于君子耳。
余英时教授考证说，陈寅恪一生的史学可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为1923—1932的十年，重点在充分利用所掌握的语文知识来考证佛典译本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及唐以来中亚及西北外族与汉民族之交涉，所谓“殊族之文”“域外之史”；30年代初起，转向第二阶段，开辟魏晋至隋唐的研究，所谓“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1949年以后进入第三个阶段。在他看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是这一阶段里陈寅恪最为重要的著作。如上的史料说明他为了《别传》确曾自觉地发展了一套“新方法”。其中“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指的是不用马列主义理论；“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和“捐弃故技”强调的分别是对其第二、第一期史学的超越；“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指的是用史学考证的方法辅以入情入理的基于自身经验和人性体认的历史想像来重构丰满鲜活的历史世界①。在他看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都是心史，而与前者相比《柳如是别传》更是一曲“心史”的双重奏，认为：“整体地说，《别传》写的是一个充满着生命和情感的完整故事。其中的考据虽精，但这些考据的结果不过是建立了许多不易撼动的定点。由于点与点之间都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又由点而形成许多线再进一步则因线的交叉而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网络。考据的功能大概只能到此为止。如果换一个比喻，我们不妨说考据足以搭起一座楼宇的架子，却不一定能装修布置样样俱全。而《别传》则不但是一座已完成的楼宇，而且其中住满了人。更重要的，楼宇中人一个个都生命力充沛，各依不同的性格活而动。陈寅恪之能重建这样一个有血有泪的人间世界则不是依靠考据的功夫。他的凭借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是历史的想像力。”
实事求是地讲，《柳如是别传》确实是陈寅恪晚年的萃血之作。1963年完稿之前，他曾数次写诗提及此书或相关内容，如《乙未阳历元旦作时方笺释钱柳因缘诗未成也》、《乙未五月十七日寅恪六十六岁初度赋一律为寿时值广州芒果荔枝丰收也》（1955年7月6日唐筼诗作）、《乙未除夕卧病强起与家人共餐感赋检点两年以来著作仅有论再生缘及钱柳因缘诗笺释二文故诗语及之也》（1956年2月）、《戏题余秋室绘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影》（1956）、《前题余秋室绘河东君访半野堂小影诗意有未尽更赋二律》（1957）、《丁酉阳历七月三日六十八岁初度在病中时撰钱柳因缘诗释证尚未成书更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感赋一律》（1957年7月）、《笺释钱柳因缘诗完稿无期黄毓祺案复有疑滞感赋一诗》（1958）、《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卯冬粗告完毕偶忆向莲生鸿祚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雅之生”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感赋二律》（1963年冬）等，仅从诗名中我们可以约略窥见作者心志所在以及创作过程的无比艰辛了，内中“好影育长终脉脉，兴亡遗恨向谁谈”、“哀残敢议千秋事，剩咏崔徽画里真”、“生辰病里转悠悠，证史笺诗又四秋”、“然脂瞑写费搜寻，楚些吴歈感恨深”、“拈出南冠一公案，可容迟暮细参论”、“八篇和杜哀吟在，此恨绵绵死未休”、“高家门馆恩谁报，陆氏庄园业不存”、“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等等，于此更是明证。
1964年，伟大的中国人民谜一样地完成核武器研制的那一年，十年长征的陈寅恪也完成了一部后人来看谜一样的著作——《柳如是别传》。初终稿均有《说偈》，分别作：
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失明膑足，尚未聋哑。得成此书，乃天所假。卧榻沉思，然脂瞑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奇女气消，三百载下。孰发幽光，陈最良也。嗟陈教授，越教越哑。丽香闹学，皋比决舍。无事转忙，然脂瞑写。成卌万言，如瓶水泻。怒骂嬉笑，亦俚亦雅。非旧非新，童牛角马。刻意伤春，烛泪盈把。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两则说偈，虽行文有别、所述略异，但从结构和部分内容上来说相同之处仍是颇多，这是由其“后记”的性质所决定的。比如前偈“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和后偈“怒骂嬉笑，亦俚亦雅。非旧非新，童牛角马”，便同是对《柳如是别传》体裁和性质的描述（余英时先生观点）；而“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失明膑足，尚未聋哑。得成此书，乃天所假。卧榻沉思，然脂瞑写”与“嗟陈教授，越教越哑。丽香闹学，皋比决舍。无事转忙，然脂瞑写。成卌万言，如瓶水泻”则都是意在说明创作过程的艰辛与不易，前引“然脂瞑写费搜寻”句可为佐证；最后的“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则是意在表达所言乃一家之体贴难免有疏漏的意思（化陈余先生观点）。从“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和“然脂瞑写”一词的两见来看，我们认为，对于自己潜心十年完成的这部大作的“繁琐”之弊陈寅恪显然有着清醒的认识，“见笑君子”实即是见告君子夫子自知的意思，紧跟的三句除了自述不易之外，应该还有解释性致歉的意思①。
从“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几个字我们知道，陈寅恪对自己最终能够完成这一著作很感高兴，“孰发幽光，陈最良也”事实上就是对他所以“沾沾自喜”的解释。“文革”发生后陈寅恪的交待材料中对自己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运动中受到的冲击有如此的说明：“一九五八年，全国有厚今薄古运动。我当时也受到批判。我便不再上课。但仍旧作文。”再结合吴宓“寅恪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的话综合来看，我们说，在陈寅恪，能够以残病之身坚持进行学术创作这实在是一种值得庆幸和珍视的快乐。这应该是老友吴宓用“乐其所乐”来界定陈寅恪生活的首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因。1961年陈寅恪复刘祖霞信有“弟双目失明已十六年现居中山大学，聊以著述自娱，殊不足为外人道也”之言，1957年诗作也有“年来除从事著述外稍以小说词曲遣日”的话，所谓“自娱”“遣日”之说，虽非完全的实话实说，却也不是道地的向空虚谈，我们认为对于双目失明壮志难申的陈寅恪来说，一定程度上著述确实是他挥洒才学、托寄胸臆的遣日自娱之事。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话是有所中的的。“不足为外人道”一句说明，陈寅恪把自己生命的真精神雪藏在了自家的桃花园里，自由自在，舒展翱翔，不为外事所制，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学问的世界里，他仍是我们自由自在的王子”的。
当然，正如“年来除从事著述外稍以小说词曲遣日”一语所展示，著述并非陈寅恪“乐其所乐”的全部根据。词曲小说之类悦耳之事在此间陈寅恪的生命中仍旧占据着极为绚烂的一角。仅从诗作来看，期间有关听戏之事的就有《戊戌六月廿九日听南昌市剧团李今芳演玉堂春戏题三绝句》（1958）、《戊戌中秋夕首创初愈入城重听新谷莺望江亭》（1958）、《戊戌孟冬望日北秀湖观菊并赏春兰戏以易安居士词句分列诗句中亦试帖之变体也》（1958）、《春尽病起宴广州京剧团并听新谷莺演望江亭所演与张君秋微不同也七律三首》（1959年4月）、《听演桂剧改编桃花扇剧中香君沉江而死与孔氏原本异亦与京剧改本不同也一律》（1959）、《庚子春张君秋来广州演状元媒新剧时有人于台前摄影戏作一绝》（1960年春）、《又别作一首》（1960）、《庚子春日听广州京剧团演新排西厢记悲剧新谷莺饰莺莺孙艳琴饰红娘戏作一律寅恪昔年尝撰读莺莺传论文故诗语及之》（1960）、《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夕广州京剧团新谷莺诸君来中山大学清唱追感六年前旧事仍赋七绝三首以纪之》（1962年3月末）等数首。
结合此前的文字可知，1957到1960的连续四年间，尽管后来的1959、1960两年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困难，但陈寅恪基本上每年都还能过上几把正儿八经的戏瘾。当时来看，这样的岁月对于任何一位古稀老人来说，大约都称得上相当地熨帖，陈寅恪也是如此，更何况他久已失明，耳朵早已经取代双目成为他收获精神享受的最为主要的手段。所以，每次享受后他都会纪之以诗。
1959年3月15日下午，广州京剧团的傅祥麟、李文秀、新谷莺、孙艳琴、胡芝风、何英华等六位演员上门看望陈寅恪。上文提到的诗名已经让我们非常清楚，陈寅恪特别爱听新谷莺的戏，陆键东分析“除了陈寅恪挚爱的夫人唐筼，一个人在七、八年间连续成为陈寅恪诗篇中的主要‘诉情对像’，新谷莺是唯一一人”。后不久陈寅恪写下了《春尽病起》三首七律。分别作：
兼旬病过杜鹃花，强起犹能迎客车。
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烛尚无家。
关心曲艺休嫌晚，置酒园林仅足夸。
世态万端同是戏，何妨南国异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