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陈寅恪传TXT全集》第14/17页
江郊小阁倚清寒，新换春妆已着禅。
青镜铅华初未改，白头哀乐总相干。
十年鲑菜餐能饱，三月莺花酒尽欢。
留取他时作谈助，莫将清兴等闲看。
葵羹桂醑足风流，春雨初晴转似秋。
桑下无情三宿了，草间有命几时休。
早来未负苍生望，老去应逃死后羞。
传与朋侪同一笑，海南更胜海西游。
尽管“须久久细读，方可尽得寅恪诗中之意”，兼之事成陈迹详情难考，但值得高兴的是，陈寅恪还是为浅陋的我们留下了明显易懂的信息，令后来者粗读之下便可从三首诗中捕捉到一些明显的信息借以部分地还原当时的情形。大约1959年的春天，陈寅恪又大病了一次，一直到杜鹃花都开谢了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说“兼旬病过杜鹃花，强起犹能迎客车”）。不过，新谷莺等人的到来，让他觉得甚为快意，夫妇二人置酒设宴对剧团一行进行了热情款待，葵子羹桂花酒之类，在1959年当口也算可以的了，无怪陈寅恪缀上了“足风流”的字样。新谷莺的唱法和当年陈寅恪在北京听的张君秋版《望江亭》总还是有那么一些不同，但此亦无他，人世间的万端世事说起来其实都是戏，新、张同曲异趣又有什么要紧的呢？不知不觉间，陈寅恪夫妇流寓广州已有十年，剧团演员难免提到了二老十年来在广州的生活，七嘴八舌间，陈寅恪抑或唐筼就说刚来的时候还好，无奈这么多年有风有雨的，头发也见白了，人也老了，幸好十年来的生活还是相当不错，杜甫（有“自愧无鲑菜，空烦卸马鞍”句，见《王竟携酒高亦同过》）和陆游（有“粗餐岂复须鲑菜，蓬户何曾设扊扅”句，见《北窗即事》之二）当年吃不上的鱼菜在我还是不成问题，想吃就可以吃到。聊到1949年自己留在大陆的人生选择，陈寅恪说不管怎么说人还是应该狐死首丘，跑到海外老都不能老在故国，就太过不好了，再者，我一生尊崇气节，留下来更能够见出学问人的傲骨和不屈，人不能临老了降志变节等死了还遭后人的唾骂。①
总的来看，虽然陈寅恪身体欠佳，但1959年的春天无疑是顺心而愉悦的。这和剧团成员到来自然有关，不过还有一件事应该提及。那就是周扬的来访。当时的周扬正任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对1958年开始的全国范围的学术大批判，周在当年1月20日的报告中宣称：“前几年出了一个李希凡，主席很高兴，去年出了许多个李希凡，而且比李希凡还要高明。一个李希凡，批判了俞平伯。现在许多个李希凡，批判许多个俞平伯，年轻人起来，使人看出希望，这是好事情，使人高兴。”3月在广州作报告又说：“学生们敢于批判先生，表现了很大勇气。这是件大事情，成就很大。所谓成就很大，倒不在于批判的每个具体成果，而在于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他们反对‘厚古薄今’，都应该给予很高的评价。”作为当时管宣传的领导，当时有这样的言论可以说再正常不过了。可陈寅恪显然不这样认为。这也就决定了两人的会面不见得会如窗外的春天一样暖意融融。周扬回忆：“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
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后。一九五九年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一九五八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大满意，说实验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②陈寅恪自然知道周扬的位置，也恰是因此，他才借机使劲地吐了吐胸中的不快，指出有些事情，特别是涉及知识分子的事情。大约也是周的话激怒了陈寅恪，才遭到了后者的痛斥。据陈序经言，“人民政府先后派王篯、章仕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①。20年后的周扬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建国后十七年中，我们党对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文艺思想，开展了一系列斗争，这是出于当时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这些批判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也发生了一些错误和偏差，主要是在思想和文艺问题上，混淆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行政手段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实践证明，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对待文艺思想认识问题，采取这种方式常常是有害的。因为这种方式是靠声势，靠压服，而不是靠讲理，靠说服。”②
夏天的时候，7月26日，陈寅恪让唐筼将《春尽病起》三律连同1957年所作《答王啸苏君》三绝精笺工楷抄录，而后以航空挂号信的方式寄去给吴宓。其后不久，8月中旬的时候，陈寅恪又进城听了一回桂剧。9月份的一个风雨之夜，牵挂陈寅恪的老友吴宓写下了三首绝句，总题《寄答陈寅恪兄用寅恪兄<答王啸苏君>韵》：
回思真有泪如泉，戊戌重来六十年。
文化神州何所系，观堂而后信公贤。
过眼沧桑记梦痕，名贤遗老几人存。
况闻新圃锄非种，雨打梨花紧闭门。
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粤海续前游。
东山师友坟安否，文教中华付逝流。
“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粤海续前游”，几十年相交的老友对陈寅恪非常地挂念，仍希望能“粤海续前游”，来广州看他一次。事实上在寄信给吴宓以后不久，8月中旬的时候，陈寅恪还跑到城里听了回广西桂剧艺术团在东乐戏院公演的《桃花扇》，事后写了《听演桂剧改编桃花扇剧中香君沉江而死与孔氏原本异亦与京剧改本不同也一律》，而后1960年的1月26日的时候又一次抄寄吴宓。其后又过了一年，吴宓毅然赴穗，“粤海续前游”从文字的渴望演变成了生活中的现实。
这一年的暑假，一年多来都未能遂愿的吴宓在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政治空气也相对宽松的背景下，终于决定去广州看望阔别多年的老友。7月30日那天下午，吴宓长函一封寄陈寅恪，复其1960年1月26日诗函，述一年来自己的情况，并告其很快就要去广州。五天后（8月4日）收到信件的陈寅恪当天下午即回信吴宓，对来穗的注意事项作了详详细细的交待，包括坐什么样的火车，哪路公交，如何下榻用膳等等，极尽周详和细致。四天后，陈寅恪又修书一封给时任教武大的刘永济：
弘度兄左右：久未笺候，甚歉。数月前闻唐长孺君言……前日接吴雨僧兄函云，日内先到汉访兄，再来广州。请转告雨兄，在汉上火车前二、三日用电报（因郊区电报甚慢）告知何日何时乘第几次车到穗。当命次女小彭（或他友人）以小汽车往东站（即广九站）迎接。因中大即岭南旧址，远在郊外，颇为不便。到校可住中大招待所。用膳可在本校高级膳堂。小女在成都时年十余岁，雨兄现在恐难辨认，故请在出站闸门处稍候，至要。专此敬请
暑安
弟寅恪敬启
六一年八月八日
雨僧兄均此。来电请写“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陈寅恪”，以免延误。
这一年陈寅恪已经古稀又二，吴宓也已年近七十。对于老友的远道来访，陈寅恪非常地重视。
8月29日，居汉四天的吴宓搭上南下的火车奔赴广州。30日下午，车入广东，但因为夏天水大，铁路多处被淹，路况很差，导致火车走走停停，跑得并不顺畅。一直到晚上11点半，好不容易到了广州站。陈寅恪的两个女儿小彭、美延（从复旦毕业，当天上午刚从上海回广州）以及小彭的夫婿林启汉已经在车站月台相候了。中大的小汽车载了他们迅速回校，直奔东南区一号陈宅。夜已过半，热盼老友来聚的陈寅恪依旧没睡。吴宓这样描述着多年没见的老友：“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细而更觉两端向外下垂（八）。然寅恪兄精神极好，撮要谈述十二年来近况”。毕竟是12年不见！故友重逢，久违的喜悦又一次盛开在了暮年陈寅恪的“老脸”上。大约12点半的时候，小彭拿电筒把吴宓送去招待所。
从第二天的31号算起，到下月4号早晨离穗，吴宓在广州共呆了四天。
四天里，陈寅恪夫妇竭尽所能地对吴宓进行了盛情招待。31日上下午吴宓在陈宅“进牛乳、咖啡及果酱面包、饼干等”，回招待所晚饭，唐筼还叫人送了一碗炖鸡，另加红薯和卤鸡蛋一枚；第二天晚上中山大学在墨石屋招待所替陈寅恪夫妇设宴款待吴宓，陪席有冼玉清、刘节夫妇及梁宗岱夫人甘少苏；3日早晨，吴宓被陈序经邀去早餐，中午唐筼设家宴“鸡鱼等肴馔甚丰”，“晚6:30在陈宅晚饭，肴馔丰美”。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心灵的交流与碰撞。平日里极其谨慎小心的陈寅恪面对久别来候的老友，再也无须临渊履薄、遮遮掩掩，他痛痛快快地和吴宓进行了几次透心的交谈，把自己多年来的情状、行止、理想、思路、心志等等和盘托出让久别的老友认真地观察、端详、审视乃至是吸纳和攫取。9月1日的日记中吴宓写道：
9:00（小雨）至陈宅：读《乾坤衍》；寅恪兄（微不适）9:40出（进牛乳咖啡），谈述：（1）归玄奘骨灰及印度赠我国象，二事寅恪实首倡之（众莫敢言），政府卒行之而莫详所出；（2）坚信并力持：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若印尼、印度、埃及之所行，不失为计之所得者。反是，则他人之奴仆耳。——寅恪论韩愈辟佛，实取其保卫中国固有之社会制度，其所辟者印度佛教之“出家”生活耳。若翁之《乾坤衍》犹未免比附阿时，无异康有为之说孔子托古改制以赞戊戌维新耳；（3）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心爱陈子龙，即其嫁牧翁，亦终始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赞助光复之活动，不仅其才之高、学之博，足以压倒时辈也，又及卞王京、陈圆圆等与柳之关系，侯朝宗之应试，以父在，不得已而敷衍耳。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
我们必须得感谢吴宓先生，他的日记里所保留的这些极可宝贵的材料，为我们认识陈寅恪的心灵世界进而理解其语默静止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20世纪80年代许冠三撰写《新史学九十年》的时候显然没能看到这些资料，其论陈寅恪一章结尾处所谓“《论唐高祖称臣》的‘卒彰显其志’书法，似为嘉许政府在1950年春对苏的强硬立场，不然又何须点明‘初虽效之，终能反之’，而又连说：‘又何足病哉！又何足病哉！’”的行文，实在有引人深思，导人衰衰解陈寅恪的嫌疑。可如果当时许先生获读了吴宓先生日记中陈寅恪始终坚信必先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和文化的观点，大约就不会如此武断了。真实的情况是，陈寅恪的史学并非所谓的影射史学，它们影射出的都是陈寅恪自己坚卓不屈的信仰世界。
还是说吴宓。他从很早就喜欢抄读和搜集陈寅恪的诗作。9月3日，起身离穗的最后一天，吴宓又笔录得陈寅恪近年来的诗作八篇十首。当天下午，已很少动笔（从《唐筼诗存》来推测）的唐筼为吴宓写下了两首绝句，抄于精美信笺相赠。分别作：
辛丑秋广州
秋风乘兴出荆门，故旧相逢岭外村。
应感间关来一聚，莫辞浊酒劝多樽。
送雨僧先生重游北京
北望长安本有家，双星银汉映秋华。
神仙眷属须珍重，天上人间总未差。
初到广州的第二天上午陈寅恪即曾赋赠吴宓一首七律，3日当天，晚宴后临行，陈寅恪又以四首相赠。五首诗分别是：
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
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送红妆。
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
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
赠吴雨僧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因缘新旧意谁知，沧海裁桑事已迟。
幸有人间佳亲在，杜兰香去未移时。
围城玉貌还家恨，桴鼓金山报国心。
孙盛阳秋存异本，辽东江左费搜寻。
弦箭文章哪日休，蓬莱清浅水西流。
钜公谩诩飞腾笔，不出卑田院里游。
唐筼的第一首诗意在劝吴宓晚宴时放量多饮，“应感间关来一聚，莫辞浊酒劝多樽”，跋山涉水好不容易才捞着相聚，可是得多喝他几杯啊。陈寅恪七律是在向吴宓交待自己的近况。七绝第一首说吴宓间关道远来相看，久别重逢的老友无限感慨激动万千。暮年一句最引人注目，因为“生离死别”的用词无意中下语成谶，其后，尽管1964年的时候，吴宓曾三度想再来探望，但终未成行，两位几十年相知相交的老友再也没能相见。第三首颇为难解，约是意在述其对朋辈降志屈节者流的哀怨与愤恨。最后一首明其不惧如洪波东逝的弦箭文章，清水虽浅亏自西流，“钜公谩诩飞腾笔，不出卑田院里游”，是在表示对上层的不屑，说他们不过是逡游于一群卑躬人中间而已，言外之意，卑田自卑田高山仍高山，我是不会自贬从俗降志自辱的。
颇值得注意的是唐筼的《送雨僧先生重游北京》和陈寅恪《赠吴雨僧》的第二首。这两首有一个共同的初衷，“幸有人间佳亲在”，“神仙眷属须珍重”，夫妇二人都在劝吴宓复婚。与陈心一离婚是三十二年前的旧事，尽管有许多人反对，说是和《学衡》一贯所宣扬的宗旨有悖，陈寅恪也劝其“无论如何错误失悔，对正式之妻不能脱离背弃或丝毫蔑视。应严持道德，悬崖勒马，勿存他想”，但当时的吴宓心意已决，认为“宓之为此，乃本于真道德真感情，真符合人文主义”，①终于还是和陈心一解除了婚姻关系。然而心一女士毕竟曾经是吴宓的发妻，30年后的1959年，吴宓又生了跟心一复合的念头。当时后者身体状况不好屡屡生病很让吴宓担心，而且顾廷林的诗也让吴宓想起了昔年内子对他事业的襄助，于是1959年1月29日午饭后，他写了封长信给陈寅恪夫妇，叙其近六年情事以及欲与心一复合的心思。当年2月10日的时候陈寅恪复信给吴对此事极表赞成，还把自己1958年唐筼六十生日时撰赠的“乌丝写韵能偕老，红豆生春共卜居”的联文一并寄示。两年以后吴宓来访，陈寅恪夫妇当然忘不了对老友幸福至关重要的这一章，于是一同撰诗相劝。为了方便吴宓，也是为了劝说心一同意，唐筼还强行让吴宓给陈心一带上了一大包块塘，希望她的块糖能给吴宓提供一个与心一相见叙旧的机会。女性的精细，在此显露无疑。诚可谓用心良苦！
4日早晨，大雨中，吴宓坐上中大的小汽车去车站。小彭和美延代父母来给吴宓送行，刘节、陈序经二人也亲来送行。牵挂故友的吴宓终于顶风冒雨地一尝所愿。
以吴宓的来访为突出标志，1961、1962年间陈寅恪的生活可以说相当地不错。
吴宓来访前半年，还有另外一位远方的学者去拜访过陈寅恪。
这就是郭沫若。
早年以一月之功创通甲骨文跻身四堂之列，并以卓越的文学天赋写下《凤凰涅槃》之类新文学史上顶极诗作的郭沫若，凭着历史剧《屈原》等的创作深受毛泽东的赏识，而今早已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在新史学阵营中也是众所公认的权威。经周恩来特许南下休息的郭沫若，在三月的一天敲开了中大东南区一号的大门。据信，才情横溢的郭沫若以一联“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从一开始就为两人的会面营造了一个甚为轻松和欢愉的氛围。所谓壬水庚金是从二人生年的不同上作的文章，郭沫若小陈寅恪两岁，生1892年，旧历壬辰年，属龙，与五行相对壬为水，而陈寅恪出生的1890年，旧历为庚寅年，属虎，庚为金，郭沫若巧妙地将两人的生年和属相化在了对联里，一句马牛风更是在试图向寅恪解释某些被世人错解和误认了的东西。后来两人又谈到了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谈到了陈寅恪正倾力其中的“钱柳姻缘”。不知不觉间，学问的吸引力消磨了二者间阵营的距离感，或者是故事本身或者是陈寅恪以残病之身坚持治学的刚毅与不悔，多年来奔波于政学之间的郭沫若，那一刻深为感动，而后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钱柳”的资料，准备回京后影印寄中大。谈话的尾声，郭沫若真诚地询问还有何需要和要求，陈寅恪提了两点：一是建议郭沫若组织力量整理出版《文苑英华》；二是希望郭沫若能够帮忙解决一下稿纸的问题。整理《文化英华》的事姑且不论，稿纸的问题在当时的郭沫若自然是不成问题，出了陈宅，他就交待好友冯乃超着手为陈寅恪解决稿纸的问题。在当时各种供应都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后者专门安排中大印刷厂为陈寅恪印制了一批特别格式的稿纸。时值三年困难时期，缺少稿纸自然是实情。有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陈寅恪的学问再大，写不到纸上公诸于众对于师友和后学来说那也是白搭。所以说稿纸问题的解决对当时的陈寅恪应该也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帮助。
吴宓走后的好几周，陈寅恪夫妇一直都沉浸在和老友久别重逢的喜悦里。三周以后的9月27日，陈寅恪又请唐筼给吴宓寄去了一封诗函，内有答朱师辙绝句五首，另有一首《辛丑中秋》七律，后者为唐筼用毛笔书写，前者为钢笔。一周后的10月4日，吴宓收到诗函，并把它认真地写进了日记。此时的他大约不会猜到包括陈寅恪在内的广东知识分子就在深秋时节又迎来了一个温暖异常的“春天”，许多长期带着资产阶级帽子，被大字报贴来贴去的知识分子被感动得老泪纵横，痛哭流涕。
这就是所谓的“脱帽加冕”。
事情就发生在陈寅恪寄信给吴宓的第二天。
这一天，陶铸又一次把广东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拉到了从化温泉，应邀者包括广东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广东省各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当然，陈寅恪也在被邀之列，但他没有去参加。
座谈会上陶铸动情而有力地向与会者说，“今后不能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凡是三年来斗争批判错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这样的讲话，就基本上否定了1958年以来高校里进行的种种政治运动。
以此为起始，在三个月的时间内陶铸先后召开了五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传达同一精神。从化传出的滚烫的暖意迅速的在广东弥漫开来。后来陶铸的做法得到了
周恩来、陈毅的肯定，二者都在全国性的会议上强调过要给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帽子。最让人激动的一幕出现在10月上旬，陶铸代表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指示：
1.确定一个两千人的名单，包括高校副教授及相当于副教授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医疗卫生人员、作家、画家、音乐家、书法家、雕刻家、演员、国家级裁判、专业运动员及名匠巧手等，从六一年十一月份起，每人每月补助食油一斤，每户补助粮食十斤（后省委指示再增加食油一斤）。
2.在上述名单基础上，再选出百把两百人名单，对这些人实行保健制度，其诊病、用药、住院与厅局级干部同等待遇。对于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一流著名学者，他们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