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陈寅恪传TXT全集》第15/17页
3.在第二项名单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休假期间居住风景区招待所，按四分之一收费。
4.由明年开始，每年分给一定数量的外汇归文教领导小组掌握，以便解决学术界必须进口的治病用药和研究资料等问题。
5.明年一月恢复出版一个学术刊物，作为学术界开展争鸣的园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些本省学者的学术著作，以便更好地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经历过或听说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们，大概谁都会知道一月十斤粮食、两斤油的补助意味着什么，何况部分人还可以享受到厅局级的保健制度，风景区修养旅游2.5折的优惠，即使在经济建设高度发达的今天，就后两项而言似乎也是高校知识分子想都想不到的事。陈寅恪的大名赫然出现在红头文件里，又一次向我们显示了这个名字的份量。
10月16日，中大的一位老校工梁彬与学校总务处一位秘书将三十斤面粉、十斤面条、四斤花生油、四斤水果和两斤白糖送到了陈寅恪家中。几天前广东省委文教领导小组向省委汇报了陶铸照顾陈寅恪等人的指示，之后就很快在中大落实为了如上的物事。陈寅恪自然非常高兴。梁彬还告诉他从15日起政府为他每日供应鲜奶三支。就这样在新中国第十二个国庆节刚过去半月的时候，前几年还被人糊过大字报的陈寅恪，在金色的10月，在迷人的深秋时节，开始了一段相当幸福的新生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先贤早有的古训。所谓幸福，很多的时候其实都非常朴素，甚至朴素得直接就等于吃食。这在学者也不例外，虽然太史公有“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自勉之言，但说起来，学术创作，特别是现代学术创作，似乎而且最好还是在一种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中更能见成效一些。
幸福中，冬天在羊城转瞬即逝。眨眼已是除夕，和往年一样，陈寅恪作诗一首以志纪念：
辛丑除夕立春，壬寅元旦日食。又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东南亚诸国受天竺天文星历之影响者，其人民皆群集祈祷，以为世界末日将至。与吾国以此天象为尧舜盛世之祥瑞者，大异其解。古今中外所见互殊，斯其一例矣。寅恪生于光绪庚寅，推命家最忌本运年。今寄寓羊城，羊城之得名，由于尧时仙人五羊之传说，故诗语戏及之也。
元旦惊闻警日躔，迎春除夕更茫然。
裁红量碧今何世，合璧联珠别有天。
虎岁倘能逃佛劫，羊城犹自梦尧年。
病魔穷鬼相依惯，一笑无须设饯筵。
“病魔穷鬼相依惯，一笑无须设饯筵”的话显示，陈寅恪心境相当的乐观，这应该和他最近生活的惬意有一定关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虎岁倘能逃佛劫，羊城犹自梦尧年”一句，他告诉我们尽管心情不错，陈寅恪还是对行将到来的本命年隐隐地有一些担心。本命年的说法为中国人尊信由来已久，在这一点上陈寅恪亦未能免俗。不幸的在于，这种未能免俗的担忧后来竟变成了不幸被谱中的事实。
这一年发生了两件让晚年陈寅恪倍觉寂寞和凄凉的事。
一件发生在春天，有两位特殊人物来访，先是胡乔木、即而是康生。胡早年的时候肄业
清华大学历史系，在陶铸的陪同下，他以学生见老师的心理来到了东南区一号的陈宅。当陈寅恪从陶铸的介绍中听说了几年来全国经济极端困难的事情后，一直困于书斋的他显示出莫大的震惊，而后问：“为何出现了那么多的失误？为何弄到经济如此困难？”国家毕竟还是自己的国家，听闻了陶铸介绍的陈寅恪对家国的困境表现出强烈的关切。胡乔木解释说这就像客厅的布置，将沙发抬椅搬来搬去，是想为他们找到更好的位置，而这也就免不了会产生搬来搬去的失误。陈寅恪向胡乔木提到了自己的著作迟迟不能出版的问题，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以“出版有期，盖棺尚远”作答。后来他为老师著作的出版确实费了不少心思，大约一年后，《论再生缘》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确定由郭沫若写序，还专门找了位懂旧诗词的黄秋耘当编辑。然而，事实告诉我们人民文学版的《论再生缘》在那个年代终究没有面世。这不能不提到同样是1962年春天来访的另一位——康生。2月的一天，康生来到中大提出想见见陈寅恪，可是不巧，那天的陈寅恪正在养病，便很礼貌地拒绝了中大校长办公室的电话。陈寅恪大约不会想到挂断在电话上被婉拒的访问，其实已经悄悄地给他挂出了本命年的第一个“佛劫”。
康生觉得很没面子。
后来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论再生缘》而且规划顺利推进的时候，“一个表面上看与这件事毫无联系的人插手了”，那就是康生。在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会议上，他强调《论再生缘》有的地方写到了“征东”，陈寅恪对《再生缘》的称赞会影响中朝关系，还有就是内中有几首陈寅恪的旧体诗情调很不健康，这是其不满现实、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表现。闷棍打书生，《论再生缘》的出版梦想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给不幸被拒的康生撕扯得魂飞魄散。心血之作不能出版，不能通过公开的出版销售渠道与学界见面、跟朋辈交流，对于早年一直站在学界前沿的陈寅恪来说，大概不可避免地要生出强烈的边缘感。没有了侪辈的心灵共鸣，寄寓羊城生活惬意的陈寅恪，一定意义上又显得是如此地寂寞。美学地来看，寂寞可能也是一种境界。可生活并非到处都是美学，寂寞很多的时候首先是一种心灵的折磨。海外有学者说晚年陈寅恪一直都生活在一种巨大的痛苦之中，虽有夸大之嫌，却也不是无稽乱谈，所谓良有以也。
分析虽是这样分析，但我们还是得承认从生活的细节上来看，晚年的陈寅恪还是常常有幸福感的。2月份还在为著作的事悲吟“名山金匮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元”（《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的陈寅恪，3月29日晚上又过了一把戏隐，事后成七绝三首，第一首作：“歌动重楼映海光，病夫乘兴亦看场。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长。”元霄节的时候，他也有“江河点缀承平意，淡对巴菰作上元”的句子，这些都说明整体而言那个春天陈寅恪的心情还是相当地不错。
然而本命年并不打算用心胸狭隘的康生来结束陈寅恪的不幸。
七月，燥热的七月，在浴盆里安排了一场更大的阴谋。上旬的某一天，陈寅恪在洗漱的时候突然滑倒在浴盆里。当然具体的情况已难得而知，1963年见到吴宓的陈序经和王越对此已经有了两种不同版本的解释。但令人痛心的结果却异常地明确：右腿股骨颈折断。尽管广东省委十分重视陈寅恪的伤势，住院的第三天，陶铸就带了一大篮新鲜荔枝去看望，中大医学院更是提供了最好的医疗服务。然而种种原因所致，特别是考虑到陈寅恪本身体质不佳，动手术进行全身麻醉包括局部麻醉可能都不是很好，在医院住了七个月的陈寅恪终于未能避免暮年膑足的不幸事实。这在他的心灵深处烙下了浓重的阴影。说到底,陈寅恪也是一般人，双目失明的先期不幸本来就已经很让他难过了，写诗添字每每以病人自称，而今又失去了走路的自由，真是怎一个“苦”字了得！这些我们在他1962年夏以后的诗句中感受得非常清晰和真切。虽然陈寅恪的诗用典颇多不易卒解，但是有了不幸膑足这一今典的支持，我们还是能比较容易地从如下的诗作中体味到陈寅恪此间内心的凄苦，这是陈寅恪晚年心境的绝大一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把玩。
1962年9月的一天，已经住进医院的陈寅恪给陪他半辈子经风历雨的唐筼写了首七绝，题作《壬寅中秋夕博济医院病榻寄内》，诗名告诉我们当时正值中秋佳节，往年中秋大都在家中过的陈寅恪这一次不得不在医院过这个中国人春节以外最重要的团圆节日了，忆往思今不免哀从中来，大约当时唐筼正在陪床，身为人夫不能照顾发妻反而总是害唐筼担惊受怕费心照顾的陈寅恪不禁感到深深的愧疚，诗谓：“平生三度感中秋，博济昆明渤海舟。①断肠百年垂尽日，清光三五共离尤。②”晚年真是不顺啊，没让你过几天好日子老害你为我担惊受怕地，真是，无奈啊！这是一首肩负感激和致歉双重使命的七绝，所以对“三五”的说法我们还是应该放在情境中来读解。在目盲又膑足的双重残压下，内心极为不爽的陈寅恪苦多乐少是很正常的事，兼之还是为了对唐筼的照顾表示感激，用瘐子山的“三五”来形容晚年生活的酸多于甜完全是心境和语境使然，我们切不可因此就将此前乃至此后陈寅恪的幸福时光一下子都给糊上灰濛濛惨兮兮的标签，进而作过低过少地估计。
膑足对陈寅恪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巨大到其甚至对学问也失去了自信。两个月后，小雪夜，陈寅恪成七律一首，后四句说：“今生积恨应销骨，后世相知倘破颜。疏属汾南何等事，哀残无命敢追攀。”（《壬寅小雪夜病榻作》）我这一生那真是不幸啊，后世了解的人说不定都会替我伤心流泪愤愤不平呢。前人的成就不说了，一辈子的不幸已经决定了我是没指望追攀先贤了。
必须注意，“百年垂尽”、“后世相知”、“哀残无命”，这些用词说明，膑足以后的陈寅恪明确想到了死。这也是人之常情，特别是对一位年逾古稀、建国以后一直以来都还生活得相当不错的老人来说，本来就看不到五彩世界了，而今又失去了散步的权利，甚至于站立都成了问题，一切的一切又怎能不让人作终极的考虑！
又熬过两个月，老腿依然地不给陈寅恪争气，病情没有太大的起伏。对陈寅恪来说，这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腿部复原的希望看来是够呛了。春节眼看就到，陈寅恪决定回家过年。毕竟下一个春节还有三百六十五天，乐观地来说，就算当时的陈寅恪没有为下一个年还能否过上担心，我们说，毕竟春节也是一个少起一个了，而且他大概也不想让回家过节的唐筼和女儿们年过不舒服，说不定她们根本就不会在家过，来医院也很可能，那就太不值了，一个人生病害全家人没年过。这些都是陈寅恪所不愿看到的。他决定回去，还为此写了首七律，诗名很长，但很有提示性，《入居病院疗足疾至今日适为半岁而足疾未愈拟将回家度岁感赋一律旧历壬寅十二月十日》，可恶的本命年最终还是在陈寅恪身上狠狠地抡了一棍，全诗作：
不比辽东木蹋穿，那能形毁尚神全。 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
脉脉暗销除岁夕，依依听唱破家山①。酒兵愁阵非吾事，把臂诗魔一粲然。
这是一首对研究者来说信息量颇大的诗作。有好几点值得注意。一者，“不比辽东木蹋穿，那能形毁尚神全”句明确地告诉我们，连陈寅恪自己都意识到了膑足将对其精神和心理产生相当的影响。大概当时他的腿还在用木板固定以维持状况避免进一步恶化，也好配合正在进行的物理治疗，周围的人劝他不要悲观，陈寅恪就说我这不是辽东人穿木拖，腿不好当然会影响到心情，总是难免的。此后的诗文中陈寅恪屡屡透露出苍凉悲怆之感，此句就是最好的自注。二者，“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一句，再一次说明陈寅恪确实想到了死的问题，他已经在期望着后世相知能穿越他诗文的森林和阴阳的阻隔和他在心灵的旷野上相会了，说，那样的话大家就是有缘人②。三者，“脉脉暗销除岁夕，依依听唱破家山”句，特别是后文的小字注释，说明病榻上的陈寅恪依旧在进行学术的思考和创作，“俟后详检”一语显示尽管不幸得让人心“寒”，甚至对此后的日子里还能在学术上作出多少成就，能否跟前贤抗衡和比肩，都失去了自信，但对于已经开始的钱柳姻缘研究，他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能够在余生完成“蠹鱼”之注，在他绝对是必须实现的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学术“规划”。四者，最后“酒兵愁阵非吾事，把臂诗魔一粲然”句大约是对包括唐筼在内的担心其出院后会悲观失落影响身心的周围人士的答词：我是不会愁的，也不会用杜康来解忧，不喝酒照样快乐地一天天地吟诗①消遣。这句话提示我们，尽管一直以来，陈寅恪都有吟诗作乐的习惯，但此后的日子里，它可能要出演更重的角色了，毕竟伤腿以后看戏都成了大问题。
疾病必然地加速了陈寅恪的衰老，吴宓来的时候还白发甚少的他病后已变了模样，1963年初，时任南京博物院长的曾昭燏过访，事后，陈寅恪有“银海光销雪满颠，重逢膑足倍凄然”的诗句，依常识以及陈寅恪写诗常常实指的习惯来看，所谓“雪满颠”（《癸卯立春》一首也有同样的用词）应该不是随便说来玩的。对节候物事他也变得更加敏感。《诗集》和《事辑》的资料综合显示，出院以后的1963年，也就是农历的癸卯年，寅恪大约共“写下了”九首诗，内中有五首是节令作品。分别是《癸卯正月十一日立春是夕公园有灯会感赋》、《癸卯元夕作用东坡韵》、《癸卯中秋作》、《癸卯冬至日感赋》、《去岁大寒节后一日天气晴和余自医院还家今岁大寒节连日阴雨感赋一律癸巳十二月初七》。依诗作本身我们略作推阐如下，以见出院以后的头一年陈寅恪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情状。
《癸卯正月十一日立春是夕公园有灯会感赋》告诉我们，立春的那天正刮东北风，天还没有多少暖意，而此时的唐筼已经开始准备春天穿的薄棉衣了。一直都欢喜节日挂灯的他因为不能参加公园里的灯会而很觉得感伤，没办法只能听戏消磨时间。尽管“闻歌浑忘雪盈颠”的话向我们透溢出专心享受戏剧艺术时的乐观情绪，但该句之前“涉世久经刀刺舌”以及首联“南国清寒细雨天，老夫病榻意萧然”的话，还是飘散出浓浓的悲凉感。
四天以后的元宵节，外面依然是寒风凛冽，感觉着就像要下雨，自来喜用东坡韵的寅恪又写了首七律。我们欣喜地发现他又一次提到了水仙。只是这一次的水仙一出场就带着某些惨兮兮的味道，所谓“灯节寒灯欲雨天，凌波憔悴尚余妍”，尽管还有那么几分亮丽，可凌波仙子毕竟已是萎缩而又憔悴。考虑到又一次的冬去春来，自己的状态却是每况愈下，不禁又发出了“自信此生无几日，未知今夕是何年”的浩叹。想起赵师雄的罗浮梦，东坡已老的我今年元霄竟无梅香伴佳节，伤哉！
整个这一年，陈寅恪的诗作都充溢着这种自哀自怜的味道。中秋“非生非死又一秋”，冬至“四时节候催人老”的话都是这种心态的延续。最明显的还是大寒的时候，这一天,陈寅恪从医院回家正一年。在《去岁大寒》一首中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舆疾还家恰一春，去年今日倍伤神。耐寒敢比尧时鹤，叹道翻同鲁野麟。万里阴沉连续雨，千秋心事废残身。寻常岁月因何记，付写先生病历人。”尽管我们不详“尧时鹤”典出何处，但“鲁野麟”一语清晰地说明此时的陈寅恪所怀持的竟是一种不会再有作为甚至是且亡等死的心态！《史记?孔子世家》：“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余！’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已！’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以前看不到东西，但还可以到处走走，如今连走都成了问题，以后大约也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了！十年前写成的书到现在也没地儿出，快写成的稿子就更没指望了，我这又是何苦呢？老天爷可能知道吧。唉，我算是完喽！当时《钱柳姻缘》一书粗稿已成，但从诗文内容里我们竟读不出一丝的快意！想想一身学问的陈寅恪先失明后膑足，空怀一身好功夫也使唤不出，实在是很让人压抑。由此再读到“万里阴沉连续雨，千秋心事废残身”一句时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强烈的酸涩气，也就是自自然然没啥可怪的了。
不过，所谓人有离合悲欢，月有阴晴缺圆。千万不要以为陈寅恪真就一蹶不振、从此一味消沉了。
转眼又是春节了，无边的喜庆不知不觉中湿润了老陈寅恪的心灵。除夕前的时候，唐筼还搬了好几株花回家。可能正是老妻买花迎新年这事儿吊开了他的兴致，癸巳一年里都灰濛濛死沉沉的诗面这一天终于等来了久违的阳光的气息，甚至还投射着那么一丝丝的调皮。“我今自号过时人，一榻萧然了此身。药里哪知来日事，花枝犹忆去年春。北风凄紧逢元旦，南亩丰登卜甲辰。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就这么天天躺着，我现在真得算过时了，春节了还泡在药里，管他以后怎么着呢；听北风呼啦呼啦地刮，今年大概会收成不错；（不过那也是将来了——笔者加，为表述方便计）我还是把门关上睡大觉，省得一波波拜年的心烦，管他怎么想呢。尽管“任他嗤笑任他嗔”的原因在身体不痛快不愿见客，但从两个“任”字里我们还是读出了丝丝暮年顽童任性“调皮”的味道，而这种一半真实一半调皮的表述显然是由比较闲适、阳光，当然还要有那么几缕酸涩的心态酝酿和发酵出的。后来元霄节，他又有“凤翼韶光春冉冉，羊城灯节夜年年”的话，说是“余深喜元夕张灯，犹存旧俗，惜不能饮酒，负此良宵”（《甲辰元夕作次东坡韵并序》）云云，说明好的心情在延续。
春天不可遏阻的来到了。十年未见的蒋秉南给失明膑足的寅恪带来了最可宝贵的一抹春色。
5月29日的下午，已是教授的蒋秉南乘车到广州站，此时的车站上，唐筼和二女儿小彭已经在等他了。学校的小汽车又一次提供了方便。到家后的蒋秉南直接去楼上晋谒陈寅恪。据他回忆，当时的陈寅恪在护士的协助下已经可以被夹扶着站起来，可惜的就是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由师母陪着在校园里散步了。
蒋在广州待了有十来天，期间除了听老师讲叙以外，还由小彭陪着游览了广州市区、黄花岗、佛山市等不少地方。6月10号乘飞机返回上海。
学生的来探显然让陈寅恪甚觉温暖，他不但慨然让秉南抄录了上百首记录着自己心路历程的诗作，而且新写了《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三首绝句：“音候殷勤念及门，远来问疚感相存。郑王自有千秋在，尊酒惭难与共论。①”“草间偷活欲何为，圣籍神皋寄所思。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河汾洛社同邱貉，此恨绵绵死未休。”诗内的自注告诉我们十年以后的蒋秉南已经在自己经治的学术园地里开垦出了一篇不错的沃野，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教授了。而此时的陈寅恪虽然逢着了晚年膑足的不幸，但其心志一如此前，“此恨绵绵死未休”与1953年那句“骨化成灰恨未休”无尽的相似提示我们，对于朋辈降志改宗的辱节行为他一直都深以为憾。
《甲辰四月》以外，陈寅恪还为蒋教授写了一篇《赠蒋秉南序》：
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
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时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夕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反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蒋子秉南远来问疾，聊师古人朋友赠言之意，草此奉贻，庶可共相策勉云尔。甲辰夏五七十五叟陈寅恪书于广州金明馆。
余英时教授以为，该文堪与早年的静安先生碑铭对看，足以见出陈寅恪的心志所在，所言甚是。故全文抄录如上。
整体来说，1964年的陈寅恪过得比较快乐，这些在诗文中有明确的反映。
这一年，写了十年的《钱柳姻缘》一书正式完成，对于期间给了自己巨大支持的黄萱，陈寅恪请唐筼代笔写下了这样的鉴定文字：“勤力无间始终不懈”，“随意念读毫不费力”，“又能独立自找材料，并能贡献意见修改著作缺点，尤为难得”云云。应该来讲，没有黄萱以及其他一些友朋学生的协助，陈寅恪要想凭失明的病体完成煌煌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可是，尽管创作的过程无限艰辛，陈寅恪和他的助手还是挺了过来，终于完成了一部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引起无数争议的巨著，该书精密严实发人之覆的考证，溶己于史的创作思路，特别是陈寅恪在钱柳姻缘上的那种看来好像是有些太过浪费的长时段的倾情投入，都让后来的学者们不禁为之侧目、为之抻舌，为之费心猜测。
这样的时候，快乐总是难免的。而这份快乐首先地自然是属于以残废之躯经年跋涉的陈寅恪。这一年里他写下的不少诗作中流露出的达观心态和乐观情绪，一定意义上都是大作告成后奇志稍慰的泰适心境的外显。
第七章 岁月的尽头
一、岁月的尽头(1)
就在写下真正的《稿竟说偈》的那个夏天，农历的五月十七日，陈寅恪度过了自己的第七十五个生日。他在诗里说到：“吾生七十愧蹉跎，况复今朝五岁过。一局棋秤还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炎方春尽花犹艳，瘴海云腾雨更多。越鸟南枝无限感，唾壶敲碎独悲歌。”尽管时人在梳理所谓南学的时候，骄傲而又自信地把陈寅恪算在里面，但从“越鸟南枝无限感，唾壶敲碎独悲歌”一句来看，当事者自己不见得这样看，更不见得会乐于承认。越鸟就是孔雀①，越鸟南枝，就是孔雀南飞，指的是自己1949以后无奈地流寓广州的事实；“炎方春尽花犹艳，瘴海云腾雨更多”一句的铺叙，更说明十五六年以后了，陈寅恪仍有一种浓烈的流人之感，这种感觉时时地漫过他苍老的心灵，提醒他早先的陈寅恪并不属于这里。“吾生七十愧蹉跎，况复今朝五岁过”和“唾壶敲碎独悲歌”共同告诉我们，此时的寅恪虽然自知老朽，但内心深处仍是有着极大的不甘：本来我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本来我还可以做得更多……然而以现在的残废之身来看，恐怕是很难了！曹孟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的雄辞而今我也只能独吟作悲歌了②！
七十五岁的老人面对上苍的捉弄，在膑足以后的第二个年头里已经只能作无奈的悲叹了。当然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一年陈寅恪的生命里依旧不乏动人的快乐穿梭。对于只能躺着的他来说，热天下场雨就是莫大的快乐。那年立秋前几天天热得厉害，把陈寅恪给蒸得晕晕的，所谓“周遭炉火铁山围，病体能支意转迷”，就在他快受不了的时候，老天爷突然地给堕了场阵雨下来，把老人家高兴得不得了（有《立秋前数日有阵雨炎暑稍解喜赋一诗》为证）。好友冼玉清自香港归国就医，此前的种种谣言不攻自破，陈寅恪也替老朋友感到高兴，马上作双绝相赠：“海外东坡死复生，任他蜚语满羊城。碧琅玕馆春长好，笑劝麻姑酒一觥”；“年来身世两茫茫，衣狗浮云变白苍。醉饿为乡非上策，我今欲以病为乡”（《病中喜闻玉清教授归国就医口占二绝赠之》）。陈寅恪一边祝福冼玉清回国后经治疗能早日康复，一边劝其该吃吃该喝喝，别委屈了自己的身体，还打趣地说自己都打算在病中安家了，这有什么呀！景显于诗，情隐乎辞，让人感动更让人欣慰。它至少向我们说明当时寅恪的心态还是相当地不错。
可是，生活并不总是一条平缓的河，生命也并非总会有不断延续的快乐。
风暴已经在悄悄的酝酿，建国以后运动不断的中华大地上已能听得见焦躁的尘土在起起扬扬。
就在陈寅恪为冼玉清回国治病高兴地赋诗相赠前五天，1964年的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强调“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此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很多基层开展了“夺权斗争”。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强调这些人是斗争对象和革命对象。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发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23条》中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23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并把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这之后全国城乡的“四清”运动继续进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十个月以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他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如此的讲话事实上已经向人们清楚地昭示了一个动乱岁月的行将到来。
上述讲话以后一月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毛泽东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紧接着，12月份，烈火又烧向了马列主义理论修养颇为深厚的翦伯赞，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批评前者的历史主义，称其是“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戴上帽子的翦最终没能挨过“文革”，被折磨致死。
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陈寅恪显然都是较翦更大个的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虽然此前的种种运动对他的冲击都相当有限，但当新的烽火燃起的时候，陈寅恪还能否延续这种幸运呢？对所有人来说，包括他自己，显然在1964、1965年这还是一个并不明确的问号。
不过同尚多欢乐的1964年相比，1965年陈寅恪的生命里明显地多出了一些哀婉悲伤的气息和节律。两者的不同在年除夕那天已然隐现。去年春节的时候，唐筼买回几株花，心情不错的陈寅恪推测着甲辰年应该收成不错；今年的春节唐筼又买回两珠，一株水仙，一株腊梅，陈寅恪的心情应该也不错（毕竟是除夕），可是“一不小心”过节的时候碰上了风雨。尽管寅恪说“赖有凌波伴岑寂，未妨风雨送黄昏”（《除夕前夕买腊梅水仙各一株除夕忽有风雨口占一绝》），但除夕里“忽有风雨”总不是什么好事。
情况确实如此，这一天的东南区一号全家都是病号。此情此景，陈寅恪又怎么能心无罣碍地完全高兴起来。七天以后的人日，“强欲排愁送佳节，又传烽火照龙编”（《乙巳人日作七律》）的句子说明春节以来的一周时间内陈寅恪的心情一直都不怎么好。龙编是古地名，汉代时置龙编县，属交趾郡，东汉至南北朝曾为交州及交趾治所。“烽火照龙编”显然说的是越战的事。美国鬼子要灭越共政权，终极方向瞄着中国，这让本来就已经愁气绕身的陈寅恪更添了几分忧思。大约又过了一周，元霄节前两天，又一道不好的讯息传来，曾昭燏死了。两年前的1963年初，时任南京博物院长的曾还探访过病中的陈寅恪，向后者谈到说要购买海外新印的《李秀成供状》什么的，用陈寅恪的话说他们是“论交三世旧通家”。不言而喻，旧友的亡讯更加重了陈寅恪的愁闷心绪，两天以后的元宵佳节，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作：
乙巳元夕次东坡韵
断续东风冷暖天，花枝憔悴减春妍。月明乌鹊难栖树，潮起鱼龙欲撼船。
直觉此身临末日，已忘今夕是何年。姮娥不共人间老，碧海青天自纪元。
诗中的凄寒与肃杀之气，固然和旧友的亡故有关，但我们还是要说从陈寅恪的一生来说，这绝对是一首有着重要标志意义的诗作。因为对暮年的陈寅恪来说，这一次身临末日的直觉，非常不幸，一点都没错。
感伤的情绪一直在延续。1964年让人怀念的快乐春季，今年一下子苍老得布满了凄苦。4月初的一天夜里，一场不期而至的夜半风雨打乱了学校里杜鹃花盛开的舞姿，无数的花朵一夜间零落成泥，这让敏感的陈寅恪很觉得惋惜，作诗感叹“绝艳植根千日久，繁枝转眼一时空”“遥夜惊心听急雨，今年真负杜鹃红”（《乙巳春夜忽闻风雨声想园中杜鹃花零落尽矣为赋一首》），到了清明还感物思己的说什么“早悟有身原大患，不知留命为谁来。德功坡老吾宁及，赢得残花溅泪开”（《疑似清明日作次东坡韵》）；与去年相比，这实在是个变了味的春季，“醉酒只堪成短梦，闻歌浑不似前声”（《乙巳春尽有感》），忧心忡忡，烦恼种种，喝酒也不过是短短地做个梦就醒，听戏都觉得跟以前不是一个声：不能不承认，地还是那片地，但春天已不是曾经的春天。“赏”雨玩诗的夏日也变了他快乐的模样，七夕时“银汉已成清浅水，金闺方斗死生棋”（《乙巳七夕》），中秋里“此生更剩中秋几，今夕还祈照我圆”（《乙巳中秋作》）的句子就是不可辩驳的明证。
中秋以后不久，10月4日，又一条噩耗传来：近代南学的重要代表冼玉清先生2日下午不幸逝世。一年前还为冼玉清回国而高兴地口占二绝相赠的老人，这一次早已没有了年前的快意和俏皮，而是以凝练的史笔写下了一首沉沉的悼词：“香江烽火梦犹新，患难朋交廿五春。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人。”
当10月的北国在萧瑟的秋风中振振身体抖落片片黄叶的时候，绿树红花的南国悄无声息地凋零了一朵心有未甘的“百合”。据说住院期间冼玉清曾托一位晚辈学人完成其尚未稿竟的《冼夫人传》并代为整理其已有的著述，但后者因为自己是“摘帽右派”的缘故最终没敢应允。冼玉清一生未嫁，以学校为家，以育人为乐，以述作为业，然而在生命的尽头处竟找不到一个愿意为自己整理著作以了结大愿的托志之人，我们真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人的不幸还是学术的悲哀。
陈寅恪也开始认真的考虑总结自己的人生，好给后世人留一份清明可寻的人生记忆。他开始创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一如冼玉清的《冼夫人传》。陈寅恪对黄萱说：“此书将来作为我的自撰年谱。”①工作从慨叹“江淹老去才难尽，杜牧春归意未平”（《乙巳春尽有感》）的1965年暮春时节开始，至次年春天，完成了《弁言》及正文七章内容，分别是：（一）吾家先世中医之学，（二）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三）孝钦后最恶清流，（四）吾家与丰润之关系，（五）自光绪十年三月至二十年十一月间清室中央政治之腐败，（六）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七）关于寅恪之婚姻等。1965年冬天的时候，陈寅恪写过一首《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诗曰：“昔日曾传班氏贤，如今沧海已桑田。伤心太液波翻句，回首甘陵党锢年。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开元鹤发凋零尽，谁补西京外戚篇。”当时的陈寅恪正在创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乙巳冬日》应该就是创作过程中留下来的浪花一朵。“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开元鹤发凋零尽，谁补西京外戚篇”的话告诉我们，即便是在写自己的年谱，陈寅恪仍不忘借机为史学做一些补苴罅漏的工作，史家的良知在“逼迫”着优秀的学者，一位目盲膑足的垂老病人，把简录自己生平的年谱小心翼翼精雕细琢地制成有益于学的史料，回思之下实在很让人感动。或者这恰是历史学家之所以为“家”的一种因由，在他们，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历史，包括正在呼吸着的自己他们都能轻易地安排其住进头脑中的“历史”里。总之，这些资料为我们从外部情事上了解陈寅恪的生命历程，以及近世以来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提供了很大帮助。本来还打算再写个一两章，但不久以后“文革”兴起，完成全稿便只能是无从兑现的清梦一场了。
如果说前两年的中华大地上开始阵风鼓荡尘土飞扬的话，那么1966年的中国已经是烽烟弥漫乃至战火纷飞了。
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阔步走上了离奇的“文化革命”的大道。20年前被陈寅恪推荐到北京大学读书的季羡林，此时早已是北大东语系多年的老主任了，他在名著《牛棚杂忆》中对当年北大的情况作了如下的记录：
到了六月一日，忽然听到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张大字报②，还附上了什么人的赞美之辞，说这是一张什么“马列主义大字报”。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水平去推敲研究：为什么一张大字报竟会是“马列主义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没能进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奥义。六月四日，我们忽然接到学校里不知什么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参加革命。一进校门，我就大吃一惊：这哪里还是我们前不久才离开的燕园呀！这简直是一个大庙会。到北大来朝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潮水一样涌进燕园。我看了那一张大字报，心里真是觉得憋气，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这一哼连半秒钟都没有用上，孰料这一哼竟像我在南口村谈姚文元的文章一样，被什么隐藏在我身后的人录了下来（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是用心眼录下来的）。到了后来，我一跳出来反对他们那一位“老佛爷”，就成了打向我的一颗重型炮弹。到了六月十八日，不知道是哪一位“天才”忽发奇想，要在这一天大规模地“斗鬼”。地址选在学生宿舍二十九楼东侧一个颇高的台阶上。这一天我没有敢去参观。因为我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我这样一座泥菩萨最好是少出头露面，把尾巴夹紧一点。我坐在家中，听到南边人声鼎沸，口号震天。后来听人说，截至到那时被揪出来的“鬼”，要一一斗上一遍，扬人民之雄风，振革命之天声。每一个“鬼”被押上高台，喊上一阵口号，然后一脚把“鬼”踹下台去。“鬼”们被摔得晕头转向，从地上泥土中爬起来，一瘸一拐，逃回家去。连六十七岁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鬼”的帽子，也毫无例外地被拖去批斗。他们无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台上，挨一顿臭骂，临了也是一脚踹下高台，再用抬筐抬回家去。
看到最后的这一小段，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为一样也“不能走路”的陈寅恪担心。毕竟，那种将躺着的“鬼”一脚踹下高台的斗争方式，实在有些让人不寒而栗。
尽管一直到生命的最后，老牌“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陈寅恪都没有遭遇过如上的肉体折磨，但是我们的担心并没有因此而显得有一丝的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