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陈寅恪传TXT全集》第3/17页
事实上，写诗唱和在此时的陈三立，因为没有了政务遮蔽的原故，已经突显为生命的代表性节律。此时的陈三立首先应该被视为诗人。史实也确是如此。1923年至1925年，陈三立住在杭州。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欢迎，接着来到风光旖旎的杭州，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泰戈尔特地拜晤了陈三立。两位不同国籍的老诗人，通过徐志摩的翻译，各道仰慕之情，互赠诗作。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分，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分，回赠他一部诗集。陈三立接受书赠后，表示谢意，谦逊地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家诗坛。而我呢，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后两人比肩合影，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1926年底，陈三立由杭州到上海寄寓三载。晚年的他，怀乡心切，对庐山尤为萦念。1929年11月，由次子陈隆恪夫妇陪同，乘轮溯江而上，终于登上庐山，卜居于牯岭新宅“松门（一说松林）
别墅”，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他赋诗倾诉：“乡梦醒鸣鞭，始觉身如鸟”，打算“息影松林径，洗梦涧瀑流”。年近八十的他，遍览山南山北的风景名胜，写下了许多寄情咏物的诗篇，名为《匡庐山居诗》，石印成册，以赠亲友。山居期间，蒋介石曾到牯岭避暑，很想见见他，特派专人登门联系。他不愿与当政者交往，对来人说：“我已经是一个不闻世事的世外之人，即使我们会晤了，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看还是不必来见吧。”因此，蒋介石也就不便“勉强求见了”。不过问政的心虽枯，学问的心仍绿，1930年，陈三立倡议重修《庐山志》，委托吴宗慈专主其事。为了使志书更为完善一些，他还特别约请了著名学者李四光、胡先引等撰写有关条目。另外，在具体的编修过程中，陈三立特别强调了修撰体例的问题，强调志例应尊重科学，志文因时代不同，允许文体有别，做到“旧从其旧，新从其新”。
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尽管丧父以后的陈三立再也懒得涉身政事，但对家国命运他仍是非常地挂心和关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军侵占上海闸北，陈三立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阅读。据说，当时的他曾于一晚做梦时喊出“杀日本人”之类的话语。忧国之心可见一斑（当年，国民党政府邀他参加“国难会议”，陈三立未去）。1933年，曾经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1934年，陈三立离开庐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处遭八国联军破坏，连叹“国耻”！1937年，芦沟桥事变，他表示：“我决不逃难！”当年，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招致陈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侦探日伺其门，陈三立怒，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享年85岁。为纪念陈三立，1945年江西省政府1713次省务会议决定：将设在修水境内的赣西北临时中学改为省立散原中学。1948年迁葬杭州牌坊山。
陈三立是晚清同光体赣派的代表。为诗初学韩愈，后师山谷，好用僻字拗句，流于艰涩，自成“生涩奥衍”一派。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评曰：“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陈三立的著作，生前曾刊行《散原精舍诗》及其《续集》、《别集》，死后有《散原精舍文集》17卷出版。
陈寅恪是散原老人的三公子，生于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日（1890年7月3日）。
当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正为官湖北，取得进士功名不久后即南来随父的陈三立赁居在长沙城里唐
散文家刘蜕的故宅。从前面的文字我们知道，此时的陈宝箴宦途显达，事业蒸蒸日上，可以说春风得意，陈家正处在迁居义宁以来家族史上最可宝贵的黄金时期。虽然，再有几年，一场惨烈的海战将历史性的宣布洋务官僚经营数年的自强运动的失败，到时那些期望通过技术层面的革新推进大清帝国走向强盛的人们的心灵世界里，将不得不被历史的无奈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然而，当下，至少陈寅恪诞生的当下，一切都还比较美好。
尽管我们并非刻意要为陈寅恪的到来渲染一种厚重或者说烫手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但在落笔写作他的出生的那一刻，笔者还是不自觉的联想到了如下史实：
在同一年诞生的还有奥地利作家弗兰茨?韦费尔、德国表现派诗人卡西米尔?埃德施米德、德国诗人弗兰克?蒂斯。19年以后，陈寅恪将踏上后两者所在的国度，在著名的柏林大学修习语言文学。在中国大地上，一年以后胡适之出生，三年以后顾颉刚出世，对现代中国学术史稍微熟悉一些的人们应该清楚，这两个人的努力让传统中国学术最基础和根本的经子文史之学大踏步地走向了现代学术的路途。和顾颉刚同年来到这个世界并且在以后的岁月中有着重大影响的人还有梁漱溟、宋庆龄和毛泽东，前者系统的东西哲学与文化比较，让人们在比较中深刻认识了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问题，与此同时也为儒学的时代更生指出了切实的方向，其由此成为了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后两者人们更是熟悉，两人在近世中国自新和独立的历史征程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成绩。
可以说，19世纪90年代的初期几年，当洋务运动微笑着走向覆灭、兴盛中滋长着危机的时候，新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更大的希望正在悄悄孕育。
信不信都好，不可否认的是，那确是一个比较特殊和重要的年代。我们说，同许多后来卓有成就的人物一样，陈寅恪的降生也是那个时代所以特殊的一个不容忽略的因子。
后来的陈寅恪在多年游学海外而后应约回国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以后，迅速成长为民国学术界的超一流学者。当然这是后话。我们还是先从陈寅恪幼年的启蒙岁月慢慢讲起。
如前有言，义宁陈氏素重子弟教育，至于陈宝箴和陈三立，例同如是，对后代的教育都非常地上心。前面提到的陈宝箴给陈寅恪二兄陈隆恪写的扇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全文如下：
读书当先正志；志在学为圣贤，则凡所读之书，圣贤言语便当奉为师法，立心行事具要依他做法，务求言行无愧为圣贤之徒。经史中所载古人事迹，善者可以为法，恶者可以为戒，勿徒口头读过。如此立志，久暂不移，胸中便有一定趋向，如行路者之有指南针，不至误入旁径，虽未遽是圣贤，亦不失为坦荡之君子矣。君子之心公，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皆吾学中所应有之事。故隐居求志则积德累行，行义达道则致君泽民，志定则然也。小人之心私，自私自利，虽父母兄弟有不顾，况民、物乎？此则宜痛戒也。
四觉老人书示隆恪
儒家文化首先是一种处事哲学，古代中国，包括当下，凡对儒家文化浸润较深的人，必对立身行事、待人接物等等有一套自己体味出的儒家式约准和规范，历代流传及今的刘清之《戒子通录》、袁采《袁氏世范》、姚舜牧《药言》、张英《聪训斋语》、郑燮《郑氏家训》以及《曾文正公家训》、《左文襄公家训》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当然，更多、更平常的还要算那些在古代人民的普通生活，诸如家庭伦乐、师友论学等等之中散落的只言片语、零金碎玉，一部《论语》便大体如此，陈宝箴写的扇面也不出这个行列。
都是科举出身的陈宝箴父子，在国学方面有着扎实过硬的修为，此不待言。生在进士之家的陈寅恪及他的兄弟们，显然要受到此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影响。比如陈寅恪早年即养成的吟诗唱和的习惯，再比如他坚厚的经史学功底等等都是表现。童年时期陈寅恪就极喜欢读书，后来他患眼疾住院，曾同后学王钟翰谈及：“我之目疾非药石所可医治者矣！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小油灯，藏之于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以清季多光纸石印缩印本之书，字即细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久而久之，形成了高度近视，视网膜剥离，成为不可幸免之事了！”据后来他的妹夫也是表弟的俞大维回忆：“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三礼、三传、诗、书、论、孟、孝经、尔雅——编者注）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三通（《通志》、《通典》、《文献通考》——编者注）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看得很多。”①
这样的功夫一方面自然离不开陈寅恪本人的卓异天资，但毫无疑问，同陈宝箴、陈三立的家教也有其紧密联系。1895年陈宝箴开始抚湘，就在这年，六岁的陈寅恪入私塾随湘潭宿儒周大烈读书。庚子年陈宝箴不幸之后的第二年，陈三立全家定居南京。紧接着他便办起了家塾，先后聘请了王伯沆、柳翼谋、萧厔泉等任教席，教授国学基本典籍以及数学、外文、音乐、绘画等，其中四书五经的讲授占有颇重的地位。就这样，聪慧过人的陈寅恪打下了厚实的国学基础，同时也学习了一些包括外文在内的新知识，为后来留洋海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帮助。
当然，除了明确的从师受学以外，家庭生活中的文化环境对陈寅恪也有着重要甚或是重大的影响。比如陈寅恪后来自谓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在我们看来这一方面固然和此二人自身的思想学术以及在晚清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大约同陈宝箴先在曾府后友南皮从而形成与二者有类的思想观念不无关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陈宝箴与曾氏思想趋近的例子，后来陈宝箴抚湘又在张之洞辖下，与他一起大力推动洋务事业，其思想必然地会受到的后者的感染和影响。尽管我们未经详细严明地考证，但陈宝箴思想兼受曾张影响、议论与两者有类,也是明显的事实，再考虑到陈寅恪本人和陈宝箴的亲密关系，我们推测，大约其所谓议论近乎曾张的演说，其实不过是受其祖父影响的变向宣解。此其一。其二是，陈寅恪的诗作习惯似乎很受陈三立的影响。尽人皆知，陈三立是同光体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所在的“同光体”一派，诗宗“三元”，即学开元时的杜甫，元和时的韩愈，元祐时的黄庭坚和苏轼；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陈寅恪最喜尚的也是苏东坡和黄庭坚的作品，为诗喜用东坡韵：显然，这似乎不是一般的巧合，而是陈三立的诗风影响了陈寅恪的习尚。说到陈三立，我们有必要捎带着说上一句，就是陈寅恪的母亲也有着不错的国学素养。资料显示，后来，近于耳顺之年的陈寅恪，曾在1947年深情地回忆起自己11岁时母亲教读诗句的情景。
便是在这样一个优越的家庭环境中，少年陈寅恪小苗一样不断地吸收着种种营养，不断茁壮成长。
历史将向我们证明，这位义宁陈氏的佳公子将接乘着祖父和父亲先举人后进士的脚步继续前进，执著的求知精神和天才的学习能力最终让他在群星云集的民国文化天河中脱颖而出，在诸多大师巨子的映照下从容不迫地摘检下了学术“状元”的王冠。
小陈寅恪一飞冲天的辉煌正随着他扎扎实实的求知过程一步一步朝我们走来。
第二章 海外留学
一、求学东瀛(1)
1902年春，13岁的陈寅恪随长兄陈师曾（陈衡恪）从上海吴淞口出发，踏上了赴日的航程。初出国门的陈寅恪眼望一望无际的大海，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想起离开南京家塾到上海后，与其兄衡恪谒见上海同文书会总干事、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的情景。李提摩太出身于英国南威尔士的一个农民家庭，先后就学于斯旺西师范学校和哈佛福韦斯特学院，1870年2月12日受英国浸礼会派遣来到中国，长期在山东烟台、青州等地传教。他精通汉语，研读四书，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情风俗。1876到1879年华北大旱，他从事赈灾活动，在山西发放赈款，结交了清政府的一批高级官员。李氏与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洋务派和维新派人物都有过接触，还曾在1898年上书光绪帝力主变法维新，并于戊戌变法失败后帮助康有为出逃日本。李提摩太看不惯纨绔子弟终日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颓废生活，对陈氏兄弟远渡重洋的求学之举给予很高的评价，亲切地勉励他们说：“你们世家子弟能去日本读书，真是很难得很可贵啊!”
此外，陈寅恪更不禁想起了去年全家迁居南京，在头条巷家塾读书的情景，想起了在家塾学习四书五经、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课程的情景，想起了与茅以升、茅以南兄弟课间嬉戏的情景（学堂除了方便自己家中的子弟之外，亲戚朋友家的子弟也可附学）。
故土难离，总使人割舍不下，即便，此刻漂流在大海上的只是一名少年国士的单纯心灵。然而，故国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前文的叙述告诉我们，七年前的黄海，一度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耻辱地败在了日本帝国海军的速度与火力之下。那是一场彻底改变远东国际格局的海战，明治以后的日本用战争的方式宣告了作为近代国家的日本在亚洲取得了老大的地位。一个崛起的岛国自信地挤入了瓜分中国的强盗行列。
陈氏兄弟到达日本时，留日的中国学生已达七八千人。鲁迅也在这一年3月24日以矿路学堂毕业生的身份在江南陆师学堂总办（即今之校长）俞明震（陈寅恪的舅父）的带领下，同22名陆师学堂毕业生和其他6名矿路学堂毕业生一同来到日本留学。鲁迅和陈氏兄弟同时进入了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弘文学院是日本政府为教授中国留学生日语而开办的一所补习学校。鲁迅在这里学习了两年时间，取得了毕业文凭，并于1904年9月8日开始了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学习。同年夏天，陈寅恪趁暑假返回南京。回国后，与五兄隆恪一同考取了官费留日。这年冬初，散原老人亲自送两个儿子到吴淞口登船。并作诗云：“游队分明离两儿，扶桑初日照临之。送行余亦自厓返，海水浇胸吐与谁。”表达了父亲与两个儿子依依惜别的难舍之情。抵日后，隆恪初入庆应大学，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财商系。而陈寅恪仍在弘文学院学习。
在弘文学院，陈氏兄弟与鲁迅关系十分密切。鲁迅与陈衡恪同住一舍，朝夕相处。1904年8月鲁迅还与陈衡恪等6人联名给已回国的弘文学院同学沈瓞民写信，介绍弘文学院及同学们的近况。据沈瓞民回忆：“求学时代的鲁迅，已认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国主义，都是侵略中国的敌人，当时具有这样的意见，是令人敬佩的。陈师曾受到鲁迅的鼓励，也写了6封信，其中一封是给其父散原老人的，主要指出日本包藏祸心等语。”
后来在1915年春，陈寅恪曾出任新成立的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那时鲁迅和陈衡恪都在教育部任职。鲁迅在该年4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二集，《炭画》各一册。”以后，鲁迅成为文学大师，陈寅恪却缄口不向人们谈及他们之间的友谊，所以人们对他们之间的交往了解甚少。
陈寅恪留学日本期间，主要把精力放在学习日文上。同时他还留心观察和体验日本的生活习俗，阅读日文学术著作，研究日本历史、文化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这为他日后援引日文资料，进行隋唐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他在探讨隋唐时代的府兵制时就注意到，隋以前的资料比较少，不容易弄清楚，而当时日本的很多制度模仿唐制，其《养老令》之宫卫军防诸令条内容详细，两者相互参照，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憾。他还注意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冈崎文夫教授关于唐代府兵制、均田制和租庸调法的研究成果，认为“不失为学人审慎之态度”。又如他后来在考释白居易《长恨歌》“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句中“温泉”之由来时，旁征博引，以说明温泉疗疾风气流传之广，称：“又今之日本所谓风吕者，原由中国古代输入，或与今欧洲所谓土耳其浴者，同为中亚故俗之遗。”这里的“风吕”便是日本人所说的沐浴，可见他对日本生活观察之细，体验之深。再如，陈寅恪在批阅《旧唐书》太宗纪下贞观十七年秋七月庚辰条“京城讹言云，上遣枨枨取人心肝，以祠天狗”时，不禁想起在日本见过的那种红面孔、高鼻梁，具有灵性和神通的怪物，于是写下这样的按语：“天狗，日本所传，当由唐代转入。”对于“风吕”和“天狗”一词的解释，可见他对日本文化的熟悉程度。①
1905年冬，陈寅恪因患脚气，不得不离开日本，回国疗养。
二、辗转欧洲(1)
陈寅恪回国后，在家调养了一年多，于1907年插班考入上海复旦公学，系高中文化程度，同班同学中有后来著名的气象科学家竺可桢和留学德国获海德堡大学史学博士的徐子明。徐氏是江苏宜兴人，戊戌变法时期赞助维新的徐致靖、徐仁铸父子，就是宜兴徐氏家族的人。徐仁铸曾在陈宝箴为巡抚时，任湖南学政，参预新政。创立于1905年的复旦公学，是清末公立新式学堂中颇具现代性的一所学校，该校招收国学功底较深的学生，用英文教授高等普通科学，以使其能直入欧洲专门大学作为办学宗旨。除了英文，该校还规定学生应兼习德文或法文两种外语中的任何一种。而校内所开设课程，除国文、史地等常规课程外，还包括了像拉丁文那样一般新式学堂并不教的西方古典语言课。陈寅恪在上海复旦公学孜孜不倦地学习着英、法、德等国语言，为他后来留学欧美各国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1909年陈寅恪从
复旦公学毕业，在亲友的资助下，赴德国留学，于1910年考入了柏林大学学习语言文学。虽然远离故土，但陈寅恪的心中却时时牵挂着祖国的安危。1910年日本强行合并朝鲜，激起了他极大的义愤，挥笔写下“惊闻千载箕子地，十年两度遭屠剖。……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的诗句，表达了对朝鲜人民遭受奴役命运的愤慨和对祖国命运的担忧。
1911年春，陈寅恪因脚气病复发，需要易地疗养，于是在挪威旅游了二十多天。泛舟北海，挪威旖旎的风光收于眼底，迷人的景色令陈寅恪心旷神怡，但想起在故乡乘黄篾舫遨游的种种乐趣，淡淡的思乡之情又不禁涌上心头。
这年秋天，他又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瑞士的冬景格外美丽，陈寅恪曾作《大雪后乘火车登瑞士恩加丁山顶》诗一首：
造物作画真奇恢，下笔不假丹与煤。
粉白一色具深意，似为俗眼揩尘埃。
车行蜿蜒上绝壁，苍龙翘首登银台。
杉松夹道戴冰雪，风过撞击鸣琼瑰。
碧泉喷沫流涧底，恍若新泻葡萄醅。
直须酌取供渴饮，惜我未办玻璃杯。
我生东南山水窟，亦涉弱水游蓬莱。
每逢雪景辄探赏，何曾见此千玉堆。
车窗凝望惊叹久，乡愁万里飞空来。
诗中描写了山顶雪景之美，同时抒发了他对祖国的深深眷念。
在苏黎世大学期间，陈寅恪认真钻研了德文原版《资本论》，可算得上中国人中阅读德文原版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第一人。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家从南京逃难到上海，陈寅恪一方面挂念着家人，另一方面由于留学的经费不足，不得不于1912年春天从瑞士返抵上海。回国后的陈寅恪切实感受到了国内政局的巨大变化。辛亥革命迫使宣统皇帝在1912年2月12日颁布了退位诏书，从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陈寅恪亲眼看到了清王朝被推翻后的社会变革，而深为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他，加上家庭与清王朝的关系，其心情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他在一首答北京友人的诗中发问：“优游京洛为何世，转徙江湖接胜流。”接着又抒发出“西山亦有兴亡恨，写入新篇更见投”的世道沧桑的感慨和悲凉幽忧之情怀。
不久，陈寅恪筹足了学费、生活费、路费等各种留学的费用，再度前往欧洲，于1913年春考入了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初步形成了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析社会现象的思维方式，这为他后来在隋唐史的研究中取得超越前人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基础。例如他研究佛教就很注意其与隋唐政治的密切关系。在1935年撰写的《武曌与佛教》一文中，陈寅恪指出了隋文帝、隋炀帝与佛教的深厚关系，以及僧徒藉武曌恢复自李唐开国后所丧失的权势，而武曌则转借佛教教义巩固其政治地位的史实，从而得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的结论。又如，陈寅恪对于李唐王朝衰亡的原因也从政治、经济、阶级关系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首先，他认为关中本位政策被破坏后，唐代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明显变化，以科举入仕的寒门庶族和以武力起家的边疆藩镇逐渐控制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利，形成两种对立的离心力。其次，安史之乱后，李唐王朝的经济依赖东南八道财税的供给，黄巢起义将东南区域的经济几乎全部破坏，又断绝了汴路、运河的交通，李唐政权遂土崩瓦解。①
陈寅恪在巴黎学习期间的另一收获则是通过王国维先生结识了20世纪欧洲著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Pelliot）。1909年伯希和为一睹敦煌文书真迹来到中国，得以在北京与王国维相识，王国维对伯希和的学术赞不绝口，两人遂得相互论学往来。伯希和早年毕业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校，是著名汉学家沙畹的高足。沙畹，即Chavannes，是学术界公认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被誉为国际汉学巨擘。他毕业于法国高等师范学院，1893年任法兰西学院教授，1904年任法国学士院会员，欧洲权威东方学刊物《通报》主编之一。精研中国历史，译注了大量中国史籍，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西突厥史料》及《补编》、《后汉书?西域传》等。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成果有《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等。其佛学造诣颇深，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法译》、与莱维合译《悟空入竺记》、《比尔英译宋云使西域记之法译》、《法译五百譬喻选集之法译》、与莱维合编《护法十六罗汉》等。1917年曾到中国调查雕刻碑铭，著有《北中国访古志》、《泰山志》。在《北中国访古志》第二部佛像雕刻篇中，收录了云冈、龙门、巩县石窟的图版解说。伯氏精通汉、藏、蒙、突厥等14种语言，主攻方向是中亚研究，在其所写的汉学论文中有一半是关于西北史地的。他对于中亚地区的各种古代语文也有较深的研究，并借助这些语言工具，研究所见到的各种东方典籍和文物，在当时的东方学界有很高的声誉，并被“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1908年2月，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千佛洞里取走了六千余卷极其珍贵的五至十一世纪的手抄卷子，以此为基础在法兰西学院获得了一个以讲授敦煌文献为主要内容的教授席位。陈寅恪少时即受家庭影响，对以沈增植为代表的晚清经世致用派十分推崇。沈氏痛感边疆领土主权遭受列强威胁，便注重探究边疆史地，以开发边地，巩固国防。这种风气对陈寅恪也有所感染。但国人研究西北史地，由于欠缺必要的语言知识，对汉文文献以外的丰富材料一直不能很好地利用，从而极大地限制了这门学问的进一步发展。而西方学者的东方学研究正好可以在这方面弥补国内西北史地之学的缺失。与伯希和结识以后，陈寅恪第一次有机会大量接触到以敦煌文献为主的各种新发现的材料，学术眼界大为拓宽，而伯希和利用其广博语言知识处理各种新材料的本领，更是给陈寅恪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引发了他探索西北史地之学的欲望。
作为一个掠夺者，伯希和的强盗行径无疑是卑劣可耻的。但作为一个研究东方文化的专家，伯希和的治学方法和研究兴趣对陈寅恪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陈寅恪在学成回国后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近十年间，其治学路数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伯氏。具体来说：
第一，在敦煌学研究方面，伯希和著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等篇，因此有“中国摩尼教研究的先驱”之称。而陈寅恪有感于当时中国敦煌研究的落后，叹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来唤醒和激发国人自强不息，“勉作敦煌学之预流”，“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为祖国争得荣誉。他不仅首创“敦煌学”一词，而且指明了包括摩尼教在内的研究方向，并预言敦煌学将成为世界显学。敦煌遗书中份量最多的是佛经卷子，并有部分讲唱佛经和佛经故事的变文。陈寅恪不仅发现了宋明小说、宝卷弹词等文学与佛教经典之间的源流，还具体研究了佛经故事在传布过程中的变化形态，他指出，寺院讲经多引故事，而故事一经演讲，便会随其说者听者本身之程度及环境而生变易。他曾以《西游记》为例，对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的原型进行了考证。
此外，陈寅恪还常以敦煌经卷证史，用敦煌资料释诗。他曾利用写经题记年代最多的隋朝和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来求证史书，结果发现与史籍关于当时佛教盛行、佛经广为流传的记载是完全相符的，这就为史书记载的可信程度提供了依据。陈寅恪还运用《敦煌本心王投陀经及法句经跋》解释了白居易的“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和“法句与心王，期君日三复”等诗句。
另外，他还注意运用史书记载来解决敦煌资料中提出的问题，以史解经、以史考诗，以及将佛经典籍与变文故事、民俗小说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以考察中国文学的源流变化，这些治学的方法都为后来的敦煌学研究树立了榜样。
第二，在藏学研究方面，伯希和著有考证汉文吐蕃名称由来等藏学名篇，而陈寅恪回国后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就是藏学论文，考证出此文的译者为吐蕃僧人法成。1930年，陈寅恪发表了《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一文，考证出吐蕃彝泰赞普的名号与年代，是其当时的得意之作。陈寅恪对于伯希和曾用功的唐蕃会盟碑研究亦作了译释，推动了藏学研究的深化，所以有“唐德宗与吐蕃之唐蕃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决，陈先生之翻译也使国际学者满意”之说。
第三，在蒙元史和中亚史研究方面，伯希和研究蒙元史及中亚史的论著宏富，如《蒙古与教廷》、评注俄国学者巴尔托德《蒙古侵略时代之土耳其斯坦》、评注英人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而成的《卡尔梅克史评传》等，可见伯希和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是广泛深入的。此外，伯希和对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也颇有研究，而此书是陈寅恪用功颇深的蒙古史书。他不仅从《大藏经》中检出元朝国师八思巴为真奎太子所造的《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之间的渊源关系，而且校勘、考订该书的东方诸文种译本，“对此后的蒙古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陈寅恪依据对汉、藏、蒙文献的比较研究，第一次指出，《蒙古源流》的基本观念和编撰体裁，都是取之于元代吐蕃喇嘛八思巴所著的《彰所知论》，是蒙古史料的另一系统。他勘对东西方多种文献，把文献记载中关于蒙古族起源之观念分为四类。更考订本书的汉文译本，得出是乾隆时据满文本译出的结论。
第四，在突厥学研究方面，伯希和撰写了《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突厥语与蒙古语中的驿站》等论文，对突厥学研究亦有促进作用；陈寅恪早年读书笔记中，仅学习突厥文的就有9册，治学根底扎实。归国执教之初，陈寅恪的指导范围有“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如研究唐蕃会盟碑之藏文、阙特勤碑之突厥文部分，与中文比较之类）”，但陈寅恪对中国突厥学的直接贡献，不是译释突厥碑，而是研究突厥史，尤其是唐与突厥的政治关系史。陈寅恪摒弃了那种把突厥史作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充分认识到了突厥汗国的历史地位。其一，他在《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中，作出“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结论。唐高祖向突厥称臣，是唐室讳莫如深的“国耻”，但从隋末争雄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看，又是势在必行的权宜性“国策”。其二，在唐帝国的政治生活中，突厥籍和突厥化的藩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论唐代之藩将与府兵》一文中，揭示了唐代藩将社会基础的演变，论证了藩将所特有的使用价值。①
陈寅恪敬重伯希和的学识，留心伯希和的研究成果，而且在自己的论著中时常加以引用，其学术见解明显受到了伯希和的影响。伯希和与陈寅恪的这段交往也被中外学界传为美谈。
陈寅恪在巴黎大学就读期间，偶然看到国内报纸，有人提议袁世凯为终身总统，当时巴黎正在举办选花魁之会，陈寅恪作诗讽喻：“岁岁名都韵事同，又惊啼鳺唤东风。花王那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亦自雄。”1913年冬天，陈寅恪曾到伦敦一游，参观绘画展览，作《癸丑冬，伦敦绘画展览会中偶见我国新嫁娘凤冠感赋》诗一首。
1914年秋天，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一片混乱，陈寅恪不得不匆匆回国。1915年春，陈寅恪到北京担任新成立的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主要工作是翻译有关东西方图书资料，探究中国经界的源流。蔡锷，湖南人，早年受陈三立赏识，破格进入湖南时务学堂学习。辛亥革命后，曾任云南省都督，1913年底到北京中央政府任职。蔡锷反对袁世凯称帝，于1915年11月从北京秘密回到云南，领导了护国运动。袁世凯在国内一片强烈的反对声中一命呜呼。继任总统黎元洪任命陈三立旧友谭延闿为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谭延闿则请陈寅恪到省长公署任交涉科长。由于陈寅恪看不惯官场的尔虞我诈、阿谀奉承，很快就离开了，此后再也没有涉足官场和参加政治活动。
从1915年秋天开始，陈寅恪应江西省教育司（相当于后来的教育厅）副司长符九铭的邀请为江西省连阅留德学生试卷三年，并申请了江西省官费留学的名额，期间还在家中侍奉父母和博览经史著作。陈衡恪之子陈封怀回忆这段时间陈寅恪在家中的生活时说：“他送了我一册原文本的《莎士比亚集》，据说是他以前在英国读过的。里面每个剧本后面都写有他的评语（是用文言文写的），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各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在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有深入的理解。”这一年，父亲散原老人六十五岁，常常率儿孙游览南京的名胜古迹。例如1917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一日携儿子陈寅恪、登恪、孙封怀，买舟游燕子矶，遂寻十二洞，历其半，至三台洞而还。”还有诗云：
闭置不乐摩华颠，杂影江浒晴呼船。
从游年少蹲篷底，贪看拍岸惊涛旋。
千峰散翠日气午，鼓角十里高风传。
迎人伏燕势欲起，走循爪距登其巅。
覆碑一亭卧兵子，荒荒草木山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