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全集.com》第44/96页


  为何要拥立桂王?
  这是因为,按血统排序,与大行皇帝崇祯血统最近的“王”,就只有福、瑞、惠、桂四个藩王了(万历帝留下的儿子们)。
  但“国破山河在,花落知多少”,这其中,福王父子双双完蛋,瑞王全家重庆死光,惠王降清喋血京城。
  现在迎风傲雪独自开的,就剩下桂王一家了。
  桂王家的“户主”是老桂王朱常瀛,按辈分算,他是崇祯的叔叔,原封地在湖南衡州。
  当张献忠带着“反政府武装”跑到湖南“流窜作案”时,害怕“壮烈殉国”的他带着三儿子安仁王朱由楥,跑到广西梧州避难。
  而不小心丢掉的四儿子永明王朱由榔,就稀里糊涂地做了张献忠绑匪集团的“高级肉票”。
  但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贵人自有贵人帮”,就在朱由榔性命难保之际,一个“混入革命队伍”中明朝官员暗中保护了他,让他和死神擦肩而过!
  不久,张献忠又开始跑到四川寻找新的作案地点,朱由榔便乘机逃出虎口,以“难民”的身份在湖南永州“潜伏”下来。
  南明广西征蛮将军杨国威和部将焦琏,率军进入这一地区时,朱由榔终于否极泰来,被护送回广西梧州同父兄团聚。
  真是应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老话,就在朱由榔返回不久,饱经风霜的老父亲朱常瀛就挂了。
  随后,他的哥哥朱由楥也由“安仁王”变成了“安息王”。
  这样,援引大明“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法,朱由榔便由两字的“永明王”自动升格为一字的“桂王”。
  现在,具有浓厚“拥桂”情节的瞿式耜,就直接向他的上司——两广总督丁魁楚建议,拥立新桂王朱由榔同志承继大统。
  但“老奸巨滑”的丁总督,在没有获得隆武帝确切死亡的消息前,力主持重,并没有立即加入到拥桂派的行列中去。
  直到隆武朝大学士何吾驺,写信告知他这一“国丧讯息”时,他才丢掉幻想,慌慌张张地加入到以瞿巡抚为首的“劝进”队伍中来。
  1646年十月初十,经过照例的“三劝三推”后,年仅23岁的朱由榔同志,被大家拥立为监国,国都暂定在他的登基地——广东肇庆。
  朱由榔同志承继大统,既有两大优势,也有两大不足。
  两大优势,一是他内心善良。
  善良,似乎不是政治家,尤其是乱世政治家所需要的“优秀品格”,因为一般而言,拥有这种品格的政治家,通常的下场就是变成强者桌上的“盘中餐”。
  但朱由榔同志不同,他身上的这种品格,虽然没有给他带来事业上最终的成功。但他这一人性中最亮的闪光点,却让他得到瞿式耜、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倾心拥护,最终也使他能在环境更恶劣、敌情更复杂的残山剩水中,把南明的江山又延续了十五年,占南明整个历史岁月的90%。
  一个善良的人,未必能得到历史的垂青,但却可以赢得无数人真诚的关心和帮助!
  二是他的长相优势。
  朱由榔同志相貌堂堂、长须垂胸、面如朗月,很像他的爷爷万历帝朱翊钧,颇有帝王之相,让人望而敬重。
  但同时,他也有两大不足:
  一是他是一个“失学少年”。
  虽然贵为王爷,但由于连年的战乱,在他本应背起书包上学堂的时候,却打起包裹来逃难。结果逃来逃去,就错过了学习的黄金年龄。以致于他在登基之初,文化水平仍停留在一个“小学生”的层次上。
  二是他性格懦弱。
  懦弱的人,往往会在关键的时刻,逃避他本应担负的责任,而一个懦弱的帝王,当他逃避责任的同时,一起丧失的,还会有他珍贵的社稷和宝贵的生命。
  也正因为后两个不足,使朱由榔同志就任监国之初,朝堂之上,就弥漫一股不和谐的风气!
  这股风气就是太监专权和首辅之争。
  这个专权的太监,叫王坤(又名王弘祖),他当年曾经跟着崇祯皇帝混过,精通“宫廷礼仪学”,现在在肇庆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完全够得上“国宝级的人才”。
  在大家都对监国如何登基、如何接受大臣朝拜、如何封赏大臣等等形式问题,说不出个一二三四时,王坤同志上场了。
  他发挥自己专业特长,把所遇到的难题一一化解,在得到大家钦佩的同时,也赢得朱由榔监国由衷的信任。
  此后,朱由榔监国的一言一行,都要在王坤大太监的指导下方敢实施,王太监由此实际攫取了南明政府的最后决策权。
  有权了,必然会有人来巴结讨好,第一个来和他走关系套近乎的人,就是两广总督丁魁楚。
  丁总督因为在拥立活动中慢了下级瞿巡抚半拍,唯恐这位下级后来居上,成为首辅。所以就急匆匆地走这位专权大太监的门路,以使自己能够顺利成为朱由榔政府的首任首辅。
  经过王大太监的“暗箱操作”,丁总督如愿以偿地入阁,并任首辅兼兵部尚书。
  而获“拥立首等功”的瞿巡抚,也才仅仅得到个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左侍郎管尚书事的位置。
  当了首辅的丁首辅有宰相之名,却无宰相之才。
  他一是在国家高级干部的人事安排上,执行严厉的“关门主义”,把隆武朝的大学士何吾驺、苏观生、陈子壮等“社会知名人士”排斥于现政府之外。
  二是在得知江西赣州失守后,他就带领朱由榔和刚搭好的政府班子,仓皇出逃到广西梧州,准备把广东的大好河山拱手让人。
  他这种“低能”的举措,直接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南明绍武政权在广州建立。
  绍武政权中的绍武帝,就是隆武帝的弟弟朱聿鐭。
  在隆武帝选择陆上逃难时,身为唐王(继承了他哥哥朱聿键的藩号)的他,却和另益王、辽王等四王选择了海上逃生。
  实践证明,在清朝海军数量基本为零的情况下,这是一条安全系数极高的逃生路线。
  朱聿鐭就沿着海上逃生路线,波澜不惊地“挺进”了广州城。
  挺进广州的他,最初的理想仅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对于成为大明最高领导人这一伟大的抱负,他想都没有想过。
  虽然他没有冷静地为自己思考未来,但却有人正在热心地为他谋划人生。
  现在广州城里,朝思暮想,想让朱聿鐭同志由唐王“进步”为皇帝的,就是以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同志为代表的广州各级官员。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丁首辅执行“关门主义”的恶果,他把桂监国政府高官的名额都送给了“肇庆帮”,这实在让失势的“广州帮”极度郁闷。
  恰在这时,又传来南明肇庆中央政府闻敌即逃的“糗事”,这让“广州帮”对“肇庆帮”的感情,由郁闷升级为鄙视。
  鄙视之后的“广州帮”,内心升腾起一个强烈的愿望——何不援引兄终弟及的法律条款,另起炉灶,拥立唐王朱聿鐭同志为帝,这样大家便都可以因此而“共同进步”。
  1646年十一月初二,在大学士苏观生、广东总兵林察(郑芝龙手下的部将)、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等“广州帮”文武官员的强烈要求下,朱聿鐭同志“勉为其难”,出任监国。
  为抢在桂监国的前面,得到南明地方政府的承认。三天后,苏观生等人干脆趁热打铁,拥立朱聿鐭由监国升格为皇帝,改年号为绍武(自明年一月一日起正式使用),定都广州。
  然后,绍武帝向南明各地方政府发出皇帝即位的“喜诏”,要求各地方政府承认——绍武政府,是代表大明帝国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
  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的商业规则,在政治上也同样适用,绍武帝的皇帝名号,在血统更纯正的桂监国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南明各级地方政府明确表示:“宁认桂监国的草,不识绍武帝的苗。”
  这样,被桂监国血统优势折磨得焦头烂额的绍武帝,有效统治地域仅限于广州一城,他的国政府=市政府。
  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国不在小,有权就行”,在绍式帝的“袖珍”政权里,苏观生同志升任首辅并进封建明伯。
  在他的操纵下,他的“铁杆亲信”关捷光、曾道唯、王应华都以“拥戴有功”入阁并兼任各部尚书。
  “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需要枪杆子”,深知得位不正的苏首辅尤其重视国防力量的建设。
  除任命最有军事实力的林察同志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外,还“变废为宝、修旧利用”,把石壁、马玄生、徐贵相、郑廷球四大海盗集团,招安为绍武政权的“新编海军”。
  绍武政权的“高调的建国建军行径”,立刻让逃到梧州的桂监国政权,陷到了万分尴尬的境地。
  为挽回恶劣的政治影响,桂监国和丁首辅率政府班子在11月12日“回銮”国都肇庆。
  11月18日,桂监国正式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永历,国都仍为肇庆。
  永历帝即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派出兵科给事中彭燿、兵部职方司郎中陈嘉谟作为外交特使,到广州劝说绍武帝取消“第二中央”,归属“第一中央”。
  彭燿同志把这一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苏观生身上,希望用“一劝二哭三闹腾”的不正常手段,来迫使这位首辅大人能尊重客观实际,遵守大明法律,作国家的功臣而不做民族的罪人,幡然醒悟,痛改前非,拥护以永历帝为首的大明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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