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的沧桑50年全集.com》第48/53页
一个姓何的同事走过来坐在我旁边，递给我一支烟，我们俩点上火默默地抽着。他跟我一样，也在名单上。
“老赵，真没想到你也在名单上。”老何说。
我低下头没吭声，狠狠抽了一口烟，以掩饰我就要忍不住掉下来的泪水。
“你是不是没给秃头陈送礼啊？”老何问。
“嗯。”我点点头说，“我问过秃头陈，他说他不收礼，还告诉我不许搞不正之风。”
“他那是放屁。什么他妈的不正之风，他自己都是不正之风，还不收礼，他收的礼都没地方放了，不收那是嫌少。”老何愤愤地说。
“你送了吗？”我问。
“送了啊。”老何委屈地说。
“送了怎么还有你？”我问。
“送的少了呗，我送了两条中华两瓶五粮液呢，我以为不少了，我看见还有只送一条烟的呢。后来我跟人一打听，差点没悔死我，你猜怎么着？人家送的烟，烟盒里装的都是钱，就我他妈的是傻子，竟然送的是真烟。”老何几乎要哭了。
“这个秃驴，太他妈的狠了，咱写信告他妈的。”我怒道。
“算了吧老赵，别犯傻了你，人家秃头陈的哥哥在纪委，嫂子在反贪局，你上哪告去？小心整死你。”老何说。
我领教过这些人的厉害，明白自己确实无能为力，只好瘫坐在凳子上长叹一声，自言自语道：“妈的，就没有个说理的地方吗？”
“嘿嘿。”老何冷笑两声说，“没有。”
2002年12月15号，我最后一天上班，那天我穿得很正式，倒不是为了缅怀点什么，我还没那么矫情，就是想最后一天了，弄得利利索索的，别给自己丢脸。那天其实已经没有给我们的活儿了，大家都是去收拾东西的，我的东西不多，除了一些自己用过的劳保用品，就是一些奖状，两面锦旗，还有几个奖章，我站在工厂的大门口，手里捧着一堆奖章奖状，嘴里一阵阵发苦。这些曾经的荣誉，如今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嘲弄：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是先进工作者吗？你不是劳动模范吗？你不是还想当三八红旗手吗？你咋下来了呢？
那天要走的工人中，有很多干了二三十年的老职工，我记得当时很多人都跟犯病了一样。有人抱着自己用过的车床号啕大哭，死也不肯撒手，有人一遍遍擦拭自己用过的工具，像个傻子一样自言自语。压容车间有个老工人丁师傅，十八岁进厂，整整干了四十年，其年五十八岁，再熬两年就退休，结果一不小心也下岗了，老头怎么想也想不通，拎着一把菜刀堵在厂门口，要找厂领导拼命，后来领导报了警，他才被带走，听说回家待了不到一年就死了。
相比之下，我还算是比较理智的，只不过在厂门口画了个圆圈，把那些破奖状什么的点了一把火烧了而已。
在我蹲在地上烧奖状那一刻，我还只是单纯地把下岗理解为失业而已，我满脑子都是安慰自己的格言，比如什么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啊，天无绝人之路啊，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啊，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可是事实证明我又想错了，下岗绝不仅仅是失业那么简单，它再一次改变了我的生活。
率先发难的是叶红，我们一个厂的，这事儿瞒不了她。得知我下岗的消息后，叶红没有埋怨我本事不济运气不佳，更没有歇斯底里地大闹，事实上，她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与果断，在最短时间内拟定了一份离婚协议书，孩子怎么办，财产怎么分，全都写得明明白白。我知道这些年来我们俩大吵小吵，她早就过够了，我下岗不过就是个导火索罢了。可是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做出如此果断的决定，而且考虑得还如此全面周到，丝毫不受什么“一日夫妻百日恩”之类的传统观念所束缚，却也着实令我好生敬仰。
当然了，财产分配之所以这么顺利，也是因为我们家确实没什么好分的，不像现在什么大富豪啊之类的，离婚官司都能打好几年。我们俩就这么点家底儿，不到两分钟就分没了。房子归她，俩孩子归我，存折上有两万多块钱(本来还能更多点，可是前几年买断房子产权交了几万块)，一人一半，她每月负担两个孩子生活费三百元，随时可以探视孩子。从协议到正式离婚只用了不到一个礼拜，期间我们心平气和相敬如宾，没吵过一句嘴。
离婚的事儿俩孩子很快知道了，是我告诉他们的，没办法，孩子大了，瞒不住，不如早点跟他们说。我以为他们俩会很难过，或者心理上比较难以接受，谁知道两个孩子的反应很是平静，说他们早就料到有这一天，还说离了也好，省得你们俩相互折磨，谁也过不好，从今以后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我们无所谓。我被孩子们的高风亮节感动得一塌糊涂，同时也暗暗心惊――现在的孩子，太早熟了点！
办好了离婚之后，我和叶红倒真正坐下来聊了两句，我问她说咱俩吵吵闹闹过了这么多年，光嚷嚷离婚就嚷嚷了几百次，哪次也没离，怎么这次这么坚决？
叶红说原来对你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跟着你能过上好日子，现在我看明白了，你也就这点本事了，我也不想跟你耗着了，趁大家还能动弹不如各奔前程吧。一句话正说到我的痛处，让我顿生体无完肤之感。我面红耳赤地想出言反驳，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其实我心里明镜一般，叶红说得太他妈的对了，对得我老羞成怒，恨不得立即去自杀。
“你大概也早就不爱我了吧？”叶红也半真半假地问了我一句。
“我爱你大爷！”我怒道。
如果算的话，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争吵了。
事实上叶红也没挺多久，到了2003年底，锅炉厂第三批下岗职工里就有她，她比我聪明，事先托了一个科长帮忙，还送了厚礼，可是很不幸，她托的那个科长，正好是锅炉厂三个下岗的科级干部中的一个。
这些都不关我的事了。
离婚后，我领着两个孩子回我妈家住，并且努力使日子看上去跟离婚前没什么两样。两个大孙子都到了身边，可把我妈乐得够戗，天天给孩子张罗好吃的。老太太其实想孙子都快想疯了，就是碍于叶红才不进我们家门的，这回俩孙子天天在旁边，高兴得什么似的，天天上学送放学接，风雨无阻，我拦都拦不住。
至于我和叶红离婚的事，老太太一句都没问。
婚也离了，孩子也不用我操心了，我可以抖擞精神全心全意地开始我的下岗再就业之路了，可是当年四十四岁的我却一片迷惘，在工厂干了十几年，早就被一成不变的工作程序体制化了，离开了工厂，我根本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更关键的是，我其实还没有完全适应从一个先进职工到一个下岗职工的角色转换，突然不再是工人老大哥了，这一点让我特别心虚，我害怕见过去的同事朋友，总觉得人家都知道我已经下岗了，就连走到街上都不自在，好像满大街就我一个下岗的一样。其实自己想想也奇怪，下岗又不是我的错，我心虚什么呢？
但是，严酷的现实很快就不允许我再摇头晃脑了，两个孩子要上学要吃饭，学校催着交学杂费，还有什么资料费、考试费、试卷费(简直奇哉怪也，难道交了考试费不交试卷费，到考试的时候不给发试卷，让我们孩子干坐着不成？)、电教费、试验费、校服费等等，还有各种兴趣班、课外辅导班，尤其是辅导班，你不参加还不行，现在老师上课都不给你讲明白，留一点儿在课外辅导班上讲，你要不参加，这一点儿你就学不着。这些东西样样都需要钱，而且别人交一份儿，到我这都是双份儿。还有全家日常的生活开销，也不是小数目，孩子长得快，物价涨得更快，就我手里那点积蓄，如果坐吃山空的话，恐怕是撑不了多久，我必须要找个工作养活全家了。
我跑到下岗再就业指导办公室，想问问人家能不能给我介绍个工作，工作人员让我填了一张表，我填好之后他就让我回家等消息，我问他要等多久，他说那可没准儿，你前面排了一万多人呢。一听这话，我心里凉半截。我又问还有什么别的法子，人家告诉我说你也可以自己创业，拿下岗证到相关部门办手续，能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我说那您看我创点什么好呢？人家说那我哪知道，您自个儿回家想去吧。
我回到家中抱着脑袋憋了两天，创业的事儿没想明白，撞墙的心倒起了几百次，而且尤其怕看电视，那会儿为了给下岗职工鼓劲儿，电视里总有一个胖头鱼一样的歌手，扯着嗓子唱：“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我就怕听这个，一听这个更想撞墙。唱得倒是挺好，可是我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帮菜，找工作没文凭，做生意没本钱，我他妈的拿什么从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