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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小百科书系·元曲小百科》全集【实体书精校版】
作者：孟德
主编：李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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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元曲小百科
丛书名 国学小百科书系
辞典简介 本册工具书是国学小百科书系之一，共收录135条词条。本书不同于现在市场较多的单一元曲选本，而是一本对元曲的历史、流变、人物、作品和艺术特色作全方位介绍的书，是真正的“元曲小百科”。本书的重点，在对元散曲的产生、元散曲的结构和元散曲的艺术特色的介绍，这一些重要知识，又恰好是目前元曲读物忽略的地方。对元曲作家和作品的介绍也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作者对作品的赏析没有采用一般书籍逐字逐句解说的办法，而更注重作品产生的背景介绍和对作品艺术性的整理把握。最后一部分元曲的曲牌选萃，为初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借鉴。
主编简介 李诚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负责人、国家第二类特色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负责人。1998年获“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称号，2002年获“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称号。1998年、2002年、2007年连续三届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学术界推举为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化文学、巴蜀文化、俗文学。著述甚丰，承担多项教育部重大课题，学术水平高，在国内学术界有较大影响。李诚教授同时长期关注中小学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普及工作，强调青少年人文素质的培养，他认为家长乃至整个社会对孩子、对学生应该有平实客观的评价，尊重孩子、学生的选择和愿望，让他们朝这些方向发展，这才是最好的教育。他在2008年被评为“四川省师德标兵”。
前言
如果说唐诗是浩瀚无垠的大海，宋词则是奔流不息的大河，那么，元曲就是山间琤琤淙淙、曲折蜿蜒的溪流；如果说唐诗是国色天香的牡丹，宋词是清丽出尘的白荷，那么，元曲就是漫山遍野的矢车菊。它没有丝毫的装腔作势，而是通通俗俗，平易近人。因为通俗，它曾经受到元代朝野上下乃至山野村夫、贩夫走卒的喜爱，成为有元一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艺术体裁之一，而与唐诗、宋词分庭抗礼，各领风骚。
元代的历史与文化
元史简述
蒙古族本来是我国东北一带的游牧民族，在公元12世纪左右逐渐强大起来。当他们的天才领袖铁木真出现的时候，蒙古族已经注定要从一个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变成一个纵横欧、亚的强大民族。
1206年，也就是南宋宁宗开禧二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勒台（大聚会）上被推举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意思是大多数人的强有力的皇帝），建立了大蒙古国。蒙古国的建立，对蒙古族的形成具有很大意义，但是对宋、金、西夏、吐蕃乃至俄罗斯、波兰、德国等东欧国家和伊朗等小亚细亚地区国家、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来说，却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蒙古和宋一样，本来也是受金人的欺负的，当它强大起来以后，又正赶上金朝走向衰弱，所以在灭了西夏以后，就约宋一起对付金。这时，铁木真已经去世，由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元太宗）继位。1234年（宋理宗端平元年），金亡。蒙古人并没有履行与南宋签订的条约，而是挥师南下，把南宋作为下一个进攻的目标。
1251年，铁木真的孙儿蒙哥（元宪宗）继位，开始大举攻宋。南宋朝廷，奸相贾似道专权，谎称胜利，依然是一派歌舞升平、纸醉金迷。而各地的军民，却与蒙古大军进行着殊死的斗争，蒙哥本人也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川）城下。
1260年（宋理宗景定元年），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元世祖）继位。1271年（元世祖至元八年）正式建国，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号“大元”，建都大都（今北京），然后大举南下，分兵三路进逼南宋都城临安。终于在1279年（至元十六年）灭宋。与此同时，蒙古大军又西征欧洲，占领了东欧大片土地，再东征朝鲜，南下吐蕃（今西藏），成为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广、势力最大的横跨欧、亚的大帝国。这个大一统的帝国，结束了南宋以来几个政权同时存在而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给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复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元朝时期，联系欧、亚的道路通畅了，西方的宗教、文化、科技等都陆续传入中国，而我国的罗盘、火药、印刷术等也传入欧洲，为世界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蒙古是游牧民族，在征服各国的时候，采取的是残酷的杀戮政策，稍加反抗，即遭屠城。史载，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被杀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皆被席卷而去。庐舍尽焚，城廓丘墟。即胡祗遹《民间疾苦状》所说的“财货子女则入于军营，壮士巨族则殄于锋刃，一县叛则一县荡为灰烬，一州叛则一州莽为丘墟”（见《紫山先生大全集》）。
元朝统治者把各族人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西域各族人和西夏人）、汉人（包括北中国汉人、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等）、南人（南中国的汉人）。蒙古人最贵，其次是色目人，汉人已经很贱，而南人因抵抗最烈，被视为最下等之人。汉人和南人很少担任高级行政官吏的，更不可能参预军机。汉人和南人不许藏兵器，不许田猎，不许习武，不许养马，不许聚众祠祷、祈神、赛社，不许集市买卖，夜间戒严，不许点灯。蒙古人、色目人杀死汉人、南人，仅判出征。汉人、南人杀死蒙古人或色目人，则是死罪。这种民族歧视政策是终元之世都没有改变的。
元朝统治初期，对经济的破坏也是很大的。蒙古人是游牧民族，不重视农业生产，让大量的土地荒芜。立国之初，蒙古贵族别达等就曾建议说：“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幸好成吉思汗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是，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大量存在的。元人赵天麟在上书元世祖的时候就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续文献通考》卷一《田赋》）两宋以来已经高度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遭到极大破坏。
但是，元代统治者也很快认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意义，所以，在统一全国以后，忽必烈就多次颁发禁令，严禁军队和豪强圈地扰民，破坏农业生产，同时将荒地分给无田的农民，兴修水利，蠲免赋税，使农业生产一度得到恢复，社会也逐步安定。
元蒙统治者也试图以中原文化来补充其统治，如兴办学校，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教科书，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确立程朱理学的地位等等，但都仅仅流于形式，而且儒学的影响力呈日益下降之势。一方面元代诸帝的汉文化水平都不太高。虽然忽必烈比较重视汉文化，尤其是儒学，后来的仁宗、文宗和顺帝的汉文化水平都较之前诸帝为高，但是，毕竟不能和唐、宋时期相比。尤其是读书人的地位极低，待遇极差，很大程度遏制了文化的发展。
元代对宗教的崇奉是远在儒学之上的。中原地区本土的道教，包括全真教、太一教、正一天师教，还有藏传佛教在元代都大行其道，各地道观寺庙极多，僧、道人士在元代都享有较高的地位。据《新元史·释老传》记载，佛教徒公开参与政治活动，八思巴被封为国师，“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封国公者前后相望，怙势恣睢，气焰熏灼，为害不可胜言”。西方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祆教（即拜火教）等也都得到传播。其实元代统治者是懂得利用这些哲学和宗教信仰来帮助其统治的。元仁宗就曾经说：“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元史·仁宗纪》）
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宗旨，南宋后期已经受到很多人的责难，元代思想远较前代解放，对程朱理学的抵触情绪就更大一些。元人王恽在《上世祖皇帝论故事书》中就指出，宣扬礼教“终无分寸之效者，徒具虚名而已”。
这种多元化的思想信仰，既是思想解放的一种标志，也造成信仰一定程度的混乱。
儒学的地位不太高，表现在元代的读书人地位是很低的。
封建社会的读书人，自隋、唐以后，科举几乎是唯一的出路。虽然能够考中举人、进士的毕竟是极少数人，但是所有人都有一个追求的目标。元代立国以后，五十余年不开科举，后来也是时断时续，几乎所有的文人一下子都失去了方向，平日赖以进取的诗词文章，现在变得一钱不值。读书人的地位一下子降到了最低点。元代把人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见于南宋遗民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滑稽之雄，以儒为戏曰：‘我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吾人岂在娼之下丐之上者乎？’”虽然是滑稽之语，但未必没有根据。南宋另一个遗民郑思肖在《心史》中也说：“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只不过把“匠”换成了“猎”，把“娼”换成了“民”。“儒”的地位是一点都没有提高的。现在有的人认为没有这样的等级划分，又没有证据，倒还不如相信两位南宋遗民的话。
元代统治者采取民族高压和民族歧视政策，对汉人和南人进行残酷的镇压和盘剥。元代统治者的生活是极其奢侈腐化的，他们对农业生产不重视，而官府横征暴敛，百姓卖儿卖女，流离失所。因此，从元朝建国之初，各地大大小小的起义反抗就没有中断过。元代末年，终于爆发了以刘福通为首的红巾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
元代的文化
元代的经济不是很发达，但文化却比较繁荣，只不过是形式和内容都与它之前的汉、魏、唐、宋，它之后的明、清不同而已。
元代文化有两大特色，一是通俗化，一是多元化。
元代的诗、词、散文不及唐、宋，经学与小说不及明、清。但如果因此就认为元代文化也不及唐、宋、明、清，就大错而特错了。元代自有自己的文化，只不过内容和形式都与前代后世不同而已，水平应该是不相上下的。正像我们不能让小提琴琴王海飞兹去与李斯特比钢琴，让姚明去和罗纳尔多比足球一样，他们的所长不同，但都同样达到了那一个领域的巅峰。
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以后，很看不起儒学和儒生。陆贾常常在他面前提到《诗》《书》，刘邦就骂他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回答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因此醒悟。元朝统治者的江山也是“马上得之”的，大概他们相信也能够“马上治之”，所以有元一代，并没有什么官方思想，更没有思想禁锢。他们既崇儒，也崇佛、道，还包括蒙古人本身崇奉的萨满教，甚至来自西方的一些宗教。元人行动不自由，言论却是非常自由的。我们去看一看元杂剧和散曲，其中许多东西，放在其他的时代是行不通，甚至会招致大祸的。比如明代，在《大明律·禁止搬做杂剧律令》中，就明文规定禁止在舞台上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先圣先贤的形象，只准搬演那些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明、清两代的文字狱，更是骇人听闻。元代没有这些禁令，也很少听说有人因文字得罪的，尽管许多元人的诗文、杂剧、散曲斗争性很强。
这种环境是有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的。
从宋代开始，商业的发达、都市经济的繁荣，造成了通俗的市民文化的兴盛。传统的诗词，尤其是文人的制作，哪怕就是宋代前期柳永等人的作品，仍然是和真正的民间艺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一般的普通民众所喜爱的，并不是诗词歌赋，在他们眼中，这些东西都是高高在上的雅化了的艺术，他们喜欢的，是通俗化的东西。我们试看一看宋代勾栏瓦肆中的表演，其形式多至数十种，其中歌唱形式的就有唱赚、陶真、鼓板、小唱、弹唱因缘、唱京词、诸宫调、唱耍令、唱《拨不断》等，就连“叫声”（市场上叫卖东西的声音），只要唱得好听，都可以拿来表演，但就是没有吟唱诗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