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全集.net》第11/41页
牛鬼蛇神一片惊慌……
配合着汽车的颠簸，那…臨”字拖得很长很长，大家的脖子也扯得很长很长。头一抖一抖的，脚一踏一踏的，动作很齐，踏得车底板砰砰直响，车厢里灰尘弥漫。坐在我旁边的所长秘书、幽默健谈而善于放声大笑的李永宁，一面唱一面搂着我的肩膀，按节拍一松一紧一摇一晃，笑得满脸都是深深的皱纹。如歌的行板
第一次见到施娉婷这个名字，是在兰州艺术学院教师宿舍的门上。我想象，这个人一定白皙颀长。后来在敦煌见到她，黧黑矮壮，江湖落气，总觉得不像。在四十来个人的全所会议上，她埋在靠墙的沙发里，两臂交叉着抱在胸前，伸直腿架在沙发前面的茶几上，脚底朝着大家，像一个颠倒的八字。八字左右，分别放着她的眼镜、茶缸、香烟盒、烟灰碟和笔记本。发言时闭着眼睛，不急不忙，可言辞机锋百出。批评所里的工作，尖锐而又雄辩。
她的丈夫贺世哲，倒真的是白皙颀长。带着大黑边近视眼镜，容止若思，温文尔雅有绅士风。总是端坐在会议桌旁，十指修长如音乐家的两手放在桌上，扶着一个紫砂小茶壶。发言低沉徐缓，用词平和周延，都是商量的口气。但观点与乃妻完全相同，很尖锐。听他发言，我常想，纯绵裹铁，此之谓乎?
他们都是军人出身，抗美援朝出生入死，各有不少英勇事迹。后来到大学和研究所工作，教书做学问，也都各有创见，论文深刻严谨。但是书卷气不掩军魂，骨子里仍透着一股子大无畏战斗精神。婚后没孩子，精力除了做学问，都用来磨砺思想的刀锋。读书触类旁通，议事明察秋毫，论人入木三分，谈笑间常从鸡毛蒜皮上升到意义和价值的层次，理论素质如此之好，以致我常常觉得，他们不搞哲学来搞美术史考古，很可惜。
一九六二年秋天，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带领刘开渠、王朝闻等一行十来个人，来敦煌开会，研究石窟加固工程的事。他俩递交了一份材料，说敦煌文物研究所民主革命不彻底，解放前的所长现在还是所长，旧班底没更新，党的政策贯彻不下来，成了沙漠里的独立王国。具体事例写了几万字一厚本，要求党中央派人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时机不凑巧，正值短暂的宽松期，党的政策强调团结。徐平羽看了材料，不置可否，在会上要求大家搞好团结，共同前进。此事不了了之，他们陷入孤立。
我是新来的，其中提到的事，除了一件，我全都不知道。那件事使我们成了朋友。他俩要创办一份杂志，叫《敦煌研究》，要我给创刊号写篇文章，叫《敦煌艺术的人民性》。我说我不知道“人民性”是什么意思。他们说资料室里材料很多。我说我曾翻了翻，好象谈“继承”的文章，都必谈人民性。但是这个词的意思，从来就没有界定，它好象是从苏联来的，看苏联人的文章，好像更胡涂。
那时中苏交恶的事还没有公开，施娉婷警告我：这话衹能在我们家说。贺世哲笑道，我倒是很欣赏你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施说我也是，这不是叫你去到处乱说，小心别人抓你的辫子。
这篇文章我终于没写，帮他们做了些审稿和编排的工作。但是杂志也终于没有出来，因为常书鸿不批准。在写给徐平羽的材料中，贺、施提到这件事，说常不批准，就是不许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批判地研究敦煌艺术。我说这祇是推测，假设不等于事实。他们笑笑，说，你不了解情况。
一天，在他们家吃饭，谈到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经历，贺世哲说，那是宝贵的人生体验，很难得的。他说鲁迅说过，有两种人要刮目相看，坐过牢的，上过战场的，有道理。我说，这话，可不像是你们说的。施说，你已经给我们铸好了模子了是吗?拿来看看。我说我不过是觉得新鲜而已。施说，这就是说，你认为我们不该新鲜对吧。我说，你别这样，何必呢，我没上过战场，对付不了。
施说，战场的景象，你没法想象。我请她说说看，她说没法说，只能说个感觉：残酷。静场片刻，贺世哲一脸的严肃，郑重地又说了一句，战争是残酷的!
我说，是，战争是残酷的。施娉婷说你说这话，同我们说这话，意义不同。就像小孩子说人生如梦，同老头子说人生如梦，意义不同。我说我也经历过一点儿战争……不是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吗T贺说，受政治的影响，不等于你就是投入了政治。我说我说的也衹是感觉。三个人同时，爆发出一阵大笑。
有很多很多年，我都没这样笑过了。也许，我从来就没这样笑过。
多年没有工资，到敦煌，每月工资八十三元，除了伙食费，全都寄给母亲。贺施一再劝阻，告诉我该寄多少留多少。说那边够用就行，你得有个机动：买书、添衣服，置用品，都要钱。粮食定量二十八斤，硬碰硬也不成。还有，你将来总要成家，一点积蓄都没，行吗7这些话，同我母亲说的一样，我感到亲切。
新洞窟创作陷入困境，他们替我着急，又怪我多事。说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急什么。我说完不成是我的责任。他们说你既然完不成，当初就不该承担，承担了又完不成，怪谁。我说我没想到会这样，他们说你应该想到。我问怎么办，他们说很容易：放下就是了。给我说了一段禅宗公案：放下即实地。
找李承仙撂挑子，才知道放不放下，是个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许多不明白的事都明白了。以前贺、施挑战常、李，如同蚍蜉撼树，大家都疏远了他们。毛主席责骂文化部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下达后，特别是报上点名批判邓拓后，大家发现常李地位不稳，贺施有先见之明，又开始向贺、施靠拢。一些平时经常向常、李汇报情况的人，都改为向贺、施汇报情况，或者同时向两边汇报情况。美术组讨论新壁画稿的会老是开不起来，不是偶然的。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无关是非的站队问题。受常深思，我不能从众，除了竭尽全力搞好新壁画创作，别无选择。贺不谅解，提出一个“新洞窟创作什么人挂帅”的问题，我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人人喊打。怒火之猛烈，大有要食肉寝皮不可稍待的势头。有一种掉在鳄鱼池里的感觉。
后来“文化革命工作组”进所，宣布我所文化大革命开始，才有了一点点安全感。工作组五个人，其中有两个现役军人。在他们的领导下，所里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贺世哲任组长。常书鸿被召回来了，抽调到外面搞四清的人也被召回来了。天天开会，中寺院内贴满大字报，揪出了一个“常、李、高、王黑帮”。高是我。王是王佩忠，老党员，所里的第三把手，前不久揭批常、李，他不遗余力，不知道怎么也进来了。
作为打倒常书鸿的突破口，第一个批斗的是我。重新开始揭发，但都是炒冷饭了。工作组最重视的，是我在毛主席像上划了个叉这一条。他们当现行反革命案，追查得贼认真。恰恰这一条不是事实，揭发人段文杰的证词也前后矛盾，工作组定案时，没写入这一条。后来大家反工作组的时候，这成了工作组保护阶级敌人的一个例子，那是后话了。
接下来批斗常、李、王。叫我在家写检查。我检查自己的错误之一，是反对文革组长，因为他公开场合指控我反动透顶，私下里却称赞我能独立思考；公开场合批判和平主义和战争恐怖论，私下里却说战争是残酷的；指控常书鸿不支持他创办《敦煌研究》是压制对封、资、修文化的批判，但《敦煌研究》创刊号的内容，全是封、资、修。作为旁证，忆写了一份创刊号目录，和每篇文章的内容提要，一并交给了工作组组长、空军军官于家声。
那天晚上如厕，遇到常书鸿先生。说了这事，他大吃一惊，连声埋怨我太冒失。他说要是抓阶级报复，你就成了典型!我想想，也有些怕，颇后悔。半个月后又遇见常时，我告诉他对方毫无反应，看样子贺是毫不知情，说明工作组不信任他。常说，要是真的整他，也不会衹是因为你那点儿材料，那事情就多了。
又半个月后，八月的一天，开全所会，叫我们四个也去。去了才知道，是要我在会上同贺世哲当面对材料。看得出来，大家同我一样，毫无思想准备。但许多人立刻就敏感到了，文革组长同一个已结案的牛鬼蛇神对质意味着什么。不但纷纷出来替我作证，而且揭发出大量我所不知道的贺的问题。说他是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定时炸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罪名比我的还重。
贺世哲处变不惊，安详从容。据理力争，义正词稳。但说不上几句，就被别人打断，一停下又叫他说呀说呀。他先是瞟一下我，又瞟一下工作组。工作组始终沉默着，个个脸上没有表情。他终于紧张起来，频频用手指梳理头发，动作过分用力。一再取下眼镜擦镜片，老擦不完，手也颤抖。我望了望那边沙发上的施娉婷，她不断变换着坐的姿势，左顾右盼，更明显地透露出，一股子在心底出现的恐惧。
哦，勇士也恐惧。
一丝复仇的喜悦，剎那间掠过心头，很快就消失了。沉淀下来的是深重的悲哀，为自己，也为他们。离人泪
十月下旬的一天，又叫我们参加会议。会场布置得很隆重，大红布横幅上，剪贴着十五个白色的宋体大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毛像两边，各有几面红旗。在座的还有几个陌生人，估计是什么上级。
会一开始，工作组于组长就宣布了对我们的处理：常书鸿戴“反革命”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李承仙开除党籍、工资降六级；高尔泰工资降三级；王佩忠工资降一级、留党察看；贺世哲不予重新登记(清理出党)；施娉婷和其它几个人免于处分；还有几个受了批判的，不算犯错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他说，党的政策是批斗从严处理从宽。这是一个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标志着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新生。现在我们可以交班了。我们走后，大家要团结在以何山同志为首的文革领导小组周围，紧跟党和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奋勇前进!
何山是中央工艺美院壁画系的学生，毕业分配来所不久，斗争性强，火线入党，取代贺世哲，当了我所文革组长。他说，我们所现在已经回到了社会主义的轨道，今后一定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把毛泽东思想千秋万代传下去。
会议气氛热烈，大家纷纷上台，道忠心表决心，笑口高张，泪湿衣袖。我有点纳闷儿，几次扫院子经过阅报栏，好象北京那边早已在赶工作组了，这里却又这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看着几家欢乐几家愁，想起几个月前，那次听完窦明海的报告回来，他们在汽车上唱歌的情景，仍有毛骨悚然之感。结局如此，也可堪庆幸了。
工作组走的那天，我们正在下寺割草。汽车从上寺下来，开得很慢很慢。车子两边，挤着三十多人，个个伸长手臂，侧身挪步，争相同车上的人握手说话。握上的手，久久不放。要说的话怎么也说不完。说完了还要再说，和这个说了又和那个说。旁边的人也争着说。七嘴八舌，推推搡搡，趔趔趄趄跟着车走。车上五个人，都半个身体趴在车窗外，两臂抻得很长，在众多幌动着的手中握一会儿这个又握一会儿那个。这只手被抓住不放，那只手又抓住了另一个人的手。同时听几张嘴说话，都不知能不能听清。
这样车子和人群一同，徐徐向前移动。走了很远很远，直到出了山门，快到防风林了，才冉冉加快速度，扬起尘土。尘土里人们开始小跑。愈跑愈快，终于跟不上了，车子绝尘而去，才纷纷站住，喘着气，挥着手帕，翘首眺望。直望到尘土消失，茫茫戈壁上祇有云影的时候，才黯然往回走。经过身边时，都没看见我们。一个个眼睛红肿鼻子通红，脸上闪着泪光，无语抽嗒。
工作组走后，我们被送到农村劳动，在农民家中吃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冬季日短夜长，农事无多。晚上到大队部文化室集合一阵子，就着飘摇的风灯，读毛语录，听支书训话、队长调度，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散了会就回冢睡觉。因为到处都很冷，衹有炕是热的。这样一天天过着，都不知天外有什么沧海桑田。尽管刀光剑影记忆犹新，也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了。
年底突然来了车子，拉我们又回到莫高窟。一下车就看到，两派对骂的大字报重迭覆盖，语言如火如刀。一派以何山为首，叫“革联”，一派以另一个工艺美院毕业生樊兴刚为首，叫“革总”。双方互相比赛忠于毛主席，互相指责对方反对毛主席，势如水火，誓不两立。据说文化革命工作组执行刘邓资反路线，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所以对立双方，又一致地都反对工作组，都刷出大字标语“强烈要求把工作组揪回来批斗”。
个人的大字报更强烈，特别是那些工作组最信任、最喜欢、跟工作组跟得最紧的人，都说是“肺都要气炸了”，要求“油炸。#”、“砸烂。。。的狗头”“把#。剥皮火烧”。这些。。。都是工作组成员的名字，想起几个月前他们送别那些人的情景，我真的懵了。
两派分别贴出大字报，勒令常、李、高、王四个阶级敌人，衹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号召其余被批斗者起来革命，揭露工作组的滔天罪行。这个敌我界线是怎么划的?为什么敌对双方那么一致7我都不知道。贺世哲一回来，就成了“革总”的领袖。他依旧那么温文尔雅，容止若思，从不使用暴力语言，有儒将风。众人信报，令出必行，大大压倒了何山一派“革联”。
工作组的人早已回了各自的单位，没法揪。我们四个，成了两派共同的敌人，被轮流抄家轮流批斗。过去是文斗，现在是武斗。两派比赛革命，同时也就是比赛仇恨，比赛谁打人打得更凶。常书鸿、李承仙经常被打得血淋淋地满地爬。打他们打得最凶的，恰恰也是那些他们从前最信任、最喜欢、跟他们跟得最紧的人。注：此文首发于<今天》一九九九年第二期，与花城版文字略有出入，此处用{今天》网上版。
牛棚志异
那些年所里乱得翻天，都搞不清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牛鬼蛇神没有信息来源，坐井观天，更是眼花缭乱。两派斗争，弱势的革联战胜了强势的革总。常常出现新面孔。军宣队、工宣队、农宣队、支左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来去去，都不知孰先孰后谁是谁。两派革命群众出去串联，外地的红卫兵进来串联。越串联越斗得凶。以为是你死我活了，却又“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以为总算有了秩序，却又更乱了，出现了更多的阶级敌人，要来个“清理阶级队伍”……
帽子五花八门。常书鸿叫走资派、三反分子；李承仙叫地主婆；樊兴刚叫坏头头、现行反革命；贺世哲叫漏网右派、摇羽毛扇的人物、翻案派；施娉婷叫变色龙、小爬虫；史苇湘、李其琼、孙儒涧和我一样，叫老右派；李贞伯有海外关系，叫特务；段文杰有断袖之癖，叫流氓，又曾脱党，叫叛徒。其余诸公，或为反动权威、或为文艺黑线代表人物，或为历史反革命，或为阶级异己分子，或为经济犯罪分子，或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各得其咎。
除我们四个以外，他们在进牛棚以前，都参加过“大串联”，到全国各地跑了一趟，累得半死。那时不得不去，现在人家问他们为什么混进串联队伍，搞什么反革命串联去了。并要他们按里程退还“国家的”火车票钱。没工资从生活费中分期扣除。
牛鬼蛇神分男女两批，在两处集中居住。其中有好几对夫妻。除常、李，贺、施以外，尚有孙儒涧夫妇，张峨沙夫妇，万庚育夫妇。他们每天可以在一日三次的“请罪”、吃饭和晚上“政治学习”时见一下面。如有外头的红卫兵来串联，必开斗争会，那就免不了要彼此看到对方挨打了。
一日三餐饭前，我们在食堂毛主席像前集合。排成两行，齐声背诵毛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他们人还在心不死”等等之类，约十数条。然后向毛像三鞠躬，同时大呼三声“向毛主席请罪”。常书鸿不能站立，跪着叩头请罪。在我们身后的六张圆餐桌上，有些革命群众在吃舨。早上请罪毕，就围到管生产的孔金桌边，听他分配一天的劳动任务。
晚上八点，再到饭厅集合，学毛选，互相揭批。起初，打人的和被打的坐在一起，颇尴尬。当着被打者的面骂自己反动，更难启齿。时间长了也就皮了，不在乎了。但攻防之间，也颇费精神。两个多小时下来，都很累。
睡下以后，汽车司机王杰三常来叫我们去卸车。有时他去拉煤，后半夜才回，要我们卸完煤，把车子打扫擦洗干净。我们睡不到觉，第二天还得按时起床干活，很难受。有一次大家建议他通过孔金统一安排任务，他眼睛一瞪，说，通过他干吗!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你们知道吗?天天学毛选，咋学的?!
其实除了他，别人有什么事，也爱叫我们做。电机房工人候兴，是所里学毛选的标兵，为证明工农兵无所不能，用雕塑室的材料，在院子里塑了一尊“毛主席像”。连底座高过三米，立正姿势，肩平体直如五根圆柱，上三下二垂直并立。对称地分贴在两边腿上的手指亦等粗等长。头略似毛像，但小如篮球。脚手架一拆，见者骇然．完了把我们通通叫去，轮流给此物喷漆。
喷漆机锈得很紧，压起来很吃力。每人祇能压五六下，力气小的衹能压两三下。我们二十几个围着那物站成一圈儿，顺时钟方向徐徐移动，轮流压。常书鸿不能站立，跟着爬，轮到他时，也压一下。候兴拿着喷枪上下梯子，两眼放光，时不时大吼：“鼓劲压”，显然体验到了，作品出世的快乐。
他喷了一层又一层，转身时喷枪偶或掠过我们，在我们身上、头上或脸上，留下薄薄一层水洗不掉的小白点。我用上衣包着头，从一个小孔里看世界看那些海内外知名的艺术家们弯腰低头鼓劲努力的样子，像看西洋景。
这几年我一直在看西洋景。不光是有趣的事儿多，这些事儿也拉开了我同环境的距离。起初我是当事人，众矢之的，革命舞台上不可缺少的配角。后来主角们打起架来，把配角撇在一边，我就变成了局外人，得以观戏。
开头，只有我一个敌人，其余都是人民。后来，揪出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队伍一天天壮大，由一个增加到四个，再由四个增加到二十五个。请罪的队伍浩浩荡荡，超过了所里人数的一半。
敦煌县成立革委会那天，城里召开万人大会。把我们也拉去，同全县的阶级敌人一起，戴高帽，挂黑牌，站在司令台两边示众。长长的好几排人，高帽的森林，郁郁森森。我们这一排里，除了常、李、贺、施，还有酒泉地委书记窦明海，敦煌县委书记王占昌，以及一大批党政官员，看到他们都成了我的同类，我有一种怪异荒诞之感。
台上的人讲话，都无不口口声声，要把我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永世不得翻身。但我知道，这已经做不到了。打击面如此广大，“万人丛中一身藏”，我有一种安全感。相信自己的命运，不会比一个此刻正塞满广场、挤坐在黄土地上朝我们挥拳头喊口号的人民群众，更坏到哪里去。
我想，如果林彪周恩来也像刘、邓那样倒掉，让红太阳脐脂自烧，说不定除了安全，自由也可能来到。
那天天气很好。红旗飘飘像海涛，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我“众中俯仰不材身”，做着美丽的白曰梦，居然也感到了，一种节日的喜庆。四
形势莫名其妙，衹有不闻不问。反正叫咋咧就咋咧，等待处理就是了。政治学习完了，回去也就睡了。
有一阵子，常常半夜五更，被外面的鞭炮声和锣鼓声惊醒，那是革命知识分子们在庆祝和宣传毛主席发表“最新最高指示”。最新最高指示，有的叫他们到农村落户；有的叫他们到干校改造；有的叫他们把被他们打倒的老干部结合进新的领导班子……。这些“特大喜讯”，使他们欢欣如狂，敲锣打鼓放鞭炮，又唱又跳。
为了紧跟，为了别人都能紧跟，要尽快使它家喻户晓。什么时候从收音机里听到，就什么时候庆祝宣传，分秒必争。由于本地和北京的时差，他们常常在深夜里互相叫醒，飞快地起来行动。
有一次凌晨两点，我们正在卸煤，他们庆祝宣传的游行队伍从不远处经过。两个人抬着一块黑板，上书最新最高指示，走前面。几个人敲锣打鼓走后面。再后面十几个人跳着《忠字舞》跟进。黑暗中看不清舞姿，隐约像是京剧里的跳加官。配合着鼓点，舞曲的节奏似乎更为急促：
忠忠忠、忠忠忠、忠于毛主席
无限无限无限，永远永远永远
每过六七十米就停一下，锣鼓歌舞齐息，一个人用手电筒照着黑板，把上面的字大声念一遍。然后一阵鞭炮，同时锣鼓齐鸣，队伍继续前进。这样停停走走，从中寺出发，上寺转一圈，然后到下寺，再转回来，起码得两三个小时。我们卸完煤回去，睡下以后才听到，隐隐然有锣鼓声自下寺而来，愈近愈响。
我纳闷：那些地方根本没人，夜静山空，林深石黑，他们去向谁宣传?枕上琢磨，这必是上头的统一安排，城市农村都执行，他们不敢打折扣，所以就树林里转了一圈。我想象，那些夜游的小动物，狐狸呀，跳鼠呀，猫头鹰呀什么的，在惊逃到安全的地方以后，转过身来，侧着脑袋观察这惊天动地的一群，于无声处，一定也同我一样，纳闷儿捉摸不透，他们是什么意思。五
按照最新最高指示，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因无老干部可以结合，主任暂缺。原文革组长何山当了革委会副主任，领导一切。从此所里的全部工作，除继续搞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以外，就是“三忠于、四无限”、“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迎九大。
所谓“三忠于”，是“忠于共产党的领导；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谓“四无限”，是“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这项活动是仪式性的。他们把会议室四壁漆成橙色，东墙上画了个红太阳，放毫光。太阳上画了个毛头像，军帽红领章。下面一排向阳花托着三颗红心，三颗红心上写着三个黄“忠”字。每天早、晚各一次，他们在这里集合，立正，手捧红宝书(紧贴心脏部位)，面对黄“忠”字，齐声大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连喊三遍毕，再三遍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然后唱语录歌，朗诵语录，学毛选。今天该做什么?从毛选寻找答案，也就是向毛主席请示。这个仪式的名称，就叫“早请示”。
下来“抓革命、促生产”，办案的办案，消毒的消毒，事务繁忙。敦煌的宗教文化，是毒害人民的鸦片，留着就得消毒。消毒就是革命，也是生产。做好消毒工作，就是对“九大”的献礼。大家把许多纤维板裁成报纸般大小，钉上边框漆成红色，再用黄漆宋体字写上毛主席语录，挂到洞子门上进行消毒。洞窟数百，工作量极大。
语录不是从语录本抄的，是直接从毛选里找的，有针对性。比方针对二五四窟的萨朵那伺虎图，选了“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那段话；针对--)k五窟五百强盗成佛图，选了“看看他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那段话。为要选得合适，他们反复读毛选，反复讨论．为确定哪一条更适合哪一个洞，有时吵得面红耳赤，务必让将来的参观者进洞之前，先打个有效的防疫针。
我去扫洞子，看到洞门上这种做工精细的语录牌慢慢增加，很佩服他们的细心和耐心。当然重复之处，牵强附会之处，甚至牛头不对马嘴之处，也还是很多。这不能怪他们，壁画丰富，毛思想贫乏，能够做到这样，已极难能可贵了。／、
所里的日常工作，还有一项“备战”。这项工作我们有份，挖防空洞的事全是我们的。他们每天下午，进行民兵操练，也很紧张。下班前还要到会议室，向毛主席像汇报一天的工作。这项仪式，叫“晚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