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全集.net》第19/41页
怀着对专制暴政的刻骨仇恨，我无法接受母亲这来自信仰的睿智。不过，有时转念一想，又觉得不无道理。相信在无序的表象背后，冥冥中自有一种安排，心境自然安宁。这份安宁，也确实是，佛陀的无住无相布施。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母亲在一起。也是我最后一次，来到这远村的小屋。
翌年，一九七九年，二姐获得“平反”，“恢复名誉”。允许回淳溪镇重新教书，恢复工资，工龄从一九四九年算起，给了一张“三十年工龄老教师”的“光荣证”，但二十一年的工资不再补发，非法没收的房屋也要不回来。
她任教的西舍小学，给了一间单人宿舍，两头隔壁都是教室，门外是操场。她带著母亲和三个孩子，还有一只狗一只猫回到城里，统统住在那一间房里，里头拥挤得不得了，外头吵闹得不得了。
不久，母亲就在那间房里，与世长辞了。
接着那只狗和那只猫也都相继失踪。其时我在北京，接到电报赶到母亲床前，她刚刚停止呼吸。看到她面容宁静和平，稍感慰藉。遗憾的是，我始终未能做到，在母亲生前，把高筠、高山带去给她看看，让孩子叫一声嬷嬷。+三
这场离婚官司，整整打了七年。
当然，首先想协商解决。当了二十几年的“阶级敌人”，习惯性地，怕同“公检法”打交道，总想避开法院，结束互相折磨。但是不行。年复一年，她总是说，有理你到公检法说去。我说协商解决最简单，最体面，双方损失最少，对孩子们心理上的伤害也最小，为什么不7她说我没问题要解决，你有你找公检法。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动荡，充满著变革复新的希望，心情很激动也很振奋。有太多的东西要看要想要写，有太多的事要应付，没时间也没心情去打离婚官司，事情就拖下了。似乎噩梦也会风乾，乾缩成一个小点，只偶尔深夜醒来，锥子般刺你几下。平时感觉不到，也就把它忘了。
那时我在北京，建外五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为要给孩子们寄钱，同她还有些联系。她来信很简短，有时称“老高同志”，有时没任何称呼，也没有签名，一张白头收条。同事们看了，无不叹息。
室主任齐一建议我把这些信保存著，说将来打离婚官司有用。那时我正同齐一合作，写一本《美学十讲》。他是哲学所党组书记兼副所长、美学室主任，全国美学学会秘书长，同他联名出书，有助於改变我的异端形象，扩大我的观点的影响，我很高兴。我们成了朋友。
他私下里常骂毛公，我很欣赏。对他也无保留，甚至告诉他，我保存着，十多年来秘密写作的许多字纸，为怕暴露，永远随身带著。
他说那太危险了，万一出个偶然事故，不得了，建议我交给他的女儿纪平代为保管。当然我很愿意，也很感激。但合作没有成功。他是大忙人，写书的事只我一个人干。一个人干也没什么，投入更多的时间就是了，我也愿意。问题是，他怕“犯错误”，要求我把书写成没有观点倾向的纯知识性读物，我写出来的十五万字反映出我的观点，他通不过，要我一改再改。我实在受不了了，要求他自己动手。他不肯，暗示我如果这本书出不来，我就得走人。我情绪失控，说他不学无术剥削别人欺世盗名，闹翻了。
古话说利刀割体创犹合，言语伤人恨不消，我算是领教了。几句话结下的仇恨之深，出乎意表。他到中宣部理论局控告我坚持反动立场，宣传反动理论。在我被赶出社科院赶出北京回到兰州大学教书以后，还追到兰大组织座谈会，发动对我的揭发批判。这件事，朋友们都批评我太任性，我认了。性格就是命运，也是自作自受。所幸他的夫人和女儿都知道此事，很同情我，那批命运攸关的秘密手稿很安全。是他推荐给纪平的，没有纪平的协作，他没法用它整我。
当初我没想到，这批作品的第一个读者，竟然是一位陌生的女孩子。后来更没想到，弱小的她，居然有这么强大的保护力量。爱情是不知不觉地和自然而然地发生的，直到临走前不久，才意识到它的存在。
我下决心，同樊继卿开诚布公谈一次，告诉她我已别有所爱，请求她放了我。我说本来就没在一起，你有我没我都一样。以后我照样会给孩子们寄钱，你的生活不会发生变化。你成全了我们，我们对你的感激将是永远的。她还是那句话，你找公检法去。
回来我写了一份诉状，寄到高淳县法院，提出离婚诉求。理由是没有感情，我有家等於无家。十四
法院受理此案，轰动高淳县城。平时规规矩矩的市民们突然兴奋起来，一时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说高淳出了个陈世美，刚翻身当了教授，就不认贫贱之妻。我几乎要“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了。
在法庭上，她表示坚决不离，一口咬定我们感情很好，毫无矛盾，只因我地位变了，有了第三者，喜新厌旧，才变了心。我很惊讶，不明白为什么一贯正派诚实，从来不说假话的她，怎么一下子连当初闹得满城风雨的事实都不承认?这不是她的风格。
旁听席上座无虚席，都是农机厂的人。异口同声说我们是恩爱夫妻反对离婚。我感到奇怪，这些年来厂里调资分房，名额都给了工龄比她短、技术比她差，但有背景有门路的人，全厂没一个人，出来替她打抱不平。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慷慨陈辞的侠义之士?这不是高淳的民俗。
更奇怪的是，新华社派来了个记者叫王孔诚，名义上是采访此案，实际上是来整我。给樊继卿出主意，给群众做工作，给法院施加压力，反对判离。无冕王到小县城，土皇帝毕恭毕敬。县委书记邢华平下令法院不得判离。这个人我素不相识，他为什么要这样?
法院院长黄振华亲自主理此案，组织了一个包括民庭庭长在内的合议庭，到也真想依法办事。他们都是本地人，知道我们结婚以来一直吵架，也知道证人们都在作伪证。但是迫於各种压力，不敢判离，一直拖著。每年一次，通知我开庭日期，我请假到高淳去出一次庭，双方重复一遍说过的话，这样一拖就是五年。
这五年，也是我政治麻烦很多的五年。由於发表了一些论异化与人道主义的文章，我成为一九八三年“清污”运动的重点之一。不许发表文章，不许出书。已经出版的《论美》一书，也被毁版．兰州大学要我停止上课，停止带研究生，并作检讨。我拒绝检讨，也拒绝运动过后复课，离开兰州到了成都，在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做教授。校党委派了两个人，中文系总支书记夏甲太和法律系数师张星，负责了解此案。
他们访问了许多人，包括新华社记者王孔诚。从王那里了解到，齐一曾找他长谈。诉讼期间齐一也曾四次“出差”南京，约樊长谈，并写了两份材料。一份指控我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一份指控我乱搞男女关系。后者题为《一个灵魂丑恶的美学家》，说我讲的是人道主义，干的是兽道主义，打著审美的旗号，做著丑恶的勾当。署名竟然是“樊继卿”。此外还有一封同样内容由樊署名的控告信，分别寄给了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副院长邓力群、兰州大学校长聂大江，和甘肃省委书记刘冰。
法院一直不知道有这些文件的存在。得到这些文件以后，黄院长、冯庭长和一个记录员到北京分别访问了齐一、纪平、还有其他有关的人，回来即作出了离婚判决。对方上诉到南京市中级法院，并征集到百多人签名要求推翻原判。这样又拖了一年。一九八七年，中院判决维持原判，准予离婚。十五
七年是长，但是，能用七年的时间结束这场灾雄，我仍然感激命运。
记得七年中有一次，同事曹万生告诉我，报上说除非双方一致同意，不得离婚。我大吃一惊，恐慌莫名，急问哪天的报，他说是听李万福说的。时已深夜十一点半，不顾礼仪，赶到李老师家打听。旋又到资料室管理员李霞家敲门，叫醒她(连声说对不起律了钥匙，同曹万生一起，到资料室急急翻报。到凌晨两点多找到了，知道了那只是关於“协商离婚”的法律常识，婚姻法没有修改，才放下心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给曹说，要不，那真是“他生未A此生休”了。
但是有某条法律，不等於这条法律会被执行。我的朋友、中文系系主任苏恒离婚，官司打了十八年。我的另一个朋友，作家高晓声，缠讼八年判决不离，只能就那样了。同他们比，我真感激命运。
从一九七二年四月到一九八七年五月，我和樊继卿的婚姻长达十五年。塞北江南，相隔万里。在一起的时间，如果按每年见一次面，每次一个月算，加起来应该是十五个月。除去打离婚官司前后的分居，实际上是七个月。七个月中她几乎每天上班，下班才见面。见面后争吵不息，欢乐的时刻是很少的。
为了在黑暗年代里那些星星点点的欢乐时光，我仍然对她心存感激。她聪明能干，勤劳本分，虽贫贱而自尊自爱，不趋炎附势也不随波逐流，很可敬。但是她不理解我，我也无法理解她，事事反著干，互相成为地狱，十五年像一场可怕的噩梦。
我比她要幸运得多。置身在激流漩涡之中，惊弦雁避，骇浪船还，事事都可以分心。用我的笔，与暴政斗争，纵然艰难险阻，纵然被群犬追逐，也时时能体验到，或一种生之美丽。而她，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单位，重复著同一种机械的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了无生意，婚姻和豸U庭成了唯一的寄托，对那种连我都难以忍受的局面，自然会倍觉苦痛。离婚，更是重大的不幸。
我曾自问，对於她的不幸，我有多少责任T这个问题常常变为：假如我牺牲自己，不离婚，她会幸福吗?这个问题又变为：离婚前她幸福吗?想着想着，当时那种面对铜墙铁壁的无力感、孤独感、失落感和噩梦一般的荒诞感就都会重新来到心头。
离婚后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她没再结婚，生活与从前大致相同。也像她的母亲，全部心思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为了孩子，我希望能同她做个朋友，保持联系。但是没有可能。两块电工板，两种线路图，怎么的也无法沟通。
孩子跟着母亲，我无法影响她们。但是她们大起来，却又气质精神和我相同：喜欢诗，喜欢画，喜欢古典音乐，喜欢抽象地思维，有一种理想主义倾向。高筠选择了美术专业，高山选择了文学。去年她们看了霍金的《时间简史》。针对时间箭头来自熵潮的涨落，现有的文明和宇宙终将消失的说法，来信说，她们“相信信念和爱可以支撑一切，并由此看到一种神性的存在”。这种自发的宗教情绪，不知道是那里来的，我很喜欢。
去年六月，高筠在南艺听了一位留美学人关于华人在美国处境的报告，来信写道：“……他谈得很中庸，但我还是深深地感到，在那边奋斗著的人是很不容易的，整个地必须适应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我们不知道你是不是健康，过得是不是快乐，如果不是这样，我和高山都很愿意你能回来。”知道孩子们在远远地关注著我的命运，我很感动。
看这些信，我又想到了那些小小的野草，在石缝中，在碾痕上，在镰刀留下的根墩里面，在野火留下的灰烬里面，不息地生长而又生长。注：此文见《今天》一九九七年第三期，花城版未收
韩学本
韩学本身体单薄，面皮白净。手指纤细修长，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中山装，黑布鞋，永远千干净净，文质彬彬。不抽烟，不喝酒，不喜欢周旋应酬。许多人都说他是书呆子。他也确实爱读书，一编在手，与世无争，你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打五七年从兰州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教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不管政治上有怎样的风云，他都能安全地度过。娶妻，生子，入党，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人生的河流像油一般的平稳。这可不是一个书呆子做得到的。
文革中揪“白专典型”、“反动学术权威”，他也曾挨了一阵子批斗，油河上荡起波澜。书读不成了，就革命。那时革命队伍分裂成两大派，真枪实弹，仗打得紧。他当了一派的“作战参谋部部长”，运筹帷幄，军令如山，居然几仗下来，使这一派反败为胜，叱咤风云。人们目瞪口呆之余，才知道这个手无缚鸡之力，影子一般无声无息，走路都要贴着墙根的人物，并不是很好欺侮的。
这么玩儿了一阵之后，回到兰大校园，依旧无声无息贴着墙根走路，依旧一编在手与世无争。遇见以前在斗争会上打骂过他的人，文雅地笑笑，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历史系一位老教授遇见他，翘起大姆指，说，你可真是能文能武，“静如处女动英豪”呀!他还是文雅地笑笑，摇摇头，像是碰到一个幽默。
兰大的政治气氛，特别的封闭保守。五十年代的校长陈时伟，和他的妻子、化学系系主任左宗杞同被打成右派，死在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六十年代的校长江隆基，文革中被揪斗，被人用铁钉钉进脑壳而死。类似的情况，各系都有，文科尤多。日久形成一个极左的传统。校园里学术空气愈来愈稀薄，文革后期，同一个行政机关差不多了。老韩一回家就闭门读书，几乎足不出产。好在他和夫人何凤仙(师大中文系教授)两个人文革前买的书，合起来有几万本。在那个书店里空着书架，图书馆被洗劫一空的年代，可以救个急需。
一九七七年，全国“拨乱反正”，各高校的教学和研究又得要上马。破坏得特别严重的兰大，百废待兴。最是哲学系，师资雕零，课开不出来，许多专业缺如。要重建，等于白手起家。他临危受命，当了系主任、总支书记。先是到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跑了一圈。摸索了一下当时的国内外哲学动态，比较了几个主要高校哲学系的情况。回来想突破以马哲史、西哲史、中哲史为经，唯心和唯物斗争为纬的模型，把“科学哲学”作为重点。
他对反对者说，唯心唯物的观点，不是马克思，而是列宁强调的。日丹诺夫以后才写进哲学教科书。那时可以无视质疑，现在不行了。比如量子力学，你能回避吗T我们衹有回到马克思，才能面对新问题。说到新问题，什么费耶阿本德，什么波普尔，什么“证伪”，什么“试错”，把老教师们吓得一楞一楞的。同时争取拨款，采购图书，补充设备，培训师资，开发信息，拓展交流渠道，指挥若定。一下子就把架子搭起来了。
我同他素不相识，在酒泉接受劳动改造，已经好几年了。地方既偏僻，信息更闭塞，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以前读过我的文章，也听说过我的遭遇。那年冬天，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和汽车，赶到酒泉，又步行二十多里，在干校的田野上，同胼手踬足满面风尘的我，谈了两个多小时。冻得面皮青紫嘴唇发抖，连水都没有喝上一口就走了，在沙路上留下长长一连串足迹。
第二年，一九七八年春天，他在校长辛安亭先生的支持下，把我这个当年的“极右分子”，调进了兰大哲学系，主持美学专业。
这件事成了新闻，在兰大引起反弹。社会上也议论纷纷。我的原单位敦煌文物研究所写信给兰大，说我极端反动不可使用。甚至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李磊，也知会兰大党委，改革开放不要走过了头。所有这些压力，都集中到他的头上。他都顶住了，说，出了问题我负责。
那时调进兰大哲学系的“右派”，不衹我一个。还有杨子彬、张书城等好几个人。这些人的调动，当时叫“归口”，意即落实政策以后回归到原来的专业口。那阵子各级政府除了“落办”以外，还有个“归办”。这两个地方的人都烦他。学校里的行政干部们也都烦他。我们这些人进校以后，什么都得向学校要。大至分配住房，小至借个床板桌椅书架，都很费周折。他怕我们受欺侮，事无巨细，都要帮我们跑。自称老兰大，熟门熟路，实际上他去了也不一定解决问题。有时争吵得面红耳赤，结果一无所得。他为此对我们感到抱歉，我们也为此对他感到抱歉。
不全是干部们刁难，客观上也有困难。浩劫方过，什么都缺。后勤工人没情绪，修补速度跟不上。登记排队没个限期，也祇有等待。我接受友谊宾馆的条件，给他们画了幅油画，雪山风景，5：3公尺，换得在那里免费吃、住半年，解了燃眉之急。客房里有套间和浴室，他常宋洗个澡，聊一点儿天，住上一晚。
那天他半夜才来。捧上一杯茶，往沙发里一埋，说，忙得都快异化了，这才复归自我。问他忙什么，他说跳加官。最怕周旋应酬的他，这些年周旋应酬最多。最近又被兰州军区政委兼司令员萧华缠上，给他们开办了一个“军、师级哲学讲座”。充当唯一的主讲人，每个星期去炒一次炒了几十年的冷饭，并成为这个那个将军家里的座上客。“唱罢大雅唱卫风”，难受死了。
我安慰他说，你是你，所以才难受。难受不是异化。难受了就不异化了。要是高高兴兴，受宠若惊，那就麻烦了。他说，不麻烦，那就好了。许多人过得快快乐乐，我羡慕。我说，是，我也羡慕。他说真的吗7那么我问你，你宁愿做一只快乐的猪，也不愿意做一个痛苦的人吗?我说话都被你一个人说去了，我还能说什么呢?他大笑。我从没见他这样笑过。心想他可能在萧华家里喝了一点儿酒。似乎也闻到了一点儿酒气。
他说最近他给学生开了一门选修课，“早期马克思”，着重讲《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很受欢迎。开头学生很少，后来越来越多。我对此很感兴趣，想什么时候，也去听听。我告诉他，在马克思的书中，我最喜爱的，正是《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
当年去劳教，带了一批书，都被没收了，祇有这本小册子，因为是马克思的，得以留下。有空时，没别的可看，抓来抓去都是它。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看，感触特别深。每次重看，都有新收获。后来到五七干校，还偷偷摸摸写了篇《异化现象近观》，试着用这个概念工具，剖析当代中国。说着就翻箱倒笥，找出来请他给看看。
几天后他来时，忧思重重的样子。说，稿子我看了。你火气太大了，胆子也太大了，真替你担心。这篇东西，你再不要给别人看了。任何人都不能给看!知道了吗? (我唯唯)记住了吗? (我唯唯)。说着把稿子交给我，叫收好，千万别丢了。说要是丢了，那就吃不完兜着走，没人救得了你。坐下来，喝了几口茶，缓和些了，他说，我发现你这个人，有些好走极端，思想偏激，情绪化的东西很多。做学问么，怎么能这样，我无言。他望着我，问怎么不说话。我叫他说下去。
他说他所理解的“异化”，不光是存在和本质的分离，也是一种意义的失落。关键在“意义”。意义等于自我。所谓失落感、无力感等等，实际上也就是个体对于无意义的体验。问题在于，在这份手稿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人生的意义问题，但却没来得及回答，留下了一块空白。那以后，直到《资本论》，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没来得及填补这一空白。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去填补，反而把学说弄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这是现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上不去，祇能炒冷饭的原因，间接地也是造成许多人信仰危机的原因。
我说你想填补空白，是吗?他说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责任。我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空白都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你要填补，你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我说人生是一场短暂的飘泊，所以意义才和自我同一。所以任何一种用整体来否定个体、用共性来否定个性的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儒学，都不谈人生的意义，用谈论责任、义务、社会关系伦理道德来代替。这绝不是偶然的。要说这是空白，也祇能算是逻辑体系上的结构性空白。或者说空白是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所谓“当其无，有辐之用”，你要填空，等于拆幅，那怎么能行?
他微笑，摇头。说，他所说的意义等于自我，和我所说的意义与自我同一，不是一回事。正因为个体自我是短暂的飘泊，所以它衹有作为族类存在物，才有过去和未来，才有广延量和能场，才有意义。这是一个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问题。大我赋予小我以意义。小我也祇有在同大我的联系之中，才有可能获得意义。所以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责任、道德、社会贡献、发明创造等等，作为个体和整体联系的渠道，也是个体自我实现的途径。费希特把与世隔绝的孤立的个人称之为“非人”，这个观点，是马克思能够接受的。
我说，你这是把形而下的变成形而上的，把第二国际的经济实证论变成哲学。整体有很多层次，家、国、教派、物种都是。而那个超越时空的整体的整体，则是虚无。所以在终极意义上，衹有个体才是实体。人生的意义，也衹能植根于个体。它是被创造的，不是被赋予的。带着愿望和情感，无须谁来批准。用佛家的话说，它是活在当下。当然，是以超越当下的形式。这个形式，作为创造物，可以是互相认同的坐标，但认同的结果，是形成不同的文明，而不是形成客观上的终极规范。
他问我美和丑有区别么，善和恶有区别么，得失有无进退成败有区别么，杀人偷盗强奸诈骗是好事还是坏事…一连串的问题，都不等我回答，接下去就说，什么规范都不承认，这就叫虚无主义，这就叫极端的个人主义。这两样东西是通在一起的。说时语调平静，但白净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从而我知道了，这个人虽然思想开放活跃，求知欲很强，对我们这些人很尊重也很爱护；虽然关心潜科学，向往自然与人文的互动，也熟知爱因斯坦和哥本哈根学派的争论，却仍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那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要借调我到北京工作，兰大党委不同意。老韩主张放人，我得以成行。他是为我着想，说那边资料多些，信息流通些，文化环境也好些，去了对发展有利。埋没了那么多年，该去闯一闯了。，[卣走时，他嘱咐，那是个漩涡的中心，去了要特别小心。你搞你的美学，不要多管闲事。那篇什么近观，再别给人看了。什么时候不顺心了，你就回来吧。说时，一脸的忧思。
我没听他的话，到北京后不久，就在社科院内部刊物《未定稿》上，发表了《异化现象近观》。发表后寄了一份给他，附言道：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恳请谅解。
他收到后，寄来一篇文章，题为《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说是要交换交换意见。我把它推荐给《国内哲学动态》，不久就发表了。读者反应热烈，有叫好的，也有批评的。批评者说他太正统，“比卢卡契还左”。他来信表示，对于“正统等于左”的公式，很不以为然。
接下来，《未定稿》主编林伟被撤职。原因之一，就是发表了我的《近观》。他听到消息，来信说，现在不比以前，整肃限在党内，你不是党员，不要紧张。要是有什么麻烦，你就回来吧。我已处境不妙，面对不可知的命运，想到远方还有那么一顶小小的保护伞张在那里，心里也踏实一点。
八二年我被赶出北京，又回到兰大时，他已因发表异化文章，拒绝检讨，被解除了哲学系系主任和总支书记的职务。心脏病发，在兰州医学院住院。我走进病房时，他正斜倚着枕头，望着窗外寸草不生堆满杂物的小院子发呆。蒼白清癯的臉更加蒼白清癯，透薄修长的手更加透薄修长，蓝色的血派清晰可辨。床头柜上，放着药瓶茶杯，还有一本打开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黑边框的眼镜，放在书页上。
我说，这么伤脑筋的书，能看么T他说没事儿，拍拍床沿，让我坐下。握着我的手，说我头发又白了许多。问他怎么样，他说没事儿，住在这里，半是养病，半是逃难，免得麻烦。感觉到他手上的力气，和声音里的底气，反应的敏捷和思路的清晰，我放心了。
我为发表了他的文章向他道歉。说以为是正统，发出来有利，没想到反而害了你。他笑了，说，正统不正统，他们弄不清楚．主义衹是手段，权力才是目的。这就叫政治。你看那些上层代表人物的所谓“观点”，有哪一个深刻到值得讨论的?解放派也罢保守派也罢，都是些各有靠山的官儿，谁是谁非要看站在哪一边，局外人掺和个什么h做学问的和做官的，认真的和玩儿的搅在一起，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呢?
我问他还研不研究异化，填不填补空白了?他说当然要。不管那些个，我走我的路。没有对于现实政治的人文超越，就没有学术。他说他已经计划好了，要写一本关于《手稿》的专着。我劝他先沉住气，把身体养好再说。他说没事儿，能做多少做多少。
我想，能走自己的路，也是一种福气。
一九八三年的“清污”运动，矛头指向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我的五篇文章(《异化辨义》《异化及其历史考察》《异化现象近观》《关于人的本质》《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受到批判，成了整肃的重点。中央点名，地方加码，兰大再加码，不让上课，不让带研究生，不让发表文章、出书。已出的一本，也被毁版。走不成自己的路了，精力都用来自卫。很羡慕老韩，真能“不管那些个”，一心读书。
几个月后，不知道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运动忽又莫名其妙地中断了。胡乔木打电话给甘肃省委书记刘冰，叫别把我怎么样。校党委找我谈话，传达这个“中央首长的关怀”，让我恢复上课。我同意复课，但要求他们先为停课道歉。他们不肯，去找老韩，要求老韩出面，说服我五条件复课。他们说在当时的形势下，停课是对的。现在是新形势了，复课也是对的。要求道歉，是无理取闹。老韩问，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说。答曰说了他不听。老韩说，你们不管怎么样都是对的，永远对。人家不管怎么样都是错的，永远错。这种话，不管谁说的，都不会有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