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全集.net》第22/41页


  我被捕后,警察搜查了我们在南大的家。我先是被关在南京娃娃桥监狱,后来又押解到成都四川省看守所。宝姑姑为了采监,也从南京赶到成都。
  我的罪名,叫“反革命宣传煽动”。说来说去,都无非我公开发表的那些文章,还有一些私下的谈话和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无法定罪。
  关到第二年春天,又把我放了。但不是“无罪释放”,叫做“结束审查”。没有结论,说要敢乱说乱动,随时再抓回来。
  宝姑姑身体单薄,经不起这一番折腾,我一出监狱,她就病倒了。住院三个月,瘦得皮包骨。这期间,在国家教委的压力下,南京大学不要我了,收回了我那套被查抄得乱七八糟的住房。我们回到南京,已经无家可归,只能卖掉书籍家俱,重回川师大暂住。
  人事档案在南大,粮、尸关系在川师大。不能动弹,不能教课,不能发表文章,不能出书。巴蜀书社出版《高尔泰文选》,两次发排两次被撒下。幸而我会画画,有个宣泄的渠道。宝姑姑病好些了,已可到艺术系教课。生活安定下来,把你从高淳接到成都,继续中断了的生活和学习,继续那每天黄昏山野里的散步。
  想不到命运又来敲门。
  两个被通缉的逃亡者一一北明和郑义不期而至。他们被警察追捕,身无分文,走投无路。郑有病,必须开刀,得帮助他们。
  这种事本应绝对保密,但为了替他们筹钱,寻找安全的住处和可靠的医生,不得不多方找人,骑著自行车整天在城里跑,也碰了不少钉子。
  所以当这些问题解决,他们平安上路以后,我们自己却失去了安全感。
  不是不相信朋友们。但我们清楚地记得,在狱中警察问到的事情,有许多除了朋友,没有别人知道。要是再进监狱,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出来了。何况这一次,是宝姑姑和我一同“作案”。想到她的健康状况,想到肖雪慧阿姨出狱后所谈的女监的情况,不由地毛骨悚然。
  于是我想到逃亡。
  逃亡是冒险,但等待是更大的冒险。我想与其寄希望于敌人的疏忽、朋友的谨慎或者忠诚,提心吊胆过无能为力的日子,不如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
  宝姑姑胆子小,不敢上路,拖了又拖。后来北明郑义逃到香港,把我们处境的信息带到那边。那边来人营救,这才下了决心。
  虽然一直在想,真要走又觉得突然。
  拜托三姑妈照顾你。她是我亲妹妹,交给她我们放心。问题是她和三姑父都要上班,平时白天家里没人。所以又拍电报给高淳的二姑妈,请她来成都陪你。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你关心的只是我们的安全,一再叫我们路上小心。一再叫我们一到那边就来个信,好让你收心。
  不能照顾你,我们很歉疚。听你这么说,心里更难过。前程波诡云谲,只能嘱你保重,只能希望平安到达那边,并能早些安定下来,把你也接过去,开始新的人生旅程。九
  行期行程都由营救者决定。二姑妈接到电报就上了路,路上要走三天,我们不能等。前途中转换乘,已有人买好票等著。来不及收拾家里,慌忙就上了路一一跟着一个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
  临走那天,宝姑姑准备行装,我送你到三姑妈家去,嘱你在路上别东张西望显得紧张。班车上有几个熟人,你又说又笑若无其事,下车后还批评我笑得不自然紧张兮兮,怕我在路上出事。我说没那么严重,你放心。
  我们在三十八路终点站双桥子下车。换乘三路车,要步行到牛市口。你抢著要提那个包,我说我力气大,还是我提吧。你不肯,两个人抬著走。那段街没店铺,房屋路面一色灰不溜湫孔孔洼洼,车过处尘土飞扬污水四溅,行人都不驻足。
  走著走著,你突然说:爸爸,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说但愿是那样吧。
  你说:你最大的福,就是有宝姑姑。
  我说是。
  你说:你有她,我就放心了。
  我说你完全可以放心。话刚出口,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袭来乎刚才的交谈,有一种诀别的意味,不由得心里一沉。
  把提包扛到肩上,我说,我们一到那边,就马上给你来信。
  你说:我等著。
  “我等著”,这三个字,至今在我的耳边回响。
  那一段偏僻的街路,也常在我的忆梦中出现。那地方,我以往只偶尔路过,疏远感都很强烈。打那天以后它变得非常亲切,连那渗透一切浸润到心底的灰色,也透著一股子土厚水深的乡愁:好像“故乡”这两个字的全部含义,都集中到了这个小小的点上。
  那天,是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十
  七月十一日深夜,我们到达香港。船靠岸处,不是码头。营救行动的负责人X牧师,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开车来接我们,安摔我们住在立法局议员张文光先生家中。招待非常热情,一连十几天,夫妇两个把卧室让给我们,自己在客厅沙发上过夜。素不相识,落魄中厚爱如此,我们诚惶诚恐感动莫名。
  没给你写信,也没给任何人写信。主人要求我们,不要出门不要和外界联系。因为营救必须保密,没通过港英当局,我们是非法入境,不能暴露身份。
  为要转换身份,得先去投案自首,通过监禁审查才有可能。这是法律程序,X牧师叫我们放心。他说,执法人员了解情况,一定会尽快处理。等你们休息几天,材料准备好了,我派人送你们去。
  就这样,我和宝姑姑一同,进丁香港北郊的新屋岭盐狱。
  好像是命中注定要再坐一次牢,逃脱了一个又进了另一个。宝姑姑是第一次,我则是第三次了。三次坐牢,境遇都不相同。前后的对比差异,丰富经验不少。
  十几天后出狱,拿到两张合法居留的身份证。
  X牧师接送我们,到海边一个渡假村暂住。他说香港地接大陆,形势复杂严峻。在获得美国政府的政治庇护之前,安全仍无保障。虽可合法居留,还是不能曝光。除了他和他的助手,绝不能同外界有任何联系,特别是同大陆的联系。
  我们要求写一封简短的家信,他说不可以,这不光是为了你们的安全,也是为了我们和其他人的安全。
  住处离市区很远,我们难得进堀,常在海边散步,常常谈起你。对于临别那天你在双桥子到牛市口路上的那些话,宝姑姑特感动特感激。她说她总觉得对不起你,她说: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我是她的亲生母亲,我会丢下她跑这么远吗?
  望著海那边隐隐一发青山,我们默默祝愿,一切都会好转,团聚的日子快些到来。
  十月初进城购物,遇到在大陆见过面的王承义先生。他是我极为尊敬的一位师长的儿子。我请他以他的名义,给你打个电话.几天后他来到我们的秘密住处,告诉我们你已不在人世。
  整整三个月,你在家里天天望信,愈等愈烦躁,旧病复发,来不及送医院,突然失踪。第二天在郊外的树林中,找到你归还给大自然的躯壳,才知道你已在前一天走了。
  那 年,你二十五岁,和你去世的母亲,同年。
  没有鲜花,没有哀乐,没有父母的陪伴,没有坟墓。
  二姑妈把你的牌位,供在了九华山地藏菩萨的身边。
  流光如水,我们来到美国,转眼已经五年。五年中我们换过不少住处。不管到哪里,我们房里的柜子上,总是立著一帧你的照片。宝姑姑常拂拭镜框,使保持光洁明净。照片旁边的瓶花,也常常更换,使保持新鲜。每到清明,她都要给你点一炷香,表达我们的感谢伪了你给我们的爱),我们的负罪感倣能好好照顾你),我们的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思念。
  仅守着遥远祖国古老的风俗,在清明那天,我们也要给你的母亲、宝姑姑的母亲,还有我的父亲和母亲点香。他们大家,直接和间接地,都是专制暴政的牺牲者与受害者。记著他们的恩情,但已不能报答;记着他们的苦难,但已无从复仇。“上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有一种渺小的个人在巨大的历史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感觉。
  在国内时,曾想影响历史的进程。那份不顾一切的狂热,无非是一种意义的追寻。自从越过国界,我也就失掉了这种意义。
  为保持思想对于政治的独立,为能以真我面对人生,我们躲进了山野,息交绝游杜门谢客除了一栋老旧的乡村小屋,一台电脑、两架书,还有一些画具以外,陪伴我们的,就只有无边的森林和长长的海岸线了。
  低空有许多海鸥临波,高空常有山鹰盘旋。看到它们,就想起你,想起你那平展两臂凌空飞翔的姿势。有时候,恍惚里会觉得,它们是你的化身,或者你就在它们之中。
  现代物理学说,在混沌宇宙中,时间箭头的趋向取决于熵潮的涨落,因此它是可逆的。我想既然时间可逆,所谓“轮回”也并非绝对不可想像。太阳系和人类文明的起灭,都无非许多随机因素的偶然遇合,生生灭灭不知凡几。我不知道每次周而复始,它们是否相似?我不知道冥冥之中,是否有一种安排?我不知道有没有所谓的“地下”?我想如果有,那必定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隧道,从那里也可以回到这个世界来。也许什么时候,我们会再度相逢。
  踏著斜阳树影,同唱那自编的歌谣。
  至少,我们可以,存著这个希望。
  注:此文见网上,花槭版未收
  
  苏恒先生
  万万想不到,苏恒先生会要写诗,而且写得那么好。这价晾奇,是我最强烈的人生体验之一。
  先生出生于川西平原偏僻乡村里一个贫苦的农家。能进城上大学,得益于革命带来的变化。成为一个有信念的共产党员,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偶然的。脉管里旋流着土地耕植者的血液,读书刻苦用功,做学问踏实严谨,讲课改作业一丝不苟,执教三十年,桃李满天下,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名教授,不是偶然的。
  先生个儿不高,瘦弱文静。任教于四川师范大学,在中文系当系主任。川师是老学校,中文系是大系,有不少著名的老教授,学术底子雄厚,积累下来的人事矛盾也多,尖锐复杂。先生领袖群伦,沉着稳健。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历次政治运动,都能履险如夷。组织信任,人缘又好,加之学问素养众望所归,当上系主任,也不是偶然的。
  先生治文艺理论。用马列毛观点处理文艺问题。理论框架虽小,学问知识渊博,纵横古今,无一字无来处。数据翔实,逻辑严密,如同带着枷锁跳舞,沉重中愈见功力。从年轻时写到六十五岁退休,著作等身,从未受到过批判,更不是偶然的。
  在那非常时代,只有平安是福。先生可谓福人。这福,来自他的清醒和稳健。我在南京大学之前,曾在川师五年,备受先生关爱。生活上的照顾和工作上的支持都无微不至。我说话随便;他为我担忧,常劝我注煮安全。同时又很体谅,替我化解了不少批评和指控。一切的一切,我都感激铭心。但为人处事,总也学不到他的境界。被逮捕监禁,逃亡海外,也只能说性格就是命运。
  在海外听说,先生得了失语症,说不出话来。看过许多中西名医,也曾上网求诊,都无效。漂泊天涯,爱莫能助,只有空着急。转眼八年,先生病还没好,已经七十多岁。上个月底,收到他一封信,说他近年写了一些诗,朋友们力劝他出版。大诗人石天河先生主编此书,问我可不可以给写个序。还没来得及回信,又接到责任编辑的信,催序。
  先生写诗,我很困惑。先生是理性的,而诗是感性的。先生清醒冷静实际,而诗有梦幻的成分。先生遵循逻辑,而诗在逻辑之外。何况先生年事已高,而诗是青年的艺术。所谓的诗人气质,那种异乎常人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常常会随着那个多梦的年龄消失。普希金三十多岁,就说自己已经过了写诗的年龄。龚自珍也是,中年已怯才情减。杜甫自称老去诗篇浑漫与,梦想着焉得思如陶谢手的时候,才五十岁左右。那些由于习惯到老还在写诗的人,大都把诗变成了哲理。哲理可以为文,但不可以为诗。以文为诗者众,我想先生也是。但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马列毛主义者的哲理,能变成怎样的诗呢?总不至于是“东风催,战鼓擂”吧?我又想,也许是律诗和绝句,玩儿千仄对偶的吧?能从中获得乐趣,有益健康就好,我赞成。然则,那又何必出版h谁会要看T这个序言,又能说些什么?
  困惑中收到诗稿。只看了几首,我就明白,我想错了,全都想错了。意外地,我在诗中,看到了一个和那从不高声说话,镇定自信安样从容的苏恒完全不同的苏恒。这个陌生的苏恒瑟瑟地颤栗着,几几乎缩成了一个点儿,发出恐怖的绝叫:有很多很多的眼睛从不同的方位盯着我不分白天黑夜形成浑浊的漩涡我的心被扔进漩涡瞬息就不见了假如把它找回来痛苦比眼睛更多
  心被扔进漩涡,瞬息变成了眼睛,自己也盯上了自己。那一片歧路的风景,颇像达里画的《内战》,胳膊揪住大腿,牙齿咬着耳朵。在那种状态下,他当然不能写诗。内战的时期很长,几乎贯穿他的一生。因此他没有诗。现在他既老且病,但却找回了那失落的自我。于是“痛苦比眼睛更多”,成了他激情和灵感的源泉。
  也许直白了一点,也许传统了一点。但我所受到的震憾,不亚于读卡夫卡的《地洞》。我相信,卡夫卡笔下那个无名动物在经营它的地洞的时候,原始意象中必然也漫天世界重叠着无数的眼睛,就像先生在那个人们互相窥探、互相监视,互相督促改造的人间天堂里所意象到的。
  从这些诗句,我想到了他那些论着。周延得天衣无缝,不怕你深文周纳。当其写作,他活脱就是卡夫卡笔下那个无名动物在经营它的地洞。这本来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更奇怪的是,想象不到的是,这个动物还有另外一双眼睛,在一个没有人看得见的角落里,冷峻地和意象地,审视着这个奇怪。
  没有人看得见。他自己也看不见。煮象的能力是一种感性动力,属于深层心理,属于无意识的世界。不借思维,不通过语言的中介,跨越逻辑公式的平面,更不受意识形态的钳制。它的表现,常常连本人都意想不到。是那些0J比来无方人莫知之”的东西;是那些“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东西;是那些闪烁明灭重迭交加有如水上星光的东西;是那些固执地静静地漂浮着而又不知不觉地变得面目全非的东西;是那些骚动不安时隐时现似乎留下什么又使我们惘然若失,所谓“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萧”的东西。
  先生不是反叛者,不是异议人士。相反,他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员,对那个政权感情深厚。他不是要反对什么,见证什么,他只是写出了自己的切身体验。没有目的,没有理由。那些在理性框架内禁锢了一辈子,年复一年地积累起来的无名痛感和无名苦感,互相推挤、涌动,形成一种压力,迫使他不得不写。这样,他无心地撞上了诗。
  我不知道,什么是诗人觉醒的契机,以及他怎样地找回了心。总之他终于感到了痛苦,带着荒诞和幽默,逃进了诗。痛苦是一潭深渊,但诗人力求进入。因为那不能进入的状况,也像是一潭深渊。一方面,痛苦愈甚则水的张力愈大,力求把他推开。但是那另一潭深渊中的恐惧和惶惑也是一种强劲的张力,力求把他推入。这种在两者之间挣扎的处境,是时代赠送给文学的礼物。诗人和作家们为进行伟大创造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接受这一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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