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全集.net》第23/41页
除了写作，没有出路。卡夫卡说诗和祈祷是伸向黑暗的手。我说不，是伸向光明的手，是向着光明的逃亡。在《遗嘱》、《困惑》、《嘴》和其它一些诗中，我们都听到了这同一种内在逃亡的足音。同样急促，同样没有出路。例如：嘴声音的枪口装着各种子弹我倒下了血肉化为泥土白骨还在阵痛坟前缀满鲜花是谁送的我仍然害怕
当但丁看到地狱里鬼魂们互相撕扯互相咬啃的情景，恐怖得发抖。假如他看到，咬死鬼魂的鬼魂们怎样地带着悲哀的表情，庄严肃穆地被咬死者送上一束束洁白的鲜花，又当如何，苏恒之所以比但丁看得更深，是因为他不仅是观察者，而且是参与者。不是见证历史，他自己就是历史。
历史和历史的见证都不是诗。诗是一种心灵的悸动，从时代的重心吸取能源，也起搏于时代的重心，不由自主。是深层历史学转化为深层心理学，以致一个人的灵魂能摇撼另一个人的灵魂，也不由自主。假如有一个人读了苏诗感到恐惧，悲哀，或者羞耻，那并不是诗人的过错。你不能因此指责他搞政治，或者想改造世界。恰恰相反，他没这个心。
党员、系主任、理论家的苏恒，必然和诗人苏恒相克。这是一种理性结构和感性动力的矛盾。思想，尤其是理论，都具有结构性。加上煮识形态的框架，就会凝固成监禁自我的牢狱。诗人的自我愈是强大，他那个隐藏在无意识深处的黑暗世界愈是深邃广袤，他要求突破这个牢狱的感性动力也就愈活跃。不知不觉地，也许是偶然地，这种动力和结构、或者说力和阻力碰撞出来的火花，点燃了他的激情和灵感。以致他，在一个狭小的牢狱里梦游了一辈子之后，过了七十岁突然觉醒，感到窒息，不由得像小孩子一样哭叫起来。
只是想要哭叫，没有别的目的。这个心理动力，是在六十多年(童年除外)的人生体验中暗暗地、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的。在听惯T自由世界的靡靡之音，正在为人类精神生态的一般规律所困惑的时候，看到这些诗，看到一个衰病老人，在没有出路的处境中突然焕发出如此强大的青春活力，雄词脱手坚如铸，谐语生花粲欲飞，不由得既惊且喜。但是惊喜之余，终不免一丝凄凉。
那些被压在车轮子底下的活人，那些被禁锢在刚硬沉重的物结构中的桀傲不驯的灵魂，当然不会知道，任何痛苦的呐喊，任何带着血丝的声音，都早已在自由世界富裕而高雅的人们中间引起厌烦。当然更不会知道，主流文学界对于这种呐喊，早已表示了公开的奚落。我想他~11UP使知道，也仍然不得不呐喊。因为这是一种天籁，一种自然，如奔浪崩雷，疾风迅雨，无法在乎什么。注：此文见《今天》二。。二年年第一期，花城版未收天空地白
一九六四年，茨林在敦煌中学上高中，梳着个马尾巴髻，无忧无虑，爱说爱笑，爱跑爱跳。暑假里，跟着她的父亲，著名医生、敦煌医院院长李瑶甫先生出诊，到莫高窟来玩。这个沙漠中的石窟寺群，她从没来过。父亲工作时，一个人到处跑到处看。在悬崖峭壁上四百多个洞子里上高下低躜来躜去。
我在洞中临摹古画，日日面壁，不见人影，都快变成达摩了。突然闯进一个美丽的少女，不由得眼睛一亮。她天真无邪，毫不认生。又好奇，问长问短。我给她一一讲解壁画的内容，又带她看了几个不同时代的代表洞子。她从小受党的教育，鹿王本生，五百强盗成佛，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所有这些故事，都从没听过。来世，轮回，因果报应之类，更是闻所未闻。很爱听，但又困惑，问，是真的吗T
我教她不要太认真。别把神话和历史混为一谈，也别把艺术和科学混为一谈。她很感兴趣，要知道这里面的异同。话题一层开，就讲不完。已而悬崖的阴影，已落到脚手架上的反光镜上，洞子里黑得看不见了。她跟着我下山，要我讲给她听。一直跟到我屋里。说，我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十几年学都白上了。我说也不是，重要的是你要学会思想，使你学到的东西活起来。
她环顾四周，有些院讶的样子。说这个太破了，干吗不买个新的?那个用不得了，干吗不买个新的?我说没钱。没钱是怎么回事，她好象不大明白。问她到过农村没，她说曾集体支农，到郊区摘棉花，没进过村。我说你到村子里住上几天，就会明白许多．我说这也是一种知识， “世事洞明皆学问”么。她没读过《红楼梦》，把这两句抄了去，说是很有启发。说这次遇见你，真是幸运，对我帮助太大了。
从她真纯的目光，我读到一种崇拜，很高兴。我没有被别人崇拜过，何况是被一位这么可爱的姑娘。也有一种幸运之感。但她走后，再没来过。有时进城听报告，遇见敦煌中学的老师，少不得问问她的情况。她在校成绩优异，是校篮球队代表，还当了个学生会主席。我真难以想象，她那个学生会主席，是怎么当的。
第二年，敦煌搞四清运动，查出她父亲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当过军医官，信基督教，给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她和她同届毕业的妹妹李茨恩两个，都因此不准报考大学，成了“待业青年”。父亲的工资被冻结了，全家陷入贫困。她们找不到工作，天天在家没事，苦得不行。
我们研究所作为中央文化部的直属单位，没划入本地区四清运动的范围，好象没事。我托熟人带信，邀请她到莫高窟来玩。和第一次见面不同，她似乎长高了些，瘦了，沉静了，清纯的气质里，多了一份深沉。马尾髻也变成了一根粗长的辫子。她说她爸有了事，就像全家都有了事，亲戚朋友断了往来，连同学们路上见了，都不招呼。她说：真是奇了怪了，我们干了什么呀!
我告诉她这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故事，每个中国人都有可能遇到。我给她讲了我自己的遭遇，我所在的劳改农场里许许多多死者的遭遇，和他们的家里人的遭遇。还有我的一些大学同学的遭遇。这种事太多了。你觉得奇怪，只是因为你没经历过．她说他们不是本地人，出了事很孤立，想回到河北老家里去，哪怕都种地，乡亲父老也有个照顾。但是不准许，只好算了。
我说全国一个样，家乡人更凶残，还是不去为好。我给她讲了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怎样被家乡人折磨至死，我母亲和两个姐姐，还有我的许多小学和中学的老师们在家乡怎样被侮辱与伤害，都比流落在外的人们更惨。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故乡，也没有祖国。你也一样。别指望依靠外界的同情，唯一的出路，是自己站得住脚。经历一下没有经历过的事，可以丰富人生经验，增强生存能力。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使思想深刻些，感觉敏锐些，也是必要的一课。重要的是你要能站住脚。要是被弄胡涂了，或者被压垮了，那还谈什么把外在的苦难，转化为内在的精神财富?……
说着说着，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像唱高调。但是她很爱听，显然受到鼓舞，脸色渐渐开朗，终于有了笑容。说，上次回去后，一直想给你写信，不知道怎么写，所以一直没写。我说我也是。从此她常常来玩，我带她看洞子，爬山，找化石，采红叶，听她说说各种事情，学校里的，家里的，社会上的，心里面的。她那时二十岁，还像小孩子一样，有时很小的事情，说着就哭起来，一忽儿，眼泪没干，又笑了。
几个月后，我向她求婚。我说我比你大十一岁，一无所有，但很爱你，你可愿意做我的妻子7她说，那多好呀!停了一下，又说，有了你，我就什么也不用怕了，多好呀!我心里格登一下，自问有能力保护她吗?倘若没，有资格追求她吗?她望着我，说，你怎么啦T我说了我的想法。她说她什么都不怕，最怕的就是我们要分开。我说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这个世界吧。
没见到她的父亲，他已被遣送边远农村，管制劳动。她母亲也是基督教徒，极有教养，很慈祥也很能干。她说等孩子们有了着落，要申请去照顾丈夫。居委会讲阶级斗争，正动员她划清界线。我同他们家往来，也很引起注意。那时所长常书鸿不在家，他的夫人、副所长李承仙表示支持，并答应安排茨林到所里当讲解员，先临时后转正。
婚礼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六日举行。所里派了一辆汽车去接她，车上装饰着绢花缎带，五彩缤纷，倒也喜气洋洋。上车时，她抱着一大卷半新的被褥，她母亲又把一篮子锅碗盆勺放在车上。我问这是干吗，她说你们拿去，用得着的。我说你们呢，她说家里有。那天晚上，闹洞房，乌烟瘴气。美术组有个搞雕塑的，叫孙纪元，一直坐在床上，不声不响。人散后才发现，被褥和枕头里都塞满了锐角碎石和尖利的刺草，拔不掉也拣不尽。我相信，这不是民俗，而是人心。
文革已经临近，空气里硝烟弥漫。形势险恶，人心诡谲，都像是海伊纳闻到了血腥，一个个伸长着脖子，在窥测和等待。 “家”成了唯一的避难所，那简陋的土墙木门分隔开了仇恨的世界和爱的世界。门一关就是别样的天地，有着纯净的空气和无条件的爱，在里面我们可以丢掉沉重的铠甲和假面，作为真我而自由地呼吸，爱和被爱，理解和被理解，信任和被信任。我们不是成天待在家里，我要上班，她要去熟悉洞子，为当讲解员作准备。但是不管到哪里，心里带着家，也就带着幸福。
每月领了工资，她先给我的母亲和姐姐寄去一份，婚前寄多少现在仍寄多少。同时给她的母亲和妹妹留下一份。剩下的，可以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我妹妹在四川省地质局工作，有一次进山找矿回到成都，房间被小偷洗劫一空。她闻讯后，把我在结婚时给她买的几件新衣全都寄去了。每个星期，我们要进城一趟，看望她的母亲。荒凉沙洲，道路艰难，小站候车人寂寂，大漠走马月茫茫。斯情斯景，已不可再复，当时衹道是寻常。
六月初，全所进城，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动员报告。那天回来，连夜把所有的文稿笔记呼啦啦翻了一遍，挑出最要紧的，包在衣服里，让她带到娘家存放。要求她在那边住一段时间，到形势明朗了再回来。正好第二天有便车，她走了。房间和心，同时显得空落，只有她没带走的一些东西：桌上的一枚发卡啦，挂着的一条头巾啦……透着一股子淡淡的温馨，忧伤地。
紧接着狼群就扑上来了。揪斗，抄家，昏天黑地。几个月没联系，她突然来到。那天在中寺大院批斗常书鸿李承仙，我在陪斗。弯腰低头，双手后举。她先到家里，门开着没人。放下包裹，来看斗争会。正碰上美术组组长段文杰揪着李承仙花白的头发，一问一个耳光。一大串问题中还提到了她的名字：为什么把反革命份子的女儿李茨林拉进所里?散会后回去看到她，很意外。她说她害怕得很，要来看看。她已怀孕，脸色憔悴。包裹里有一些食物，还有一些纱布药棉白药红汞。她告诉我，城里也很乱。茨思害怕，趁她不在，把我那些文稿笔记全部烧了。为此她同妹妹大哭大吵了一架，说那是我的命根子。妹说他不要命我们还要，命都没了根子有啥用。妈怕外面听见，发怒把她们赶了出去，说你们有胆，到大街上吵去。说完这事她哭了，一叠连声说对不起。文稿没了，是我最大的失败，但既无可挽回，也只有劝她别想。讲了个“破瓮不顾”的故事给她听。她如释重负，又笑了。
“家”已不再是封闭的世界，随时都有人闯进来乱翻乱吼一气。甚至半夜五更踢门，叫我起来卸车。她怀着孩子，经不起这般吓，只有劝她回去。她在走以前、瞅着没人，给常、李也送去了一些食品和药物。考虑到后会不知何时，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高林，取父姓与母名，兼取来人诗意，以求吉祥。
这年十月，上面派来的文化革命工作组宣布了对我的处理：工资降三级。没再戴帽子。没开除，算是大好消息。为尽快告知她，我连夜赶进城去。在戈壁滩上抄近路，又迷失方向，走了一通夜。虽然疲累，能让她早点结束恐惧，也觉值得。她母亲曾经听说，那一带时有狼群出没，说出来后怕不已，更添加了一份庆幸。
但是很快地，这个处理又不算数了。所里的革命群众，分为敌对两派，都说是工作组保护了我们。变化比北京和内地慢了几拍，工作组早已撤走，无法揪回。被保护的一小撮，被打得更凶(说是要“打下十八层地狱，叫永世不得翻身”)。特别是常书鸿和李承仙，每次斗争会下来，都遍体鳞伤血肉模糊。
一九六七年元月，女儿高林出生，我都没在她们身边．翌年夏天，她带着不到两岁的孩子，到莫高窟看我。那时我的住房已经被查封了。分派在一间废弃的浴室中过夜。浴室面积八平米，墙壁斑驳剥落。空间有两个锈死了的莲蓬头，一块隔板。略微倾斜的水泥地面上有两条水沟。不过位置偏僻，门窗外风景极好，有一大片草地和几十株合抱的老树，也难得。我把隔板拆了做成一张大床，在门外用三块石头支起一个锅台，临时拾几根枯枝就可以做饭，也很方便。更雄得的是安静，没人再来打扰。所里斗争剧烈，又揪出来二十几个敌人，加上我们，已超过人数的一半。另一半除去跑龙套的，两派斗得你死我活，已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作为“死老虎”被撇在一边，交给了一个管杂事的工人。他给我们分配劳动任务，别的不管。那时我每天扫洞子，回来除了参加牛鬼蛇神们吃饭前的“向毛主席请罪”仪式，和晚上的“学毛选”以外，没事就抱着孩子，和她在树林里走走。孩子还不大会说话，连蚂蚁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但是反应很快，表情十分丰富，是我们快乐的源泉。她仍然带着那本讲解词，我去劳动时，她一面带孩子，一面时不时拿出来背一背。她仍然想着，将来有一天，能到莫高窟来当讲解员。
看来形势不坏，我很乐观。不知怎么的，气氛又变了，又要“清理阶级队伍”。九月下旬的一天，勒令全体牛鬼蛇神集中住宿，男的搬到上寺院外工程队留下的空屋，女的搬到老库房。要请完罪立即就搬，不得拖延。她一个人带高林睡了一夜，不得不走。几个月后，城里搞下放，她们祖孙五口，都被吊销了城市户口。她和高林两个，被送到一个叫作东方红公社向阳大队第四小队的地方，插队落户。我直到一九六九年初，收到她从那个地方寄来的信，才知道发生的一切。
紧接着，所革委会传达了上级革委会的通知，我的案子维持降三级的原判。算是第二次解放了，允许我搬回原宿舍居住。叫我马上收拾一下，立即出发，到酒泉去为农业学大寨展览作画。我坚持要求，先到农村去看看她们。只给了两天假。酒泉地区革委会还从我所抽调了何山，孙纪元等人，我得和他们一路。
搭了一小时便车，下来走了十几里地，遇见一个牧羊人。向他问路，不知东方红，也不知向阳。说这里叫红柳墩，过去是枣庄，再过去是郭家堡公社到公社一问，才知道郭家堡已改名为东方红，向阳大队是原先的驻马店，驻马店再往北，就是沙漠了。沙漠边缘有十几产人家，一年前叫黄羊沟，现在叫向阳四队。
北国春迟，望中没有绿色。耙过的地里，罗列着一堆堆待扬的粪肥。愈走愈荒凉，到那里已经傍晚。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杂杏掀起团团黄埃。干畜粪煨炕的气味，辛、苦、重浊，一股子乡土的亲切。一个老婆婆，在井边汲水，告诉我地里的人还没收工。一面派孩子去叫茨林，一面领我到她家歇脚。屋里烟气弥漫，老汉就着油灯在烧烟锅。让上炕坐下，问长问短。
说起来才知道，这地方用水靠井。邮递员送信，只送到公社。支书队长去开会时捎带一下。寄出去的信，他们也给捎。灯油盐巴针线钮扣什么的，公社的供销社里都有得卖，就是太远了，不方便。小伤小病，可以找队长的丫头，她是赤脚医生，箱子里有点儿药，有时候也管用。要不，公社里还有个卫生所……说着茨林进来了。高林走在前面，包着头巾，穿著大棉衣，两袖过膝，像只企鹅。只露出一张小脸，仰着看我。我说，认得我么?她叫了一声爸爸，声音细小，羞怯而犹豫。我抱起她，不觉眼睛里有了泪水。茨林也包着头巾，满身土，已经像个农妇。笑容灿烂，看来身体挺好，放下心来。
回家路上，问她爸妈在哪里，她说也在这个公社，隔约三十来里，她妈还来看过她。我说我应该去看看他们，但是这次来不及了，下一次吧。我告诉她维持原判到酒泉去的事，说我明天就得走，去了再想办法，把你们办出去。高林要我一直抱着，进了门还不肯下地。她说你爸背那么重的包，走了一天路，你不叫他息息吗?孩子立即两腿一蹬，说要下去!我说这么听话呀?她说，哪里，你等着看就是了。屋里一股子烟熏味，是北方老屋特有的气味。点上灯，她就去煨炕。炕很大，占半个房间，但只有两个入睡觉，四分之三空在那里，裸露着土炕面，很难看。另半间屋有个土锅台，两个人用太大，旁边又盘了个小的。大锅台没锅，张着黑嘴，更难看。我想把它打掉，她说别，我妈说给我找个案板，放在上面，正合适。
第二天，她抱着高林，送我到大路边。我走了很远，回头望去她们还在那里挥手。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这次，她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酒泉的展览是综合性展览，筹办人员来自各个不同的单位。我利用工作之便，广为结交，安排好她到酒泉来生孩子。准备来了就不回敦煌去了，一同到五七干校劳动。这个不算非分的要求，已得到地区政委和革委会主任的批准。
干校在郊区，和农科所相邻，农科所的朋友说，他们也要人。为求稳当，计划分两步走，下一步再看着办。
一九七。年春节前，请了两星期假，准备回去过了年，就接她们来。收到一份电报，是她妹妹李茨恩到敦煌城里拍来的： “姐病危速归”。连夜赶到酒泉城，搭汽车到安西，再在安西转车，到敦煌时，已经是第三天的午夜。找不到车，步行又迷了路，待天亮一路问去，只赶上看到她的遗体。
高林被茨恩带走，在那边由茨恩照顾。母亲守着茨林，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告诉我她是感冒变成肺炎，很普通的病。一开头照样出工，耽误了。一直在等我回来，才停止心跳不久。要我摸摸她，肌肤尚温软。我刚摸过，又要我再摸。那份绝望，令人惊恐。这时我才知道，悲痛是不能分担的。母亲所承受的，不会因为我也承受而减轻。反过来，我也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自己的全部，为了有过的爱。
她母亲把她较好的衣服鞋帽，都放进了棺材。但剔除了动物皮毛制品。她担心那些动物的鬼魂，会在地下向女儿索取。不管有多荒谬，母亲的无微不至的关心，直追永恒，我宁愿相信。事后想起入歿时，腰上还束着一条皮带，不由得大吃一惊。
村上的妇女们，做了一个白纸花圈送来，队里派了十几个人，帮助抬棺、送殡、挖坑。事毕排成一列，念起语录来。 “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正在整理坟墓，不知道该感谢，还是该愤怒。
坟墓在农田和沙漠之间，一处长满芨芨草的坡地上。没有墓碑，叠石为记。临走前夕，深夜两点，抱着高林，裹着一件老羊皮大衣，到墓前石上，坐了很久。我想人死后如果还有灵魂，她一定会在此时此地，来同我们见面。
但是没有。
月照大漠，天地一片空白。注：此文见《今天》一九九九年年第一期，花塘版未收
湖山还是故乡好
抗日战争以前，父亲写《傀儡戏考源》时，曾全国各地跑资料，每经旬不归。回来常说，高淳这地方，山高湖大，人文会萃，民风纯朴，比哪里都强。刻了一颗章：“湖山还是故乡好”。字画上盖，也作藏书印。
战时，在大游山中避难，他魂牵梦萦地想家，有诗云：“六年未见襟湖桥，高阁长虹久梦遥”。战后归来，小城一片焦土，他办的学校和仓库变成了废墟。家里八间两进房子，只剩下后院里堆放杂物的两间小屋在瓦砾堆里歪着，经过修补，可以暂蔽风雨。最是一楼藏书，灰烬无存。父亲说，房子可以再做，书是搜不齐了。特别是有些本地人自刻的集子，水平不比许多大名人的差，可能这就绝版了。
小屋门前，一株忍冬犹存，盘在瓦砾堆上，与艾草藤蔓争荣。父亲、母亲和二姐姐三个，合力把它扶起来，搭了一个凉棚。又清理了瓦砾堆，把砖头、青石板、柱础和没有烧透的梁柱木板分类堆放，为重建家园作准备。意外地发现了那颗印章：“湖山还是故乡好”。父亲得之，一日三摸挲。
父亲有个朋友，叫李狄门，和我们家是世交，我称他伯伯。战争爆发时，他要父亲和他一起到大后方去，父亲不肯。他一个人去了，参加了国民党，在陕西当了几年县长。回来后失业无事，常来找父亲谈天。凉棚下摆一张小方桌，拖两把竹椅，烧一壶茶，一谈就没个完。
李伯伯再三建议，要父亲出去闯闯。父亲不听，后来他一个人走了，先到南京江宁中学，后到上海复旦大学教书，把家也搬到上海，不回来了。在上海频频来信，力劝父亲也去。说大丈夫志在四方，死守在高淳那个小地方，一辈子都不得出息。
父亲是一个一一用母亲的话说一一书呆子，他说他就喜欢这“高淳小地方”。
还说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而饮。李伯伯说你先出来看看，试试，不喜欢还可以再回么。父亲说，那我也得先把房子造起来再说。
战后百业萧条，物资缺乏，做房子谈何容易。首先得要有钱，父亲没有。为了赚钱，他就去卖油饼。菜籽、棉籽、黄豆、芝麻榨油后的饼状残渣，统称油饼，是喂牲口和肥田的好东西。农村很需要但难以买到，油坊里积压的存货又不能及时出清。他批发出来，雇一艘乌篷船，运到乡下零售。获利无多，但很辛苦。
风里来雨里去，常几天不回家。随时赚得的钱，随时买造屋的材料。青石板、柱础，圆木、爿板，砖、瓦，石灰，洋灰，砂石…．都得在不同的地方购买。每次买一点儿，运回来要码好盖好，以防风雨偷盗。笨重难弄的，还得请人帮忙。那些年我成了问题儿童，打架、逃学、留级。母亲常说，你爸瘦了、黑了，手脚都硬了，太吃苦了，你不要再惹他着急了。
几年苦下来，终于可以开工造屋了。园子里搭了帐篷，盘了临时炉灶，一天好几桌人吃饭。木匠、泥瓦匠、小工、来帮忙跑腿的亲朋邻里，都不敢稍有怠慢。临时需要什么，三寸钉、五寸钉、角胶、铆……都得赶紧办到。父亲和母亲熬夜熬得眼睛通红。我们放学回家，只觉得乱哄哄不辨东西南北。
房子造起来，还不能马上居住。许多板头板脑破砖碎瓦须要清除，七高八低的地面须要夯实铺砖，裸露着砖头的墙壁须要墁泥抹灰，梁、柱、楼板、隔板和地板都要刮灰泥、打砂纸、油桐油……母亲说，为了这房子，你爸命都不要了。
房子不大，三间两层。中堂无楼板，里面两层高，气宇轩昂。地基挖得很深，石头浇灌。下半截墙也全是青石板砌的，不怕水灾时的风浪和浸泡。前门临河，越过河堤下几十棵老柳树，可以望见湖口，和湖那边的一发微茫。霜晨月夕，气象万千。父亲说，晴雨不让西子，风露胜似洞庭。
一九四九年初，快到春节了，我们全家搬进了新屋。取下满屋子的红色贺联，在中堂挂上了一幅李伯伯画的《岁朝清供图》。那是他裱好了托人带来的。有“竹园老弟新屋落成志喜”题款。印章是父亲旧句，“湖山还是故乡好”。他特地新刻的，也带来了。这句诗就有两颗章了。一颗青田石的是父亲刻的，另一颗鸡血石的是李伯伯刻的。画两边对联，白底黑字，上联“梅花绕屋香成海”，款“竹园先生”。下联“修竹排云绿过墙，款”右任“，是于右任先生写的。父亲怕雨季发霉，字画都装了镜框。
进屋那天，忙到天黑。吃晚饭时，父亲叫我们看外面，说这就是唐诗上说的，先生L筑临清济，于今乔木似画图，现在天下大乱，人心惶惶，这样的好房子，哪里找去!?
母亲环顾我们三个，笑着说，你爸还知道有个天下大乱?这些年仗越打越近，涨价涨得象疯了一样，都说是要共产了，他可是来造房子!没想到他还知道，世界上有个天下大乱!
父亲说，越乱越得要有个房子住，你们说是不是?
我们无言，嘻嘻地笑。
抗战时期，我们家在大游山里避难时，买了五亩半地营生。后来父亲办学教书，土地租给了别人。四九年，解放军南下过境，留下一批人协助地方建政，进行了土地改革。把我家的成份，定为“小土地出租”。说父亲是“开明绅士”，让他做了“人民代表”，在县上的工商联领工资，参加那里的“政治学习”。二姐在城区小学教书，也成了“模范教师”。父亲很高兴，说，比国民党好多了。
一年后我离开家乡，到丹阳上学，天天想家。那年放寒假以前，收到二姐的信，说爸妈和她，都要我别回家过年。因为我们家的成份，已经被改为地主；并被勒令搬出新屋，回到后院那两间小屋住下了。政府在新屋中堂砌了一堵墙，分别租给了孙、谷两家人，由“高淳县房产管理所”酌收房租。我如果回去，就是地主子女，有可能就出不来了。
我建议去问问土改工作组，不是小土地出租吗，怎么变成了地主7二姐回信说，工作组早已解散，人都走了。现在是本地干部管事，凶得说不上话。总之你别回来就是了。
从那时起，我十几年没回家。家中发生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弄不清楚。父亲这个地主，五七年又成了右派。右派帽子怎么会戴到一个已经带着地主帽子的头上，也是一件弄不清楚的事情。我所能确切知道的一点只是，三间新屋人见人爱，是一切灾祸的原因。
五八年夏天，县上在东平殿广场建筑司令台。正值大跃进高潮，参加劳动的居民群众情绪昂扬，等不及窑里的砖头冷却，就逼着地、富、反、坏、右出窑。父亲在毒日头底下，背着灼热沉重的砖头赶路，没能支持得住，从跳板上跌下来死了。他是世纪同龄人，时年五十八岁。
背上的衣服焦黄，粘连着皮肤上破了的水泡，撕不下来。母亲和二姐收尸时当众大哭，被指控为“具有示威的性质”，现场批斗，成了“阶级斗争的活教材”。四
二姐因此被划为右派，开除教职。回家和母亲一起，打零工度日。
也好，当别的老师和广大市民一起，围湖造田大炼钢铁，日以继夜战天斗地，在接踵而来的大饥荒中饿得衰弱浮肿的时候，她和母亲两个因为没有资格参加群众运动，在屋前屋后种了许多瓜菜，养了一群鸡鸭。虽也只二十来斤定量，倒也没有挨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