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全集.net》第25/41页
从西部的太平洋海岸，驱车到了东部的大西洋海岸。辗转到了新泽西州的海洋郡杉谷湖，买了栋林中小屋，圓了几年在祖国圆不了的隐居梦(见《雨舍纪事》)。苟能如此，都是星云之赐。我们常饮水思源。三年后再次应上人之邀，到台湾佛光山雷音寺画了一堂长三十公尺，高五点五公尺的壁画。本想画成传世之作，但也像那一百幅禅画，仍只能以俗套故技了事。画上神、人三百多身，鸟兽楼观无数。我们快快地画完，只用了五十多天时间。《中国时报》艺文版用通栏标题，评为“栩栩如生，满壁生风，宏伟壮观，如临佛国”；说“完成的速度之快，显出两位画家雄厚的功力”。十分善意，十分夸奖。虽时评如过眼烟云，总算是为我们苦味的台湾之旅，圈上了一个甜美的句号。
其实，画得快，不单是因为我们厌烦俗套故技，还因为不喜欢雷音寺，想尽快离开那里。这个庙使我们想起官场。看到星云这位开创了佛光山和人间佛教的一代伟人，在年老多病生活不能自理以后，如何被门徒欺骗捉弄，陷入百年孤独，不禁感慨莫名(见《在零度》)。爱莫能助，我们临时决定，将此画呈献给星云上人。对于这位尊者和智者，我们在原先的敬爱和感激之上，又增加了一份深深的同情。
离开台湾之前，在台北的佛光缘美术馆看到一套四本《当代名家艺术精品义卖》画册，齐白石、张大干、于右任、徐悲鸿、罗青哲……的鼎鼎大名，和许多陌生人的混在一起。我们捐献的那批作品也在其中，都卖掉了。其中小雨的一幅黑色观音，被“蒋家”后人以二百二十万台币买去，是我们的画中卖价最好的一幅。但画册上小雨的名字前面，加上了我的名字。据说这是因为，知名度比技艺值钱。但是我名下的那个雕刻和那个半装置都没人要。枯木锈钉，后来被当作垃圾，丢弃了。
至此，这两只偶然归来的灵鸟，也飞了。如同地上的刀画，墙上的水字。如同它们那些在劫火中飞散的同伴。感谢好朋友罗青，他在九一年访问大陆时，曾经光顾寒舍，为这两件作品拍了反转片，并在三民书局出版他所主编的我的文集时，印在了卷首。这是那两件作品留下的唯一痕迹。雪泥鸿爪，益增川上之思。七
据说要想打开局面，就得进入主流。我办不到。从西到东一路过来，看了许多画廊、美术馆、博物馆、设计学院之后，感到我这个出自另类生态的野鸟，要学会在这个自由竞争所形成的复杂湍流中游泳很难。不光是技术问题，还有个语义场和文化基因的问题。加上笨。这些抽象、装置、行为、现成物、声光组合、概念设计等等存在的价值、意义和理由，都植根于一个话语系统。离开了这个系统，杜尚的马桶只是马桶，劳森柏的纸箱只是纸箱，此外什幺也不是。反过来也一样，纽约的博物馆里开过中国水墨画百年回顾展，也开过八大山人原作展。听与会的外国专家用流畅的中文谈中国书画和八大山人，除了背景知识以外，于字画本身，可以说完全外行。这不奇怪，也无关对错。杜尚的后裔和八大的后裔，是两个不同的物种。
而我，属于我们这个物种中最笨的一类。说杜尚打破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取消了视觉的审美要求，是美术史上伟大的革命等等，挺有理。但我还是做不到喜欢，比方说那个马桶。喜不喜欢，无需理由。波普早期有人收集包装著名艺术家的粪便，受到达利的称赞。近期有人收集世界各国不同人种妇女用过的月经带作为艺术品，被认为很有创煮。我就感觉不到，所有这些妙处。至于把一座大楼包起来、或在两山之间拉一块布，“造成视觉震撼”之类，在我看来，也和某厨师为打破吉尼斯纪录而做的特大蛋糕类似。鱼有鱼的乐趣，未必野鸟可知。但如果野鸟铩羽，要来学鱼，那就惨了。
何况技术方法可学，动力能源不可学。学到了，又如何?这里是市场，作品是商品，所谓成功就是卖得出去，卖得越贵越成功。收藏是投资，贵贱取决于行情。行情靠炒，得要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才行。许多具有波西米亚气质、并且早已扎根美国本土的欧洲画家出手不凡，现在连二十年前的苏荷厂房(已变成了富裕雅皮士精品店式的社区)都住不起了，只能在东村窄巷的小酒吧里终其一生，就因少了这画外功夫，何况我们。少数能超越画廊，经由美术馆、博物馆，进入美术史的人们是幸运的。但是即使他们，一阵辉煌之后，就被新潮淹盖，前卫冷淡，在稠人广众中寂寞。彼犹如此，我何以堪?
像两只迟飞的笨鸟，“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来到这海边林中，就像是再一次逃亡。生计成了问题，但体验到一种解放。写了些文章，画了些画，小雨还翻译了一些童话。换不来钱(稿费极低，有等于无)，只为喜欢。这是过分奢侈，玩一场玩不起的游戏。中国古人隐居，都是回到故乡。“百亩耕桑五亩宅，先生归去未必非”。即使贫穷如陶潜，也有个将芜的田园可守。他因脚踏实地，所以能此心悠然。我们存款无多，蛰居异乡，天天要吃饭，月月要付账单，钱越来越少，想悠然也难。朋友们都劝我们搬到纽约去住，说那里机会多些。这是真的。但在这海风松涛里面，我们有一种与外间世界同一的感觉，害怕那异己的楼群，拖了又拖没去。
想把在香港画不出来的中国古代神话系列再画出来。只因材料太贵，没敢动手。一位杰出的人权活动家，在西单墙时期被捕，坐过十年大牢的朋友和他的夫人来访，想找个有办法的人给我们帮点儿忙。不久他们带来一位深得美国政要大亨欢心的“学生领袖”。不久后者又带来一位银行家罗伦斯先生，商定三年内罗伦斯每年给我们三万元，我们给他画三十幅画，内容形式不限。三年后他们为我们办一个大型展览，出一本大型画册，打开局面。他们一走，我们就到纽约采购材料，将近五千元，咬着牙都付了。把沙发桌椅都塞进书房和卧室，腾出客厅做画室。动起手来，满屋子松节油的气味，好象生活变了样。
不久以后，“学生领袖”打来一个电话，说他不能光让别人帮助我们，他自己也要帮。我说这个忙实际上是你帮的，我们已很感谢，不用再帮了。他坚持要帮，让我们给他本人也画一批画，每幅用了多少时间，多少材料，都记下，他付钱。我说我可以送你一幅作为感谢。他坚持要画一批，要付钱。说不付钱不公平，影响也不好。我说艺术价值不是可以用计时工资计算的，同材料贵贱也没关系，你要公平……他打断说，什幺艺术价值，梵高的画，他生前不过是废纸一张……我没听完，挂上了电话。接着电话铃响，还是他，说，告诉你一下，罗伦斯不干了。
人权活动家来电话，说“学生领袖”让他劝劝我，要我遵守协议，不要说好了的事又不干了。罗伦斯带着他的侄女儿来我们家玩，看到满屋子画，很惊讶，说你不是说不干了吗?知道了事实，他一再道歉，说他只是出钱，别的都没过问。我问可不可以不经过“学生领袖”，我们直接合作。他说不可以，人家是天安门的大英雄，他出面办画展，许多大亨政要好莱坞巨星都乐于捧场，会来花大钱买画，画价一下子就上去了。我不过是个商人，起不了那个作用。
他回纽约以后，寄来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赔偿损失”。小雨要退回去，说不是他的责任。我赖着脸皮收下了。后来他又寄来一张五千美元的支票，是“新年礼物”，我们没去兑现，支票留作纪念。八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已故大诗人(我喜欢他早期的诗)的女儿打来的。她从日本来到美国，已经很多年了。听说我们手头有一批字画，想帮找个出路。要我们寄点儿反转片、画历给她。说办画展，一开始就要在最高档次的画廊办。要是在低级画廊里办过一次，以后所有高级画廊都不会理睬你了。她说纽约的日本画廊，和相邻的韩默画廊，都属于最高档次的画廊。日本画廊有九十七年的历史，上万名会员，全是大亨，名气特牛，挑选展品也特严。她和日本画廊有联系，可以帮我们打进去。以后的路，就好走了。
我们没有反转片，她说那就照片也行。没有画历，她说那就简历也行。一个在敦煌工作十年，一个在首都博物馆工作十年，都是资格，不说是浪费本钱。寄去照片简历不久，她告知审查已经通过。日本画廊将在十月份举办一次《高尔泰浦小雨双人联展》。说这是日本画廊近百年来第二次为中国人举办画展，非常难得。让我们准备字画三十多幅，九月下旬带到纽约。已经是九月中旬了，我说时间太紧了，下次吧。她说已经签了约，不能改期了。十月金秋是办展览的黄金时段，画家们都争着要，我好不容易才抢到手，你们怎幺能放弃?
日本画廊位在曼哈顿中城五十七街一座咖啡色玻璃摩天大楼的底层。展厅收租金和管理费，字画的装裱买卖由画家自己负责。装裱合格才收。需自费印刷两干份贺卡那样的双页彩色请柬，印上作品一幅，画展年月日，署名日本画廊。自己一一装进信封，封好，贴上邮票，交给他们。他们有个名单，可以帮寄一下，但要另收服务费。需自费办一个酒会，要有各种名酒(品牌很具体)，要雇一个调酒师(时薪八十元)……每一项都是大钱，我们花不起。诗人之女说，废约赔偿的钱更大。我问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们，她说办画展就是投资，这是常识，凡画家都知道的，你们怎么会不知道?
还需自费雇请一个接待员和讲解员，男的须西服领带，女的还要化妆。为了省钱，我们自己充当(未着装也没化妆，算是画廊让步)。在布鲁克林那种二战前造的三层连栋屋里租了一间房住，早出晚归，像上班族一样。上下班坐地铁，来回三个多小时耗在路上。
住处的一边，街上有积水，墙上满是涂鸦。有些鸦也涂得真好，如惊蛇走虺，如奔浪朋雷。那些无名天才，不知今安在哉?再过去是海。沿海是废弃的工厂，空寂荒凉，一派灰色的優郁。住处的另一边，越走越繁华。过去是八大道，热闹脏乱的程度，不亚于法拉盛。在那里乘地铁，到五大道五十七街出来，像穿过时光隧道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无数深色玻璃的摩天楼互相映照着蓝天白云，而真正的蓝天白云只在高空冥冥一线。楼底深谷里草坪碧绿树木欣荣，街道整洁秩序井然，名牌商店的橱窗，比的是格调品位。
如果从地面上过来，你会觉得这个城市，好象千百个不同社区的结集。它们各持固有的习性和交往方式，而从不互相影响。你会发现许多纽约人可以很自得地，在一个比与世隔绝的偏僻村镇还要狭窄闭塞的区域中度过一生。我不知道，为什么政治、经济的一体化，网络信息的普及，地理上无藩篙的连接，以及它们各自的文化息壤的水土流失，都未能改变这种状况?我想象当年“杜尚们”宣布格林威治村从美国独立出去时的景象，就象看见了一样。我怕未来的地球村，很可能也是那样。有时不免觉得，办展览是一种荒唐。各国观众进出展厅，不知道谁有什么感想。
十月下旬的一天，进来一位中国老人，注意什么忽略什幺，一看就是内行。旁边有人碰碰我，低声说，这个人就是周方，前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赫赫有名。他看得很细，完了过来握手，说都是好东西，问怎么进来的。我们说了诗人之女帮助联系的经过。他摇头，问合约怎么签的。我说不知道，是诗人之女代签的。他又摇头，说他看《画廊指南》，今年十月份日本画廊展出的是李庚，怎么会是你们?我说不知道，什么是《画廊指南》?他说回头我寄一本给你，你得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没有本人签字，哪里宋的合约T没有宣传造势，画怎么卖得出去?画卖不出去，花的钱怎么回来?
我拿着《画廊指南》，坚持要看合约，终于没能看到。诗人之女代理的是李庚，人在日本，不知何故没来。我们被临时抓住，当了替身。我据理力争，把开销降到一万二干美元，不能再低了。这期间，很意外地，先后卖掉了两幅字画。一幅小雨画的菩萨，四千美元。一幅我写的心经，五千美元。弥补丁大部分损失。打电话告知周方，不知道怎么感谢。他说，在纽约地面上行走，你得要学会保护自己才行。
来时三十几幅一卷的字画，装上镜框以后，变成了一大堆笨重的货物一一我们的愚蠢的象征。画展闭幕时，没法子再随身带走。友人詹益文开了一辆箱型车，来帮我们拉。在车流里停停开开几个小时，才到了哈德逊河边。一上了华盛顿桥，望见新泽西辽阔的天野，我和小雨，都长长舒了一口气。不用问也知道对方的感动：像囚犯获得释放，像游子回到家乡，像小船从惊涛骇浪里出来，断桅破帆，驶进了平静的港湾。
枫树佳时已过，叶尖略显憔悴。橡树还在燃烧，展示着不同的华美与苍凉。朱红、褐红、金紫、赭黄……色泽都高雅而又热烈。到家已是黄昏，野花一片银蓝。高空迟归的鹰隼，翅膀上明灭着夕阳。
静下来，相对无言。多少事，欲说还休。不能不承认，正如父亲所说，我们是“野狗子耕地，不是正路牲口”。
为了生存，先是小雨考取了美国邮局，到那里挣一份工资，当正路牲口，来养活我这个野狗去了。后来我接受国际作家议会的资助，到了拉斯维加斯大学，也变成了个正路牲口。我想这就是所谓，“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吧?
但是老尽少年心，并不就是漂泊的回归。相反，以权宜为正路，漂泊感更深了。
离开新泽西前不久，纽沃克博物馆来挑了一批字画，到他们那里展出。开幕式上，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说我这些，都是纯中国的东西。
有记者问，为什么到美国十年了，还纯中国?我说不为什么，只是喜欢。
答得不好，博物馆的专家卡尔曼女士插话，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人类的，越是古典的就越是现代的。
这话该由我说。我笨得没有想到。
我们的许多故事，也都是笨出来的。
注：此文见《今天》二。0四年年第一期，花城版未收。《读书》二。。四年第八、九期亦连载，有删节。
告别兰州
,st,z年．我在兰州大学。中央搞“清除精神污染”，清除对象包括刑事犯罪封建迷信黄色录像带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从把这些风马牛搅在一起相提并论的战术，我知道争辩已毫无意义。
不管有无煮义．我是摊上了。几年来发表过一些谈异化与人的文章，成了整肃的重点。被停止上课，停止带研究生，停止发表文章．停止出书，勒令检查。已出的一本《论美》，禁售之后，还被毁版。
但是运动没搞完，忽又收场。听说是党内斗争出现新形势，详情不得而知。但见两个月里，周围的人们先是笑脸隐去，呲出獠牙，忽又獠牙隐去，绽开笑脸。隐显之间，小小文革一闪，告诉我们所谓文革反思全民忏悔云云，全是扯淡。谁只要权力够大，再搞一次文革，不难。
胡乔木打电话给甘肃省委书记刘冰，叫别把我怎么样。校党委说这是“中央首长的关怀”，刘书记和聂部长要“亲自”向我传达，叫我到宁卧庄宾馆去听。省委宣传部长聂大江不久前是兰大校长(不久后是中央广播电视部副部长)，家在兰大，同我隔壁，楼道里遇见了不说，却要我跑那么远去听，太没劲了。我要是真去，就更没劲了。
那天到图书馆地下室，去看画家卢象柏画画。正画着，哲学系总支书记、有名的老好人蔡寅突然沖进来，说你怎么没去呀，，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吓一跳．问哪里去。他说宁卧庄呀，首长在那里等着，校党委在到处找你，你怎么躲在这里，，我说我没说要去，干吗等我?他嘴一张，却没说话。我又说，习惯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是吧h他脚一顿，掉头走了。在场的人都说我不该不去，话也说得很糟……我也后悔，出去找到老蔡。我说老蔡，刚纔我说的话，你就别给他们说了，你就说我忘了。他说，我已经说了。我问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说了没有，他说说了。我说你这不是坑我吗，他说那里那么多人，我不说别人会说，你不是把我坑了吗?
也有理。
十几天后，他老兄拿来个文件．是刘冰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有一处提到这事，说，高尔泰同志，我等了他半天，他没来。那就再等一等，我们要善于等待。看到这几句，我知道没事了。但是没事了，不等于同志了。兰大党委和哲学系先后从北大和人大请来几个声名狼籍的清污人物，黄楠森陈志尚之流，在法定的“政治学习”时间，给全校师生作大报告，批判异化和人道主义，叫做消毒。同时要我复课，却又不肯先为停课道歉。说当时是当时的形势，停课是对的。现在是现在的形势，复课也是对的。
我拒绝复课，要求调离。他们不许。说不管到哪里，都是党领导。而且党委不批准，哪里都去不成。
我知道不管到哪里，都是党领导。但我还是想走。兰州工业污染严重，烟尘一怅望，素衣化为缁，是一个美学上荒凉得可以足不出产的城市。白天看不到蔚蓝的天，晚上看不到清亮的星，窗外是高楼，没有地平线，没有一株雨打风吹可以听着入睡的树。我早已堵得慌，但是走不掉。虽然“新时期”宽松多了，要走也得有个理由。个人的理由不是理由。现在非个人的理由来了，就紧紧抓住不放。我强调我开的是美学课，带的也是美学研究生，无关政治，无关形势，停课无理，必须道歉。否则无法正常工作，不能复课。
他们不道歉，我不复课，就在家里呆着。但有学生成群结队来访，问这问那，比上课还忙。大家都说消毒报告越听越糊涂，不知道异化是个什么东西。要我给做一次讲演，谈谈这个问题。我答应了。哲学系劝阻，校党委禁止。学生贴出海报，校党委派人撕毁。撕了贴，贴了又撕，再贴再撕，形成较劲。我反而成了局外人。消息传得很快，似乎满城风雨。后来还发生了因刘宾雁在《文汇月刊》上批评兰大党委引起后者抗议的事。不过那是后话，也是题外话了。
海报的事，引来更多听众。除了本校的，还有其它院校的。有的是从离城数十里的西北师大搭几个小时的汽车赶来的，时间是晚上，怎么回去是个问题。更意外的是，有些人来自文联、报社、科学院、医学院甚至一些行政机关。临时换了三次地方，还是挤不下，过道里和窗台上都塞满了人。迟来的聚集在室外，沸沸扬扬。几个学生帮开路，好不容易才挤上讲台。心里掠过一丝，对自己角色的困惑(怎么会这样?这是干吗呀?)。
我先界定概念，我说异化问题，是一个“人”的问题。要知道什么是异化，先要知道什么是人。人是目的，人是主体，变成工具和手段，就是非人了。如果说这种非人化、或者说物化，是经由人自己的主观努力实现的，那就是异化。由于努力的途径不同，异化又可以分类为，例如技术异化、语言异化、社会异化……等等。工农业污染、核扩散等等是技术异化。明代的李贽所说的“言假言文假文满座皆假”，是语言异化。他后来死在监狱里，假人把真人当疯子关进监狱到死，就是社会异化。
下面有人递条子，要我举个现代的例子。我说把自己不当人这件事，我们已经习惯了。光想着做齿轮，做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就是没想着做个人。比如大家知道的金训华，他因为在激流里抢救一根木头而牺牲，因此被封为英雄。戴着英雄的光环，活得连一根木头都不值，这就把自己变成了物，变成了非人。是木头为人而存在，不是人为木头而存在。同样的，政治制度话语系统等等这些人的创造物，也都是为人而存在的。如果反过来，人和物颠倒，目的和手段颠倒，主体和客体颠倒，就是异化。为了克服异化，就得把被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回到真实。把人当人，首先是把自己当人。
下面有人递条子，说别人不拿你当人，你自己当，算数么?我说金训华下水的时候，许多人没下，活下来了，算数么T被人当牛马使用，不等于你就变成了牛马。但如果你安心接受，甚至主动争取，你就是忘了自己是人。结果是经由自己的努力，加强了那个蔑视和驾驭自己的力量。
说着我突然发现，我走得太远了。夜越来越深，人却越来越多。提问的条子也越来越多。问题尖锐，无形中已经不是我带动听众，而是听众推着我走。产生了一种抗拒心理，和自我保护的意识。有人问如何评毛，我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判断。有人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个好，我说正义原则包含着许多互相矛盾的环节，自由和平等无法并存，效率和公平很雄兼顾，如何平衡操作，是个问题。有人间解放派和凡是派的斗争的情况，我说我一介平民，与官场春秋无涉，不知内幕。我说从来宫廷内斗中处于弱势的一方，都会要谋求人民群众的支持，解放派永远会有，不用担心。说到这里，不禁又漏出一句：但是全国人民的命运，竟然要由宫墙后面几个人内部斗争的谁胜谁负来决定，终究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
有些问题很个人，问我的经历计划治学方法之类。我说没有治学方法，我是一头野生动物，多少年没有书籍没有朋友没有信息，谈不上治学。脑子里有什么，都是从一个被压在车轮子底下的活东西的生命中生长出来的。往往车轮子才是它生长的契机。说着我举起一摞还没看的字条，向大家道歉。时间已经太晚，不能再回答了。趁这个机会，向大家告别，我说我要走了，离开兰州，相信后会有期。掌声中又有人递上条子，让说句临别赠言。我说希望大家都能以真我面对世界，给自己营造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相信这些小小空间，最终会连成一片。
在这种场合告别，是表示走的决心。那时候的中国．和粮食关系挂钩的户籍制度，还没有松动的迹象。但各地发展不平衡，各路诸侯有派别，已不再铁板一块。我想祇要有地方坚决要，即使这边不放，也不是绝对就走不掉。这是新形势，我想试试。正好有几个学校邀我讲学，打算挨个儿走一圈，找个自然环境较好，较可以安心工作的去处。讲演后不久，就上了路，没再回来。从此大西北风沙弥漫的厚土，成了我忆梦中的一朵停云。如此沉重，又如此美丽。
旧相识说起兰州，不约而同地，都把我那次讲演，称之为“告别讲演”。“告别”二字，在我听来，具有双重意义。因为从那以后，我再没作过讲演。那以后短短几年，随着商业浪潮的兴起和人文精神的式微(美学热降温是其最初的表征)，全社会的精神生态有了很大的改变，大学生们的关注热点也已经转移。我想我已经引不起什么共鸣，应该有自知之明，谢绝了所有讲演的邀请。
就象一只孤狼，又回到了它的荒野。此文见<今天》二。。四年年第一期．花城版未收。
留在沙路上的足迹
离开大西北，已经整整三年了。那扑面的飞沙，那连绵不断的雪山，那茫茫草原，那苍凉肃远的沙漠和雄浑阔大的戈壁，那永远覆盖着一层轻尘的忧郁的乡村，那一往无垠的被朔风吹拂着的银色的凤尾草……至今犹在我的梦魂中缭绕。
但是最使我怀念的，还是留在那里的朋友们。那些长期患难与共，在惊惶恐怖的日子里可以信赖的朋友们；那些在流放地偶然相逢，慷慨悲歌倾心相许而匆匆别后永远不曾再见的朋友们；那些在闪抖的篝火边弹着忧郁的吉他，相对无语而心灵始终相通的朋友们；那些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但不避嫌疑无数次款待，并冒险替我收藏和转移文稿的朋友们；那些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改善了我的处境，而又不把恩惠当作债务时时提醒我感激和报答的朋友们……。
《“经济学一一皙学手稿”论析》一书的作者韩学本，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我与他原先并不相识。1977年才见面。那时他是兰州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我在酒泉戈壁滩上劳动改造。他找到我，告诉我他和辛安亭先生(当时兰大校长)都希望我到兰大哲学系任教。我说这恐怕难以办到。他说不，现在形势改变了，完全有这个可能。只要你愿意，一切困难由我们来克服。你就不用管了。他告诉我形势如何在向好的方向转化，然后他走了。连水也没有喝一杯。在苍茫的暮色之中，留下历史
进步的最初信息，留下沙路上一连串深深的足迹。
半年以后，酒泉地区革命委员会通知我，“由于工作的需要”调我到“新的岗位”兰州大学哲学系报到。我一到兰州，韩学本和他的夫人何凤仙(她在师大中文系任教)就设家宴为我“接风”。我这个衣衫槛褛、蓬首垢面、二十多年来像抹布一般被人们踩踏和鄙视的贱民，在他们家被作为贵客隆重接待，连孩子们都用尊敬的眼光来看我。斯情斯景，今犹历历在目。
后来我才知道，在调我的过程中，老韩遇到大大小小无数困难，受到大大小小无数压力。有许多问题，是由辛安亭先生亲自奔走才得以解决的。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却招来许多批评，主要是批评他不该对一个“右派”这么“感兴趣”。在当时，这是十分严厉的斥责。这类指责往往带来不祥的后果。现在的青年已经很难想象，在当时，要顶住这一切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
由老韩调进的受迫害的专业人员不仅是我一个。像北大哲学系毕业，由于批评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在中国科学院被打成右派，劳改二十多年最后当了农民的杨子彬；以及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坚持民主要求，被逮捕监禁十多年释放后也当了农民的张书城等等，都是那时到兰大的。我们到了兰大，不是事情的结束而是事情的开始。接着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问题。像住房问题、平反问题、工资问题等等。如果老韩不闻不问，我们的生活、处境就会极其困难。如果老韩进行干预，他就会受到上、下、四周的更大压力。他事无巨细都要帮我们去跑，又容易激动，常常同有关部门吵得面红耳赤，反而增加了解决的难度。他为此对我们感到很抱歉，我们也为此对他感到很抱歉。
老韩的专业是马列主义原理。在大学里教了三十多年的马列主义，对所有的经典著作都十分熟悉了。但依然保持着思想的活力。他常说，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当时，这几乎是石破x’．院的“怪话”了。当时普遍的看法是，时代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来发展的。特别是在我们兰州大学哲学系，公认为所谓哲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它能告诉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老韩并不与人辩论，当大家这样说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木然的表情里有一种孤独者落落寡合的神色。
他把被教条主义者判定为马克思早期不成熟的、在黑格尔影响下带有唯心主义成份的笔记《一八四四年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看作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那时他对我说，忽视这部著作，造成了我国以及苏联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片巨大的空白。他说应该填补这一空白，这是我们这一代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我同意他的意见。但我认为，这种“忽视”绝不是偶然的。手稿中的中心概念是“异化”。而对于“异化”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许多当前极为敏感的现实问题。我说，如果你真要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恐怕你这个系主任也就当不成了。他回答说，他，作为一个
共产党员，有必要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他说他准备写一本书，来阐述和说明被误解了的马克思的真实思想。他说：“我豁出去了，绝不后退。”
我不知该说什么。劝人豁出去不好，劝人后退也不好。于是乎我就沉默。我希望将来，中国知识分子除了这两种选择之外，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后来我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他频频来信，讨论《手稿》的问题。显然，他是一头扎进去了。不久，他寄来一篇谈异化问题的文章，仍然谨守着正统的信念，但却在这个信念的支持下，闯入了一个重门深锁的理论禁区。我拿到《国内哲学动态》编辑部去，大家都为他的理论勇气所感动，立即以头版头条发表了。
此后很久，他都没有来信。我写信去，不知何故，也没有得到回信。逐渐地也就淡漠了。忽然兰州传来消息，韩学本被解除了兰大哲学系主任的职务。详情不得而知。我到兰州去看他，他家里到处是尘土，有一种四壁萧条的感觉。何风仙卧病在床。她告诉我老韩病得很重，住在医院里已经很久了。在医院又脏又乱的普通病房里，我看到苍白清瘦、略带浮肿的他。我进门时，他正倚枕望着窗外寸草不生的小院子出神。那孤独者寡合的神色里，有一种困顿倔强的意味。
他告诉我，他一定要写一本论述~1844年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的书。他给学生开了一门讲解这本书的选修课，在下台前也已经讲授了一段时间，很受欢迎。讲稿可以作为这本书的提纲。我劝他先沉住气，把病养好再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他说：“不，我豁出去了，绝不后退。”眼神中仍然闪烁着第一次说这话时的那份执着和坚毅。
后来我先是被赶出北京，后又被赶出兰州，到成都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听说他一直在抱病写书，深感不安。写了几封信去劝阻，也没有回信。看来他确实是豁出去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不把书写出来，是不会回头了。一直在为他担忧，忽然收到他寄来的一叠字迹工整的书稿，要我给写序。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论述《手稿》的专著。资料丰富，逻辑严谨，结构紧密，观点鲜明，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我真是欣喜欲狂!虽然我并不完全同煮他的观点，我觉得他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从而缺乏必要的荒谬意识。因此也就没有能现实地追溯我们民族灾难的真正根源，而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作了许多正本清源的论述。但是在正本清源的意义上，它的学术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它的确为填补我国哲学研究领域的这一巨大空白，提供了一个能够用统一的逻辑来概括许多不同资料的出发点。
仅仅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已经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好在代价没有白付，此书毕竟已经问世。它将会激发起新一代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更深入的思考。往事并非如梦，它们是指向未来的。而未来正是从那浸透着汗腥味和血腥味的厚土上艰难而又缓慢地移动着的求索者的足迹中诞生的。我感到深深遗憾、常常为之扼腕顿足的是，在那魂牵梦萦、尘沙弥漫的北国，在那辽阔、干枯而又赤裸的大野上，又有多少这样的足迹，不留痕迹地消失在荒凉的悲风中了。注：此文首见一九八九年《书林》第一期铁窗百日(节选)三别有洞天
柜台里边的门里，出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武警，把我领进柜台，搜身。鞋子也脱下来看了。拿去钱、饭票、皮带，鞋带，登了记，让我签了字，然后朝戴墨镜的点点头，后者也朝他点点头，同两个武警一起走了。没人有表情，没人说话，像演哑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