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全集.net》第34/41页


  我已无退路。再说了一遍。
  他眉毛一扬,说,好样的:有种。站了起来,从容不迫。
  我也站了起来,慌乱紧张。但没有忘记侧身而立,两腿前后分开。这是小时候爱打架(见《留级》)养成的习惯,动作已成本能。哪知年过半百,还来得那么自动。
  他用两手指托住我的下巴,使我头往上仰。说,只怕你硬不到底。我摆开头,一记上勾拳,打在他下巴上。他猝不及防,加之我积累己久的全部鸟气都出在这一下子上。很有力,他朝后仰去。为免跌倒,退了几步。退到大铺边沿,一脚踩空,跌坐在水泥地上。打翻一摞搪瓷饭盆,叮铛铛一阵乱响。
  在那声音招来警察之前,他老虎似地一跃就上了大铺,我趁他没站稳又把他摔倒。再起再摔,如是者二,门链子就响了。大家迅速坐定,进来两个警察。一阵左顾右盼之后,问,什么事?
  没人说话。
  警察盯着我看,我是唯一站着的人,正在喘气,衣服也破了。
  小头闭著眼睛,跌坐不动,如同老僧入定。
  什么事?警察又问,这次是专门问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方脸号长指着我,说,他冲洗茅坑,滑倒了。把这些个碰下来了。警察看了一下一地饭盆,怀疑地又盯着我看了一阵。似乎要问什么,但又终于没问。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你们放老实些!砰的一声带上门,锁上,走了。
  我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坐下。忽然想到,有一次在大街上,看见运送到饭店去的鸡笼子里,两只公鸡斗得羽飞尘扬。九、 因为烦闷无聊
  很意外,没人报仇。相反,他们保护了我。他们说,如果告我打人,够我戴三天的背铐。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方脸碰了我一下,说:这边来吃。我说这边一样的,没去。
  接着,小头抛过来一头生大蒜,我接住了。这是提拔我,进入食蒜阶级。
  大个儿借给我一条床单。这条床单因为一层又一层的补丁而极为厚重,比夹被还管用。矮疤脸把一件破衬衣撕成条条,为我搓成一根带,用以代替那根被没收了的皮带。小头给了我--N全新的牙刷牙膏毛巾。这样,我有了坐牢的全套装备。
  特别感谢一个叫李继富的,他花了一天时间,帮我把撕破的衣服全补好了。是个健壮汉子,粗手大脚,但针线极细密。他说这是坐牢练出来的,好比做气功就是了。
  大个儿叫赵金保,他的气功是用圆珠笔在一本练习簿上写写画画。画的是龙凤老虎、猪八戒林黛玉一类。写的是诗。如“一进牢房/眼泪汪汪/妹妹你想我我知道/我想妹妹心发慌”;如“前有铁门/后有铁窗/铁门外面几道岗/坐在大铺上/心把外面想/外面缺吃少穿我不怕/东游西荡没人挡”……有诸内而形诸外,不做弄什么朦胧,也难得。
  我问李宝祥,为什么身上有刺青,他说因为好玩,弄堂里几个社会青年互相刺的。“天宝桥”是弄堂所在的地名。原来土法刺青,非常容易,有针和蓝墨水就行。由于这次谈话,好几个人想刺。我极力劝阻,说将来出去了,人们看不惯。(我错了,其实未必)。他们不听,弄得身上伤痕累累。结果好几个人,都变成了九纹龙史进。
  烦闷无聊,也是一种力量,能推动人们做一些非常的事情。高尔基有个短篇,写西北利亚一个过往车辆极少的小站,员工闲得发慌,造出各种谣言,拿一个厨娘消遣, 以致她上吊自杀了。篇名就叫《因为烦闷无聊》。我想这些人折磨消遣新犯人的习惯,也和这折磨消遣自己一样,是因为烦闷无聊的缘故。十、 不相信眼泪
  那天进来一个新犯人,五十多岁了,脸部的结构有点儿什么不对头,像是弱智。他们上去要打。我以大家的自己人的身份出来劝阻,左遮右档,说算了算了。有个人在后面拉我,叫别管。
  是那个睡相很苦的长脸。他叫张业平,是个重婚犯。常爱自豪地说,刑庭庭长是他的姑母,只判了他半年,另外两个和他情况完全相同的人,都判了一年半。他的情妇现在和她的丈夫住在一起,常挨打挨骂。判刑后他买通警察同她联系上并见了一面。他问她,弄到这个地步,你不恨我吗?她回答说,这话,该由我来问你。这个回答,他刻骨铭心。每次一说到这里,声音就要高一度,眼眶子就有点/LE。
  他常说起这个,并不是与谁肝胆相照,只不过是宣泄自己的感动与悲哀。对于这种“猫腻”,另一个犯人刘飞(就是我进来的那天叫我写飞字的那个)毫不同情。说,再漂亮的女人,玩过以后再玩,就没意思了。不就是个荷尔蒙,起什么腻!他是个体户,九江三马路服装店的老板。在南京一家旅馆,同一个服务员玩了一下,人家要二百,他只给一百,就告他强奸。警察跟人家一头,他就进来了。他说早知道是这样,她要一千我也给。
  那个像是弱智的新犯人,由于我拉架,没太挨打。天天坐着不说话。别人除了教他干活,也不同他说话。那坐姿和脸容我没法形容,总之看他看久了,会觉得那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团愁苦。我坐到他旁边,想同他说说话。他不理我,微微斜过眼睛,冷冷地瞟了我一下。从那轻蔑的份量,我发现他并非弱智。
  一天,他哭起来了,很久都没人理他。后来正在观棋的李宝祥回头吼了一声,别哭!继续观棋。观丁一忽儿,没回头,又自言自语地说,要哭就别干,要干就别哭。李宝祥是号子里最有同情心的。这就是同情。
  不相信眼泪,是这个小国的同情,也是这个小国的强悍。十一、 没有告别
  后来我才知道,我之所以到这里,具有小件寄存的性质。据说我来以前,有个被通缉的学生在隔壁关了一阵,后来被押送到别处去了。我也有个不知道哪里来的通缉令,十几天后,也被押送到了别处 成都。那里的牢狱,和这里又有不同一一那是后话。
  这个号子里关的,都是刑期较短或将满的刑事犯。以前都曾在下面的拘留所看守所关过几个月或几年,都说可怕极了。包括刑庭庭长是他姑妈的张业平,也曾在江宁县的一个拘留所里呆了半年多(没在刑期中扣除,否则他该出去了),饿得半死。他说茅坑没水冲,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成堆。冬天冷风倒灌、小便吹到脸上。他们说最难过的是刑警这一关,打得凶。有种子母铐,只把两个大拇指铐在一起。背铐和老虎椅是把双手铐在背后……。刘飞是背铐着光腿跪在碎砖头上一夜,承认了强奸的。他们说过了刑警这一关,就算是过关了。来到这里,都觉得好过多了。他们说还有更厉害的刑,都只是听说,不曾身受。
  当了那么多年的“阶级敌人”,我还没见过那些东西。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独立王国和它的民族主义。知识、体验都是新的。环境陌生,又没人指点迷津,易犯错误。打了小头,没想到反而没事。没想到在那以后不识抬举,坚持在第三个摊摊吃饭,是乱了规矩,犯下了第一个错误。劝阻调教新人,更加形同反党,是第二个错误。我不自觉,紧接着又犯了第三个错误。
  那天,一团愁苦给大家洗衣服,很努力,先后顺序也完全正确,第一小头第二方脸,第三矮疤脸……无师自通。李宝祥建议我把衣服脱下来,一起也洗一洗,“洗干净了穿着舒服”。我脱下来,说,我自己洗吧,一件单衣服,不费事。凑过去,自己洗起来。
  “你知道这是谁的洗衣粉吗?”有人在背后问我。
  “这是老头儿(指一团愁苦)的洗衣粉。”另一个声音说。
  “你要用人家的东西,起码得打个招呼,对吧。”又有人说。
  我回过头去,方脸盯着我的眼睛,义正辞严地问道:“你打招呼了吗?”我没打,没了言语。就像在斗争会上。
  “呔,你这个肉头”,矮疤脸向老头/Lr]~L道,“你同意他用你的肥皂粉吗?”“不,不同意。”老头儿一个立正,很精神地回答,没了一团愁苦。
  我势单力薄,又理穷词拙,不知道怎么解套。
  小头向我笑笑,拍了拍铺板,让我回去坐下。又向老头儿仰了仰下巴,老头儿乖巧地拿起我丢下的衣服,努力地洗了起来。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从容,徐缓,协调、和谐。大家对我,照样的好。
  十几天以后,我就走了。同来一样,走得也非常突然。两公安打开监门,向我勾了勾指头。给我戴手铐时,门就砰地关上。连个给大家挥一挥手,说一声再见的机会都没。十二、 走向混沌
  穿过空院长廊,我们进入一条过道,两边门上挂着“预审室一…‘预审室二”……的牌子。他们让我进入其中的一个,没跟进来,带上了门。房间不大,有一个讲台样的长桌子,很高。后面三张高椅子。下面对着讲台,有一木凳,极结实,四条腿插进水泥地里。那上面放着我们家的一个墨绿色帆布背包,装得满满。旁边站着两个警察。一个五十多岁,朴实和善,鼻唇之间的距离较长,略似猩猩。一个四十左右,身壮硕,脸木然。我进门后,年轻的那个拿起木凳上的背包。
  高先生,请坐。年长的那个说,很和气。我姓罗,叫罗兴雁。奉上面的命令,来带你到成都去。我问什么事情,他说去了慢慢再说。我问我的家属在哪里,他说浦老师当天就回家了,请你放心。这是她带给你的东西,我们先替你拿着。我说我要见她。他说这是不允许的,我作不了主。而且马上要上飞机,时间也来不及了。
  声调和表情,都极诚恳。但是我不相信。这次无故被捕,和被捕的野蛮过程,使我断定这个政权,已经堕落到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程度。把有关契卡、克格勃、盖世太保之类国家暴力的和黑手党之类非国家暴力集团的零星知识,都用来预测前程。把暴力机器上的每一个零件一一人,都看作了机器本身。
  但是有一件事,我不得不向他们求助。犯人刘庆(方脸号长)即将刑满,说他出去了可以帮助我,同家属取得联系。说他父亲是典狱长,联系上了,还可以帮助我们见面。我那时还不知道会被押走,高兴得糊涂了,告诉了他 家的地址。此人是三进宮的刑事犯,也向别的同监打听家属姓名地址,说辞因人而异。我后悔莫及,但又无法可想。
  我问罗兴雁,这事要紧么?
  他显然一惊,脸上现出严重的神色,说,你们这些知识份子真是太书生气了!太不了解社会上的情况了!家里的地址,是不能够在监狱里说的呀!
  这几句不像是警察说的话,和他说这话时的恳切忧虑不像警察的表情,我印象至深。
  他问,那个刘庆,现在还没有出去吧,我说还没有。他看了看表,对年轻的警察说,你们上车,说着转身走了。
  一辆吉普在大院里等着。车上有两个武警,开车的是个大块头,红光满面。另一个精瘦蜡黄,一脸的精刁和冷漠,不停吸烟。我们在后座,等了大约半小时,罗才来。在疾驰的车上,他说他见了典狱长了,刘庆不是典狱长的儿子,但即将刑满是真的。他给南京大学保卫处打了电话,保卫处说他们马上去找浦老师。他说,“他们会的,你放心吧。”又说,“这次没事了,但是以后,你可得吸取教训呀!…‘可得”二宇,说得特重。
  大块头一手放在方向盘上,一手搭着靠背,侧身回头,告诉我他喜欢艺术。说南京有个硬笔书法展览,正在开,问我看过没有。说现在是硬笔书法热,毛笔过时了,书法不能过时,就得有硬笔书法。问我对硬笔书法有什么看法……我无心讨论,敷衍应对。心里话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知趣?人家哪有心思来同你说这些?他仍很热烈。直到机场我们下了车,还摇下车窗喊了一声:高先生再见。乐呵呵的,声如洪钟。
  下车前,我被卸下了手铐。在飞机上扮演旅客,坐在两个警察中间。周围有人看报,有人打盹儿。几个花里胡哨的男女,不停地嘻嘻哈哈。大块头警察的面影,也融入了他们中间。人间的悲欢是如此的互不相通,我感到了一种存在的虚无。十三、 我叫。九三四。
  到成都是夜里,下飞机,戴手铐,上警车,疾驰。
  在市区某处,进入两道铁门一个房间以后。两个警察把我和他们带来的我的背包,以及南京监狱没收的我的皮带餐券等物交给了另外几个警察。登了记,拿了收据,走了。
  再次搜身。包括那个一直由警察拿着,我没碰过的墨绿色背包,也搜了。都是衣服日用品。牙膏取出来,看了纸盒子里面。衣服一一抖开,掏了口袋。一部分装回背包,放进柜子,一部分用一件衣服包起,放在桌上。
  一个白头发、穿便服的矮小老头儿,一直坐在旁边。完了他叫我坐下,说:这里是四川省看守所,来了要老实些。监房里的墙上,贴得有监规,好好看看,不许违反。不许说出自己的名字,你的代号是九三四,以后你就叫九三四。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他那阴冷的目光,它使我想起电影里的某个纳粹军官。他又说,到我们这里,可以照规定,按身份,给你一些照顾。可以给你一个暖瓶,一条被子。生了病,可以给你做病号饭。指了指桌上那堆衣服,这个,你可以拿去用。别的先放这里,要用再说。稍停,他又说,别以为是个教授,就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里都是大学生。说着指了指登记和搜查我的那个警察,说,他就是大学生。那个警察得意地笑了一下,说:领导说的,都听清楚了吗?
  此人三、四十岁,瘦长佝偻,尖嘴爆眼,长颈,很像一条黄鼠狼。
  老头走后,他给我卸下手铐,让我把一张用毛笔写着高尔泰三个大字的白纸拉在胸前,靠墙而站,先立正,后转侧,给我照了几张犯人的档案相。复又戴上手铐,领着我穿过机关大院,进入一道灯光雪亮,有武警岗亭的铁门。这是来到这里我经过的第三道铁门,是看守所机关大院和监狱大院之间的门。不像南京的预审室是在监狱大院之中,这里的预审室在机关大院。后来每提审一次,我都要被他带着,进出这道门一次。
  里面也灯火通明。一排一排连栋的平房之间,有长长的花圃,开着许多花。平房隔出一个一个的监牢,都是两进。第一道门进入一个天井,天井里空无一物,上面有格子盖住。透过格子,可以看见被大城市里的万家灯火映照成暗紫色的夜空。格子上方,紧靠监房,有一条空中走廊。监房比天井高出很多。但靠走廊这一面的墙,只与天井同高,由一人多高的铁栏撑住。屋檐伸出,盖住了空中走廊。武装警察在空中走廊上面巡逻、不用穿雨衣,里外一览无遗。
  进入天井以后,黄鼠狼打开第二道门,给我卸下手铐、让我进入监房,然后就锁上了门。接着就听到他锁天井的门的声音。除了那句“领导说的、都听清楚了吗”以外,这全过程中,此人没有说过第二句话。
  监房里孤悬着一盏电灯,约6。瓦,蛛网尘封。墙上除了监规一张、麦克风一个,别无他物,也都蛛网尘封,四张床铺中,有一张空着,草席上有棉被一条,暖瓶一个,搪瓷饭具、牙刷牙膏各一套,那是九三四的。
  三个同监都睡下了。我注意到,他们都没剃光头,不知道是没睡着,还是又醒了、都瞪着眼睛看我,没有敌意,也没有热情,如同旅馆里的房客。十四、 一堂晨课
  三个新同伴,都是干部子弟。某公安局长的儿子;某供销总社党委书记的儿子;乐山市某首长的儿子。后者叫刘钧,交通大学汽车机械系学生,自称学运领袖,是假的,他因“迷奸”而来。但他自称有“内线”可用,是真的。他和狱警王超(就是像黄鼠狼的那位),混成了哥们很铁。他们到这里,都有一两年了。同所有的文武公安,老号子、炊事班都混得很熟,没有不知道的事情。我还没来得及同他们“串通案情”,他们就已经称我高老师了。
  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一些这个监狱的情况。四川I省看守所,是个老监狱,对外叫文庙西街十六号。当年胡风,还有谁谁谁,都是关在这里的。那道从机关大院到监狱大院的铁门,除了狱方的管教干警,任何人,包括上级派来的办案人员,都不得出入。武警总队派来巡逻的武警,只能在空中走廊巡逻,不允许进入监狱.你如果在下面骂他,他除了向领导报告,没法子拿你怎样。就像是动物园里的游客,没法子拿动物怎样。
  各排监房,建筑结构一样,但是待遇不同。最前面那一排,叫小号。每间关十七八个人,开地铺。粮食标准是二、三、二。就是早上二两,中午三两,晚上二两.很挤很饿,互相关系紧张。另一排关的人略少,粮食标准略高,还有再高一点的,总之分几个档次。我们这排,是三、五、四,每周有两次肉菜,有床,允许抽烟。这是劳改队的标准,对于待审囚犯,如我们、算是优待。还有一排房,是已经判刑的犯人的监房。一般刑期较长的送劳改队,较短的就留在看守所。大院里浇花剪草打扫清洁、伙房里做饭送饭的都是那些人,比我们愜意多了。更愜意的监房,在最后面一排,吃香喝辣,像宾馆一样。还有电视看。那是为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这阵子空着。
  狱方的管教干警只负看守和监管的责任,不管案情。每人早上来开门,让我们可以到天井里转转,算是放风,晚上锁上。天井通向大院的门,是日夜锁着的。你有什么申诉的交代的材料,都可以在开关门时递交,由他们转给办案警察。他们虽不办案、但牢里是他们的天下,想怎么样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坏起来比如调个小号,比打一顿还难受。好起来比如王超就可以带刘钧出去,到机关大院自己的宿舍喝酒,每次都带回来好几本《法制文学》,偷盜抢劫强奸杀人,好看得很。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从他们那里,我学到很多东西。没有调查研究,估计不是编造。这最后一点(警察和犯人是哥们),最使我吃惊。我想,这大概就是物理学上所谓的“熵增”,一种“组织解体”的现象。但是这种解体,同时也是另一种具有相同基因的组织 黑社会的形成,专制政府的“反腐”,其实就是反嫡,具有保命的性质。保不住就过继给黑社会,族谱不会中断。
  一天,我半夜里醒来。一个执勤的武装警察,正好从上面走过。当他停下来朝下望时,我低声问,几点了?他一言不发,伸出三个指头。我说三点了?他点了一下头,又朝下一指。我说三点半?他又点了一下头,就走了。黎明时分,他往回走。当他停下来朝下望时,我低声说,谢谢。他大声问,什么?我说谢谢你告诉我时间。他又大声问,什么?
  这时那三个都醒了。一个说,没什么,要烟么?说着在床上站起来,抛上一根烟去,刚好到他的脚下。他两头一望,拾起烟,笑了笑,走了。
  原来这是另一个武警,不是三点半时经过的那个。
  他一走,三个人就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开导我。他们说,犯人是不允许知道时间的,也是不允许同巡逻的武警说话的。你夜里问时间,人家告诉了你,本来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你刚才那么一下,不光是暴露了白己,也害了那个警察。要是这个警察向上级报告,那个警察就要倒霉了,你也逃不掉。以后谁还敢同我们说话呢?
  我们给了这个警察一支烟,他要了,也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这个事不能让那个人知道,那个事不能让这个人知道。在外面不也是这样吗?这是你运气好,碰上个愣头青,要是碰上个精明的、你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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