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全集.net》第39/41页
我虽人在社科院，人事关系还在兰州大学。齐先生说，他找了周扬(副院长)，也找了刘冰(兰大党委书记)，要求把我的关系转过来。他们都同意了，所里的人事处也已经在办了。他说，这是个新的起点。写好这本书，也是为将来的发展创造条件。为了将来，现在花点／LI~,G间是值得的。
这不用说，我都知道。但是三章稿子五万多字，我自己喜欢，现在不用了，要重写，写什么呢?没有内心的冲动，为写而写，我会面对稿纸发呆，伸懒腰打呵欠，浑身难受。写信也是这样，怕应酬。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最尊敬的师长，除非有事，都不写信。甚至因此，失去许多珍贵情谊。个中心情，别人很难理解。在别人看来，能写那个，自然就能写这个。以齐先生的细心和体谅，他要不是这么看，也不会要我合作。
我发现，即使是知心朋友，有时也无法沟通。
命运攸关。别无选择，只有照办。前提和结论，都是给定的。补充中间环节，无非体力劳动：爬格子。曰复一日，一寸一寸地爬。伸着懒腰爬，打着呵欠爬，出去转上好半天回来再爬，很苦很累，如同锯自己的神经。
这期间齐先生来过多次，看了稿子很愉快，每次都说，行，就这样写。有一次，我为了调剂一下情绪，写了篇散文《在山中》(后在《北方文学》发表)。 稿子放在桌上，出去散散心。回来时，他正在看。
我说，齐先生，来很久了吗?
他没回头，说，嗯，有点儿久。其声闷闷。
我说请指点。他说，好。仍未回头。
知道他不高兴，我解释说，写了玩玩的，累得慌，得换口气。
他笑了，回过身来，斜靠在椅背上，说，累了就休息休息，还种自留地，不是更累了吗?
我一听“自留地”三个字，火了。说，齐先生，写不想写的东西最累，你知道吗?
他面无表情须臾，又笑了，说我缺少幽默感。刚才是开玩笑的，干吗那么认真?
我说对不起，我的神经都快断了。
他说那当然，没幽默感神经爱断，你小心些啦。
他带来了长白山葡萄酒，月盛斋酱牛肉，和大量的消息。有中南海内幕，西单墙近况，有什么什么会议上谁谁谁的发言，我都爱听。他对毛泽东的厌恶和凡是派的轻蔑，我都欣赏。他对“在理论务虚会上大出风头的那几个人”不以为然，挨着个儿数说他们五七年以来整人发迹的历史，把他们以往发表的文章同他们现在的言论对照，使我不胜感慨……
吃了喝了，同去游湖时，我们已蒂芥全无。
先生有股子亲和力，同黑窝的农民一见如故。他说黑窝风水极好，将来山上的树大起来，就更好了。说他在离休以后，要来这里做个房子，买一艘摩托汽艇，以便城里住腻了，可以来换换空气。
我说太棒了，朝湖得有个落地窗。他说那当然，你来了，住多久都可以。
七
但他依然坚持，这本书要以马列为纲。
我咬紧牙，拼了命写。一后年，终于写到了预定的十二万字。使劲儿把圆珠笔向墙壁一摔(吓得里达猛然站起)，长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伸直两腿，直挺挺往椅背上一靠，耷拉着脑袋和两臂，好半天没有动弹。
带著书稿回到北京时，城里的政治气氛已经大变。镇压浪潮刚过，对被捕者的审判好象已经结束，又好象还在进行，风声鹤唳。
街巷依旧。但没有了大字报、小字报，没有了民办刊物，没有了任何自主性公共交往的空间。西单墙上撕剩的字纸，象节日过后一地爆竹的碎片。低矮的墙，沉默的墙，褛褴而又骄傲，象英雄纪念碑，倒卧在帝城的中央。
但熙熙攘攘的行人，已对它视而不见。只偶然地，有个把人，冷风里缩着脖子，袖着手，在墙前徘徊，寻找着残余的字迹，象寻找失去的希望。历史前线的风景，由于他们怅望的神色，而益增凄凉。
书稿，交给了齐先生。请他任意修改，全权处理。
把高林从江苏接来，送到玉泉路十一学校插班。在学校附近的石槽村租了一间小屋，搬去和她同住。石槽村是被城市包围的农村，小到只有几家，周遭车走雷声。每天步行五六分钟，送高林到学校，然后搭地铁，到所里的资料室写作。
把密云废稿三章，整理成三篇论文： 《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么?》《美是自由的象征》《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批评了李泽厚的观点。没指名。我想越是朋友，越是可以讨论分歧。能讨论，才是真朋友。
期间，齐先生看完了书稿。说，基本上可以了。但文字太粗糙，须要加工润饰一遍。我怕再锯神经，坚请他任意修改。他说他没时间，我说我也没时间。他说给你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你怎么给。他晓以利害，我说他威胁，一下子闹僵了。一年苦功尽弃，朋友们无不骂我。
爬过了百里泥沼，临门只有一步，却硬是跨不过去。
八
《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么》一文，给了《哲学研究》。主编陈筠泉先生很谨慎，考虑了八个月，才在八一年四月号刊出。我说美学研究的中心，是美感经验。论题是在对别人的批评中展开的，过后读之，颇悔口吻刻薄。后来两次出论文集，都没收入。自惭形秽之故。
但文章引起注意。《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哲学所编《中国哲学年鉴》“美学”条，将我提出此说写入。条稿送美学室征求意见，有人说，这个观点是李泽厚在《美学的对象和范围》一文中提出来的，应改高为李。条稿执笔人、《国内哲学动态》编辑室主任潘家森(潘知水)拒绝修改。理由是高文发表时间早于李文半年。僵持不下，科研处折中，两个名字并列刊出。
我后来才知道这事，觉得有点儿奇怪。以美感经验为中心，是主观论的必然。李主张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中心应是那决定美感的客观。忽持此说，不合逻辑。《年鉴》是没人看的书，僵持不下，至于的么?更奇怪的是，不久以后，李在《美育》杂志上公开宣称，中国的美学讨论，从来没有过政治批判，只有他的、蔡仪的、朱光潜的“三种观点平等商榷”。
从朱光潜先生被迫反复检讨，到文革追究“为什幺审美的鼻子伸向了德彪西”，美学领域一直是政治批判的重灾区。重中之重，是主观论。这段历史很近，且为众所周知。我颇困惑：以李的聪明，不至于想要改写它吧?但是不，紧接着，李在同台湾学者蒋勋的对话(也曾在大陆发表)中，又重复了这同一说法：“美学领域从未有过政治批判。”并补充说，“五十年代是三种观点，八十年代还是三种观点。”。十分明确。
我能死地生还，已很感激命运。心理状态离那种在乎历史定位、希冀被算数进去的境界，还很遥远。但因“主观论”所受的一切，伤口尚未愈合。读到“没有政治批判”和“只有三种观点”两句，有一种再次被伤害的感觉。当时很强烈，不久就淡漠了。受程维熙和张贤亮现象的吸引，写了些文学评论。后来被捕，逃亡，画起画来。自然而然地，也就从美学界和文学界出局了。本来么，当年“入局”，也纯属偶然。
九九年，台湾南华大学校长龚鹏程先生送给我一本他的新著，叫《美学在台湾的发展》，开卷就说，四九年以后“大陆的所谓美学”，只有马列主义和政治批判，除了翻译西方和整理古典，“全部一片空白”。作为空白中的空白，我读之，已无感觉。
九
回想起北京三年，还是要感激命运。
若非齐先生，我无缘和小雨相逢。关系闹僵以后，齐先生要查我的秘密手稿，小雨拒绝交出，坚持说，她没见过，不知此事。那份惊险，回头后怕。想不到保护我的，竟会是一个弱小的女孩。结果比预料的要好：只是被赶出北京。
社科院许多朋友，特别是林伟、谢韬、卢玉、包遵信诸位，曾致力于帮助我留在北京。但哲学所不转档案，坚持要退回兰大，谁也没法。
在北京三年，没玩过一次。临走以前，小雨带我和高林，到城外潭柘寺、十三陵、圆明园等处走了一遭，又到城市深处那些曲折胡同里搭满窝棚的四合院作客。接触到不少古老方言和传统民俗，倍感这个城市的土厚水深。每到一处，我的心就低声地说，我爱北京。这期间不少院校邀我讲演，提问踊跃掌声热烈。每到一处，我的心就低声地说，我爱北京。
韩玉涛依旧住在美学室。纵橫廿四史，静对十三经，烟雾深锁。一九八二年春天，一个风沙弥漫的黄昏，我去向他告别。他吧唧着他那个黑亮的乌木烟斗，在屋里走来走去很久。忽然把长发往脑后一甩，说，早就听说你要走了。又走了一圈儿，说，走就走吧。再一圈儿以后，他说，“世味年来薄似纱”呀，“谁令骑马客京华”呀。说着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封好了的信封给我，叫我到路上再拆开来看。里面是一首赠别的诗，他做的：书生夹策成何事钢筋铁骨风云后飘摇万里度龙沙。却与胡僧话落花。
最后一句，当时不可索解。我想，假如“胡”是指外国的话，那么，我后来被捕、逃亡、来到美国，最初的一年半，就是在佛教宗师星云上人所提供的西来寺满地可精舍落脚的。后来搬到纽约上州，住在鹿野苑，依然沙门丛林。不知道是神秘的预言，抑还是因缘巧合?原载《今天》2005年4期春季号总7l期陈迹飘零读故宫高尔泰
《清代野记》一书，不知何人所撰，多记咸、同、光、宣四朝轶事。如果不是一位朋友给了我一本，我大概是不会看它的。但是开篇有益。灯下阅读，掩卷支枕，却也有许多启发和心得。
文化落后的民族征服文化程度较高的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常事。但由此而引起的民族同化，在不同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其后果又都并不相同。汉文化的影响使满人变得文弱了，但同时却又加强丁满人对汉人的统治，使清王朝维持了近三百年的时间。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却并不常有。
多尔衮之平定中原，实得力于汉族文人如范文程、洪承畴等人所贡献的政策和策略。入关之初，他们大力宣传“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同时严明军纪，申明“三勿”(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百姓“莫不大悦，各还乡里”。又无流亡，劝农桑，鼓励垦荒，发展生产。除接受吴三桂等人投降外，对故明罢谪请臣和各地“隐迹贤良”也一并征擢，为其后的“扬／、I'1十曰”和“嘉定三層”，以及取代明王朝以后敲骨吸髓地盘剥、掠夺和大兴文字之狱，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会组织力和进行镇压的坚决性与残酷性，而明末中国的地区性和集团性反抗力量，是分散的、内耗的，因而是易于各个击破的；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汉人崇拜宝座的心理，以及汉人的以宝座为核心的文化结构，也为任何胜利了的征服者，准备了称王称霸的温床。
在这个温床上，强悍精明的满人由于舒适和安全感而松懈了，曰益弱化和腐化，曰益严重地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起初宮廷还查禁贪污，但由于各级官员都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也由于宮廷本身是贪污腐化、挥霍浪费的大本营，这种查禁既不力也无效。后来连皇帝自己也公开地、明目张胆地贪污腐化以图享乐了。《清代野记》记载之皇太后修三海，即其一例：
慈禧……设海军衙门，以每年提出之海军经费二百万两为修园费。又开海军投效捐，宝银七干两作为一万。以知县即选，又得数百万，亦归入修园费。不三年，园成，慈禧率帝后宮眷贵等居之。……每曰园用两干金也。……甲午之败，李文忠常恨曰：“使海军经费按年如数发给……何致大败!”
这种事。不过是中国皇帝的家常便饭罢了。满人入境随俗，原是很自然的事。这不也是“民族同化”的一种形式吗?
不过在以前，只有皇帝能这样，官员们则不可。远古“天锡禹洪范九畴”就宣称，王“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而“臣无有作威作福玉食”。如果有之，知道了是要查处的。清代的统治集团，由于都是旗人，面对着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汉人，不得不谋求内部的团结一致，大臣们的事，皇帝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不是内讧的需要，一般并不查处。一旦查处，就会透露出惊人的内幕。例如军机大臣和当政二十年，搜刮得来的民脂民膏超过乾隆时期国家军费的十倍。和垮台后，这笔财富交回国库，也就是落入了嘉庆皇帝的腰包。中国的所谓国库，实际上等于是皇帝的私产。历来如此，清代尤甚。慈禧之挪用军费，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官员的贪污腐化。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于是州县取媚督抚，督抚勾结京官，京官“迎合上意”，邀权固宠，媚上压下，“侵欺国帑刻剥小民”。州县有干金之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如此“高下其手”的普遍腐败，纵使皇帝想要控制，其可得乎!
由于是凭身份，而不是凭能力进行统治，所以工作效率对官员们个人的地位并无直接关系。他们可以不必操劳，更不必创造价值，只要发号传令(维持效能)和坐享其成就是了。国库的豢养，使得这批人越来越懒，越来越依靠和只能依靠公文程序进行管理，以致越来越可以抽出手来搜刮民脂民膏。民脂民膏的积累使得他们越来越肥，越来越离不开快马轻车、锦衣玉食和华堂轻裘。于是乎随着社会矛盾的越来越激化，他们生存竞争的能力却越来越衰退了。
《清代野记》卷十记载：
予戊寅之夏再入都，留应乡试。一日，有一满人同学者，邀饮万福居。予后至，见首座为一白发老翁，旁置一珊瑚冠见于至咸与为礼……少间突然问予曰：“闻前十余年，南方有大乱事，确否?”予姑举捻之乱略言之，彼大诧曰：“如此大乱，其后如何平定?”予曰，“剿平之也。”又曰：“闻南方官兵见贼即逃，谁平之耶?”予又举胡、曾、左、李诸人以封，皆不知……此公名阿勒珲，在黑龙江为副都统三十年。
又云：
有开坊翰林，生长京师，且系世族。又为国史纂修，亦不知咸丰年间事。其人名麟趾。……在馆校对史传，阅至罗泽南、刘蓉等列传，拍案大骂曰：“外省保举之滥，一至于此!罗泽南何人也?一教官出身，不三年竟途至实缺道员记名布政使，外省真暗无天日矣!”时同座者为阳湖恽彦彬，见其愈骂愈烈，万无可忍，遂耳语曰：“慎毋妄言，若辈皆百战功臣，若非湘、淮军吾辈今日不知死所矣!”麟曰：“百战何事?天下太平，与谁战者?……”恽笑曰：“即与太平战耳。南方大乱十余年，失去大小五六百城，君不知耶?”麟大诧曰：“奇哉奇哉!何以北方如此安静，所谓与太平战，更难索解!”恽曰：“尔不知洪秀全造反自称太平天国耶?”麟又曰：“贼之事，我如何能知道?”
这么一批废物，之所以能混得下去，之所以能窃据要职，统治这么一个巨大的国家，是由于他们具有一定的身份，即他们是旗人。旗人之所以获得这个身份，是因为他们用武力战胜了汉族，他们的理论基础是武力。在征服汉民族的过程中，旗人将领都发财了。本来，他们仍然不能像古罗马总督维宝鲁所说的那样，仅仅“让军队发财，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比之于广大汉人，他们不过是极少数。他们的军队，除八旗和绿营外，大量都是汉人的地方武装。但是，由于文化的原因，恰恰是这批自筹军饷不吃皇粮的人的武装，成了他们安全的保障。
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民族文化，从远古以来，一直都是以皇帝的宝座为核心的，皇帝是龙图腾，是天之子，是构成社稷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人没有它就活下不去。“三日无君，惶惶如之。”它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围绕着旋转的太阳。东周以来从“敬天”到“重民”的观念变迁，到尚礼、乐，制刑、法的政策完善，再到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背驰和互补，经学儒和理学儒之间的差异和沟通。都莫不呈现出这样一种徐缓而又怪圈般的旋转，并在旋转中形成了一个循环性的、轨道固定的框架结构。任何中国人，其生存努力的顽强性都无不体现在他们对这个以宝座为核心的文化框架的坚决依赖上。文人士大夫或处或出，也无非围绕着皇帝的宝座兜圈子。处是“不才明主弃”，出是“欲为圣朝除弊事”。他们离开了这个文化核心就无所适从，就不敢徘徊。
“长忆商山，当年四老，尘埃也走咸阳道，为谁画到便幡然，至今此意无人晓。”这期间的奥秘，深藏在以宝座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封闭结构之中。这样的文化结构，造成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宝座崇拜。宝座崇拜是中国人的宗教，是中国式的政教合一。这种政教合一，性质上完全不同于个人崇拜。它是以物(规范、角色、道具)为对象。而不是以人为对象的。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样的人，哪怕是一个十几岁的顽童，只要有机会坐到那宝座上，就会受到尊敬，就会使哪怕白发苍苍的庄严大臣也诚惶诚恐、毕恭毕敬，比之于电影《末代皇帝》中所再现的那种现象，诸葛亮对于阿斗的效忠，也许是更为突出的例子。纳兰性德《咏史》诗批评诸葛亮说：“永安遗命分明在，谁禁先生自取来?”看起来好像很开通，实际上也还是把皇帝的意志，当作了这种角色取代的合法性的根据。纳兰性德的这种不自觉的观念，是民族同化的最好表征。
规范、角色、道具的先天的存在，赋予了皇帝的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也赋予了各级官吏以政府的名义所作所为的一切以合法性。从这个事实引申出来的伦理观念和法制观念都无不向心地聚集为牢固的宝座崇拜，宝座的幻影由于人们的崇拜而凝重了。在凝重的阴影下征服者在夺取宝座时踩下的零乱的蹄迹，也都板结为确定不移的轨道。既是政治的轨道也是精神文化的轨道。在这条轨道奔走，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化人生存努力的惟一形式。这个形式使得每一个人都失掉了自己的个性和意志，从而为任何宝座获得者提供一种安全的保证。清代的汉族将领，如上述引文提到的胡、曾、左、李、罗、刘等人，都不例外。不论曾国藩同满清皇朝的关系如何，他为保护中国传统文化而同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国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保护了满清人皇朝，所以，旗人自谓：若非湘淮军，吾辈不知死所。而曾国藩们，亦以之自豪，甘为旗人所用。曾国藩诗云：“自抱轮困材，高下随所置”，这正是传统儒将的典型风度。对于统治者来说，有人民如此，有将帅如此，可以高卧无虞矣!
入境随俗的旗人集团，作为一个文化落后的暴力集团，凭借中原的传统文化确立了他们的奴役性的政治秩序以后，便可以明目张胆地为自己牟取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特权了。他们以文化的名义，为此做出种种公开的和不公开的规定。除了与其身份、官职相应的政治经济优待条款以外，他们还制定出诸如“议亲”、“议故”、“议功”、“议会”等等从法律上保护满人的条款。法律从来都是有权势者的财富，但如此无视公正原则还是罕见的。何况除了这些弹性极大，可以任意解释的法定特权以外，更大量的是非法的、无成文法的，以及地方官为本辖区规定的特权。所以事实上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皇帝不但不加干预，而且他自己也不遵守自己的规定。
《清代野记》第十三条记载：
回疆霍集占之灭，扫穴犁庭，献俘京师，霍集占夫妇皆下刑部狱。帝夙知霍妻绝色。一日夜半，值班提牢司员将寝矣，忽传内庭有朱谕出。司员亟起视，则内监二人捧朱谕，命提叛妇某氏。司员大骇曰：“司员位卑， 向无直接奉上谕之例，况已夜半，设开封有变，且奈何?谁任其咎者?”内监大肆咆哮，提牢吏曰：“毋巳，飞马请满正堂示可耳。”……满尚书立起，命吏随至部，验朱谕无误，随命开锁，提霍妻出。至署外，二监已备车久候矣。次日，召见大臣时，满尚书将有言，帝知其意乃强颜曰：“霍集占累抗王师，致劳我兵力，实属罪大恶极，我已将其妇糟蹋了。”言毕大笑。
我们可以想象，听了这话，诸臣们是何等的开心。中国历来都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官吏如此，民间的不平事，又该有多少!虽然由于严格的内部保密制度，民众并不完全知道那一切。但即使知道了，一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事实判断不等于价值判断。在传统文化结构之中，找不到对于这类习以为常的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据。查嗣庭以“大不敬”罪被“族”，众人多不疑。疑者只谓“维止”未必“雍正去首”，而不谓雍正二字为何不可去首，不谓仅仅不敬何以能构成罪案，是其一例。
如果说，在统一中国以后，满、汉两族和其它少数民族都属于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几百万人的以满八旗为主的旗人集团，既已入主中原，也就很容易地、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高踞于民族和国家之上，其政治、经济特权先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繁荣的国中之国。不是他们为民族、国家、人民而存在，而是民族、国家、人民为他们而存在。中国全部社会生活，以及政府的各种活动，包括所有政策法令的制定，都无不是以这个国中之国的利益为核心，围绕着这个国中之国旋转的。这种徐缓的、怪圈般的旋转，形成了一种极端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形成了一个增熵趋势不可逆转的孤立系统。于是从其核心部位开始腐败，就必然不可避免。
如所周知，后来的八旗子弟，退化到靠鸦片、古董、赌博、玩鸟，以及躺茶馆和泡澡堂子之类消磨空虚岁月的地步了。这群寄生在社会躯体上、寄生在祖先安排好的秩序上进行自然繁殖的软绵绵的寄生虫，已经丧失了任何进行生存竞争的能力。所以他们把光绪在其改革过程中宣布的“许旗人自谋生计”，体验为这是断绝旗人的生计，而忽然团结和振作起来。顺利地进行了一场以全反革命反对半革命的斗争。
对于一个以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的统治集团来说，内部的腐败是最大的危险。如果他们所统治的不是一个宝座崇拜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如此驯顺和乖巧的民族，他们早就混不下去了。生存危机迫使他们之中比较有远见，比较能感觉到不满的增长和危机的逼近，比较能意识到必须调整政策和秩序才有可能生存下去的人们，不得不为打开出路而采取行动。光绪皇帝的努力，本质上是一种危机推进，而不是文化推进。
但是，正因为如此，它本身也就包含着危机。一方面，维新运动迫使所有寄生在旧秩序上的寄生虫们做出必要的选择：“要么维持旧秩序，要么改变自身以适应新秩序。由于无能与懒惰，也由于历史的惰性，他们即使知道大势所趋，也已经很难选择后者了。当他们意识到变法的最终结果必然要触犯到他们的特权时，他们就本能地结集起来，进行协同一致的反抗。愈是看不到前景，他们便愈是拼命地抓住眼前的既得利益不放。斗争得愈是坚决和顽强。斗争的顽强性与坚决性，以及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无耻性，使得这一群无能废物的结集，产生出一股强大的能量，足以有力地打击维新派进行变法的努力。另一方面，整个中国文化极为落后，人民极为愚昧，光绪的变法只能依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极少数知识精英，而不能依靠广大民众，只要收拾了这极少数人，就能挫败任何变革的努力，从而延长腐败的过程，加速危机的到来。
也许光绪在这里犯了一个严重的策略性错误：“他没有更多地照顾到自己所属的那个特权集团的既得利益。后者内部矛盾很大，但是面对广大的汉人，还是团结一致的。因为他们的快乐是建筑在广大汉人的痛苦之上的。这种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团结，往往比共同信念基础上的团结更加牢固，以致对于本集团中比较愿意照顾到广大汉人的利益的成员，他们宁愿抛弃。即使是皇帝，也在所不惜。从这里可以看到，旗人由于汉人的宝座崇拜而得以比较容易地进行统治，但其自身从汉文化获得的宝座崇拜观念则不如汉人那么根深蒂固。在通过南书房和军机处的相继设立确立了皇帝绝对专权的中枢政制以后，他们仍然部分地保持着贝勒议政时代均势民主思想的残余。所以一到关键时刻，可以以集团的名义把皇帝抛弃。而皇帝一旦被自己的集团抛弃，也就成了集团罪恶的替罪羊，而集团则因此保存下来了。
在回顾那一段往事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往往只看到旗人以武力为基础强行维持的社会秩序的统治，而不看到中原传统文化以宝座为核心自然运转的精神秩序的继续。其实前者的硬性钳制是依靠后者的柔性束缚才得以保持的。换言之，旗人的野性是以汉人的驯服性为条件才得以转化为控制效能的。满汉之间的所谓“民族同化”，不是强化了汉人而是弱化了旗人。这是否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错误”呢?有一则关于萧伯纳的传闻，某美女建议萧同她结婚，说这样就可以生下兼有萧的智慧与她的美貌的孩子。萧问道：“如果孩子面貌像我而智力像你，那怎么办呢?”当我们骄傲我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曾经同化了多少外来的异族征服者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又能比那位美女高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