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全集.net》第38/41页
走以前，又去了一趟青城山。是应邀参观一个制药厂的熊胆工场去的。
工场在一处悬岩削壁的瀑布下面，林深石黑，水声隆隆，都在高山的阴影中。幽暗的背景上，一道阳光透过瀑布冲出的雾气，映照出一弯彩虹，使我惊讶莫名。时值严冬，却有繁花几树，如碧桃，映着斜射的阳光，特别新鲜明亮，更使我惊讶莫名。偶有数声好鸟，不知来自何处。举目四望，一股子仙家的祥和。
工场是一栋苔封藓蚀、爬满青藤的铁皮大屋，里面阴暗潮湿空气腐败。挤着一长排一长排生锈的铁笼，每个笼中躺着一只熊。供定期抽取胆汁之用。笼很低小，熊在其中不能站立，不能转身，只能定向躺着。脏得分不出黑熊棕熊和灰熊。笼子下面绿苔污垢的水泥槽中，积秽醺人。我们和记者们及有关领导十几个人喧哗着拥进去，熊们都毫无反应。要不是肚皮一起一伏，真看不出还是活的。
我无法知道，牠们还有没有痛苦和绝望的感觉。
但是我突然有了。独自溜出大屋，在水边石头上坐了很久，直觉得毛骨悚然。
几年后，我从监狱里出来，下决心逃出了中国。
但是，即使在地球的另一边，有时候读到关于亚洲价值、或者稳定优先的种种高谈雄辩，就不免要想到那栋铁皮大屋，那些熊们，依然有毛骨悚然之感。
悚然中，总要想到雨舍，那栋在忧患危殆之中给了我们许多慰藉和喜悦的窳败老屋。听说它已经被拆掉了，那一带，早已经矗起了繁密的楼群。原载于《今天》2005年4期春季号总7l期辛安亭先生
辛安亭先生离开我们，屈指已经十八年了。今年十二月，是他百岁华诞。北京、西安、太原、兰州等地的教育界，都在准备举办纪念活动。我不能回国参加，很遗憾。老朋友韩学本来信，辛老的女儿辛小明给他说，希望我写篇文章。这篇文章，我早就想写了。辛老是我最尊敬的长者之一，传奇一生的事业与成就，以及文革中的遭遇，都值得好好写一写。但是他的经历，牵涉到党史黑箱里许多重要的人和事，不是局外人如我说得清的。拖延至今，也还是只能从1978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写起。
那时我四十三岁。先生年已古稀，文革乱后，刚恢复工作，超龄服役，在兰州大学当副校长。实际上是个虚职。兰州的兰大，也和北京的北大、清华一样，是“反右”、“文革”的先锋，“笔杆子”和打手的仓库，批判组也有个“粱效”“石一歌”之类的名字，我忘了叫什么了。五七年的校长陈时伟死于夹边沟劳教农场，文革时的校长江隆基被铁钉子钉进脑壳而死，都不是偶然的。文革后，学校一片凋零，但依然保持着“革命”传统。“清污”时的动作，全国无二。校长聂大江纯粹是个政客(“清污”后当了甘肃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后又当了中央广播电视部副部长)，那时大权独揽，兰大举步维艰。
辛老性格温厚，又曾经沧海。几度大起大落，早已经与世无争。你爱独揽大权，我乐得闭门读书。中国近代史上，学者而成为革命者的很多，老革命而成为“学者”的也不少(社科院里多的是)。但是，有这双重身份而能真正脱离政治潜心学术的，据我所见，就他一个。从三十年代参加革命，他一直没离开书本。枪林弹雨之中，背包里也总有几本书，得空就读。现在家里几个大房间，除了门窗全是书，从地板到天花板没空隙。沙发背靠落地窗，只为了读书方便。对于他，学问的世界，比政治的世界要大得多多。
看着文弱瘦小、埋在深深的沙发里专心读书的他，很难想象，这个人也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萧萧敌阵空马群”(邵燕祥赠夏衍句)。延安时期，和周扬一起，主持文教科。后来在教育厅厅长、教育出版社社长任上，也总是抽空在学校兼课，讲授教育学。他犯的致命错误，是说“学校的根本任务是传授知识。”被指控为“反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转变学生的思想。”)，被整得伤痕累累，“靠边站”了多年。他说，我经过这一课，才知道什么叫做政治。
作为著名的教育家，他出版了六十二本书。谈话我才知道，教育学只是他知识范围的很小一部分。他重视教育，但视野不限于教育。经史子集都熟，道来如数家珍。《文心雕龙》很难懂，他只要几句话，就阐释得一清二楚。我的专业是美学，说到中国美学史，他知道得比我多得多。从彩陶甲骨先秦诸子，到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得，袁子才《随园诗话》之失，再到蔡元培对美育的贡献，也如数家珍。
我在兰大几年，他是我名符其实的老师。我不是他唯一的学生，许多文科教师，都常负笈登门。有学生知道而他不知道的问题，他就竭诚求教，问到完全明白为止。有些东西，不是有关专家，完全不用知道。比如汉魏间蛊道巫术的异同，纳西族七星披肩的由来等等。他都兴趣盎然。我问他知道了干吗，他说只是想知道。这使我想起孔子的“学而”。也许，不是历史的教训，而是这种自为目的的求知欲，使他杂学旁收，成为通人，而又淡泊于人事，不求名利，安于以仕(在中国，校长也算个官)为隐。历史的教训，并不是他自动靠边的原因。我们环顾四周，几度浮沉而又依然热中仕进的，还少吗?
辛老爱谈学问，不爱听是非。说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校园里的派系斗争流言蜚语，一概都进不了他家的门。家中人来人往，都是讨论学问。“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如果是嵇康式的世故，倒也罢了，可他不是。哲学系系主任韩学本想调我到兰大教书，阻力很大。我有“极右分子”劳动教养的案底，当时在五七干校劳动。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李某读过我在文革中被抄去的日记，给校党委打招呼，说我反动不可使用，叫改革开放不要走过了头。辛老本不管事，但这件事他却管了。参加校务会议，发言支持老韩。还亲自到省委的“归口办公室”去催办这事。那天学校没车，他竟步行而去。老弱瘦小平时很少出门的他，在大街小巷来回走了一个多小时。老韩说，不可想象。
到校后，老韩陪我去看望他。他说他刚读了我的《中国山水画探源》(那时刚发表)，不是很满意。思路暂且不谈，你可以那样想。脉络清楚，构架稳固，也很好。但是脉络和构架，应该是历史的，而不是思路的。史归史，论归论。以论带史，变成了以论代史，这就不好了。你有这个嫌疑。我请他举个例子，他说那就太多了。
他说，比如你说佛教的盛行，推动了魏晋以来隐逸之风。王维在信佛和退归前后，画风有很大的变化。合乎逻辑。但是事实上，佛教东来之初，不过是祭祀方术的一种。这在《高僧传》中有大量的记载。说着掀掉膝上盖着的毯子，站起来到书架跟前，拿下一部线装的《高僧传》，翻给我看。我看了说，安世高、昙柯迦罗、康僧会，这些都是汉末人物。他说我是随便翻的，又翻到佛图澄，说，这是晋代和尚，你看怎么样!又说，当然浮图之祠，不同于谶纬之祠。但他们是在庙堂，而不是在山林，这一点是无疑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皇都气象，不是山林气象。这一点也是无疑的一一你说对吧?
我唯唯。他又说，当然后来有些和尚，把皈依当作了栖遁，买山而隐。“折取青松当塵尾，与君试谈天地初”，俨然名士清流。这也是时尚所致，你不能说是他们推动了时尚。玄学氛围中般若学的兴起，与当时经书译本的粗率、暖昧、不确切，以致可任意比附和发挥有关。名僧之变为清流，就是这么来的。言意之辩，有无之辨，名教与自然之辨这等等，已经不是佛道儒之争，而是名副其实的清谈。佛学和佛教，也已经不是一回事了。儒家和道家也是。比如老庄主无，道家崇有。老庄贵无生，道家求长生。说老庄就是道家，也是鸦鸦乌。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可以姑妄听之。但是真要研究，就马虎不得。
他批评我对明清之际不求形似之风的兴起，陈述得浮光掠影。他说自魏晋以来，文学以诗词为主导，书法以帖学为主导。二者都崇尚对称和优美。明末碑学、朴学、金石学的兴起，和文学中的曲子词小说家言的昌盛同时，风气之变，其来有自。不单江南，山西也是个重镇。不单扬州八怪，顾炎武、朱彝尊、傅山都是先锋。明代遗民当清代先锋，这里面就有许多文章可做。你概不涉及，文章就显得单薄。
我唯唯。刚想问还有什么，老韩碰了我一下。于是住嘴，跟着老韩站起来。老韩说，打扰得太久了，辛老休息吧。我也说，辛老休息吧。辛老说，还没说完呢，问题还多着呢。下次来了再说。从此我常去他家。以致师母和小明都把我当自己人了。碰到吃饭的时间，桌上必有我的一份碗筷。
后来老韩因讲“异化”下台。新系主任刘某某是搞中国哲学史的，借“清污”以媚上，整人不择手段。那天我在校园里遇见他，告诉他说，“你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他说有什么意见，会上再谈。我说我只有这一句，说完了。当时有别人在场。传到了辛老那里，辛老默然。后来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有。他好半天都没有说话。尴尬很久，说了一句，“刘某某现在，也不到我这里来了。”
他有个好朋友，叫张毕来，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在民盟中央当副主席。来甘肃视察，到他家看他。他让小明来叫我，去陪同吃一顿晚饭。师母和小明掌厨，饭桌上就我们三个。我发现辛老不会应酬，只是叫客人吃这个吃那个。我想我是来陪客的，有责任活跃空气。对方是陌生人，想不出话来说。就问他你们民主党派中央，平时都干些什么?他说都是些例行公事。我问什么例行公事。他说杂七杂八。我问什么杂七杂八，他说多了去了。我问是不是统战工作?他停了一会儿，一字一顿，说，就是统战工作。
这些问题，问得不好。我的几个好朋友，事后从辛老家人得知，没有不骂我的。包括老韩，也说我没有礼貌，太放肆。好友蹇长春，闻之大发雷霆，说我粗野得像个酒鬼，让辛老在贵客面前，下不了台。说人家正面回答，是看辛老的面子。要不然，几句官腔就把你打发了 辛老本人，从未提过这事。朋友们给他骂我，他也不说什么，只是笑笑。以后见了面，还是和以往一样。我本想道个歉，看他那么好，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就没道。但是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让我陪客。
每天傍晚，他都要到校园里散步。偶尔也到我屋里转一下，站着翻翻书。我住三楼，他上下不吃力，看来身体还好。想不到三年以后，八七年，我在成都，就得到他去世的消息。托老韩代献了一个花圈。用斗大的字，丈二白布，写了对挽联寄去：
沧桑易度，归来何处寻旧师?
经史难忘，化去料应着新书?
寄出以后，总觉得不够分量。
长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
我对辛老的尊敬、感激，和深深的思念，都在这两句之外。原载《读书》杂志2005年第6期附录：谁令骑马客京华
高尔泰
1978年底，我初到北京时，已经四十三岁。一年前，我还在酒泉五七干校劳动。半年前，刚“归口”到兰大哲学系。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当副主任，主编《中国美学史》。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邀我一同参加。我被“借调”到社科院。
但我对不起他：去了，没给美学史写一个字，却写了许多自己想写的文章。我说我骨鲠在喉，难得他表示理解。后来出书，还白挂了我一个虚名，白给了一份稿费。都是好意，我受之有愧。
我们的交往，始于五七年。那时全国围剿《论美》，我成了政治批判的靶子。他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一文，归纳了四种看法：
一，高尔泰的主观论；
二，蔡仪的客观论；
三，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
四， 自己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论。
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说它值得重视。没抓辫子，没打棍子，没说主观就是唯心，唯心就是反动，很特殊。我给他写了个信，谢没落井下石，赞有学者风度。他回信说，这是最起码的。那时候，我们都年轻(我二十一，他二十六)，“在山泉水清”。有过这么个茬儿，一直保持着好感。反右后没再联系，“新时期”陝复了通信。
到北京，才第一次见面，相识虽新有故情。说起敦煌，他示以长诗一首，…陕马轻车玉门关，万里风尘谈笑间 ”，是五七年去参观路上写的。那年我去酒泉劳教，走的是同一条路，也有几句东西给看。末尾是“无限行程无限苦，最苦大漢寂寥中。”我说我这两句，和你那两句，象征着两种不同的命运。他说我是不了解情况，他也历经坎坷。
说起三十年来家国，同感古国之古。那时的他，绝对是专制制度的敌人(告别革命当人大代表是后来的事)。作为学者，他的优势在于人文精神，道义感和抽象地思维的能力，和钱钟书先生那种技术性活动图书馆不属于一个类型。所以作品都有一种理论性和指向性(要说明个什么)。至于对与不对，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到处是工地。特别是社科院所在地东长安街建国门一带，直到永安里大北窑，脚手架林立，推土机起重机日夜轰鸣。大卡车往来穿梭，卷起团团黄云。空气污浊，一股子烟尘的气味。
社科院是几栋三层楼房，据说原先叫海军大厦。已很老旧，有宽阔的楼梯和走廊。走廊两旁塞满了书架，堆放着一捆一捆一包一包的纸袋。没人动它，罩着一层灰。都是些陈年资料，有用没用，谁都不知道。留下的过道，狭窄而曲折。清洁工人的大拖把，游出一条发亮的淡绿色水磨地面。
哲学所美学室，在前一栋二楼走廊的尽头。里面住着矮个子韩玉涛。他年过四十五家，又没分到房子，住在办公室。烟癮很大，满室云雾。患精神分裂症，每天吃药。我来所后，同他合住。室有大窗，下临小院。院内有枯树一株，残破桌椅若干。桌上枝影橫斜，猫脚印如墨梅，浓淡疏密错落有致。
韩君健谈，言语不俗。国学基本功扎实，写稿子惯用毛笔。字极好。小楷铁画银钩，狂草雷奔电驰，变古而有唐风。治书法美学，见解独到。发表在《美学》杂志上的文章，掷地有声。诗、词俱佳，虽亦歌功颂德，都铿锵可读。可惜当时没有抄下，现在记得全的，衹一首了：
滔滔天下今谁是，大寨秋高，大庆秋高，大纛飘飘在九霄。
金风烂漫红儿闹，亦有长矛，亦有羊毫，云外惊飞是大雕。
室内有办公桌八张，晚上我们各用四张，拼起来睡觉，早晨再还原。不还原也行。除了星期四的“政治学习”，一般没人来。韩君失眠，深宵不寐，噗夫噗夫吧唧烟斗。有时用烟斗敲着桌子，问是谁派我来监视他的。说他没反党，没反社会主义，什幺也不反。第二天早上，吃过药，又向我道歉，说那是病，请不要见怪。据说病人不知病中言行，可他记得。去后第一次政治学习，是听副院长邓力群做报告。那口气，象小学教师上课。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首长们为革命做了那么多的贡献，难道不应当照顾一下吗?”这是驳斥一种错误言论：社科院不是安置高干子弟的地方。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听众不是儿童。但别人都不在乎，习惯了。也没人真的“学习”，讨论无非闲谈。骂特权，骂腐败，甚至骂毛，都没顾忌。我又很惊讶。因为“新时期”的这种宽松氛围，北京先有。外地还死气沉沉。而我，刚来自边远的省份。
我们的室主任齐一是老干部，但很开明。他后来当了哲学所的党组书记，兼副所长。仍兼任美学室主任，常来美学室参加政治学习，同大家一起，笑骂先皇庙里的“那个万寿无疆”，说“广场变成了圣地”。他说朝圣者围着“那个东西”打转，就像当年红卫兵参拜芒果。领导入如是说，更使我目瞪口呆。总之初到那时，土包子我一愣一愣的，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齐先生对我特好，常把我介绍给这个那个，说我是“传奇人物”、“难得的人才”。常带我到他家吃饭，给他的夫人和女儿夸我。亲自下厨炒菜，叫我尝尝这个尝尝那个，爱吃的叫多多的吃，不许客气。说苦了那么多年，该补一补丁。我感动莫名，对他披肝沥胆，无话不说。甚至告诉了他，我保存着二十多年来用很小的字，写在一些偶然得到的破纸片上的秘密手稿。为怕暴露，永远随身带着。
他很吃惊，连声说带在身上太危险了，建议我交给他的女儿小雨代为保管。小雨在首都博物馆美术室工作，读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是非常喜欢。把它们分类整理，装在一本塑料像册里面。说这样方便阅读，也可避免损坏。她说她那里绝对安全，我可以一百个放心。
在当了二十多年的阶级敌人，陷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有如身在敌国的俘虏之后，我感受着这一切，就象一个逃亡者穷年飘泊，来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发现它竟然就是故乡。
凹
历史似在拐弯，发出卡卡的声音。北京城里更响，如同五月的冰河。街头巷尾，层层迭迭大大小小张贴着各种字纸，有油印的，有手写的，也有铅印的。论政，说理，诉苦』申冤……五花八门。蒸发着腥热的人气，和苦寒的地气。许多活埋己久但尚未死去的愤怒、悲哀和疑问，都怯生生破土而出。象积雪下面的草芽，象音调不定的号角。
特别是有些油印的民办刊物，凄红骇绿，异俗殊音，更使我眼睛一亮一亮。我看到的不多。印象最深的是《今天》。偶或一见，必受震撼。《沃土》、《四五论坛》和《北京之春》也是。听说外地也有类似刊物，可惜没能看到。一直以为群众是麻木的，比暴君更暴的。没想到铁钳子稍一放松，就一下子激射出那么多智能和灵气的光芒。
长安街上车水马龙，中南海里暗斗明争，满城都是受害人。回城的知青带着“广阔天地”的荒谬体验，忙着谋生。上访者鸣冤叫屈，大都有一部血泪史。连失宠的幕僚，站错队的干部，整人起家而仕途坎坷者，歌功颂德而未获宠幸的文人，甚至随机应变一路顺风的官油子，也都跟在里头，大声控诉“林彪四人帮”对自己的迫害。那半真半假的陈述，同样悲愤交加声泪俱下。
时代潮流包罗万象，如江河之浊，围绕着古老的宮墙，形成无数漩涡，发出钝重的声响。而在宮墙的后面，拉起了两股互相对立的“党的理论队伍”：一股以毛著编委、红旗杂志那批人为主，叫凡是派；一股以理论工作务虚会那批人为主，叫解放派。两派各有靠山，斗争互见胜负。鼓儿咚咚的打，锣儿当当的敲，时不时爆出一些内幕，增添想象的空间。
受够了无声的中国，我觉得这一切嘈杂喧哗，就象节日的喜庆。
美学史组分配任务，我执笔绪论和秦以前的部分。毫无心情。总觉得此时此地离开当代，到象形文字和彩陶残片中去寻找古人审美观的蛛丝马迹，有点儿行尸走肉。迫不及待，忙于加工旧稿，写出《关于人的本质》《异化及其历史考察》《异化现象近观》三文近十万字。都憋了很多年了。
那时言路虽有所放宽，但能够公开发行的报刊，还是受控制的。比较开明的编辑，至多只能打个擦边球。美学室斜对门，是院刊《未定稿》编辑部。主编林伟兼是《人民日报》副总编，忧国忧民，以正直和勇敢著称。编辑谢韬兼任《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也反对独裁专制。他们喜欢拙文，不敢贸然发表。观察形势数月，又替我作了一些删节和“穿靴戴帽”之后，将《异化现象近观》刊出。
《未定稿》虽是内部刊物，印数有一万多份，影响较大。刊出后，林伟就被撤职。(还有别的原因，新账老账一起算)。刊物主编，由院政治部主任李彦兼任，以示党对思想阵地的依然重视。毕竟是“新时期”，整肃限在党内。我不是党员，没怎么追究。但同事们遇见，大都要说一声：你不要命啦?
五
齐先生传达胡乔木院长的号召，要向艾思奇同志学习，坚定不移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说胡乔木说了，谁要是能写出一本象《大众哲学》那样的读物，就会受到奖励。传达后，把我从美学史项目中调出来，同他本人合作，按照《大众哲学》的观点和体例，写一本《大众美学》。计划十二万字，列入了所谓的“重点科研项目”，并和出版社预签了合约。
为了我能“不受干扰”，安排我带足资料，到密云水库去写。那地方离城约两小时车程，环湖皆山，满坡新造的松林。哲学所在那里有两排简陋的单间平房，供内部项目使用，叫“科研接待站”。风景好，空气新鲜，鱼虾新鲜，还有伙食补助。但毕竟太远，不方便。除了夏天，没人去。我是八月去的，满满一车人，都兴致极好，各有诗。辩证法室的自然科学家金吾仑先生句云：“小桥那边是大坝，大坝那边有路通。”饭桌上一念，阖座大笑。
印象最深的，是西方哲学史室主任王树人先生。他教一位脾气极大胆子极小的精神病人学游泳，那份细心耐心，那份善良仁慈，使我打心底感动。还有就是，两个从“广阔天地”回城不久，得到哲学所编制的高干子弟也来了。正在钓鱼时，被军人出身的所长孙耕夫撞见，朝他们吼道，你们怎么来了?!谁让你们来的?!知道影响有多坏么?!回去!马上回去!两人收起钓竿，乖乖地走了。
在那些曙光乍现的日子里，谁也没有想到，几年后会太子党橫行全国，无法无天，没人惹得起。
天凉起来时，大家先后离去。到冬天，除了管理员、服务员、厨师各一人，和一只大狼狗，就只有我了。人少，三个人各把伙房和库房的钥匙交给我，都不来上班了。我的伴儿就是那只狗。狗叫里达，胆子极小，是个温和的大家伙。湖那边有一村，名黑窝。几十户人家，我有时去坐坐聊聊，喝点儿大叶儿茶。村里的土狗，只里达一半大，汪汪一叫，里达就溜走了。我回去时，它怯生生躲在路边的丛莽后面，耐心地等我。
每天，里达在炉边躺着。我在结满冰花的窗前，四百字一页的有格稿纸上，写那本合作的书。撇开艾思奇，沿着自己的思路，得心应手。过去尽受批判，名字人见人疑。几十年来记下了不少想法，积累了不少旧稿，以往见不得人，现在都用上了。有社科院哲学所的党组书记一同署名，等于护航，正可以扩大影响，幸何如之!
六
窗外没个人影，有时山风呼啸，有时大太阳晒得湖上的冰喀喀直响。我写得很努力也很顺利，神行纸上手不知，有一种快感。
甫写出前三章，齐先生来看我。看了稿子，说是不行。说你不喜欢艾思奇也别勉强，但是，起码要对社会负责，避免有争议的倾向性。我明白，这是指非马列观点。我说不出什么来。齐先生很体谅，叫我别着急。说著书立说，几易其稿是常有的事。这次不行，下一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