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全集.net》第5/41页
二十年后，我到成都四川师范大学教书。和妻子小雨、女儿高林一起。到他们家作客。三室一厅的公寓住宅，收拾得舒适整齐，一尘不染。她丈夫非常热情，自豪地指给我们看他亲手打造的家具，又亲自下厨，炒的菜非常好吃。儿子是个体产，搞时装设计，财源滚滚。她本人当了政协委员，银发耀眼，目光清澈明净。好像又恢复了昔日的光彩。席间说到社会上的种种，母子两个争论起来。儿子说她思想老朽，说完站起来走了，大皮鞋在地板上砸出一连串的响声。她平静地说，几十年折腾来折腾去，什么文化价值都折腾完了。你拿什么去说服他们?现在的年轻人钱最要紧，他们穷得只剩下钱了。
我说不用说服，听其自然吧。她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文化素质又这么差，一民主就乱，乱起来不得了。要是你当了领导，你怎么办?
正确得可怕。我不觉又像小学生一般，频频点起头来。
别无选择
一九五五年夏天，百来个内地师范院校毕业，被统一分配来西北“支边”的大学生，在兰州一条小街上一家小旅馆里，住了将近一个月，等待再分配，每天没事，到处闲转。
兰州是一座古城，伊斯兰风格的房屋，大都是用泥上建筑的。从城边的皋兰山上望下去，除少数新建的灰色楼房外，千门万户一色苍黄，有点儿像中东的阿拉伯市镇，又有点儿像美国中西部桑塔菲那样的印第安小城。日夜奔腾的黄河，咆哮著沿城流过，把浩荡河声散布到城市的每个角落。
沿河有许多巨大的圆形水车，从容地缓缓旋转，灌溉着两岸的果园。两岸果园绵延数十里，春天繁花似锦，夏天浓绿重荫，秋天干树万树沉甸甸都是果实。冬天积雪不消，一片银白。黄河结了冰，汽车，马车都可以从冰上过去过来，来年解冻后的冰凌子，互相磕碰挤压，格格有声，一直要流淌到四、五月里才销声匿迹。
居民以汉族为多，虽有许多少数民族。周边的少数民族，也常来此集散，卖他们的野味，瓜果、毛皮、香料、药材，烤羊肉串……和形形色色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街上地摊相接，货物琳琅满目。当地土特产和外省轻工业品相与杂陈。回族、藏族、裕固族、东乡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和来自全国各地移民“支边”的汉族做买卖，语言手势南腔北调，服饰异形五色杂而炫耀。街上没铺沥青，孔孔洼洼，狗、羊、鸡不知让路。有些地方堆放着建筑材料。汽车、马车、驴车、拉拉车、自行车和行人互相吆喝闪避。晴天黄尘滚滚，雨天泥浆飞溅。繁忙混乱中透著一股子新兴之气。
西北石油资源的开发，使兰州成为新兴的工业基地，面貌日新月异。七十年代末我重到兰州时，一座高楼烟囱林立，有二百多万人口的现代化都市，已代替了那乡土气息和历史韵味都极其浓厚的破落小城。从皋兰山上俯视它，烟尘深锁，灰蒙蒙如同云海，有时连高楼的顶端都看不见。黄河水不再结冰，三九寒天飘流著油污和泡沫。这是五十年代的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那时的我们，在各处走了一遭，浅尝了许多新奇、脏乱和不便之后，就都哪里也不想去了。成天在旅馆里打扑克，下象棋，或者躺著看书。又没好书可看，百无聊赖度日如年。
一天，有通知下来：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刘海声要接见我们。什么叫 “接见”，我不知道。跟著上了卡车，颠颠簸簸来到一个什么单位的礼堂。下面坐著好几百人，都是全国各高校分配来了以后，又再分配到教育系统的应届毕业生。台上长桌后，坐著几个人，据说中间的一个是厅长。其人瘦而皮肤松弛，一直靠在椅背上看桌子，面无表情。好像也同我们一样，百无聊赖，度日如年。
先是坐在他旁边的一个人起来讲话，欢迎大家来到甘肃，介绍甘肃概况，和美好的发展前景。接著厅长致欢迎辞，称赞我们能无私地听从祖国召唤，希望我们落地生根，为壮丽的事业奉献如火的青春。说时两眼放光，就像换了个人。说完往椅背上一靠，耷拉下眼皮，又恢复了原样。
下面是同学讲话，谁愿意讲谁讲。大家纷纷上台，感谢首长的关怀鼓励，表示绝不会辜负期望。其中的一位，发言特气派，给我印象特深。直到现在，还记得那声调：“……我代表 (停)，全体同学一停)，向一一V停)，首长们一一，坚，决，保证，完全Dh一一，五条件地一一，服从统一分配。”
还是我的同班同学汪希曾说得最好。他说他是党员，带头要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准备的油画颜料，多是土黄、生赭。来了才知道，赭、黄用不完，绿色不够用。这里的绿，不亚於我们江南，不，比江南还好：这么大这么多的瓜果蔬菜，生来都没见过。这么香这么美的羊肉泡馍、牛肉拉面，生来都没吃过……这么好的地方，牛都拉不走我。老死甘肃，我无怨无悔。大家给了他一阵掌声和笑声。连一直面无表情的厅长，也拾起上眼皮看了他一下。
第二天，分配方案就下来了。都在兰州各个中学里教书。同时各学校也都纷纷派人，来接走本校的新老师。我同其他十一个分别来自四川、贵州、广东、广西、南京和上海市的同学，包括那位发言特广泛的同学一起，被分配在黄河北面的兰州市第十中学。我们得知结果时，来接我们的人已在旅馆的门厅里等著了。
注：此文用的是新青年网站的版本，原题v走向混沌(四篇)》与花城版文字略有出入。
雪泥鸿爪
兰州十中位於市郊黄河北岸，一处叫做盐场堡庙滩子的山坡上。地名既难听，风景也难看。新盖的三层楼校舍，像一个灰色的火柴盒，孤零零兀立在无数低矮破旧的土屋之上。土屋鳞次栉比，往下一直延伸到河边的果园。果园的绿色只限在河边，并不向外蔓延。在水车灌溉的范围之外，寸草不生。从果园后边，沿著屋与屋之间狭仄的土巷曲折上行，约两华里可到我们学校。再从学校后面往上走，房屋渐渐稀少，再上去就是山了。山是光秃秃的土山，山上没树没草没石头。山后面还是山，都是这种山，千山万山一个样。从最高峰望出去，一片无穷山，单调丑陋之中，仍不失雄奇犷悍。
学校刚刚新建，只有初中，十六个班级近千学生，全是一年级。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我那时十九岁，不少学生比我还大。教师大都是本地人，有从各个中、小学抽调来的老教师，也有应届毕业的高中生。教学任务都很重，个个课程表排得满满。我教全校的美术，每周十六节课，也就是每周重复讲十六次同样的内容，批阅近千份作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整个地变成了工作机器。
教研室和教师宿舍，都在三楼。一个宿舍住两个人。和我同住的恰巧是在接见会上发言特气派的那位，叫孙学文。华东师大历史系毕业，上海人，大我五岁。高鼻梁上架著金丝眼镜，服装得体，嗓门洪亮，仪表堂堂。每晚都要把裤子叠好，压在枕头底下。床下一长摔皮鞋，双双擦得发亮。
早上铃一响，他就一跃下床，打开留声机放上一张舞曲唱片，跟着哼起来。穿衣叠被梳洗擦鞋动作快速，而且合乎曲子的节拍。完了还要踏著舞步转几下身，才关掉唱机拿上碗筷出／1-~-。NI"1口总要向我叫一声：快点儿，开饭了!接著就是一连申硬底皮鞋敲著水泥楼梯下楼的声音，嗒嗒嗒嗒，清丽响亮快速。
这样一个人，却有很多书，而且都是好书。世界历史一类，装满三大木箱。许我借阅。这些书他都认真读过，密密划著红线，批注也见解不俗。同他谈话，可以得到不少启发。他说雨果和狄更斯不了解法国革命；他说对德国而言，罪魁祸首不是希特勒而是俾斯麦……不论正确与否，这些都是他自己的看法，很难得的。他说他的毕业论文是探讨洋务运动，只来得及说了个大概，想着什么时候有时间了，要写一本书著。
有一次，我提到那次发言，问他为什么说是代表全体同事，他说那是I临时支部的安捧。我说你是党员吗?他说不是，是团员。他父亲信基督教，已过世。他说他现在是唯物主义的信徒。他说首先说服他的，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本质讲演录》，我相信。
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由於他的揭发，我失掉许多文稿笔记。但在我被打成右派，开除劳动教养以后，他也被打成了右派。刚被点名不久，就从三楼宿舍的窗口，跳下去自杀了。二十一年后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难以想像。因为他那充沛的精力，开朗乐观无忧无虑的性格，以及在单调枯燥，机械而紧张的生活中活得有滋有味的能力，留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们这十来个人，自成一个松散的交往圈子。除我以外都是团员，只有一个党员，叫谢树荣，四川人，川大生物系毕业。她教生物，兼当共青团教师支部书记，做思想工作特认真。谈话时，由於真诚，由於理想主义的照耀，眼睛里闪着纯洁神圣的光芒，令人感动。
有一次，校长雷煦华找她谈话，给她“介绍对象”，说对方是“上级首长”，你只要同意，现在就可以用他的钱。她楞了，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站起来，看着雷的眼睛，说，雷校长，你这，同你的职务很不相称。说完转身就走。到门边，又回头，说了声“可耻”．出来越想越气，没处发泄，就到我们宿舍来说，脸发白，直抖。轮到大家来给她做思想工作了，都说这不过小事一桩，你不同意，也就算了，别气。下来她要求调走。争取了很久，都不行。每个人都是大机器上的小零件，要准你随便挪动，岂不是散了架了。幸好常有“运动”。“反右”以后，“反右倾”，她被打成“右倾”，不想走也得走了。七十年代末我重到兰州时，一位朋友给我看了一封她寄自西藏的信。信上说，人生真没意思，活得很累，却不知为何。
我的同班同学汪希曾，被分配在城南的西北中学。两校相距很远，又都极忙，雄得一见。那天他来看我，一见面就激动地喊道：兰新线通车了!你知道吗?喊时两眼放光。原来西北中学靠近铁路，他每天半夜里醒来，听到火车突突突突(他学得很像)，向西进发，就强烈地感觉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一天天一天天胜利向前蒸蒸日上，就心花怒放乐不可支。他说时，手舞足蹈春风满面。我知道他是真诚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五十年代，这种人多的是。 “反右运动”以后，同他失去联系，再也没见过面。后来才听说，他一度当了西北中学的教导主任，“文革”中被揪斗，得了精神分裂症，不知去向。
注：此文用的是新青年网站的版本，原题{走向混沌(四篇)》与花城版文字略有出入。
论美
兰州的变化日新月异，看着我也相信，国家的经济正在起飞。所以汪希曾的情绪有时也引起我的共鸣，那年我还写了一首诗，《古老的城，沉默的城》，描述起飞景象，发表在巴金主编的《文艺月报》上。我大姐，二姐和十六岁的妹妹联名写信给我，祝贺我发表第一首诗，祝我将来成为大诗人荣名万世。我给她们回信说，我再也写不出第二首来了，因为我心里，有太多的困惑。我困惑，因为我听到看到体验到的一切，告诉我为了这个经济起飞，人人都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并将继续支付。我不相信这样一种用一代人作肥料，去滋养另一代人(据说是)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因此我也不相信，那只以此为理由强制地给每一个人分配角色和任务的看不见的手，代表著唯一的最高真理。没人理解我，我感到孤独，渴望寻求理解。几年前读过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他的三部传记，感动莫名刻骨铭心。斯人已逝，我无处追寻，就给他的译者傅雷写了一封长信，谈我的苦闷。我说我不是爱怀疑，我别无选择。因为只有怀疑，才是对信仰负责的态度。写好信后寄到该书的出版社，请代转。
三周后回信来了，是傅雷先生的亲笔，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早已回答了你所提出的那些问题，诸如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经济基础和各项上层建筑，包括政治、道德、法律、艺术、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等等的关系问题，答案都很明确。你口口声声追求真理，真理早就被证明了，就在眼前，你却视而不见，难道是聪明的吗T
像被上了一堂政治课，我莫名其妙，但仍不甘心，我爱我的思想，不愿意就此把它埋葬。拚命挤时间，写了几篇文章。越写越自信，越写越振奋，越写越旁若无人。眼前的一切仿佛虚幻，而虚幻的东西倒变成了实在，那时我看人的时候不像在看人，倒像是看著人背后的什么。心不在焉地吃喝，心不在焉地应酬和工作，有时望著楼窗外忧郁的风景，直觉得满天涯烟草断人肠，有股子说不出的愁绪，它迫使我拿起笔来，写呀写。只有在这时候，我才感到，我存在著，我在生活，我快乐。
时间毕竟太少，文章都是草稿。加工完成的，只一篇，题为《论美》。约一万二千多字，就流行观点中最明显的谬误之一：美是客观存在的说法，提出我的不同意见。我说美是感觉的评价，无异感觉本身。并且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取决於各个审美者的不同心境，所以它是主观的。因此审美活动不是物的反映，而是心的创造。艺术创作不是现实的复制，而是灵感的表现。
对此我深信不疑。相信真理在自己手里，并且我已经把它说清楚了，很快乐。那种独上高楼的感觉，确是美好的体验。骑了来回三个多小时的自行车，进城买来一叠有格稿纸，把它整整齐齐抄了两份．一份投寄到北京《新建设》月刊社。一份想找个懂得的人给看看，硬是找不著。找到兰州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舒连景先生，他看了说，题目太大。做文章题目越小越好做。要是只谈一幅画一首诗的美，或者一处山水一件文物的美，容易展开读者也爱看。题目大了，吃力不讨好。我唯唯。心想大教授尚且如此，夫复何求!有一种“地老天荒无人识”的感觉。
后来听说，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徐褐夫是个大学问家，曾在苏联长期担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自然辩证法，赫赫有名。我喜欢，褐夫，这个名字，很文化，很平民。心想没准儿这个人能看懂我的文章，就带著文稿去找他，师院所在地十里店在黄河上游，很远。那天风沙弥漫，到那里已是下午。满身尘土，去敲院长办公室的门。开门的人堵在门口不让进，说徐老很忙，有事找系主任谈。校外的?校外的一律不见!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我再敲，他再开，再关。我又再敲。出来一个有点儿驼背，秃顶白发，六十来岁的矮小老人，说我就是徐褐夫，找我有什么事?我说请你看一看我的一篇文章可以吗T没等他回答就把稿子奉上前去。他迟疑了一下，接了稿子，看了一下标题，说，好的，我看看。
如约等了两周，又再去。还是那人开门，满面笑容让到一边，说请进，徐心情极好，问我家史，夸我才华，热情恳切。但是说到文章，意见却很尖锐，说它是“十足的马赫主义”，早就被列宁批倒了。问我读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论》没有，叫我一定要好好读一读。最后从桌上推过来一叠字纸，说，具体意见我都写在这里面了，你回去看看。要是不同意，我们再讨论。
这篇一万多字的意见写得棒极了，深刻而丰富。其对信念的执着，对一个无名小于的关爱和尊重，以及渊博的哲学史艺术史知识，都使我对徐褐夫先生的人格学问极为敬佩。但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不是为发表而写的意见，也和后来报刊发表的许多批评我的文章一样，认为我的主观论是错误的，唯心主义的。我请他介绍来访的师院教授洪毅然先生带了一封长信给他，表示我由衷的感激和敬佩。信上我说，但是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个问题，同心物二者谁决定谁的问题，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问题。前者是微观心理学，后者是宏观宇宙学，是为两极。当然两极是相交的，心理现象是生命现象。我在文章一开头就说“生命是物质运动的形态”，以后的推导都以此为前提，这和马赫或者其他唯心主义者都不相同。洪先生说，徐看了，直摇头。他同意徐的意见。
半年后，一九五七年二月，文章发表了。编者加了按语，表示不同意。说是遵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刊出，以供讨论。并预告下期将刊文进行批评，“希读者注意”。接著《新建设》、《文艺报》、《学术论坛》、《学术月刊》、《哲学研究》……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批评它的文章，一致说我唯心主义。有的文章甚至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唯心和唯物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它贯穿着整个哲学史。有的文章不那么尖锐，但政治立场同样鲜明。如说美的客观性来自美的社会性，五星红旗之美来自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你能说它不是客观的吗?
总观整个讨论，不但是学术批判，也是政治批判。并且这里面隐藏著许多陷阱，一答覆就要掉进去。比如有篇文章说，在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存在著一定的社会标准，这标准并不因为你不承认不认识而不存在。我回答说，对於公鸡而言，一粒麦子比一斗珍珠更符合标准，它并没有弄错。这就掉进去了。这话后来被解释为，我要用资产阶级标准代替无产阶级标准。又如有篇文章说，存在决定意识，我们感到生活美好，也是由新中国的现实所决定的。我回答说五条件之条件，将不成其为条件。爱海的人住在海边，爱城市的人住在城里，都可以感到幸福，但如果把他们的位置对调，海、城依旧，幸福却没了。这又掉进去了。这话后来被解释为，我说新中国不幸福。
我答辩题为《论美感的绝对性》，强调第一，事物不等於经验；第二，经历不等於社会性：第三社会性不等於客观性。我说经验是变动的，事物作为客体，则是相对地固定和持久的。它还能再次引起经验，但不一定是相同的经验。另一方面，经验是个人的，事物作为客体，由於同时被许多人经验，相对而言属於社会。这里面要区别三个层次，不能混为一谈。此文发表於《新建设》七月号。其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这些话不再有人回答，对我的政治批判却升级了。《陇花》月刊一连发了三篇文章，指控我“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对台戏”，“阶段敌人磨刀霍霍，胡风的幽灵又在高尔泰身上复活了”。再下去这个说法又提升为，我是“有目的、有计画、有步骤地向党进攻”。到这份儿上，我已无话可说，想说也没处说了。
五十年代那一场美学大辩论，参加的人很多，并不都是针对我的。他们之间也互相批评。所有的互相批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强调自己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对方的不是。这，并非由於所有的人都想讨好统治者，其中不乏正派诚实，严肃认真的学者，他们是真信马列。比如朱光潜先生，自己被别人批评为唯心主义拒绝承认，却也来信指出，我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因而是错误的。又如宗白华先生，他的《读{论美)后的一些疑问》一文，就事论事而未上纲上钱，是对我最温和宽厚的一篇，但字里行间自然流露出来的，是更真诚的马列信念。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所有这些大知识分子，都那么坚信马列众口一词T洪毅然先生反问道，难道所有的人都错了，只有你一个人是对的7
我说真理不是用投票表决的方法来决定的，它需要证明。洪说早已证明了，所以大家才信。你思路要开阔些，能接受新思想才是聪明人。这几乎是重复了傅雷的话，使我更加困惑。在绝对的孤独中，有时也怀疑自己。我想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关於生命、关於历史，关於宇宙、关於人类世界的现状，我都所知甚微，怎能这么自信T但是我又想，正因为如此，我不能拜倒在某个终极真理脚下，放弃我自由探索的权利。何况以这个真理的名义，我们已经被剥夺得太多太多。
困惑中把《论美》重新又看了一边，发现问题很多。主要是处处以人为本，而没有具体区分人的个体与整体。在使用“人”字的时候，有时是指前者有时是指后者。这种概念不清造成了许多逻辑混乱，因为整体的主观，也可能是个体的客观。批评者们都没有提到这种，但我很痛心自己的轻率，后悔没有放一放多看几遍就拿出去。现在回头再看，幸亏那时轻率。如果稳重一下，此文就会与其他草稿一同，在“反右”运动中失去。即使侥幸留存，也再无处发表。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对我的批判纵然非常恶毒，但都没有抓住要害；强调美的主观性，也就是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尊严，权利，与自由。这同强调统一意志服从领导服从多数的党性原则背道而驰。不过我丝毫没有因为他们的这种疏忽而受益，他们捏造出来强加给我的罪名，已经比那严重得多了。
西北师院“反右”运动的动员报告，是徐褐夫作的。但徐本人接著就被打成了“右派”。我确切地知道，徐是绝对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消息传来，惊讶感慨之余，也自知在劫难逃。对於来日大难，有一种模糊的预感。不过，到也不怎么害怕。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失去，这个由别人强行替我安排的存在方式，我烦透了，渴望著改变。但我也不再写作。生活愈是无意义，愈是没出路，内心愈是骚动不安。不管风景多么丑陋，我常出去独自散步。从学校后门出去不远，一处平旷的广场上，常有许多兵士，在那里训练生马。我常坐在场边，一看就是很久。他们给那些桀骛不驯的烈马，套上七八根长长的缰绳，人手一根，从四面八方把它紧紧拉住，然后骑它。如果它不服，八根缰绳同时一爽，它就会被抛起来沉重摔倒地上。爽几次就摔几次。然后再骑，直到它驯服。有匹马特野特顽，一次次翻起来颠倒跳跃，鬃毛飞腾如黑色火。一当摔掉骑手，就前脚离地站起来，颤声一阵哀叫。看着它我想，处处是人，你往哪里逃?假如你一定不愿被人骑，那么你的肉可以吃，皮可以制革，你别无选择。我问自己，假如我是它，我怎么办T
我不知道。
注：此文用的是新青年网站的版本，原题<走向泅沌(四篇)》，花塘版将题目改为<<论美>之失》(与<读书》二00三年第十期所载相同)。二者文字不同处较多。电影的锣鼓
一九五七年，我虽然已经二十一岁，也爱动个脑筋，还是很槽懂。对周围的人事矛盾浑然不知，更不关心政治。在遥远西北一个偏僻的小单位，我甚至没有感觉到，那个“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当然我也看报，但那欢欣鼓舞的“大鸣大放”，和随之而来的“愤怒声讨”，於我都只像是“电影的锣鼓”。
《论美》的写作和发表，完全是瞎碰瞎撞上的。由於发表在北京的所谓“中央报刊”上，又受到全国性的批判，我们的校长肖英以为出了大事，跑到兰州市委，报告“严重情况”。接待她的青年官员谢昌余(他后来成了我的朋友)听完汇报，告诉她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不是政治问题，不要紧张。
甘肃省委召开座谈会，发给了我一个请柬。我没在意，也没兴趣，没去也没答覆。肖英找我谈话，说那个会很重要很盛大，擅自不去，是脱离政治，自由主义，纯技术观点。给我看了一份会上传达的文件，是毛泽东的讲话。打印的，不让带走，要我当场看了就还给她。粗粗溜了一下，主要是请大家出来鸣放帮助党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云云，我只当耳边风。
洪毅然先生来访，他刚参加了省上那个为期三天的会，特兴奋特高兴。问我为什么没去，说张仲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托他向我问好。说会开得好极了，大家都讲出了心里话，很畅快。谁说了什么，谁又说了什么，一个比一个尖锐。张仲良说，都说得很好。能开诚布公，证明大家相信共产党。党和大家打成一片，肝胆相照，才能共同进步。我问，难道你们没看到最近《人民日报》的社论吗? 《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都在讲要反击。北京那些人，鸣放了一阵，已经在挨整了。洪回答说：张仲良说了，那是针对右派的，不是右派就不用怕。毛主席亲自发表讲话，保证言者无罪，你还不信吗?
不久，报上公布了毛的那个讲话。但已和传达的不同，提出要根据六条标准，区别香花毒草。说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条。不但北京，地方报刊也开始反右。《甘肃日报》连续多天，以通栏大标题“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整版整版报导在省委那个座谈会上出现的反动言论，省政协主席水梓，《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西北师院院长徐褐夫、兰州大学校长陈时伟……都被点了名。“广大工农群众愤怒指出”，这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无产阶级的凶恶敌人。
紧接着，兰州市委也召开座谈会，也给我发了一个请柬，会期也是三天。这次我不能不去了，他们派了一辆小汽车来接我。我们的新校长雷煦华陪同来人找到我，一同满面笑容逼著我上了汽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小汽车，也是这些弯弯曲曲迷宫似的土屋小巷里第一次有小汽车通过。车子夹在里面，东倾西侧前高后低一顿一顿地爬行。常遇到宽度不够之处，又倒回来另觅新路。驾驶员已很焦躁，有时猛一冲吓得鸡飞狗跳，吓得那些腆着脏肚皮吮着黑手指贴墙站著看新奇的孩子们一阵乱叫乱跑。和他相反，那个来接我的人，却一直在后视镜里亲切地微笑。
开幕式像听报告。数百人坐在下面，十来个人坐在台上。还是“传达”毛的那个讲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后张仲良以省委书记的身分，向大家保证安全。这个人我见过。去年办农业展览，调我去画画，他审稿，意见不俗，好像有点懂行，还说我画得好。这次他说，党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宫僚主义、教条主义等等毛病，请大家来提提意见，帮助我们改正。务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错了也不要紧，都是好心。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中间他问，高尔泰先生来了没有T(有人答来了)，来了，欢迎欢迎．上次邀请你你没来，大家都很遗憾。有意见没处提，到北京去发表，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很脱离群众了。来了，沟通沟通，隔阂就没了，如是云云，说完就走了。这里继续开会，市委书记。#(名字忘了，待查)，讲话，动员大家叫打消顾虑，畅所欲言。
讨论会气氛热烈，大家发言踊跃，我始终没开口。晚饭后，会散了，他们留下十来个人，包括我，在小会议室开小小会，有牡丹烟、龙井茶，有橄榄和话梅。市委头儿都来了，或慈祥恳切，或豪爽直率。香烟氤氲，光晕朦胧，有股子随和劲儿。……坐到我的旁边，促膝抚背，热情得像一盆火，要我给党提点宝贵意见。我坚持说我没意见。他说，你在北京发表的意见不是很好嘛!我说那不是意见，那是美学。他说哪里哪里，你太客气了，咱们是一家人哪，说什么也别客气呀。我想不出话来回答，只能一再重复，不不不我没意见，显得不近人情，像个傻瓜。散会后他派车送我回校，第二天我没再去。
学校放暑假时，反右进入高潮。由周恩来签署的《劳动教养条例》也已公布。兰州市教育局通知，中、小学教师也要鸣放。叫我们带上行李，到市中心几个学校集中开会。这次不是邀请，是规定，不想去也得去。还是原套程序：传达主席讲话，书记担保平安，局长动员鸣放。还是原套说法：帮党整风，竭诚欢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会期不是三天，而是一个月。日程是公开的：先鸣放，后反右。暑假里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开学后继续批斗。
我想，人都不是傻子，到这份儿上，该不会有人闻笛起舞了吧T不，奇怪得很，照样热闹。覆车之鉴，全都视若无睹。我们住在教室里。一室十几二十个人，那些课桌，白天聚拢来就是会议桌，晚上分开拼就是各人的床铺。半天开会鸣放，半天写大字报。写大字报的纸、墨、笔全由教育局供应，要多少有多少，大家写得不亦乐乎，贴得不见墙面。叙事、评论、顺口溜、相声，甚至漫画都有。记得女子师范的许植本老师写了许多诗，贴出去得意得很，常在墙前徘徊，听人家赞美。我记得全的，只两首。一首写农村的饥饿；粒米煮成十碗粥，东风吹来浪悠悠，一勺舀出西湖镜，照得全家水中游。一首写城市住房的紧张；两家共住一间房，每逢周末换班忙，开关门户起纠纷，儿童归来叫错娘。
好像有点漫画化，但我没说。看什么样的大字报，我都不表态。有人稿长，见我没事，请我帮抄几张，我拒绝。有人贴出呼吁书，许多人连署，要我签名，我也拒绝。我想，我不沾这个边。在整个鸣放过程中，我自始至终，一直未发，一个字也没写。
想不到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就是我。
我们学校有个四十多岁的女教师叫杨春台，丈夫是西北师范学院的地理系主任，家在西师。那天早上在院子里遇见，我问她西师的右派分子是怎么处理的。她说还没处理。当天下午墙上就出现了一张题为《质问高尔泰》的大字报，说你不是右派，为什么鬼鬼祟祟打听右派分子怎么处理?你不是右派，为什么鸣放声中噤若寒蝉?下面签名之多，是正文的好几倍。不少名字，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几天后，大礼堂东墙所有的大字报都更新了。上面一横排标语是用墨汁写在报纸上的，一张报纸写一个字，二十几个字摔过去十几米长，写著：“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高尔泰揪出来示众”。就像报纸的通栏标题，下面都是揭发我的大字报。内容除了摘抄报刊上对《论美》的政治批判，都是两年前在肃反运动中整过的材料。其中包括我写给好朋友刘汉的信。那时我还在大学上学，受过批斗但没处分。看来材料都保存著，不然这些人怎么能够知道，是谁给他们看的?这么多大字报是在哪里写的?怎么贴出来以前我一点也不知道h我都莫名其妙。
有一张大字报，写出了新材料，但却是无中生有。说我半夜里说梦话，大喊杀杀杀。写这份大字报的人叫郑钧，我们学校的地理教师。甘肃民勤人，古铜色脸上有深深的皱纹，朴实一如老农。平时沉默寡言，同我也无冤无仇。
开学后一番批斗，我被定为“极右”，西去“劳动教养”。二十一年以后“平反”归来，到兰州大学哲学系数书，颇有点儿前度刘郎的感慨，一度曾去，北岸访旧。十中已人事景物全非，唯一的旧相识，也就是这位郑钧老师了。他已很衰老，白发稀疏，腿脚也不大灵便。见到我他非常高兴，紧紧地握著我的手久久不放，坚持要我到三楼他的宿舍里喝一盅。显然，又见友人，他有一份深深的感动。
二十一年过去，兰州市容变化很大。但皋兰山和黄河都还是老样子，从楼窗外望出去，沉沉晚烟凝紫，风景略似当年。老人说起往事，神色有些黯然。那年老婆子饿死后，儿子去“引洮上山”，也死了。退休下来没处去，只好赖在学校，连个说话的人都没。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能默默地对饮。
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城。注：此文用的是新青年网站的版本．原题{走向混沌(四篇)》，花城版将标题改为《电影里的锣鼓》，二者文字略有不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