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全集.com》第13/20页
1929年，杨度加入共产党，有人讥讽他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章立凡问章乃器：“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中国今天会是什么样子？”章乃器回答：“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君主立宪是虚君共和，不是专制独裁，自然有它的道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国内动乱了40年，最后不得不把王室请回来！清末是改良和革命赛跑，改良太慢，才发生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后，袁世凯、蒋介石还不是搞独裁！革命革到现在，还在不断革命，结果又能怎样呢？我看改良的代价或许比革命小得多！”章立凡又问：“那我们今天会不会还留着辫子？”章乃器回答道：“那也未必，日本明治维新后就改穿洋装了。为政之道，就应该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不为百姓所好的体制和习惯，总有一天会被淘汰！”
张元济一直是个“低调子”的渐进改良主义者，“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他在会上说：“倘若没有戊戍变法、庚子义和团，人民对朝廷的观念不同，也许不会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会造成一个袁世凯，演出那一套洪宪的笑话，更不会有后来各省军阀的火并和割据。经过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像一个国家。（若当初即和平，）我想并且不会引起日本的觊觎，一步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战，使我们贫弱到这个田地。”
钱满素在《爱默生与中国》中写道：真正的革命发生在人们头脑之中，没有观念上的革命，社会革命将不过和波浪一样——只是水面震荡，水下依然如故。
梁启超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故无从判断其真正价值。
二十、战事
曾国荃与左宗棠晚年相见，左问曾：“老九一生得力何处？”曾答：“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八国联军进京后，将北京分为八个防区。彭诒孙家在美军的防区内，遭到了美军的入室抢劫。彭愤怒地跑到美军军营去理论，美军自觉理亏，次日便张贴告示：中国商民可以预备胭脂水或煤油，若有兵丁进门骚扰，即将其洒在对方身上，痕迹显然，拭之不灭，以便究办。
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不惜万金购买战舰，如购自英国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炮舰，购自德国的定远、镇远“铁甲”巨舰，以及后来购自英、德的济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等巡洋舰，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北洋水师的实力名列世界第八，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强，战斗力超过了英国的远东舰队。李鸿章仍觉得舰速太慢，乃决定从英国阿摩士庄厂购买当时世界上最为快速的巡洋舰。但是朝野内外都认为他花费太巨，于是众口铄金，购舰之议终于作罢。后来这艘巡洋舰被日本买去，号曰“吉野”，在甲午海战中将北洋水师冲得落花流水。再后来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赔偿2亿6千万两白银，这些钱用来买多少艘巡洋舰都够了！所以梁启超指出：“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试问焉能不败？
慈禧为过自己的六十大寿，不惜耗费重金扩建颐和园，为此挪用海军经费数千万两，致使早被李鸿章看中的最新英制巡洋舰被日本买去，而为了买这艘吉野舰，明治天皇的皇后连仅有的首饰都捐了出来。
梁启超对李鸿章评价颇高，但他同时也指出李“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只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甲午战后不久，恭亲王奕訢病逝。弥留之际，慈禧派人去问谁可接任，曾主动提到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恭亲王摇头道：“罄南山之竹，难书此大错。”其意在责怪翁同龢一力主战，而当时的中国确是不可战而战。
袁世凯在小站操练新式陆军，受到保守派的猜忌和攻击，他的上司荣禄便欲杀之而夺其军。但荣禄在小站检阅了袁的部队后，深为其军容齐整、器械精良所感动，因为他从未见过如此现代化的本国军队。荣禄因此将袁世凯视为练兵奇才，不仅不予加害，反而引为心腹。
北伐军攻陷武昌，生擒守将刘玉春。刘玉春对记者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无愧于玉帅（吴佩孚），惟愧对百姓耳。我虽大开汉阳门，然难民太多，每日出城者不过两千人而已，且争挤溺死者不计其数，实可悯哉。我情知不能守，所以守者为报玉帅也。玉帅主张或有斟酌处，然其人格高尚，且厚待我。我既殃民当死，纵千刀万剐可也。”国民军感其忠勇，释之。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举行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北伐誓师典礼，当是时，蒋发表北伐誓词称：“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晨星。吊民伐罪，迁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刘戡同何应钦吵架，桌子上的茶杯打翻，茶水洒了一地，何没办法，只好说：“假使你是军分会的代委员长，我是师长，我以这种态度对你，你作何感想？”刘没说话就走了。何对留下来的符昭骞说：“要抗战，首先要军队服从命令，目前华北的情形就不是这样。命令要宋哲元的部队集中通县，他们却到廊坊去。要傅作义部队集中高丽营，他们却到长辛店去。像这种情况，如何谈得上抗战。所以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人谈判停战。”
1933年，陈济棠拒绝蒋介石调兵赴赣剿共，他宣称：“不要说日军占了北平，就是日军占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去江西剿共。”
罗隆基在《益世报》发表《枪口朝外，不可对内》，主张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廷黼马上在《独立评论》作出答复，认为仓促对日作战必将导致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抗战时期，有一记者碰见一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军人表示，对于中国的最后胜利，他是有确信的。记者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无名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的。”
张自忠给冯治安留下临阵遗嘱说：“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1938年5月，张自忠写好最后的信后即挥军渡河，在南瓜店与敌人遭遇，双方兵力既悬殊，武器更不如，张将军指挥部队奋勇进攻，激战九昼夜，日军伤亡惨重，不知道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能打。后来听说其中有张自忠将军在，乃增援反扑，务期要消灭张将军所部，以绝后患。最后张被围于南瓜店之十里长山，敌人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到16日，一天之内，从早晨战斗到晚上，张所部伤亡殆尽，将军身中六弹，屡次倒地，屡次爬起冲杀，左右请迁移指挥所暂避，张坚持不许。到了最后弥留时，告左右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民族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
1938年5月9日，日军十六师团进攻郓城，23师师长李必蕃令69旅死守。该旅守城不力，郓城失陷。后日军重兵临菏泽城下，他率师直属部队与敌军肉搏，后菏泽沦陷。他在城郊腹部中弹，临终前用军用地图反盖于胸，上书：“误国之罪，一死犹轻，愿我同胞，努力杀敌。”
1943年常德会战最惨烈的时候，常德城区已成一片焦土。第57师师长余程万仍率残部死据城南一角，决意死战。他给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电文中说：“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师部，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孙当即泪如雨下。
续范亭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剖腹自杀”的方式抗议“不抵抗主义”。1935年，他赴南京呼吁抗日，在中山陵放声痛哭：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又赋绝命诗一首：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抗战期间，蒋介石曾起意“不守”长沙，薛岳不以为然，他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何在？”白崇禧以“长期抗战，须保持实力”相劝，薛也不听，他说：“湘省所处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在他的指挥下，中国军队与日军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会战，取得歼敌各4万多、4万余、5万多的胜利。薛岳受到蒋介石嘉奖，美国总统杜鲁门为薛岳颁发一枚自由勋章，以表彰其在抗战中的贡献。
1946年7月，梁漱溟赴上海拜访了周恩来，力劝共产党重返谈判桌，周恩来似乎被他说动。梁漱溟满意地乘火车回南京，不料次日清晨一到南京，就听到了国军攻陷张家口的消息。梁于是对着伫候在火车站的记者们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被各大报纸用作头版标题，广泛流传。
1949年，军统在云南捕获亲共人士九十余人，卢汉为他们向蒋介石求情，蒋的回电是八个字：“情有可原，罪无可逭。”卢汉为之苦闷不已，求助于李根源，李即提笔将辞序改了一下，变成“罪无可逭，情有可原。”于是这些人的性命得以保全。
刘伯承年轻时与北洋军作战，被一颗子弹打进右眼，造成右眼球坏死，医生决定开刀把坏死的眼球和烂肉割掉。刘伯承不愿使用麻醉剂，因眼睛离脑子太近了，担心麻醉剂影响脑神经。手术做完，刘告诉医生：“我一直很清醒，在记着刀数，一共是72刀。”
二十一、刺客
陈独秀20岁时，与革命党人吴樾相争刺杀满清五大臣，竟至于扭作一团、满地打滚。疲甚，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对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遂作易水之别。
吴樾准备刺杀五大臣的时候，赵声也在保定。虽然赵声对暗杀这种方式不以为然，但为吴樾的精神所感染，便和吴争赴使命，他看到吴樾只会用手枪，觉得威力太小，便通知善于制造炸弹的杨笃生前来助阵。杨笃生给吴樾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撞针式炸弹，万没想到，这颗炸弹在火车颠簸的情况下自动引爆，吴樾当场被炸死，亦重伤清二臣。
徐锡麟字伯荪，绍兴人，以排满革命为职志，到安徽谋差得巡抚恩铭信任，任警察学堂总办。而徐因此伺机刺杀恩铭，被捕，有人问徐：“恩抚台待你不薄，何故如此？”伯荪说：“恩待我是私交，我对他是公义，私交何得胜过公义？我一死而已，不必多言！”
徐锡麟被捕后，审问者说：“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徐大笑语：“区区心肝，何屑顾及！”他在供词中自称“专为排满而来”，斥责清廷以立宪为名，行集权专制之实。指称：“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不迟！”恩铭抢救无效死亡，徐被处极刑，临刑时视死如归。清廷对其剖腹剜心，祭奠恩铭，肝为恩铭卫队分食。
徐锡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告》中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
彭家珍刺良弼前，曾说：“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刺杀虽然成功，彭家珍却当场被溅起的弹片击中而死。良弼临死时感叹道：“杀我者真乃英雄，也是真正了解我的人。我死后，大清也就完了。”两人居然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感，正像春秋时的要离和庆忌一样。
汪精卫本不赞成暗杀的做法，曾说：“革命是何等伟大的事业，想以刺杀一二宵小之徒而唾手得之，未免太天真了！”但因革命党数次起事失败，同志惨遭屠戮，汪始日益激进，成为一个有志“流血以溉同种”的暗杀主义者。他决心进京刺杀摄政王，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力劝之。汪凛然道：“若谓今非可死之时，弟非可遽死之人，则未知何时始为可死之时，而吾党孰为可死之人。凡为党死，死得其正。”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在当时是一个大案，由肃亲王审理。肃亲王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三篇汪精卫的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精卫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也感到深恶痛绝，所以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下人心。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也同意从轻发落。
唐德刚说：“对汪精卫，余曾撰文论汪之十大错误，认为汪犯了九大错误，社会和历史都原谅了他，使他有复出领导的机会。只是他把第十大错误做得太绝了，历史无法原谅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汉奸之名遗臭史册了。”
1936年国民党五中全会期间，汪精卫亦受暗杀，刺客为王云樵弟子，幸而身中三枪无大碍。当时，陈璧君听说后赶到现场，汪精卫受了重伤，满脸是血，跟陈说，我完了，我完了！陈当即骂汪精卫说：你刚强点好不好，你硬一点好不好，干革命的，还不早晚就有这一天，早晚会有这个结果！
张作霖被清廷招安后，奉令移驻洮南，对付蒙匪。此地多戈壁荒漠，有的地方又草长盈尺，毒虫四处，饿狼遍野，无法进行侦察工作。这时张作霖的绿林兄弟安遇吾请命打入蒙匪内部，探明并画好了蒙匪的巢穴位置和活动路线，但安又想顺便杀一两个蒙匪头目，事败被杀，尸体被肢解，蒙匪更将安的尸体送给张作霖以示威。入殓时，张作霖发现安的身上有个伤口，里面似乎有物，仔细检查后发现是张地图。张作霖便用这张地图击溃了蒙匪。安遇吾的两个儿子也大有乃父之风，拒绝接受张作霖的报答，飘然而去，多年之后也成为有名的侠客。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如亡命客一样在东京过苦难日子，袁世凯仍不放心，派蒋自立到东京去刺杀并收买国民党人。湘支部长覃振认为蒋是一个大威胁，召集同乡开会商议对策，许多人主张行刺，但问何人愿去，却又无人答话。座中有人指着林修梅说：他是军人，应该可以去干。林推说无手枪，荆嗣佑说他家正有一个朋友寄了一支手枪，可以借给林用。林又说还要一个人同去，替他巡风。座中无人答应，忽然窗外有人哈哈大笑，惊动了会众。原来是新到的桃源留学生吴雪梅，其人年龄不过十八九岁，大家问他为何发笑，他神气地说：“我是笑你们这些饭桶，连一个姓蒋的都无人敢去杀他，还想打倒袁世凯吗！”覃振奇其言，忙问他：“看来你倒是一个好汉，有勇气敢去行刺么？”吴答说：“怎么不敢，只可惜我不是你们的党员。”大众欢呼道：“如此我们今天就欢迎你入党。”登时要他填了入党誓约并置酒欢迎。晚餐过后，吴头都不回地去把蒋自立刺杀了。
二十二、军阀
孙传芳号称残暴，但他以五省联帅驻节江浙时，裁减赋税，尤其善待农人，颇得乡人之望。他还重用丁文江等学者，委之以建设大上海的重任。后来有乡绅主动进言，希望能每亩征银二角以助军费，孙坚决不许。因此他失败后，江浙颇有悯伤之感。
袁世凯以签订“二十一条”被唾骂为卖国贼，但事实上“签订二十一条”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说法。日本抛出“二十一条”后，袁世凯即令外长陆征祥等竭力拖延，以待国际社会调停；尤其是在日本威胁不得泄漏条约之事的情况下，他却旋即将此事知会英、美等国，并斥诸媒体，从而使日本陷入舆论被动。在具体谈判中，对原则性的“第五号”坚持不让步，对其他条款也竭力抵制，不惜数次中断会议。由于西方各国的爱莫能助，最终在日本的“最后通牒”下，签订了这个已远不足21条的条约。当时中日实力对比悬殊，若不签城下之盟，势必兵戎相见。事实上，袁世凯不仅不是亲日派，且是日本不共戴天的仇人。早在甲午战争前，袁世凯就在朝鲜两次击退日本人，被日本人衔恨不已。如今条约既成，袁世凯为之痛苦失声，要求全体官员和国民卧薪尝胆，誓与日本“十年后见”。成王败寇，历史上越王勾践，先辱后荣，也不失为一英雄。倘若袁世凯真能发愤图强，一雪前耻，未始不可为一勾践，可惜他自食其言，帝制自为，终于身败名裂，为天下笑。值得指出的是，梁启超、蔡锷的反袁“护国运动”，多少都得到了来自日本的支持。因此，袁世凯临终遗言“为日本去一大敌”确非虚言。
曹锟检阅他驻在保定的军队，在他走过士兵行列时，发现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来问他：“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士兵说他刚接到家信，说他爸爸死了，他远在军队，无法回家奔丧。曹说：“不要哭，不要哭。给你五十块大洋，回家葬你父亲去好啦，尽完孝道再回来当兵。”
曹锟曾对议员们说：“谁既有名又有钱，就可以做总统。”某议员立即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他就可以做总统。”曹在贿选当日，见国民党议员吕复没有选自己，竟附耳低语：“如何不选曹某人？”吕复勃然大怒道：“你要是能做总统，天下人就都能做总统了。”
曹锟以贿选得总统，共有480名议员收取了他的贿赂，原则上每人5000元，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从1万元到2000元不等，这些议员后来被称作“猪猡议员”。消息一出，全国大哗，此事遂成为曹锟及其直系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是，正如曹锟的部下王坦所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拿枪逼人选举的人强多了。”确实，曹锟至少在选举程序上严格遵守了《临时约法》，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手段，对某些拿了钱不投票的议员也未采取报复手段，因此，他实在算不上是最坏的。
曹锟任总统时，他的亲信吴毓麟等人想为了驻英公使的人选问题，频频向外长顾维钧施加压力。双方争执不下，吴毓麟就请曹锟出面，曹锟正色道：“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作外交总长。顾先生对外交有经验，你们凭什么干预？”顾维钧在回忆录里写道：曹锟虽然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
华北沦陷后，日本土肥原贤二极力拉拢前大总统曹锟，想以他为首成立傀儡政府。曹锟身负贿选总统之耻，国难当前却大节不亏，他忿忿地说：“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当他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时，兴奋溢于言表，连说：“我就不信，我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但随着战事不利，他不久便郁郁而逝。
直皖战争前，吴佩孚通电痛骂段祺瑞：“自古中国严外国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直皖战争后，曹锟和张作霖结为亲家，沆瀣一气，吴佩孚的政治理想无法贯彻。他黯然神伤地回到洛阳，一下车便对记者说：“此次战胜，是一件痛心可耻之事！”
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到北京，在车站一见来接他的张学良，便怒责道：“为何不打？”张学良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佩孚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
吴佩孚势败后，避居四川依附杨森。某日，有日舰司令荒城二郎来访，愿贷款百万，赠械十万，助吴再起。吴马上逐客，说：“我曾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之机不在此处。若我果举外债，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事国人自了，盛意所不敢承。”
吴佩孚晚年寓居北京什锦花园，每日画菊消遣，态度消极。或有访客迟迟不愿去者，则大谈其《周易》，深奥玄妙，使客乏味而去。事实上他平生颇有著论，如《春秋正识证释》、《易箴》、《日食参考说》、《循分新书》等，故有儒帅之称。
常有历史学家将吴佩孚定格为“英美派”。实则吴佩孚平生抱“三不主义”，即“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托庇外人”，始终奉行不辍，至死未变。当然，他对苏俄和日本的拉拢都坚决拒绝，而英美似乎不曾那么主动地拉拢过他，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他对英美要“友善”一些。
董必武评价吴佩孚：“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岳，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却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赶到现场长跪不起，并以“终身食素”作为对自己的惩罚。他果然信守这一诺言！1936年夏，他因贪吃了几块西瓜导致腹泻，从此病痛不断。医生建议他开荤以增强体质，他表示：“人可死，荤绝不可开！”于是不治而死。
吴佩孚论康有为、章太炎优劣：“皆我好友也。性格相似，而成就不同。南海年高，保皇之魁率；太炎年幼，才气纵横，非南海以下之空闲所能容，遂激越而入革命。使其易地而处，南海可为太炎，太炎亦可为南海。而良人逝后，中国不复有文学之士。两人弟子虽众，乃无足承其业者。”或又问其太炎弟子鲁迅如何，佩孚默然良久道：“吾不读民国以后书。”
王闿运进京，见到总统袁世凯，呼之为“老弟”，袁世凯称王为“壬老”。王闿运很不高兴，对人说：“他竟然称叫我‘壬老’。他不知道他祖父端敏公甲三跟我是什么交情么？不叫‘太世叔’却叫‘老’，真是不知礼数！”
张敬尧兵败北上后，他的靠山段祺瑞很鄙视他，对他颇为冷淡。张郁郁寡欢，乃赴南口投奔冯玉祥。冯玉祥疾令缚之，历数其祸湘之罪，最后付以《新旧约》和《三民主义》两部巨著，语之曰：“你熟读两部书，便放你走！”两个月后，张居然能够背诵一些章节，冯玉祥不得不佩服，只好放他走了。
陈炯明一度持无政府主义，希望以联邦制来建国，先建立亚洲联邦，再与欧洲联邦，美洲联邦组织无军备的“万国联邦”。他认为“万国联邦”是进入“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大同世界”所必须经过的第一步。
1925年，陈炯明败于国民军后，蛰居香港，被推举为中国致公党总理。他廉洁自持，不蓄私财，生活窘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企图拉他下水，他则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人拉拢不成，仍赠他8万元支票，他在支票上打叉退还。1933年，他在贫病中死于香港。其后，致公党继承了他的遗志，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来又联共反蒋，直至今天都是参政党之一。
北伐胜利后，中国各地又有拥兵自重的地方大员成为新军阀。李宗仁为始作乱者，其后大小军阀俱闻硝烟而动心，蒋介石痛感“军阀习惯成性，除不胜除，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但他仍说：“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1928年，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张作霖的军队节节败退。5月，日本大使威胁张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要张答应，日军帮其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作霖把手中翡翠嘴旱烟袋摔断，大叫：“我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并赶走了大使芳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