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全集.com》第6/20页
章太炎少时受外祖父朱有虔启导，在其十一二岁时，朱即讲《东华录》，说夷夏之防不可不严。章问：“以前的人有谈过这种话没有？”朱说：“王船山、顾亭林已经谈过，尤其是王氏的话，真够透彻，说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章说：“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朱答：“现在不必作此说。如果李闯得了明的天下，闯虽不是好人，他的子孙却未必都是不好的人，但现在不必作此说。”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序言中写道：“吾未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又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胡适说：“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
李大钊评论马克思主义：“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现。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个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
1915年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将“二十一条”亲自送往日本公使馆。曹回忆这次经过，“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陆徵祥跟他说起以前“随节俄馆”时，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跟杨儒谈判，磋商不洽，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上令杨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杨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叹：“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陈独秀1904总结：一个国家人民的智慧如果没有被广泛地开启，人民如果如果没有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力，国家的根基总是无法牢固。如果只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良臣身上，那明君良臣在的时候，国家还可以勉强安宁，明君良臣一死，便人亡政息，国家仍旧要衰败下去。
陈独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
对于青年毛泽东，李璜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1918年）他已25岁，因被环境所限，故他读书不多，而中西学识的根柢那时都很差。但其头脑之欠冷静，而偏向于实行一面，这是给我印象很深的。”晚年陈独秀则回忆道：“以前毛和我私人无恶感，我认为他是一个农运中实际工作人员，政治水平则甚低。”
陈独秀评三十年代的鲁迅：“鲁迅之于共产党，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
陈独秀晚景凄凉，为其做传的王森然说：“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已动为大教，其余，陈氏之反宗教军阀及孔子主义并赫赫然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相率惊骇而诅之，良不足为怪！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同，党同伐异，莫之能胜，乃密报私隐以陷害之？此村妇相诛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革命领袖阶级也。造成这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之中国现局，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伤之者又不能自富所处之时代。呜呼，如此鸡鸣狗盗，横长权柄，乃国之大哀。”
胡适始终支持汉奸汪精卫。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罗尔纲写《太平天国史纲》，处处表扬太平天国。他的恩师胡适看后，很生气地说：“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你甚至还说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可是我都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
罗尔纲继续写他的《太平天国史纲》，获誉，陈独秀在狱中想见他，他又去问胡适，后者仍旧很不高兴：“陈独秀素有政治偏见，岂能研究太平天国？还是不要见了。”
寡为人知的是，“五四”运动得到了不少“反面人物”的理解和支持。保皇派康有为公开赞美学生运动：“诚自宋大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稀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又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并主张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诛杀卖国贼曹、章。新文学运动的头号敌人林纾，表示支持抵制日货。北洋系前线将领吴佩孚通电支持学生，痛斥政府，不久更唱着抗日歌曲，“撤防”北上。湖南督军张敬尧、江西督军陈光远也要求政府罢免曹、章、陆，力争收回青岛。教育总长傅增湘三次提交辞呈，以此为盾，使政府收回了惩处肇事学生的命令；他还坚决拒不签署解散有关学校的命令。就是被学生痛打了的章宗祥，也委托其妻子具书呈请国务院释放学生。
孙伏园感叹曰：“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
冯友兰说：中国缺少清楚的思想，得到的补偿是较多的理性的幸福，他们是富于理性的快乐主义者，舍力量而取享受，所以不需科学，他们仅希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因此不要科学的力量，他们看来，智慧的内容不是理智的知识，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质财富，道家以为物质财富只能带来人心的混乱。
冯友兰说：中国哲学中，孟子派儒学、庄派道学皆以神秘的境界为最高境界，以神秘经验为个人修养之最高成就，但两家方法各异，道以纯粹经验忘我，儒以爱之事业去私，无我无私，而个人乃与宇宙合一。
冯友兰再道：英美及西欧等国人之所以是“智”、“富”、“强”者，并不因为他们是英美等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城里人；中国人之所以是“愚”、“贫”、“弱”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中国人是乡下人。
陈寅恪说：“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无可疑。”
余日章作为国民代表赴华盛顿会议，时中日争论方炽，有洋人问余：“中国人果有自治能力吗？”余反问道：“您读过世界历史吗？”彼答“读过”。余接着问：“在世界各国中，试问哪一国不受外族支配的民族自治的政府，有如中国之长久历史者？有的话请告诉我！”对方语塞而退。
吴樾幼年进私塾读书，12岁起，年年参加童子试，均落第。19岁后不再学习八股，爱读古文辞，特别喜好历史。“每读明史，朗诵长吟，感叹唏嘘不能置”。
冯至听鲁迅讲课，感到鲁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如谈到秦始皇，鲁迅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
顾颉刚以为，中国的古史是一篇糊涂账，二千多年来随口编造。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里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顾称这种现象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顾维钧以为中国的事情难办，尤其外交难办。他以为内政的对象是人民，外交的对象是与国。在内政上有时候可以开大价钱，可以开空头支票，反正人民无知无力，对你也莫可如何。至于外交，那就得货真价实，不能假一点，不能要大价钱，否则就会自讨没趣，自食其果。他曾说：“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
近代以来调停或干预中国内政的外国人中，马歇尔是地位和声望最显赫的一位。马寅初曾说：“举国人民的目光都注视到他，寄以无穷的希望，好像中国之命运已经握在他的手中。最高领袖的地位，好像已转移给他。”《大公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劳动马歇尔将军来华，促成中国之民主团结，其事本身，实足令知耻的中国国民汗颜无地。”徐永昌则说：“此次马歇尔来华，我人之上书控诉政府失败者三千余件，此辈皆属各党各派人物。既可上书政府，亦可申之舆论，极其所至，亦可起而革命，乃厚颜以为假此可取媚于外人。一国之民多无人格，其国亦必无国格。”
雷海宗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太平盛世可靠皇帝与团体间无形的组织维持自己的势力，天下一乱，他们就失去自立自主的能力，大权就转移到流氓的手中。士大夫最多守成，无应付局面的能力。乱世士大夫的行为几乎都是误国祸国的行为。从东汉末年的党祸、宋朝的新旧党争直到明末的东林党，“都是在严重的内忧或外患之下的结党营私行为。起初的动机无论是否纯粹，到后来都成为意气与权力的竞争；大家都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颜面，当然更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各党各派所谈的都是些主观上并不诚恳，客观上不切实际的高调。”
开罗会议，蒋介石夫妇对英国不援助中国老底看穿。蒋在日记中说：“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利益以济他人……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楷模也。”
蒋百里说：国家观念在中国人向来不够明强，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央若非一代开国之时，亦往往力量不强。而保卫地方倒能发挥出较大的力量，因而有时一个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从地方（民间）兴起来。
张荫麟说，“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他认为，“一切超于个人心智以外之前定的历史目的与计划皆是虚妄”；“历史之探索，乃根据过去人类活动在现今之遗迹，以重构过去人类活动之真相。无证据之历史观直是谵呓而已”。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联大撰写《国史大纲》，他特地提出应把“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作为修撰新通史的必备条件；并昭示国人树立一种信念，任何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1941年，国立编译馆请吴晗写一部《明史》，吴晗交稿后不久，稿件被退回，附有字条写道：“红军之起，拟改作民军之起，以下一律照改。”吴晗大怒道：“我宁可不出此书，这一个字绝不能改！”
1941年，蒋介石评价当年的新文化运动：“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指的是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不抉择地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蒋介石在“五四”运动时正在福建山区闭门读书，对西方、俄国和日本的经济政治学说颇有涉猎，对于新文化运动也不能说毫无感受。他在上文中五个排比的问句，真好似满面戟髯，根根见肉。
黄仁宇以“大历史观”名闻海内外，他以为中国落后是因为不能“在数字上管理”，“数字管理也可称为经营上的管理。在一些社会中，许多事情不能通过金钱、金融的方式来管理，彼此的关系不能以金钱、资金等数字化概念来描述，这就是不能用数字管理的社会，如中国明末的农业社会。印度农村社会也是如此，不依金钱交易关系，而按照种姓制度，以种姓分工来管理。现今世界上不少地区，将社会习俗与宗教溶为一体，实行宗教式的管理，如印度教流行的印度社会，回教的中东和北非社会等，也都属于不能实行数字管理的社会。欲实行数字上的管理必须废除特权、社会隔绝情况。”
余英时说：“‘五四’乃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
雷震在狱中没有低头屈膝。他的脊梁始终是挺直的。他的骨头向来是硬的。在写给儿女的信中，他说：“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
金庸当年在香港办《明报》，执笔写社评，预测中国大陆的政局（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每每中的，有人问他奥秘何在，他轻松回答：“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的。”
在总结一生长寿之道时，施蛰存说：“我这一辈子就是旁观，只看不参加。所以总算没有死。”他主张知识分子只写“史记”纪录历史，就很好了，不需要直接参与社会变革。
杨晦曾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领导者之一，但他对此“光荣历史”始终沉默着。他的一个学生黄修己说：“只凭他是‘五四’运动中带头跳进赵家楼的健将，而又绝口不提当年勇，就够我们佩服一辈子了。”从1950年直到“文革”，作为北大中文系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杨晦留给中文系的还有一句流传广泛，并影响深刻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张学良90大寿时，众多记者蜂拥而来，他却只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的单独采访。他说：“我的一生被日本断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轻人再犯过去的错误”；他想让日本青年明白，“不要动用武力，用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点历史已经教训了我们”。
吴晗曾说：文化的发扬广大，往往是由于积累。一时一地的文化很少是突然而来，突然而灭。故在中国史上，文化的发煌与消灭，也很少与朝代的兴亡同一起讫……须知文化史家的任务，是在探求历史演化的法则，精密地指出新旧嬗递的痕迹。
贾植芳在《狱里狱外》的自序中说：我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
陈寅恪说：“综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递嬗之间季，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
九、文学
郁达夫在东京帝国大学学经济学，但除了应付一年一度的考试外，很少在这方面下功夫。他特别喜欢读小说，他在图书馆借阅小说的数量，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别人借书总是先查目录，选择需要的去借，他却是从书架上一格一格地整批借出，看完后又从上回终止的地方整批借下去。就这样一格又一格，一架又一架，到他毕业为止，竟读了不下3000本各种文字的小说。
张之洞禁其子弟读《世说新语》，他说：“恐未得其隽永，先学其简傲！”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这不待我来恭维你。但是，作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能动人，读你的文章，没有不感动的。第一步你已经做到了。第二个是能留人。司马迁死了快两千年，至今《史记》里有许多文章还是使人不厌百回读的。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文章，你试想想，不说百回读不容易，就是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
针对新文学运动以西方为标准的做法，严复严肃地指出：“西方改革者是以口语适应书面语，而中国的改革者却试图以书面语适应口语。”辜鸿铭则说：“古文是高雅的语言，比口语更优美，正如莎士比亚的英语比现代英语口语更优美一样，而改革者带来的那种使人变成道德的侏儒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死文学’。”
学衡派以文言文反驳新文学运动，不免曲高和寡，应者寥寥，新文学作家们甚至不屑于与他们争论。如鲁迅就说：“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胡适则说：“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
胡适说：“麻将里头有鬼。”又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的小说，因为书里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
对于文学改良，胡适最初是不够自信的，他写信给陈独秀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陈独秀则毫不客气地回复道：“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但是多年之后，面对文学革命的累累硕果，两人的表现却又别有不同。陈独秀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搞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30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士钊）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胡适则当仁不让地说：“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之流的话，运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
《新青年》为编委轮流制，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刘化名写文章在《新青年》发表，驳林琴南的复古谬论，胡适对此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要由他一个人独编。沈尹默对胡适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周氏兄弟对胡适的态度也大加反对，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乃缩手。
俞平伯在清华讲诗词，选出一些诗词，自己摇头晃脑而朗诵之。有时候他闭上了眼睛，仿佛完全沉浸在诗词的境界之中，遗世而独立。蓦地，他睁大了眼睛，连声说：“好！好！好！就是好！”学生正巴巴地等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已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
鲁迅在答《北斗杂志》如何创作小说时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吝惜。宁可将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不可将Sketch的材料拉长成小说。”
鲁迅谈到自己的小说时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从不以为在上海“亭子间”的写作会脱离社会，他说：“这也是生活。”“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鲁迅：文学不是梅毒，可以靠肉体关系遗传。
林语堂评鲁迅：“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
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学生创办了“新中国”文学社，请鲁迅撰稿。鲁迅鼓励他们自己创作，学生表示了对销路的忧虑，鲁迅说：“这很容易，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销路就会好的。”
孙福熙说：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然而他受人侮辱，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侮辱。
夏济安说：鲁迅是一个“病态的天才”，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
很多人以为鲁迅是条硬汉，很少人注意到鲁迅的爱，更少注意鲁迅大爱的品性。鲁迅自嘲是“浅薄的人道主义”。萧红曾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愣了一下，肯定地说：“是母性的。”
蒋廷黼讲述自己初次见到的鲁迅：“1925年前还闻不出他有什么共产味道。他曾出版过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书中铺陈的全是旧说，很少有新义，据我所知，他在西安所讲的还仍为他那本书中的旧套。他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
有人统计过鲁迅300万字的作品，发现其中“人”字出现了21362次。在《准风月谈・晨凉漫记》中，鲁迅还谈到了想做一部中国的“人史”，以对抗满篇都写着吃人二字的历史。
学生都很害怕作文课，当年钱穆教作文的方法很有趣。他认为，作文就是说话，口中如何说，笔下就如何写。出口为言，下笔为文。他要求学生想说什么如实写下即可，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随时提问。一天下午，钱穆要求学生做作文，作文题目为《今天的午饭》。学生的作文交上来以后，钱穆选择一篇写得好的抄在黑板上。这篇作文结尾是这样写的：“今天的午饭，吃红烧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通过这篇作文，钱穆告诉学生，说话、作文要有曲折，要有回味的余地，就像这篇作文的最后一句：“可惜咸了些。”
――马建强《钱穆是怎样做小学教师的》
西南联大时，刘文典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有学生为撰写论文而请教闻一多。闻一多说：“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谈创作，先读20年书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