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全集.com》第7/20页
沈先生不赞成命题作文，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给学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比如“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和“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
――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曾写了一篇小说，有许多对话。他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沈先生教书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有语云：“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周国珍在《忆伍蠡甫先生》中，说他读书时代记忆最深的事：
周国珍翻译高尔基小说，第一句“大海正在笑着”，先生提笔圈去两字，改成“海在笑”。令他惊呆不已，多年以后还不能忘记。
周作人译出日本作家江马修的小说，题为《小的一个人》，自觉此题不符合中文习惯，但别无更贴切的译法。他拿到《新青年》发表时，陶孟和提笔加了个“小”字，变成了《小小的一个人》，立刻珠圆玉润了。周作人十分佩服，称陶为“一字师”。
有一次，废名讲写作要炼句，他举出他的小说《桥》中的一段描写炎热的夏日，两个女孩在烈日下走了很长的路，忽然“走近柳荫，仿佛再也不能往前一步。而且，四海八荒同一云！世上难有凉意了。――当然，大树不过一把伞，画影为地，日头争不入”。他说：“你们看，这‘日头争不入’真是神来之笔，真是‘世上唯有凉意了’。写文章就要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才叫大手笔。”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指着那些将去劳改的“右派”们的背影说：“中国文学的将来，就在他们之中。”
阳翰笙曾请茅盾为他的小说《地泉》写序，茅盾直言不讳：“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的，要我写序，我只有毫不留情的批评它。”阳翰笙倒也大度：“批评也是好事。”茅盾推辞不得，只好动笔作序，直言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或者说失败的小说，太过符号化。没想到阳翰笙竟然把如此尖刻的批评原文出版，茅盾连叹：“雅量，真是雅量。”
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多有人光会叫革命口号，而无较好的作品。鲁迅虽为联盟尊崇，却说：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1935年，胡风发表了《林语堂论》、《张天翼论》，轰动文坛。林语堂误以为是鲁迅化名批评他，鲁迅则语：“要是我写，不会写得那么长！”两篇万言大论使文坛为有这样一位理论家震惊，尚不认识胡风的雪苇以“伟大”许之，后来雪苇却为此吃尽苦头。
胡风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他为文坛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萧红《生死场》的最早读者，直觉萧是有才华的女作家：“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襟。”“这里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篇。”萧红的这部杰作原没有书名，胡风读后，给它起名为《生死场》。
张春桥化名狄克攻击萧军的小说，认为作者“不应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指责作品“不够真实”。后又攻击萧军是“鲁门家将”，鲁迅的“孝子贤孙”。萧军气愤地跑到编辑部，恰巧张春桥在场，萧问：“那篇侮辱鲁迅先生和我的文章是谁写的？”一个与张春桥合办报纸的青年承认是他的所为。“好，我也没工夫写文章来回答你们――我们打架去，如果我打输了，此后你们可以随便侮辱我，我不再找你们；如果你们败了，不允许再写此类文章，否则我来揍你们……”张春桥和另一人都年轻气盛，面对挑战，欣然答应。
1979年已近皓首之年的萧重返文坛，在讲话中说：“我是30年代的人物，想不到30年来竟埋在土里……从1949年起，我就被埋在土里了，现在从土里爬出来，东北老乡叫我‘出土文物’，我是会说话的出土文物……”老年萧军仍爱打抱不平，一次朋友父子都被街上流氓所欺，被打得头破血流，萧知道后，怒不可遏，带了两个小伙子，对着打人的流氓家门连续叫骂，要他滚出来，见个高低，否则，就不是他老子的“种”。打人者缩了头没出来，老朋友竟也再没受到欺负了。萧军说，对于狼和咬人的狗只能用棍棒教训它们，而不能礼让，对于流氓，就应该比流氓更流氓些。他信奉一句俗语：有理讲倒人，无理打倒人。
张爱玲说：“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张爱玲为出版小说《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她那天穿的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产。百分之百的回头率，让张爱玲深感满意，于得意之中，张爱玲对跟她聊天的女工说：“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那女工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寿衣一样了吗？”张爱玲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周弃子年青时即享有文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提出并且为广大群众接受的抗日救亡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周晚年在台湾自号未埋庵主，穷困甚于高阳，两人友善，周多次向高借贷。一年年关迫近，高阳无接济动静，来访的张佛千问：“是否需要我给高阳打个电话去？”周忙摆手：“不用，我不催他，他已经在为我着急，何况他的年关也是年年难过呢。”
瞿秋白说自己是“一个不适合当官的人，在一个错误的历史时期当上了一个注定犯错的领导者”。他的文才曾折服了不少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择，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瞿秋白刻一对印，瞿秋白开的润格是50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瞿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50，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
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梁实秋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后来的成就也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有人说，当我们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瞿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
梁实秋说：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无论文学还是革命，其中心均是个人主义的，均是崇拜英雄的，均是尊重天才的，与所谓大多数不发生任何关系。
丁玲一叹：从1919年，我15岁就开始反封建，现在60年了，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文艺界是吃了大亏的，根子是什么？我寻求着回答。有的同志说是封建。是呀，封建。封建具体表现在什么上呢……它在文艺界的表现就是宗派主义。
1949年后，沈从文发现自己“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此前二十余年间，他曾写下了近三百万字小说，此后，他再未写过小说。学生辈的林斤澜见他太寂寞，拉他去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讲话，沈赶紧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建国后，他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居家艰难，长期住在胡同里。有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认为：先生的姨妹张充和的悼词“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是最确切的。
原学医学之文学家，舍鲁迅、郭沫若外，还有宗白华。旧派小说家恽铁樵则逐渐淡出文坛，成为一代名医。章太炎自诩医道高超，但对恽铁樵却由衷钦佩。
王国维叹曰：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十、诗人
1973年，余光中应邀到台湾清华大学给教授们讲演，在满座博士之前，他朗诵自己的新诗：“星空非常希腊”。正在自我享受吟哦之趣时，一位听众虎地站起来，劈头说：“你这诗不通，希腊是名词，怎么可以当形容词？而且崇洋媚外，中国天空也有蓝的，形容蓝天为什么一定要找外国？”余光中愣住了，缓过神来，锐词相讥，说什么文学不是方程式，不懂就不要乱说。结果惹怒了更多人，讲演不欢而散。
王国维《人间词话》语云：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苏曼殊在南京时和赵声交好，两人常在一起饮酒赋诗，纵马高歌，钟山附近的人们都被他们豪迈的气概所吸引。苏曼殊曾答应给赵声画一幅《饮马荒城图》，画成后却无法交给赵声，因为赵声为革命四处奔走，居无定所。黄花岗起义后，赵声悲愤而死，化名“天香阁主人”葬于香港。苏曼殊就效法延陵季子挂剑的故典，托一位友人将此画带到赵声墓前焚化。但这位友人不舍得这样做，自己收藏了，此画后来不知下落。
徐志摩虽与张幼仪离异，张家人却一直视徐为“佳婿”。张嘉铸在徐志摩再婚时，居然盛装出席；徐逝世后，他专程赶到济南奔丧，并扶灵南下；他临死时在遗嘱中吩咐：丧事不要放哀乐，要朗诵徐志摩的诗。至于张君劢则更为离谱，他居然竭力反对张幼仪再嫁，生怕令张家蒙羞，他说：“女人只能出嫁一次，否则全中国的风俗都没有意义了。”
徐志摩飞机失事而死，年仅36岁。郁达夫在一篇追悼他的文章中说他死得恰好，因为诗人如美人，老了就不值钱了，况且他的这一种死法，和拜伦、雪莱一样不凡。
孙大雨以韵译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而闻名，他对自己的新诗十分自负，对别的诗人则嗤之以鼻，经常在课堂抄一节闻一多或者徐志摩的诗，然后连呼“狗屁”，接下来又抄一节自己的诗，顾盼自得，击节叹赏。如此一番宣泄后，方能将情绪导入正轨，重新开始上课。
鲁迅为讽刺时下流行的失恋诗，仿照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作了三段打油诗，题目为《我的失恋》。孙伏园准备将之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到付排时却被代理总编刘勉撤下。孙伏园大怒，质问刘勉撤稿的原因，刘勉只说“要不得”、“要不得”，却别无其他原因。气得孙伏园给了他一记耳光，随后辞职而去。
闻一多见解云：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为，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的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闻一多评价自己：我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但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并不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的冲动，才能发出力量。所以有人怕他们矫枉过正，我却觉得更要矫枉过正，因为矫枉过正才显得有力量。
1944年，昆明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晚会，闻一多也去参加。闻是“新月派”诗人，曾骂过鲁迅，他不仅不避嫌疑来参加，且发表了坦诚的演说。他先向鲁迅的画像深鞠一躬，然后说：“鲁迅对！他以前骂我们清高，是对的；他骂我们是京派，当时我们在北京享福，他在吃苦，他是对的……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然后，他指着鲁迅画像旁悬挂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说：“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的圣人，就凭这两句话，他就当之无愧！”
朱湘脾气不好，可他自己不承认，“吾爱友谊，但吾更爱诗艺。”他跟徐志摩、闻一多最终没有做好朋友，他在生活中更是处处碰壁，工作丢了，夫妻散了，朋友断了。他说，做文章误了我的一生。
聂绀弩有诗云：“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1985年，胡风去世，除了海外，国内一片寂然，唯有聂绀弩诗见诸报端：“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聂还有一诗写胡风：“不解垂纶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便住华居医啥病，但招明月伴无眠。奇诗仅止三千首，定不随君到九泉。”
1942年2月，24岁的穆旦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参加中国远征军，任杜聿明将军司令部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但战败和濒临死亡让他一下子懂得了诗。“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还有另一句也很精彩：胸中燃烧了，却不想起床。
戴望舒以一首《雨巷》蜚声诗坛，至今令人怦然心动。然而他其貌不扬，满脸麻子，常年哮喘，有些像晚唐的温庭筠和北宋的贺方回，人不如诗。他的爱情也没有那么美好，他先是追求施蜇存的妹妹施绛年，不成功，又转而追求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圈子小得不得了。他以自杀为要挟，终于得与穆丽娟结婚，然而婚后并不幸福，穆想离开他，他便又服毒自杀，但穆不为所动，终于离婚。好在他不以私废公，汉奸李士群邀他入伙，承诺把穆丽娟送回他身边，他坚决拒绝。他在1949年去世，留下一句话：“不要替自己辩护，时间长了，别人自然会了解你。”
诗人杨骚与诗人白薇恋爱，他与白薇相约，要等他在新加坡嫖满妓女100名之数，真正懂得女人之后，两人才能结合。白薇居然同意了，而杨骚因此染了一身的性病。
邵洵美好赌，说赌博富于诗意，在赌桌上作新诗，输得越多作得越好，遂自称“赌博诗人”。他说：“钟可成赌得最豪，朱如山赌得最精，卢少棠赌得最刁，唐生智赌得最恶，而若论雅赌，舍我其谁？”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鸣还记得，一次听林庚讲“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讲到“风满袖”的意蕴时，他平静地、引经据典地讲着，站在写满优美板书的黑板前，静静地看着学生。张鸣忽然“感到了先生绸衫的袖子仿佛在轻轻飘动”，虽然那时教室里并没有风。
“从那时起，我才感受到了诗的魅力，那是一种静默中的召唤。”张鸣说。
闻捷曾自嘲说：“我是一个诗歌上的诗人，爱情上的痴人，政治上的庸人。”“文革”中，他受到审查，工宣队故意不让他与戴厚英从干校一起回上海休假。闻捷送戴上车后，“两手蒙脸偷偷哭泣”。在受批判的大会上，闻捷说：“我对小戴的感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能没有她……”
胡适在台湾，曾创作了一首“新三从四德”诗：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苇岸确诊肝癌晚期后，考虑过放弃治疗，不惊动任何人，悄悄离家出走，到南方或沙漠，走到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或是在途中以其他方式告别人世；也曾考虑仿效诗人海子的做法，并同诗人林莽、王家新谈论过这些死法。王家新用了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来强力劝阻他：“自杀是肮脏的。”苇岸受到了震动，最终打消了这些念头。
在“全民写诗”的热潮中，昆明办了个“万人赛诗会”，一连数天，满城都是张贴的诗画。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看了三天之后，对学生说：“同学们，我仔细琢磨了三天三宿，这里面确实没有一首可以称之为诗的东西。”
曾有记者问北岛，他如何看待早期诗歌时，北岛回答说：“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因为“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有语言暴力的倾向”。北岛说：“摆脱革命话语的影响，是我们这代人一辈子的事。”
海子把房间打扫干净后，前去卧轨自杀。对于海子的生活，西川评价道：“你可以嘲笑一个皇帝的富有，但却不能嘲笑一个诗人的贫穷。”
巴金与冰心在1949年前即关系密切，后来更是以姐弟相称。巴金曾在致冰心信中说：“有你在，灯亮着；我们不在黑暗中，我们放心了。”
十一、新闻
王芸生等人所办《大公报》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王以为新闻记者要敢于说真话，不怕杀头。他曾对后生小子们说：“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李鸿章访问美国，有记者问他是否可以将美国的报纸介绍到中国，他答道：“我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我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敢讲真话，只讲真话。我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在“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手里，《苏报》成为上海重要的中文日报。康梁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由维新转向保皇，陈对汪文溥说：“中国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盖偕我以文学饷国人，俾无再如迷途。”《苏报》言论从此转向革命。
1902年5月，陈范的《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1905年发生《苏报》案，邹容死在狱中。章太炎做诗说：“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慷慨激昂，激奋同盟会士气，满清气为之夺。
《革命逸史》的著者冯自由原名懋龙，其父冯镜如与康有为有旧，但冯自由在日本留学时，对康有为等保皇派十分厌恶。当时，保皇派办有《清议报》，康有为对该报干涉极多，尤其不准出现“自由”二字，麦孟华、蔡锷、秦力山等编辑均感不满，冯懋龙尤为愤懑，遂为自己改名“自由”，以示与其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