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札记》第4/14页
一位女病人呆呆地站在走廊一角，正失声啜泣着。她是喜极而悲。因为住院后，她第一次走了１０米远。“院长，我太高兴了！”女病人淌着泪，哽咽地说。听到这儿，身材高大的重藤院长那牛一般的眼中露出忧郁而慈祥的目光，这目光使我难以忘怀。
一旦白血病发病，病人可依靠药物恢复半年到一年，但也只能多活这一段极短的时间。当白血球再次增多时便无法医治。重藤院长怀疑，白血球得到控制后却又再次恶化，最终导致死亡的原因，会不会与现今药品在使用方法上的失当有关。我同样不能忘记，当院长谈起白血病病人时，他悲哀的眼神里深藏着无边的黑暗。院长自己也是原子弹受害者，他也曾亲眼目睹过那人间地狱的一幕。然而他以人类的尊严，同存在于人们体内的原子弹爆炸后遗症顽强地斗争直至今日。他正是一个广岛所独有的人，一个广岛式的人。
和平公园，晚上７点１５分。月亮还未升起，淡淡暮色中，坐满草坪的与会代表们的身影宛如黑色的浪涛。他们都很紧张。还没宣布开会，以慰灵塔为背景的讲台上，椅子都空着。“全学连”六十几个学生占据了代表与讲台中间的空地，正在高呼口号，并试图进行演说。大会方面正用麦克风劝告学生撤出，严禁代表受其挑拨采取行动。学生们唱着国际歌，一辆小货车停在中间，“全学连”的领袖站在上面，手持麦克风高声朗读《告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所有与会工人、学生、市民书》。“置全世界人民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强烈要求于不顾，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在最后关头仍问题百出。他们虽以多数票决定将大会举办工作全权委任给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但到底又决定了什么呢？面对迫在眉睫的反战和平斗争，又怎样说已经端正了方向、明确了态度呢？”在他们背后，是一群敲着有柄单皮鼓进行祈祷的僧侣，半空里直升飞机盘旋着，烟花腾空而起。代表们高呼“和平，和平”的口号想要盖过学生们的歌声。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弥漫了整个公园。公园四周，右翼团体的宣传车在《军舰进行曲》中行进着。和平公园整个被绳索拦住，只许代表和记者入内。市民们汇集到绳索外侧，默默地注视着里面的情形。
７点２５分，数百名警察从广场正面的建筑物的下方鱼贯而出，好似团体参拜慰灵碑一般直奔慰灵碑。有人鼓起掌来，原来是坐在草坪上的代表。我感到十分震惊。学生们一下子被冲散了。从讲台到公园入口一百多米远的距离，警察追赶着学生，到处是叫声，一片混乱。“别让学生过来！”坐着的代表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句，被警察追得四处奔逃的学生又被撵了回去。学生阵营瞬时间被捣毁了。他们向讲台上记者集中的这边逃来。我和一部分记者也被卷入混乱之中。我跪倒在地上，被撞伤了。从我身旁跑过去的一个学生像橄揽球赛中狂奔的得分手一样，在绳索和代表之间迂回奔逃。他突然摔倒在地上，被警察追上了。“是哪个代表下的脚绊！”这个念头猛地从我脑中闪过，我感到非常难受。学生们全都被追散了，代表们又鼓起掌来。我又一次大为震惊。代表们何以对学生怀着如此强烈的敌意，到底为什么？躲过警察追击的一个学生越过绳索跑到市民当中，他忿忿地叫道：“警察守着共产党开会去吧！”已经早有传闻，是共产党的国会议员团叫的警察。
学生们撤走之后，共产党国会议员团首先被代表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上台。接着是外国代表。７点５０分，讲台上的位子已经坐满。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伊藤事务局长致开幕辞。“我们决不满足于以这种形式召开大会。如果条件齐备，我们随时准备将大会交还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举办。”掌声过后，进行默哀。晚上８点，一轮满月升起。伊藤事务局长身后，扭曲的拱形屋顶的钢筋框架在月光下闪耀着柔和的光辉。在这默哀的两万人当中，唯有伊藤事务局长和森泷代表理事将要面临最为严重的困难。
森泷代表理事以致原子弹爆炸的死难者及受害者的讲话开始了他的动员报告。他念念不忘广岛。广岛原子弹受害者内心的历程，和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道路是相通的。在这个人类的换道口上，老哲学家立论严谨。在他做报告的时候，他身后的慰灵碑前正进行着与大会毫不相干的活动。死难者的家属正在这里献花焚香。他们根本不朝公园里的人群看上一眼，好像掌声和口号声都不曾进入他们的耳鼓。这些广岛死难者的家属，在我眼中就像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一样，使讲台前正在进行的这出戏的光荣与悲惨更加醒目地凸现出来。森泷代表理事正是在这背后的“合唱队”的大力支持下面对着眼前的两万人。
可是，代表们骚动起来。他们压根儿不愿听动员报告，有的人开始唱反调，乱起哄。而这恰恰表明了老哲学家的勇敢。他毫不避讳敏感问题。针对“反对任何国家……”，他侃侃而谈。他说，应该肯定“禁止核试验条约”。人群中传来一片反驳声，只有稀稀落落的掌声。当动员报告提到北极星潜艇、F１０５B轰炸机时，公园里第一次响起喝采声。这两万人热情满怀地来到正值盛夏的广岛，聚集在原子弹受害者慰灵塔前。他们在日本各地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而他们每个人的充沛精力汇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一股压倒一切的巨大力量。这些，无疑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然而我又不得不承认，这两万名代表，和代表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以及原子弹受害者协会的老哲学家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在老哲学家做动员报告的时候，我愈发感到那鸿沟越来越深，越来越宽。我的心中不禁黯然。
森泷代表理事过度操劳。他使出最后的力气，在强调了统一与团结的重要性之后结束了动员报告。掌声稀稀落落。此时，老哲学家还不知道，工会总评议会、社会党已经放弃了大会。他早晚会得知此事并感到深受伤害吧。而大会闭幕时，他又会发现，动员报告已被践踏得面目全非。当然，那时大会已归还给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了。但面对这与伊藤事务局长许下的诺言完全相反，不是在“条件齐备”，而是在最糟糕的状态下归还的大会，森泷和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一定会再次感到遭到背叛了吧。
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结束后，不论是从这次大会只感到了希望和成功的人们，还是觉得失望和精神崩溃的人们，抑或是两者之间为数更多的人们，都一定会发现，其实，开幕式已经预示出整个大会的结果……。
同为原子弹受害者，和平运动的骨干力量的一位广岛的老年妇女——这位森泷代表理事的夫人，以她特有的魅力和威严讲了一通入情入理的实在话——就这天晚上发生的事件，以及老哲学家走下讲台之后的情形这样说道：
“警察到森泷这儿告诉他说，现在共产党的国会议员要求署长下命令把和平公园里没有代表徽章的人全赶出去。当然，这一行动可以理解成为达成统一而做的努力。可是，市民看到那些代表欢呼着‘警察来了’又是让路又是鼓掌，真的感到不寒而慄啊。学生们的做法确实有失妥当，可彼此间仇恨到那种地步，实在让人感到不是滋味。森泷精疲力尽地回来，只说了一句‘我和伊藤再也不参加了’，就闷头睡下了。一摸脉，原来心脏间歇。森泷不图名利，一心只想为受害者团体协议会和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拼命工作。他自己研究哲学，他认为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伦理。森泷积劳成疾身心疲惫，可他还在想恢复健康后，创办一个新的和平运动组织。反对核战争固然重要，但允许拥有核武器本身就是个关键问题。核军备竞赛如此令人担忧，难道不该把和平运动的突破口放在反对拥有核武器上吗？”
浜井市长也谈到了新的和平运动。他和重藤院长、森泷夫妇一样，曾亲眼目赌当年的地狱惨景。他兢兢业业地舍身工作，是一个真正的广岛式人物。他说：“不管今后的发展趋势如何，离开广岛就没有和平运动。我想是该结束与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关系，开展新的和平运动了。”
８月６日清晨，６时。慰灵碑前，死难者家属们敬献的花束堆积如山，香火弥漫有如浓雾。骨灰安置处传来集体悼念死者的诵经声，旁边的市民越聚越多。以“世界大会最终分裂”为头版头题的报纸在地上随风打转。市民们衣着庄重，陆续汇集到和平公园。８点１５分，鸽群从慰灵碑前飞起。市民们站满整个公园，大家开始低头默哀。直升飞机和小型飞机在半空盘旋。只有进行默哀的那一刻，公园里的蝉鸣变得格外清晰。喧闹声重又响起，蝉鸣仿佛被抹去了似的湮没在一片嘈杂声中。这里的喧闹将一直持续到深夜吧。我想，再不会有人在公园里听到那清脆的蝉鸣。
是日，广岛召开了许多会议。昨晚的开幕式后，我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在这些政治性的会议上，我觉得自己就像无意中被卷进来的陌生游客，在会场上跑来跑去。可一出会场，我立刻就能发现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崭新的广岛。我渴望投身其中，渴望更接近它的本质，与它更加亲近。这次广岛之行，是初次使我与广岛真正相识的旅行。我预感到，今后我会不止一次地来这里，努力去了解那些广岛式的人们。在同一个意义上，在土桥旁边的会馆里持续到深夜的原子弹受害者恳谈会，也使我在瞬间清醒过来并深受感动。在那里，人们推心置腹的问答、相互勾通与理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上，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原子弹受害者的治疗问题（在对原子弹爆炸的认识上，广岛和其它地区的医生并不相同。这就导致了申请原子弹受害者手册的困难）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对原子弹受害者夫妇在广岛以外的地方结婚、生育，又带着孩子回到广岛。这对夫妇叙述了他们的亲身体验。他们的孩子不时有贫血现象发生，但在他们那里，很难找到对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有所了解的医生。
在广岛的最后一夜，我为一位死去的朋友供奉了灯笼。他对核战争感到歇斯底里的恐惧，后来在巴黎自杀了。和平大桥的河面上，红的、白的，还有蓝色的灯笼随着涨潮的河水逆流而上。原子弹爆炸之后，这个习俗就像流传了几百年的民间传统一样在广岛人民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无数只灯笼闪闪烁烁，沿着广岛的河水静静地漂流。没有任何一条河曾像这些河流一样，浮起过如此多的魂灵。这条死亡之河啊！离开广岛时，我从飞机的舷窗俯视阳光下闪闪发光的七条大河。我的邻座是《伦敦时报》的年轻特派员。他对“和平、和平”的口号一直大惑不解。在闭幕大会上，他听到挤满了广岛县立体育馆的与会代表们一直高呼着这个口号。安井理事长说过：“不是议论而是行动！”可是，这些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除了高呼“和平、和平”的口号外，又被给予了更加理性的不断独立自主地开展行动的机会吧？上头要求在和各政党、外国代表团之间搞好协调的基础上召开秘密会议，基层群众无论有多大的能量也只能在尽情高呼“和平、和平”中得以发泄吧。如果说安井理事长那抽象的却又饱含感情的雄辩能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话，日本的和平运动究竟会向何处发展呢？我和身边的这位年轻的英国人有着相同的不安。我们一起默默地俯视着云海下的七条大河，但突然间，我心里又涌起一股强大的热情。我必须告诉这位英国特派员，在广岛，还有那些像重藤院长、森泷夫妇、浜井市长一样的真正的广岛式人民。他们和原子病医院的病人们，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正是通过他们，我才发现了真正的广岛。这次广岛之行结束了，但它只是我今后无数次广岛之行的开端。在“和平、和平”的口号声中召开了闭幕大会的同时，在另一处，那位遭到背叛的老哲学家胸襟开阔地称赞了“参加这次大会的国民的力量”。接下来，他这样表白了自己的希望：“在这宿命之地——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的运动会像不死鸟一样重获新生，而且，她将以崭新的面貌，再次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国民运动！”
（１９６３年８月）
广岛札记 二 再访广岛
１９６４年夏，当飞机在广岛市区上空调头飞向郊区机场的一瞬间，广岛的七条大河顿时失去了水色，仿佛被磨光的奖牌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从圆圆的舷窗俯视市区的游客们，被反射过来的盛夏的阳光晃痛了眼睛，纷纷缩回头去。我回想起，一年前，在从广岛起飞的飞机舷窗边，我也被这七条大河炫目的反光刺痛了眼睛。在我心中，时隔一年的感觉变得模糊、淡薄。飞机从广岛起飞又重新降落的这两次旅行，好像只是乘飞机游览时转过的一圈。从半空俯视广岛，似乎没有一点变化。在从机场到市区的出租车上，眼前的一切也旧貌依然。和一年前把我送到机场的司机一样，眼下这位把我从机场送到市区的司机，也正着迷于昨晚的广岛杯比赛。然而，这一年中，原子病医院又有４７个病人死去了。从对死者的统计来看，一位８２岁的老妇死于肝癌，其余的也大多是老年死者，有６７岁的，６４岁的，５５岁的等等。他们几乎均死于癌症。
我想起去年夏天，在原子病医院的病房里看到的三位躺在床上的老人。他们的肤色像印第安人一样黑，干巴巴的皮肤上沾了一层橡皮屑似的皮屑。就算这些老人医好病后可以出院，可以走出原子病医院，他们仍是无家可归的孤寡老人。很可能在这个夏天，他们中间已有人成了孤独的死者。
在统计表上，众多老年死者中有一位特别年轻的死者。去年冬天，这位刚刚十八岁的母亲死于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她刚一出生就碰上了原子弹轰炸，而十八年后，她刚刚生下自己的孩子，便因白血病发病而死。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新生婴儿目前没有任何异常。如果可以说“希望”的话，这便是唯一的希望吧。
除了这位遭受原子弹之害的年轻母亲产后去世的噩耗，在医院内外，我又听到好几个令人心痛的事例。很多身为人妻的原子弹受害者担心生出畸形儿，又担心产后会并发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尽管如此，那位十八岁的女孩还是得到了爱情和婚姻，而且还勇敢地生育了孩子。这种近乎绝望的勇敢，难道不正兼具了人的脆弱与坚韧，不正是一种真正的人性吗？我为那位１８岁的年轻母亲而祈祷，希望她的孩子象征着纯洁美好的希望茁壮地成长起来。
去年夏天，我在原子病医院还认识了另一位年轻的母亲。她在产后也发觉身体异常，住进了医院。幸运的是因为治疗及时没发生危险。可是去年秋天出院之后，今年夏天她又不得不回到医院。唯有孩子的健康是她的希望。我也只能为她祈祷，希望她早日康复。广岛还有更多的身受原子弹爆炸之害的母亲，为她们，我献上自己最真诚的祈祷。在这一个里死去的人们当中，有位原子弹受害者恐怕是抱着最深切的遗憾而去的，他就是宫本定男。一年前的正午，三位代表全院的患者走到医院前院的烈日之下，迎接和平游行的人们。位于三人中间的，是一位头抬得挺直，极度苍白的中年男子——宫本定男。他甚至比身边穿着蔷薇花图案的睡衣的少女要矮小。他用极度紧张而又微弱的声音军人般地演讲道：“我相信第九届世界大会一定会圆满成功！”演讲结束后，他接过花束长出一口气，又回到原子病医院的正门里……
我亲眼看到的只有这些。可是，他就这样抱着花束，长出了一口气，便带着实实在在的满足感和威严，走向了死亡。那天，他走到外人看不到的地方时，连站都站不稳了。从夏末到初秋，他一直卧床不起，冬天来到时，他便因衰弱而死。病历卡上记载着他的死因：全身衰弱。对于他的死，重藤院长和对许多病情急剧恶化、死于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人们一样，感到悲哀而又疑惑。他语气沉痛地说：“为什么身体会变得如此衰弱呢？”这位眼看着一个个病人因原子弹爆炸后遗症而死去的医学家，此时也只能哀叹，大概原子弹把人体抵抗力中最基本的部分无情地破坏了吧。
那位身材矮小的中年男子，为了说出这句“我相信第九届世界大会一定会圆满战功”，顶着烈日来到院子里，就这样加快了自己走向死亡的步伐。他以这巨大的代价，倾吐了自己的心声（虽然和平游行的先导车的高音喇叭盖过了他的声音，游行队伍里几乎没人听到）。然后，他又带着一吐心曲的满足威严地走了回去。可是，当天晚上开幕的第九届世界大会并没有成功。起码可以肯定，大会的结果和原子病医院的病床上濒临死亡的人们所殷切盼望的成功相距甚远。全面禁止核武器尚不可企及，给原子病医院的人们在失望中带来了一丝振奋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第九届世界大会中又被笼罩在令人疑虑的浓雾之中。正在此时，宫本定男突然衰竭而死。
这位在烈日当空的院子里，以自己衰弱的身子为赌注，向健康的人们致词的小个儿的狂热的宫本定男，为了消除对逼近自己的死亡的恐惧，为了消除对只能躺在病床上等死的无意义的生存的疑惑，他做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他把一切寄托在自己对反对核武器运动做出的这种只言片语的参与上。但实际上，当死亡降临他身边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仍盘踞着核武器投下的巨大的阴影。是不是当他猛然从和平运动的可能性的“幻影”中清醒过来的一瞬间，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存的疑惑顷刻间将他压垮，而他就此放弃了治愈的可能性呢？即使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也一定是怀着深切的遗憾孤独地死去的。这是无法挽回的事实。对广岛数万名与会代表来说，他的死包含着无法补偿的遗憾。
临死前几天，他收拾好存款和随身用具，打算出院。这是否暗示着他已放弃了对他人的信赖，放弃了对参加和平游行和大会的人们以及和平运动本身的信赖呢？同时，这是否又表明了一个受到伤害的人渴望回归自我世界的最后要求呢？
天老地也荒，毁灭所有生灵，方可慰我心
高桥武夫
面对如此哀叹的原子弹受害者，有的和平运动家会有充分的理由持批判态度进行反驳吧。然而，如果他目睹了１９６３年广岛发生的全部事情，对宫本定男，这位在盛夏的烈日下用蚊子般微弱的声音致辞，又在冬天来临之际衰弱而亡的病人，这位甚至被称为原子病医院“最后一位”热心关注和平运动和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进展状况的病人，他一定会发觉自己实在是无言以对。
今年的和平游行队伍以社会党的干部为先导，再次来到原子病医院。医院窗口和一楼屋顶的阳台上又有一批欢迎他们的病人。病症较轻的患者，排成一列坐在正门的遮阳台下。比起去年夏天，病人中老年人似乎更多些，他们的睡衣颜色也更暗淡朴素。我怀着期待和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可是，再没有病人代表出来致辞。并不是医院方面因为去年的事情有意加以阻止。在原子病医院，已经找不到想就和平运动表达期望的病人了。那位入冬时死去的、身材矮小、面色苍白的中年男子——宫本定男，就这样成了“最后一位”致辞的病人。
他留下的一篇短文是这样开始的。“我在广岛控诉。在遭受了人类第一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至今仍有无数日夜苦于白血病、贫血、肝脏疾病的人们，正在同悲惨的死亡进行着搏斗。”
我们在读这篇文字时应当注意，这不是针对悲惨的死亡，换言之是为躲避悲惨的死亡得到新生而进行的搏斗。这是同悲惨的死亡本身，但仍以死为终结的一场搏斗。“但是，情况令人担忧。在这所医院（广岛原子病医院），有的人因得知身患原子弹爆炸后遗症而自杀，有的人精神失常。”
在这篇绝望的文章的篇末，补叙了一段总令人感到空虚的结束语。当然，可能会有很多人反对说，那完全有希望成为不渺茫的现实，但我所指的是那文体的印象。“最后，我恳请诸位齐心协力，好迎来一个没有战争的光明的世界。”初冬时，他成了衰弱已极的垂死之人；而此时的广岛，又迎来了明丽的夏日。三篇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报道和老挝、越南的战乱消息都登在一张报纸上。又是一个和去年夏季毫无二致的夏天。在这两个夏天之间，悲惨地死去了４７名病人。原子病医院的病床上，依然躺着饱受忧虑不安的折磨又只能忍耐下去的病人们。一踏上广岛的街道，我就会在这里那里遇到这些人，他们给我讲起这一年间死去的人们的故事。但我们的谈话不时地突然中断。我们各自拭着汗水，抬头眺望着阳光下的比治山。因为我们知道，在广岛，没有任何人比那山上的病历卡，那些记录着被侵蚀的骨髓、遍布全身各处的癌组织、数目庞大的白血球、被堆放在山顶的ABCC的那间电脑像流水一样“哗哗”地工作着的资料室里的病历卡，更能准确地回忆起那些故事……
我走向靠近繁华路段的劳动会馆。去年会议的中心会场在和平公园的原子弹爆炸纪念馆。那里曾充满了紧张的气氛，秘密会议室大门紧闭。所有的人都怀疑，“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到底能否召开，大家又都屏息嘀咕着造成一切灾难和困难的原因“任何国家……”
而在今年的会场——劳动会馆里，没有任何秘而不宣的气氛，没有丝毫不安、困顿、苦涩的感觉。即使在略显经验不足的大会筹备工作中不时有些小小的差错和停顿，也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大家都确信，在这里举办的三县联络会议——禁止原子弹、氢弹广岛——长崎大会一定会顺利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