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札记》第5/14页
我旁听了国际会议，去年这里是最激烈的战场。中国代表朱子奇和苏联代表朱可夫针锋相对。以他们两人为核心，又分别凝结出两块彼此充满敌意的结晶体。今年，朱可夫又作为苏联代表来到了广岛。他面带斯拉夫人特有的宽厚的微笑，敏捷地挪动着高大的身体，一望便知他充满了作为焦点人物的自信。以他为中心，会议开得一团和气。玉米娃娃似的印度的妇女代表，全面肯定了“禁止核试验条约”，另一位富有魅力的西德妇女代表，分析了西德的核武器装备现状，对法国进行核试验提出了内容具体的抗议提案。她态度冷静，话语简洁，富有说服力。“必须阻止法国和中国的核试验，达成全面裁军！广岛悲剧不能重演！”她的呼吁博得了全场的掌声。今天，各国代表的演讲都具有本国的独特个性和具体性，使旁听者觉得内容充实。如果说去年这个会议上的演讲内容贫乏、毫无收获是因为敌对的两个势力之间充满敌意的毒素在作怪的话，反过来讲，广岛的中苏对立中消耗的能量里应当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我忽然想起，现在同一时间，除去“禁止核武器会议”之外还有一个会议正在召开。会场设在京都。由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主办的第十届禁止核、氢弹世界大会也在一片和气声中顺利进行着吧。在那里，中国代表一定面带着绝不亚于朱可夫的东方式微笑，气度不凡，机智敏捷地引导着大会进程。那里，也一定有许多内容丰富的演说。
而这两个微笑，一旦重逢即刻便会冻结僵硬。彼此相隔的两个会场中各自的气氛越是融洽，他们之间的对立就越发根深蒂固。朱可夫在来广岛之前，在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在东京的大酒店里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就冻结了他的微笑，冷漠地进行了抵制。
尽管如此，这里依然有着新的笑容和掌声，是哥伦比亚代表正在演讲。越来越融洽的会场里，笑容之雾太浓太深，以致于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分裂所包含的根本性危险以及运动再次统一的萌芽和希望，都被隐在雾中难辨分晓了。在克服分裂走向统一之前，这对立的两个方面都有必要经历一下以苦涩的表情代替微笑，用恶言冷语代替甜言蜜语的过程吧。只有这样，才能逐渐真正看清楚在以世界大会为首的各种集会中意见分歧的严重程度，以及双方再次统一起来的巨大困难。
我在会议的顺利进展和友好气氛中，却感到一种空虚（这是听到登山队避开了最难爬的路线准备征服高山的消息时感到的那种空虚），这感觉在由两万名年轻群众参加的全体会议上也没有消失……
在全体会议上，老哲学家森泷教授在不亚于欢迎社会党、工会总评议会的领导们的热烈气氛中走上了讲台。他在去年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分裂中遭受了最惨痛的背叛，但他又表达了最诚挚的希望。这一年当中，他为了这个希望而工作，至少在道德的侧面上，他是办成这次大会的主要力量。讲台上，森泷教授一方面承认是社会党、工会总评议会的组织力量使大会具有如此规模，但同时他又好像对此略有犹疑。目前，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力量，还不可能组织和平运动的游行和集会。但是，从这些组织力量中遗漏下来的许多重要问题，人们希望能从道义的角度重拾起来。我感到最能胜任这个工作的应该是真正的广岛式的人民。可以说，我也正是怀着寻找他们的愿望重访广岛的。《原子弹受害白皮书》这一提案就是在学者、文化界人士的分会场上由这些人提出的。同其他会场一样，刚开始，学者、文化界人士会场中也充满了平稳和缓的气氛。但当《中国新闻》的评论委员金井利博先生开始就这一提案进行说明时，气氛便大不相同了。这个夏天，我在广岛的各个会场上所见到的真正慷慨激昂的日本人中，只有金井评论委员一丝不苟，像维新时代的下层武士一般。面对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们漫不经心的态度，他激动地高声说道：“老百姓也会生气，可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表达！我们不也正为此而迷惑吗？”说到这儿他再也说不下去了。不少旁观者会觉得这激动过于唐突，然而又有谁知道这是他忍耐、压抑了１９年后的大爆发呢？原子弹爆炸后的１０年中，连广岛当地的报纸《中国新闻》的印刷厂里都找不到“原爆”、“放射能”这样的铅字。１９４５年秋，美军的原子弹灾难调查团发表声明说：“遭受原子弹爆炸的放射能影响后导致死亡的人均已死亡，因此不能承认残存的放射能所产生的生理影响”，这一错误声明在全世界发布后，一沉默便是１０年！作为广岛的新闻记者，１０年来他一直忍耐着。终于有一天，沉默的广岛可以开口说话了！然而广岛的声音足够响亮且有足够的威力吗？每年夏天迎来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时（在对原子弹、氢弹及其抵制运动的报道上，《中国新闻》总有高水平的表现。如果有人在广岛度过一个夏天，只要他仔细阅读过有关纪念原子弹爆炸日的报道，就一定会发现《中国新闻》是最值得信赖的报纸），他都会寄予热切的厚望，然而每次又都以痛苦灰暗的失望而告终。经历了无数次的失望和忍耐之后，他终于写出了这份刻不容缓的提案，即这份关于《原子弹受害白皮书》的计划。如果考虑到他长期以来的忍耐，此刻无论他的激动显得多么突然，都不会有人认为有失妥当吧。
“大家都知道原子弹有极强的破坏力，可是又有谁清楚地知道它给人类带来了多大的悲剧呢？”金井评论委员质问道。显然，“目前广岛和长崎被全世界人民所认识是由于原子弹巨大的破坏力，人们并不了解原子弹爆炸后的人类悲剧。”“为使主办这次广岛大会的广岛、长崎、静冈三县联络会议不单单停留在受社会党、工会总评议会的亲苏路线影响下的和平运动这一水平上，而是使它发展成为覆盖全日本的大众性国民运动，有必要重新确认一下，国际社会、全世界的广大人民是否真正了解发生在广岛、长崎、烧津的‘历史惨案’。如果人们只把注意力放在原子弹的威力不如氢弹这些事情上，那么，广岛的悲剧不是仍不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而最终被人遗忘吗？要明确和平的敌人是什么，首先应作的努力是把原子弹爆炸后的真实情况告知世人。”所以，“现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们，包括死者和现存者，他们从心底期望的，并不是说告诉大家原子弹的威力有多么巨大，而是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们，灾难之后给人类带来了多么惨重的悲剧。”他认为，为此应制订《原子弹受害白皮书》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同时，按照金井评论委员的设想，还必须制定一个“有关尚未解决的原子弹受害者问题的调查、健康管理、救援方案”。他所援用的“尚未解决的原子弹受害者问题”一词所指的范围十分广泛，比如说，原子弹爆炸后离开广岛、长崎的人们的情况，目前还不得而知；冲绳地区的原子弹受害者正望眼欲穿地盼望着从日本本土派来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医生，而这一情况更是鲜为人知；东京都内近４千人的生活与健康状况也无从知晓。我们甚至不清楚自己城镇里的原子弹受害者的情况。对这些分散于日本各处的原子弹受害者一边调查，一边诊治救援，也就是制定《原子弹受害白皮书》的运动。另外，还必须听取在原子弹爆炸后进入市区遭受了两次放射能影响的受害者们的“抱怨之声”。他们如果不是“病到快死”的地步，就不能享有原子病医疗法中所规定的免费医疗。而原子弹爆炸后遗症中所谓的“发病到死亡”，就意味着确死无疑。要使原子弹受害者生存下去，最必要的措施正是重藤院长所强调的那样，尽可能早地发现病人血液的异常。
金井评论委员直率地说，关于《原子弹受害白皮书》的提交对象，他曾把这三个大会都列为候选。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犹豫和抉择都暗示了某些问题。参加广岛大会的大多数人，完全无视京都方面的大会，认为只有自己的大会才是正统。他们对此深信不移，对大会感到满意。（如果广岛大会的成员中，有人对大会持不满或怀疑态度，京都大会的成员中，也有人对他们的大会同样感到不满和怀疑，而两者之间又有进行讨论的机会的话，双方才有希望通向统一之路。然而，丝毫没有这种迹象。两处大会的参加者们，都过于相信自己的正统性了。）金井对这两个大会和“禁止核试验会议”做了客观的分析和选择。身为记者的金井，在广岛度过的“沉默的十年”以及“声讨的九年”，无疑使他对动员大众的集会产生了不信任的态度。然而，他克服了自己的偏见，带着具体提案加入到广岛大会里来。他的提案的现实性本身，就是对和平运动的分裂进行的最尖锐最直接的批判，并且可以推而广之地理解为对日本所有国民运动的批判。广岛普通人的心声，正代表了所有日本人民的态度，这点，也体现了广岛作为“宿命之地”的特质。
金井评论委员这样结束了他的提案说明。
“日本政府显然是以保守党派为内阁的政府。但这决不意味着日本政府只为保守党派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而且是唯一的原子弹爆炸受害国，为使国会通过对原子弹受害者实施救援的议案，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革新派，都有责任促使日本政府制定《原子弹受害白皮书》，并使它通过联合国为世界人民广泛了解。为此而做出的一切努力，其中必然孕育着全国范围的和平运动，孕育着不再分裂的和平运动。
《原子弹受害白皮书》的制定以及国际性宣传，也可以看做是全国人民参与的救援原子弹受害者、战争灾难受害者的活动的一部分。明年是原子弹爆炸二十周年。如果能在这八月的广岛，在植根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体验的和平运动中，产生一份提案，以便能够面向世界，制作一个如实披露原子弹爆炸的受害情况的书面材料的话，这无疑能代表与会各位心中的希望，而这也一定会成为势在必行的决策。”
在本次广岛大会的所有发言中，我认为这个提案是针对１９６５年原子弹爆炸２０周年纪念所提的最接近本质的最先驱的意见。
在原子弹受害者恳谈会上，我从一位受害者代表的发言中，又听到了有关“十年沉默，九年声讨”的情况。发言者是一位失去了一只眼睛的老人。提到这，我想起森泷教授也失去了一只眼睛。１９年前，教授还是广岛高等师范的教师。他带领学生来到支援前方的工厂做工。教授至今保留着那本溅满墨水的日记。当天，他坐在桌前正在补写昨天，也就是１９４５年８月５日的日记。当他写道：“美丽的朝霞。制作五百根竹枪”时，就在这下一个瞬间，原子弹爆炸了。教授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他的学生。而在那白光闪过的一瞬，无数人便从此失明了。
老人的讲话令人感动。与其说是讲话，不如说是一部反映原子弹受害者反对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历史。经过１０年的沉默，在第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原子弹受害者第一次有了发言的机会。可是，广岛的谨慎派们指责说，让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原子弹受害者站到大会的讲台上，不是只会叫他当众出丑吗？然而，１０年沉默之后，原子弹受害者们终于大胆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他们是不是当众出丑了呢？请听这句：“活着真好！”一位身为原子弹受害者的普通老百姓在得到发言机会后，发出了这句由衷的感概。这句话后来广为人知。仅仅是能在大会上发言这件小事，便使他重新发现了自己曾惨遭蹂躏的生命的意义。而这句话不是又清楚地表明了，那沉默的１０年曾是怎样的１０年吗？在这１０年中，有一次，在发言者的一个朋友，一位在原子弹爆炸中双目失明的老人那儿，来了一位美国通讯社东京分社的社长。他刚好谈及处于对峙状态的朝鲜战争，便对双目失明的原子弹受害者这样问道：“现在如果往朝鲜扔两三枚原子弹，战争一定会结束。你经历过原子弹爆炸，对此有何看法呢？”
这种迟钝的感觉无异于一种堕落！而堕落的尽头极有可能是使用核武器的世界大战。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最根本的作用之一，就是要对这种危害巨大的堕落发出警告。至少，９年后的今天，不应再有哪位新闻记者面对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中失明的受害者这样提问：“在越南用上几枚原子弹战争就会结束，对此您的看法如何呢？”这也是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开展９年来，所完成的对堕落治疗的结果。
面对美国通讯社的分社长，失明的原子弹受害者这样答道：“这二三枚原子弹会结束战争，美国也可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者。可我相信，到那时再没有谁肯相信美国了。”在被强制沉默的广岛，年老的失明的受害者以弱者的智慧进行了抵抗。但几年后，他悄然而逝了。
受害者代表在结束讲话后，又讲了一小段插曲。“昨天，当从京都大会赶来的人们手捧鲜花进入和平公园时，站在广场上的参加三县大会的人们鼓起掌来欢迎他们的到来。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分裂是一定能被克服的……”
我没有看到究竟是怎样一幅情景，但是我想，所有的听众都会从他的讲话中，感受到他对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再次统一的真诚希望。
的确，今年我所见到的和平公园，非常平和、宁静，丝毫感受不到纠纷和矛盾的气息。原子弹爆炸纪念日的早晨，我为了参加纪念典礼坐在草坪上等候。乌云低垂的天空（这天下午忽降骤雨。广岛人都说：“１９年来这种情况只有极少的几次。”好像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远方灰濛濛的山峦，还有群山环绕下的整个广岛，都笼罩在和去年的同一天同一时刻截然不同的静谧里。
原子弹受害者的发言结束后，进行了问答。从整体上说，会场气氛诚挚、恳切。但我发现，大多数问题和在去年的受害者恳谈会上所提的雷同。这些从日本各地聚集到广岛的年轻人虽有热情，但对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对原子弹受害者的生活，只有极其有限的常识。这样，刚刚结束发言、满头是汗的原子弹受害者们，又要耐心地重复起多年来重复过多次的基本情况说明。我不禁再次感到，在广岛实在有太多有耐性的人们，而且不是一般的忍耐性……。
其中最有耐性的广岛人之一重藤博士，同去年夏天一样，正在原子病医院处理着从政治到医学的诸多问题。在这两个夏天之间，重藤院长要面对四十七名病人的病逝，同时，在国会对“强化原子弹受害者救护工作”表示关注后，他还要接待保守党派和进步派人士组成的视察团。如果哪位众议院议员指着原子病医院病床上深受病痛之苦的老人问道：“风湿性关节和原子弹爆炸有何关系？”重藤院长会做出怎样地回答呢？如果世界上只有一所医院可以恰当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一定是这所医院在遭受原子弹轰炸这一人类最初的残酷体验后，任何病症都不能说和原子弹爆炸没有关系。重藤院长也一定是一边移动着那看似笨重的高大身躯，一边对他们进行了如实的说明吧。在今年夏天的大会上，苏联代表团表示要赠送医疗器材。重藤院长马上与对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涉。他从来都超然于那些十分露骨的政治和权术，但一旦有有利于原子病医院和病人们的具体切实的政治口号出现时，重藤院长又从不放过利用它们。院长戏称自己为“脏手帕”，大概就是指这个意思吧。但是，“强化原子弹受害者的救护工作”这一政治课题经过这块脏手帕的“过滤”之后，马上就成为一个有人情味儿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具体计划。重藤院长希望，通过这一“强化”，能把那些在原子弹爆炸中面部受损，变得丑陋而躲在家中１９年的姑娘们解救出来。这样，有良知的医生会为这些姑娘作出恰当的诊断，承认她们不适于参加社会活动，由此便可以给她们以适当的保护。广岛尚有近千个“面部变丑”的人在不受到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在家中深居简出，饱受身心痛苦。如果能够制定出切实的救护方针的话，这些人终会下定决心重返社会的。
作为医学家，重藤博士今夏所面临的课题是，死于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病人，其子女死亡的血液障碍问题。重藤院长和这两个夏天之间病逝的、包括那位生下婴儿后死去的１８岁的母亲在内的４７名病人一起，向这个问题又靠近了一步。“第二代人的原子弹爆炸后遗症问题”是医生和病人都不愿提及的。但重藤院长考虑，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打开法律保护的窗口。虽然博士非常理解人们对这一话题的忌讳，也非常担心原子弹受害者能否接受调查人员的善意询问，但他最终还是觉得应该逐一对原子弹受害者的子女进行调查。
打开法律或者国家这扇可靠的保护之窗，是重藤院长面向现实进行思考的基本态度。金井评论委员在提到“和平活动家的宗教战争”时说，“在具体设施及资金问题上，还是保守党政府多多少少地做了些工作，推进了原子弹受害者的救护计划。”事实上真想做出成绩的也是保守党派的议员。我在广岛曾多次听说过一位保守派的地方政治家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略使人难以置信的传闻。但客观上看，他在“强化救护”运动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像重藤院长这样为“强化救护计划”呕心沥血，又坚信不移地认为对原子病医院的投资必将回报给全世界人民的人，在这个时候是多么急需啊，而正是遭受原子弹轰炸后１９年来医治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历史，造就出了像重藤院长这样具有最可贵的人格的人。
对于这段充满困难和苦涩的医疗史，重藤院长计划，在１９６５年迎来２０周年纪念之际，召集从事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治疗工作的医生，重新查阅资料，共同讨论这些对人类说来都是新体验的病例，看看采取的治疗方法是否得当，检讨一下“有无处理不周”之处。同ABCC不同，日本方面所作的治疗和努力并不是在一名领导的率领下统一进行的。因此，必须对此进行综合的反省和检讨。重藤院长认为，作为全面调查的一环，应对原子弹受害者的子女进行血液检查。
以１９６５年为界限，对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医疗史加以综合研讨，这一计划与《中国新闻》的金井评论委员所提出的在原子弹爆炸２０周年的１９６５年制定的《原子弹受害情况白皮书》计划异曲同工。它是以医学家的语言诠释的另一份白皮书计划。在广岛勤恳工作的人们，他们的所思所想都集中到同一个计划上，而这正说明了广岛作为“宿命之地”的特质。这些在广岛最恐怖的灾难中劫后余生的人们，这些抱有最诚实的生活态度的真正的广岛式的人们，象孪生子一样，在心灵最深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对１９６５年中将得以实施的这两个尝试充满期望，它们将通过如实地反映人间悲剧的惨状来确立核武器时代人类所希望的实实在在的前景。而这才是日本人民对２０年前原子弹爆炸中的死难者以及那些仍在痛苦中挣扎的人们所能做到的唯一有效的努力。同时，它一定会带来一个全新概念的和平运动。
（１９６４年８月）
广岛札记 三 道德家的广岛
在广岛的各种医院，在人们的家里，在聆听原子弹受害者的体验和感慨之谈以后，我发现他们全都具有各自独特的观察力和表现力。而且我觉得在他们的勇气、希望、诚实以及悲惨的死亡中，在这些与道德修养密切相关的言谈中都流露着活生生的个性。也就是说，在日语里相当于人性批评家的译语，就是道德家。那么，为什么说他们是道德家？因为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他们经受了最严酷的日日夜夜，而且一直煎熬了１９年。每当我想起广岛的道德家的时候，我首先便联想到出版极优秀的小杂志《广岛之河》的广岛母亲会的核心成员之一，一位老妇人的豪言壮语。当她描绘广岛颇具实力的保守派的地方政治家在战时和战后的生活及想法时，在她的言语中，我感到活生生的强烈的魅力。
姑且把这视为关于一个虚构人物的无赖小说的花絮。我介绍它的目的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表表老妇人的健谈的风趣。这种无赖小说的主人公，恐怕在日本各地都有，而且不止是广岛，即使在其他地方也不会有与之完全一模一样的人存在。也就是说，那不过是传说中的人物。于是我就把小说的主人公命名为红血无赖。据说在战争末期，他沾上了“非国民”的坏名声，被宪兵队拘捕，获释后，他就对街上的人们说：“非国民的血不是红的吧？但我的血可是红的嘛！”他原来在自己的工厂做工，据说他供给军队的子弹多是不发火的臭弹。于是红血无赖被宪兵队拘留了。在战斗正酣的一天，一些老妇人讲着这个故事到森林里去采蘑菇，半道碰见一位农夫。农夫口吐泡沫似地大谈特谈将要枪毙红血无赖的事。他说他急着要去看枪毙人。那时的老妇人还是一位健壮的中年妇女，“蘑菇什么时候都能采，那个家伙被枪毙可只能看到一次！”就喊叫着放弃了采蘑菇的念头，跟那农夫跑着去看枪毙坏蛋。然而幸运的是，枪毙的事被取消了，红血无赖被释放了，还留下一句名言。
红血无赖真正开始活跃还是在战后。像通常的无赖小说的主人公那样，他首先得到了专门糟蹋孀妇的能手的绰号。
打那以后他就试着走上政治舞台。他大肆宣扬自己战争结束前几乎被枪毙的事，以广泛宣传自己曾经是反帝国主义斗士的形象。然而，只摆空架子，想在地方选举中取得胜利是很不容易的，而红血无赖也并非单纯的一类人。于是他采用围棋上填空眼的战法，在选举前的一个月内，作为政治上的事业上的合作者，在他自己的地盘，网罗昔日与他有染的全部孀妇，加以利用，终于如愿以偿了。他作为新进的有力的地方政治家已经崭露头角。从战前起，他就幸运地具有保守派的实力。他获得了保守党议员的地位，而且为各种原子弹受害者做了大量救助工作，取得了实迹。以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为首的各种势力，用《中国新闻》社论委员金井的话来说，在“和平活动家的宗教战争”的问题上激烈辩论时，红血无赖为使保守党的一部分实力投入广岛，而四处奔波。红血无赖奔走的结果，很像无赖小说里的主人公那样，披着圣者的光采……
就这样红血无赖在战后很走红。而老妇人的丈夫是位医生，因为他在战时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头头而被开除了。老医生慨叹自己“作为一个男子汉太丢脸”！在失意中，见到新药就买来全都吞下去，于是得了神经病。在原子弹爆炸后的几天中，老医生在广岛是最具献身精神地投入救援活动的那个街道的医生之一，本来他自己也是一位受害者，他只要发现新药，就大量预购并服用，这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然而，尽管如此，他对新药的兴趣也有些过火了。据老妇人的观察，老医生是让新药的各种成分在胃里重新分解合成，结果发生了猛烈中毒的现象，把内脏溶化成一锅粥而死的。因此，现在仍受伤害的老妇人，尽管健康状况不佳，但她断然拒绝新药，每月花五千元买中药服用，继续批判着红血无赖。因为市内医院都没有采用中医来治疗原子病，所以她虽持有原子弹受害者手册，也还是得不到国家的补贴。每月所需的五千元的中药费用就成了她自己的负担。老医生和老妇人在原子弹爆炸之前夫妇俩都很健康。然而，在那以后明显地都衰弱下去了，由于对新药神经质以及对中药的癖好，以至这种癖好远远超出了和一般人的差距，这对老夫老妻忍受着原子病各种症状的折磨，总算活了下来。
虽然如此，确实患有原子病的人，却没有得到国家热情的救治。在遭受原子弹轰炸之前，一些人尽管不敢说毫无疾病，但从那以后，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可身体总是不大健康。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说着这样的话。在广岛，由于人类从未体验过原子病是什么症状，所以无论什么症状，都认为与原子弹爆炸不无关系。实际上除了患上致命的原子病之外，就无法期待国库的补贴，目前普遍存在着对现实的不满。
却说这位老妇人，作为一个人的人格来说，就真的与权威主义无缘了。她只有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耳朵来听，接着才有她自己的思索。她顽强地坚持这种态度，所以她根本不受任何权威主义、既成观念的束缚。她现在面临着这样无法解决的困难，运用独特的办法生存下来，因为她很了解这种人。我之所以称他们为广岛的道德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是具有这种类似想法的人。据老妇人讲，在原子弹爆炸之后不久，喝过闷酒的人当中，没有患原子病的。其原因就在于酒醉之后的人体内，放射能变成了气泡，从皮肤渗出，于是解除了毒性。用灸疗法灸过脓肿处后，再经弘法大师用汤花处理的，也有不少见效的。这些都是亲自耳闻目睹的，其真实性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日赤医院院长重藤等人治疗原子病的战斗历程，明确地记录着一部拓荒史。就这样，老妇人豪爽的雄辩持续着，平素在她们广岛母亲会的人所接触的原子弹受害者中间，流传着她刚直的身影和慨叹的声音。
老妇人女儿的朋友——一位年轻的母亲，生下一个畸形儿。母亲是原子弹受害者，而且在脸上留有疤痕，因此才“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看一眼自己亲生的畸形儿。然而被医生拒绝了，她便让丈夫去看看。等她丈夫去看时，那婴儿已经被处理过了。听说年轻的母亲慨叹着，如果能看到那婴儿，是可以迸发出更大的勇气来的！我想象着这位不幸的年轻的母亲，在她那无能为力的悲叹中，已被“勇气”这个词所击垮的情景。这是现实主义者在新的意义上的深层次的属性。医院对于死产的畸形儿所做的不许母亲过目的处置，也许是实际上的人道主义吧。为了维持人道主义，每个人都有一个自觉遵守的不可逾越的界限。然而，作为一个人，总会有一个挣扎着活下去的极限状态，而这样的一位年轻的母亲为了赢得超越自我的勇气，希望看看死去的畸形的婴儿，这已经超过了一般的人道主义，而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是在广岛的极度悲惨的状况下萌发的坚韧的人道主义。有谁能够不感到心情闷窒呢？对于这位年轻的母亲，甚至死去的畸形儿，这只能是恢复她的勇气的唯一的一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