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经典散文集TXT全集》第17/50页


犭莫:“日本人的个性里有一种完全――简直使人灰心的一种完全。嫁给外国人的日本女人,过了大半辈子的西洋生活,看上去是绝对地被同化了,然而丈夫一死,她带了孩子,还是要回日本,马上又变成最彻底的日本人,鞠躬,微笑,成串地说客气话,爱国爱得很热心,同时又有那种深深浅浅的凄清……”

张:“嗳,不知为什么,日本人同家乡真的隔绝了的话,就简直不行。像美国的日侨,生长在美国的,那是非常轻快漂亮,脱尽了日本气的了;他们之中就很少好的,我不喜欢他们。不像中国人,可以有欧化的中国人,到底也还是中国人,也有好坏。日本人是不能有一半一半的。”

犭莫:“我记得你告诉过我,一个人种学家研究出来,白种人的思想是一条直线,中国人的思想是曲折的小直线;白种人是严格地合逻辑的,而中国人的逻辑常常转弯,比较活动,日本人的思想方式却是更奇怪的,是两条平行的虚线,左边一小划,右边一小划,然后再是左边一小划,右边一小划,这样推行下去。――这不是就像一个人的足印?足印与足印之间本来是有空隙的,即使高一脚,低一脚,踏空了一步,也没有大碍;不像一条直线,一下子中断了,反而不容易连下去。”

张:“呀,真好,两条平行的虚线比作足迹。单是想到一个人的足迹,这里面就有一种完整性。”

从咖啡店里走出来,已经是黑夜,天上有冬天的小小的蛾眉月和许多星,地上,身上,是没有穿衣服似的,漫了水似的,透明透亮的寒冷。她们的家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同样的远近;可是(犭莫)梦坚持着要人送,张爱玲虽然抱怨着,还是陪她向那边走去。

张:(颤抖着)“真冷! 不行,我一定要伤风了!”

犭莫:“不会的。多么可爱的,使人神旺的天气!”

张:“你当然不会伤风,再冷些你也可以不穿袜子,吃冰媒淋,出汗。我是要回去了!越走,回去的路越远。不行,我真的要生病了!”

犭莫:“啊,不要回去,送我就送到底吧,也不要生病!”

张:“你不能想象生病的苦处。现在你看我有说有笑,多少也有点思想,等我回去发烧呕吐了,却只有我一个人。我姑姑常常说我自私:”只有(犭莫)梦,比你还自私!‘“

犭莫:“啊,难道你也真的这样想么 ?喂,我有很好的一句话批评阿部教授的短篇小说《星期五之花》。那一篇我看到实在很失望。”

张:“我也是。仿佛是要它微妙的,可是只做到轻淡。”

犭莫:“是的,不过是一点小意思,经不起这样大写的。整个地拉得太长,摊得太薄了。可是我说得它很美丽,我说它是一张铅笔画,上面却加上了两笔墨水的勾勒,落了痕迹了。我就这样写在作文里交了进去,你想他会生气吗?”

张:“不会的吧?可是不行,我真的要回去了,太冷了!”

犭莫:“啊,这样走着说话不是很好吗?”

张:“是的,可是回去的路上只有我一个人,你知道有时候我耐不住一刻的寂寞。电车上倒是有许多人,热热闹闹的,可是挤不上。不然就坐三轮车回去,把时间缩短一点也好,我又不愿意花那个钱,太冤枉了!为什么我要把你送到家然后自己叫三轮车回去?又不是你的男朋友!――除非你替我出一半钱。”

犭莫:“好了好了,不要叽咕了,你叫三轮车回去,我出一半。”

张:“好的,那么。”

张爱玲没有一百元的票子,问(犭莫)梦借了两百块,坐车用了一百七十,在车上一路算着(犭莫)梦应当出八十五,下次要记着还她一百十五元。她们的钱向来是还来还去,很少清帐的时候。

(原刊1945年3月《天地》月刊第18期)

十九、说胡萝卜

有一天,我们饭桌上有一样萝卜煨肉汤。我问我姑姑:“洋花萝卜跟胡萝卜都是古时候从外国传进来的吧?”她说:“别问我这些事。我不知道。”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说道:

“我第一次同胡萝卜接触,是小时候养‘叫油子’,就喂它胡萝卜。还记得那时候奶奶(指我的祖母)总是把胡萝卜一切两半,再对半一切,塞在笼子里,大约那样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们吃的菜里是向来没有胡萝卜这样东西的。――为什么给‘叫油子’吃这个,我也不懂。”

我把这一席话暗暗记下,一字不移地写下来,看看忍不住要笑,因为只消加上“说胡萝卜”的标题,就是一篇时髦的散文,虽说不上冲淡隽永,至少放在报章杂志里也可以充充数。而且妙在短――才抬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原刊1944年7月《杂志》月刊第13卷第4期)

二十、私语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那时候所说的,不是心腹话也是心腹话了吧?我不预备装摸作样把我这里所要说的当做郑重的秘密,但是这篇文章因为是被编辑先生催逼着,仓促中写就的,所以有些急不择言了,所写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远在那里的,可以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就当它是在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诉你听的吧!

今天早上房东派了人来测量公寓里热水汀管子的长度,大约是想拆下来去卖。我妨站不由得感慨系之,说现在的人起的都是下流的念头,只顾一时,这就是乱世。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我姑姑与我母亲同住多年,虽搬过几次家,而且这些时我母亲不在上海,单剩下我姑姑,我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前天我打碎了桌面上的一块玻璃,照样赔一块要六百元。而我这两天刚巧破产,但还是急急的把木匠找了来。近来不知为什么特别有打破东西的倾向。(杯盘碗匙向来不算数,偶尔我姑始砸了个把茶杯,我总是很高兴地说:“轮到姑姑砸了!”)上次急于到阳台上收衣裳,推玻璃门推不开,把膝盏在门上一抵,豁朗一声,一块玻璃粉粉碎了,膝盖上只擦破一点皮,可是流下血来,直溅到脚面上,搽上红药水,红药水循着血痕一路流下去,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的。给我姑姑看,她弯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块。

因为现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打碎东西,而真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第一个家在天津。我是生在上海的,两岁的时候搬到北方去。北京也去过,只记得被佣人抱来抱去,用手去揪她颈项上松软的皮――她年纪逐渐大起来,颈上的皮逐渐下垂;探手到她颁下,渐渐有不同的感觉了。小时候我脾气很坏,不耐烦起来便抓得她满脸的血痕。她姓何,叫“何干”。不知是哪里的方言,我们称老妈子什么干什么于。何干很像现在时髦的笔名:“何若”,“何之”,“何心”。

有一本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

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 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C.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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