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纵横十六国全集.com》第2/24页


  这下可好,一方说是“你挟持天子”,一方说是“你意图谋反”,反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几位王爷斗来斗去还不算,又来了些凑热闹的。安北将军王浚因为当初与司马颖就有不合,这下便乘着乱劲儿叫上司马越的弟弟并州刺史司马腾以及鲜卑、乌桓各部,起兵讨伐司马颖。
  刘渊此时正琢磨着如何离开司马颖,回他的老家左国城起事,一看这下机会来了,于是对司马颖说:“如今二镇(王浚、司马腾二部)声势浩大,号称十几万大兵,恐怕凭咱们目前的兵力难以抵挡啊,我愿意回去说服我们匈奴五部共赴国难。”
  司马颖也正愁手下没兵呢,但还是有些犹豫:“你这五部难道都能发兵?如果真能发兵,鲜卑、乌桓二部也不好搞定啊。我看不如先回洛阳躲躲他们的风头。”
  刘渊心想,得,看来得说点大话了,于是就说:“殿下您是武帝之子,可是要匡扶天下的呀,如今四海之内,哪个不愿为您效死呢?王浚、司马腾是什么东西,竖子而已,怎么可以与您抗衡?殿下若是示弱于人,恐怕天下的威权便要失去!至于鲜卑、乌桓之类的东胡兵马,则远不及我们匈奴骑兵凶悍。只要殿下固守邺城,等我带来五部人马,看我用二部灭司马腾,用另外三部灭王浚,讨平二贼,指日可待啊!”
  司马颖也是个爱听好话之人,一阵吹捧便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当即便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
  刘渊早不在乎这些名分了,当下马不停蹄回到左国城,左贤王刘宣等匈奴贵族见到首领归来,群情激奋。刘渊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名正言顺地登上了大单于的宝座,并以离石作为匈奴各部的都城,仅仅半月时间,便已招集了五万人马。
  然而那边司马颖却根本对不住刘渊当初的一番“表扬”,王浚的部下率领鲜卑部攻打邺城,司马颖大败,带着皇帝就逃回洛阳去了。
  刘渊叹道:“司马颖不用我言,以至溃败,真是个奴才啊!”(这才是心里话,哈哈,骂得好,司马氏家族的这帮公子哥们整个一堆奴才!)一边说,一边就想信守诺言,派兵救援,讨伐鲜卑。
  刘宣等人进言:“晋人像对待奴隶一样地对待我们,如今他们骨肉相残,这正是天赐良机让我们复兴当年呼韩邪单于的伟业。鲜卑、乌桓和我们一样都是游牧民族,可以作为我们的同盟,为什么要进攻他们呢?我们现在千万不可前功尽弃。”
  刘渊点头赞道:“也对!大丈夫要做就做顶天立地的大山冈,岂可当趋炎附势的小土丘?自古没有永恒不朽的帝王,大禹出自西戎,周文王生在东夷,只要有德就能得天下。我们现在有精兵十几万,对付晋朝军队更是以一抵十,灭晋朝还不是摧枯拉朽的事,即使不能效法汉高祖,至少也要成就魏武帝的功业。不过尽管如此,我们未必能得到晋人的支持。汉有天下长久,恩德已结于人心,所以刘备据一州之地亦能与天下抗衡。我又是汉室的外甥,彼此约为兄弟,如今哥哥已亡,我这做弟弟的当然得继承他的事业。我看咱们就用汉朝的国号,远尊后主刘禅,获取民心。”(真是让人无言以对,也不晓得当年遭遇白登之围的汉高帝刘邦要是能预知数百年后,围他的匈奴人居然要打着他的国号,追尊他的子孙建国,不知会做何感想。)
  晋惠帝永兴元年十月,刘渊在左国城即汉王之位,追谥蜀汉后主为孝怀皇帝(所以后主刘禅也可以称为汉怀帝,可惜十六国从来就不被承认为正统,因此也不会有人承认这个谥号。说起后主让我想到前些日子看电视剧《三国演义》,讲到诸葛亮誓师兴兵时,有人来报“后主刘禅有旨……”,这样的对白真是让人汗颜,且不说他直呼皇帝姓名就该斩首,就说这“后主”二字,历代各朝中的“后主”一般指的是“最后一任君主”,试问刘禅在位时,岂可说他是“后主”?这样的人该杀——央视犯如此缺乏历史知识的错误,更是该打,呵呵,让我“心服口服”啊),并将自汉高帝以下的三祖五宗供入宗庙(关于刘渊列的这个汉朝的三祖五宗,历来都有争执,事实上现在我们看到的史书记载,汉朝的庙号中只有两个祖,即太祖高帝(这个常常被人错当成高祖)以及世祖光武帝,第三个祖应该是指蜀汉的开国君主昭烈帝刘备,但是已经无法考证他究竟是个什么祖了。至于五宗倒是非常明确的,即太宗孝文帝、世宗孝武帝、中宗孝宣帝、显宗孝明帝、肃宗孝章帝。由此也可看出汉朝的庙号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只有开国皇帝才可以称祖,只有成就非常杰出的皇帝才可以称宗,不像唐宋以后基本上是个皇帝就能混个庙号),改元元熙,大赦天下,汉王国就此开国,而这一事件,也宣告十六国的好戏正式开场了。

三、文“达”武“曜”
  刘渊做了汉王以后,一面加紧备战,准备征讨晋朝,一面也是努力收罗人才,他手下有两个人,一文一武,十分有名,一个是匈奴后部陈元达,另一个便是刘渊的族子建武将军刘曜。
  陈元达出身十分贫寒,但却“少有志操”,自小便是一边种田,一边读书,很有些才华。但他一直到四十岁时,也很少与外界交流,更谈不上取得什么成就。
  刘渊做左贤王之时,便听说此人的才能,要招他为官(晋朝的时候可还没有什么科举考试,官吏除了世袭以外,就主要是沿袭汉代实行的“察举征辟”制度,在魏晋时期,这一制度由于“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并不盛行),陈元达没有答应。
  待到刘渊做了汉王,有人就问元达:“从前刘公地位不高之时招你去,你却蔑而不顾,如今做了汉王了,怎么样,你怕不怕呀?”
  陈元达淡淡一笑,道:“这是什么话?此人资度非凡,有包容宇宙之志,我知道这些很久了。当初我之所以不去,只是他的时运未到,我可做不到整天没事的时候就在他身边唠里唠叨的,刘公也必知我心。你看着吧,我料不出两三日,他的书信必到。”
  果然当天晚上,刘渊便派人来招陈元达做黄门郎(相当于高级秘书,出谋划策的人物)。原先那个挖苦他的人不禁惊叹道:“您也太神了吧!”
  陈元达来到刘渊帐中,刘渊埋怨他说:“卿若早来,岂为郎官而已。”
  陈元达答道:“我以为人之才能,各有其‘分’,任人过‘分’就本末倒置了。我若早来,恐怕大王就得赐我做个九卿、纳言什么的,这些都不是我的‘分’,我岂能承担?所以我一直静待时机,等到我的‘分’到了,我自然会来,这样大家都可免去可能的麻烦,不是很不错吗?”刘渊大喜。(人需有自知之明,陈元达知道自己能做好什么,做不好什么,发挥自己最擅长之处,可谓高人一等,我以为他的话值得我们多多回味。)
  刘曜是刘渊的族子。他从小是个孤儿,刘渊养之为子。这小子从小就有过人之处,八岁的时候,跟随刘渊出外打猎,遇到大雨,便在大树下避雨,忽然一个惊雷打来,众人无不趴下,唯有刘曜神色自若。连刘渊也惊叹道:“这个孩子可是我家的千里马呀!”心想仅就这些表现来看,前途不可估量啊。
  刘曜武艺十分了得,且箭法精准,射铁而透之,当时人称“神射”,他又常常自比乐毅、萧曹(看来这些可不是诸葛孔明的专利),时人都不以为然,唯独刘渊之子刘聪总是说:“永明(刘曜的字)乃是刘秀、曹操那样的人物,乐毅、萧曹何足道哉?”
  刘曜性情孤高,甚不合群,年轻时常常浪迹天涯,二十岁时他在洛阳犯了案子,便亡命到朝鲜,幸好碰上天下大赦,才重新回到中原。
  刘曜自觉性情与众不同,恐怕不容于世,便隐迹于管涔山,终日以琴、书二物为友。一夜在山中,忽见两个童子走上前来,说道:“管涔王命我们拜见赵国皇帝,献剑一口。”两人置剑而去。刘曜秉烛观之,但见此剑身长二尺,光泽异常,剑鞘以赤玉所饰,背上有铭道:“神剑御,除众毒。”这把剑还可以顺应四季的温度气候改变颜色,刘曜认定是件宝物,于是就把它佩在身上。(此段故事似有武侠小说之风,颇类老金惯用之“风格”,《晋书》里如此风格的奇闻轶事还有不少,大部分都属于一家之言的道听途说,这也使《晋书》作为一本正史而颇受人诟病,不过从阅读的角度看,多一些这样有趣离奇的记录也为平淡的史实颇添了几分色彩。)
  像陈元达、刘曜这样的人才在刘渊手下为数不少,二人并不是凤毛麟角。刘渊对于前来投奔他的人士,一概论才任贤,因此刘渊的势力在河东一带不断壮大,也绝非偶然。
  此时本已乱成一团的中原晋朝,见又有人叛乱,便派人讨伐。司马腾派遣部下聂玄攻打刘渊,两军大战于大陵,聂玄的军队被打得大败,司马腾率并州的二万余户逃往山东,刘渊派遣刘曜和冠军将军乔晞乘胜攻下太原、长子、介休等多处并州要地。这过程中还发生了一支小插曲:乔晞攻入孤城介休时,介休县令贾浑拒不投降,被乔晞所杀。乔晞见贾浑的妻子宗氏年轻美貌,起了歹心,要纳她为妾,宗氏执意不从,一面痛哭死去的夫君,一面破口大骂乔晞是欺男霸女的“屠各奴”(刘渊的部族又称屠各,因此被汉人蔑称为“屠各奴”),骂得乔晞恼火,把她也给杀死了。这事传到刘渊耳中,他勃然大怒,说:“假若天道有知,乔晞这龟孙子一定断子绝孙!”当下命令厚葬贾浑夫妇,又把乔晞降秩四等,以儆效尤。介休一带的百姓,怀念贾浑夫妇忠贞不屈,至今仍辟有供奉他们的殿堂,称为龙天殿。刘渊的这番追尊忠臣的举动,虽不免带有“乱臣贼子”做秀的成分,但也可以反映出刘渊在这一时期是非常看重民心向背的。
  第二年(公元305年),不甘失败的司马腾又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将进攻刘渊,两军相遇在离石汾城一带,刘渊以武牙将军刘钦等人率领匈奴各部精锐骑兵全力拒敌,再一次将毫无斗志的晋军打得溃败而逃。刘渊在并州与司马瑜的军队一共交战四次,连战连胜,打得晋军一时无法再组织起抵抗力量,这不但振奋了匈奴各部的士气,也大大鼓舞了天下乱民的信心,全国各地的反叛浪潮愈发猛烈。以流民起义起家的蜀中李氏,此时更是不满足于刚刚自封的成都王的地位,而欲称帝了。我们暂且按下刘渊不提,来看一看十六国中第二个国家——李氏的成国,是如何发迹的吧。

四、蜀中流民
  说到在蜀地兴起的成国,我们就不得不先讲讲元康年间的连年自然灾害。在《资治通鉴》中,翻到这几年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以下这些文字:
  〖(元康四年)是岁,大饥。
  (元康五年)荆、扬、兖、豫、青、徐六州大水。
  (元康六年)关中饥、疫。
  (元康七年)秋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万钱。
  (元康八年)秋九月,荆、豫、徐、扬、冀五州大水。〗
  五年之中灾难频发,而其中涉及关中的,就有三件,作为当时全国的重要地区(关中的长安一直是以西都这样的重要地位存在的),这些自然灾害不可能不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所以我认为不仅是人祸,公元三世纪末的连续天灾也是导致以后一百多年十六国混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一点我将在后文再次提及。)
  元康八年(公元297年)的关中大饥荒,略阳、天水等六郡的十几万流民被迫背井离乡,纷纷涌入当时比较富足的蜀地。在庞大的流民队伍中有这么一族人,在逃荒的路途中,他们十分热情地帮助照顾那些老弱病残,甚得众心。这一族人,便是巴氐人李特和他的兄弟李流、李庠等人。巴氐本是川蜀一带的一个部族。张鲁占据汉中的时候,李特兄弟的祖父李武便投奔了他,曹操攻下汉中的时候,便把以李氏为首的这一部族迁入关中略阳,号为“巴氐”。李特兄弟的父亲李慕则在曹魏时做过东羌猎将,统领氐、羌等各部。
  由于贿赂了当时朝廷派来调查情况的官员,流民进入故土蜀地后,得以大量的留在蜀地。以后流民分散到蜀中各地,朝廷已无法禁止。当时李特进入蜀地,看到了这里的地形后,曾经说出这样一句令“闻者异之”的话:“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
  当时的益州刺史赵本是在“八王之乱”初期得势的贾南风的姻亲,一直势力很大,由于李特等人进入益州之后颇以材武闻名,得到了赵的重用。到了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贾南风失势被废,朝廷任命成都内史耿滕取代赵做新的益州刺史,赵哪里还愿认命,他原本就有割据蜀地之心,此时打听到耿滕秘密上表要求朝廷遣返蜀地流民,便乘机煽动流民的愤怒,起兵击杀了前来上任的新的益州刺史耿滕,自称益州牧、大将军、大都督。
  但赵实乃庸才,虽然独据了益州,却不善于处理内部矛盾,李特的三弟李庠骁勇善战,很有些威望,赵虽用他却心怀忌恨。加上当时身边一帮出主意的人又添油加醋地鼓吹一番,说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呵呵,第二次出现这句话了啊,可不是简单的重复哦),又说“此乃倒戈授人也,宜早图之。”赵一想有理,便找了个有意谋反、大逆不道的借口把李庠给杀了。当时李特、李流兄弟都拥兵在外,赵赶紧又将李庠的尸首交给李特,派人去对他们说:“李庠虽然已伏罪被杀,但你们兄弟与此罪无关。”让他们仍然做他们的督军。(赵氏既杀李庠,却又把李庠的尸首交还,还留给李特兄弟兵权,恐怕挑衅也没这样的吧,如此还愁李氏不反?真是岂“庸才”二字可当!)
  李氏兄弟十分怨恨赵,更引兵杀向绵竹。此时正好赵手下的几名心腹自相残杀,最终导致其内部力量大大削弱。李特乘夜偷袭赵派来的军队,一把火将赵的部下费远等人的各部人马烧死大半,更顺势攻入成都,赵带着一家老小仓促出逃,在半路上终于自尝恶果,被手下人所杀。
  李特占据成都后,派遣使者向洛阳方面说明了赵的罪状。朝廷任命梁州刺史罗尚为益州刺史,进入益州,罗尚左右认为应早日除掉李氏这个大患,罗尚不从。罗、李双方似乎相安无事,罗尚做他的刺史,李特则屯兵于绵竹一带,并且设立大营收留流民。
  但是罗尚进入蜀中的任务便是要遣返大批的流民。李特则多次帮助流民向罗尚请求暂缓遣送,罗尚一面向李特派去的使者阎式表示同意请求,一面却在暗暗准备进攻李特的流民大营,不想阴谋被阎式看破,回去后向李特提出要做好准备。
  数日后的一天晚上,罗尚果然派遣三万人马偷袭流民大营,军队走近营地,见李特在营中正睡着安稳觉呢,自以为得计,便发动猛攻,刚一进入营地,只见伏兵四起,流民组成的军队向他们杀来,罗尚的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
  李特凭借以六郡流民为基础建构的军队,乘着胜利的势头,不久便攻下了广汉,并与当地百姓约法三章,果然将广汉搞得井井有条,当地人的歌谣也道出了其中的差别:“李特尚可,罗尚杀我。”
  罗尚在李特的接连进攻中节节败退,只好据江与李氏对峙。
  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李特渡江大败罗尚,攻下蜀郡,罗尚退守太城,向李特求和,李特以为蜀中已定,并不做防备。因当时军中粮少,李特便将六郡流民分散到各个村落吃饭。李流指出:“我们刚得到这些地方,人心还没有稳定下来,现在应该聚兵一处,以防不测,而不可分散部队。”李特之子李雄也持这一观点。但李特当时错误估计形势,十分生气地说:“如今大事已定,我们只应安定民众,岂可胡乱猜忌呢?”(取得了暂时的好局面就错误判断形势,自以为是,这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常犯的毛病,尽管李特的流民起义更像是有组织的叛乱,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起义。)
  事实证明李流的担心不无道理,不久罗尚得到荆州等地派来的援兵。晋军乘着李特的军队分散在各地,带兵突袭李特的营地,由于晋军势盛,各村落纷纷反叛,李特的军队被打得大败,李特在乱军中被杀,李流、李雄以及李特的另一个儿子李荡各自退守。
  不过,这一下倒是给流民的军队提了个醒。不久,李流率领李荡、李雄各部军队袭击罗尚的军队,大败之,流民的士气重新振奋起来。李流乘胜一直追到成都城下,罗尚吓得紧闭城门,坚守不出,李荡不慎中矛而死。
  李特、李荡的先后阵亡令李流心生恐惧,眼看荆州援军将到,他竟采纳了妹夫李含的进言,以自己儿子李世和李含的儿子李胡为人质,准备向晋军投降。李雄等人拼命谏言,眼看无济于事,幸好,这献质请降的计划激怒了李含的另一个儿子——驻守梓潼的太守李离。
  李离从梓潼火速赶来,却没赶上向李流进谏,只好来到李雄的营中商讨补救措施。
  李雄说:“如今的办法,就是起兵袭击荆州援军;可是那俩老头(指李流、李含两位)却不同意,如之奈何?”
  李离提议道:“不如我们私下行动?”
  李雄得了支持,便与李离一起来到流民们面前,号召道:“我们已经谋反多时,杀了许多蜀地的官兵乃至百姓,如今一旦束手就擒,就只能任凭宰割了,眼下之计只有同心协力打败荆州的援兵才能共享富贵!”众人听了深受鼓舞,纷纷跟随李雄、李离突袭荆州援军,原来那荆州援军也不过纸老虎一般,一战就被击退。这一胜利也让险些走错路的李流惭愧不已,他称赞李雄:“兴吾家者,必此人也!”从此十分器重李雄的才干,将军事方面的事务一概交给他处理。
  李流在当年就生了重病,临终前将身后大事托付给李雄。李流去世,众人共推李雄为主。李雄以郫城为都,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率领军队继续与罗尚的军队作战。他先是击退前来袭击郫城的罗尚,继而又攻下犍为,截断成都的粮道。孤立无食的罗尚不堪李雄的连续进攻,只好在夜里从水路逃出城去,李雄终于得偿所愿,攻入成都。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刘渊起事的永兴元年,李雄自称成都王,改元建兴,废除晋朝法律,重新约法七章。
  晋朝内部正因为“八王之乱”而根本无暇四顾,蜀中得到了暂时的安定。两年之后,也就是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李雄又即皇帝位,改元晏平,国号大成,他便成为十六国中第一个自称皇帝的人。
  (事实上,三国时期的分裂对于以后30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十六国的分裂局面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由于三国的存在,从秦汉时期开始建立起来的所谓皇族正统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人们开始对其提出质疑。原本统一全国的晋朝是有条件重新建立起一套正统的体系,但又因为皇族自身的原因,这个新王朝却没有重新确立正统。尽管后世大多数历史学者都承认晋朝的正统地位,但这种威信是值得怀疑的。关于魏、蜀孰为正统的观念争执了一千多年,最终也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观点。而在当时,很多人也以能成就类似刘备的功业为奋斗目标,占据蜀地的地位并不低。三国末期钟会就曾说过:“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这也就是为什么李雄仅据益州即敢称帝的一个重要原因。请注意,以前称帝时是十分注重正统地位的,至少也要有玉玺这样的凭证,这可以参见《三国演义》中的很多例证。)

五、羯人石勒
  在益州称帝的李雄尽管与三国时期的蜀汉同样定都在成都,但它的建立过程似乎更像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在李特、李流兄弟创立的业绩之上,李雄终于最后巩固了政权,并且废除了晋朝遗留下来的若干不合理制度。当时,李雄不仅有李氏一族的支持,还招揽了不少人才。成国建立初期的局面相当不错,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的便是这个时候还在“窝里斗”的晋朝皇室。
  在李雄称帝的那一年,也就是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在一番明争暗斗之后,终于除掉了皇族之中最后两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成都王和河间王。为了便于掌控手中的权力,司马越又用毒饼毒死了那个连傀儡还不如的白痴皇帝司马衷,另立其弟司马炽为帝,这就是晋怀帝。
  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刚刚掌握了大权的司马越意识到并州一带形势的严峻,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关于刘琨,他和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应该算得上是尽人皆知。刘渊获知这一消息,以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在版桥一带拦击刘琨。刘渊起事以来终于首逢对手,刘琨果然名不虚传,在版桥一仗击败了刘景,进驻并州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安抚军民。刘渊也清醒了一下头脑,放慢了步伐,考虑下一步的进攻方向。
  此时邺城也发生了战争,在河北一带的成都王司马颖原先的部下汲桑,以为成都王报仇的名义,自称大将军,进攻司马腾驻守的邺城。汲桑本不足惧,但他的先锋大将,却是日后称霸北方,在十六国时期赫赫有名的人物——羯人石勒。
  羯人乃是匈奴别部羌渠的后裔。相比于匈奴本部,羯人的地位要低得多,羯人的基本社会单位还是长期以部落的形式存在的。石勒原来的名字叫背,他的祖父耶奕于、父亲周曷朱,都是部落里的小帅,周曷朱性情粗暴,不得部下之心,后来他常常让石勒代为小帅之职,竟然得到众人的爱戴和信任。
  当地的大户郭敬、宁驱认为此人非同寻常,经常给予资助,石勒感激之下,便为他们耕种。干活辛苦之时,耳畔总能听到金戈铁马之声,石勒心中疑惑,便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只笑笑,回答他说:“这不过是劳作时的耳鸣,不是什么不祥的事。”
  晋惠帝末年,并州饥荒大乱。石勒和族人出外逃生,走散之后穷极无奈,又重新回来投靠宁驱。北泽都尉刘监觉得石勒很会干活,可以卖个好价钱,想把石勒绑出去卖掉,石勒在宁驱的藏匿下方才脱险。于是他只好出外求食,路上遇到了另一位恩人郭敬。石勒向他哭诉自己饥寒没有出路的悲惨处境,说得郭敬也为之落泪,将身边所带的衣服和食物分给了他一些。
  石勒对郭敬说:“现在闹饥荒,就这样穷下去可不行。胡人们都饥饿至极,可以把他们诱到冀州一带求食,到那里,把他们卖掉,你得身价钱,诸胡得活命,双方都有益处。”
  郭敬十分赞同他出的主意。正好这时的并州刺史司马腾也大规模地实行同样的计谋。他派兵大捉诸胡,两胡一枷,押到冀州去出卖。石勒这时二十多岁,结果也被捉去。押送他们的首领郭阳正是郭敬的族兄,一路上石勒得到额外的照顾,倒没受什么大委屈,最后他被卖到茌平人师欢家为耕奴。
  石勒在师欢手下干活十分努力,闲暇时和其他耕奴聊天,就跟他们说:“我干活时耳边总会有鼓角之声,不知你们有没有听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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