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若小安实体1-4全套作者唯公子》第195/203页
其实，在若小安看来，贪可以，但完全不必如此闹心，完全可以贪得更有技术含量。所以，她为陈维高单独铺设了一条来钱管道。
简单地说，就好比稿费制和版税制的差别。拿稿费的话，就一次过了。比如海州电厂的人一次送了杜天青250万，相当于别人向他赎买一部分权利。我要拿这块地，你批给我这块地，我一次性支付，高档烟酒、子女留学费用，甚至房子、汽车或名表。但是我把你搞定了以后，这个地方就属于我的了。从此这事就算了结了，除非还有求于你，否则就再无瓜葛。
版税制就不同了，虽然一开始钱不多，但是销量好的话，收入也就跟着水涨船高。这正是若小安为陈维高经营的“生意”。她不主张陈维高直接要财物，人家给的钱越多，放在家里越是闹心，而且危险性也大，随时可能被揭露，拿出来就是罪。虽然若小安可以帮助转移，但如此一来，一笔就是一笔，到底有限。
若小安的方法是，你要发展什么项目，我参与其中。别人会找亲属的公司加盟运作，比如万山地产那次，杜天青亲弟弟主管的公司就参与了“低卖高收”的过程。也有些人会直接由自己或让自己的亲属做项目的大股东。
但是，若小安和陈维高做得更加隐蔽。他们采用代理人的方式。比如石油集团的形象代理与全部加油站的广告投放。石油集团名下拥有近三万座加油站，它们的网络和两万余块标准广告灯箱、挂画等广告投放总额是惊人的。而在选择广告代理商的过程中，陈维高只需要向下面的人暗示一下，哪家公司的产品比较好，那个项目就非常顺利地落到了若小安控制的传媒公司。
当然，与若小安后来获得的总共183家加油站的股权相比，广告代理费之类的，无疑是蝇头微利。
俗话说，唯有源头活水来。简单地收取一笔钱，并不明智，最好的方法是接根水龙头。只要这个项目将来牵涉国计民生，是社会发展、人民生活需要的，就一定会运作下去。不愁无利可图。
不过，在接取这根水龙头的过程中，也是需要技巧的。首先，得按百分比来，而且属于陈维高和若小安的那部分百分比还不能太高，因为这个牵涉到大局观，以及众人的利益。所以，要，但是要得少，就不会随随便便完蛋，而且政治上又安全。日后，就算陈维高作为正部级干部不得不进行财产申报，也没问题。我做生意可以吧，这不犯法。这就实现了大河没水小河干，小河有水小河满。
实际上，这样的“升级换代”亦非若小安独创，她还没这能耐，不过是顺应潮流，大势所趋罢了。从“稿费制”延展到“版税制”是一种必然。因为前段时间大家该占的地都占了，该批的条子也批了，而且拿了一拨钱在家里藏着也不安全。欲望仍然汹涌澎湃，怎么办？总会想到其他办法。
对陈维高来说，他需要长期经营，因为除了他自己，他还有儿女，然后还会有孙子、孙女，代代相传。就像汉武帝临终托孤，他在退休前，也必得为自己家族的发展寻一条康庄大道。这样的话，就算他退了，也不妨碍其事业的继续发展。
至于，按照“稿费制”的话，别人买断了这个地方盖商场，会依市场规律运营，不能随便来，因为政府要监管，对面人家也可以有竞争，但如果按照“版税制”运作，只要这个项目里有某某高官媳妇弟弟的朋友12%的股份的话，谁还敢跟他竞争，长期有政策倾斜，也就造成了对市场规律的破坏。
类似这样的“后遗症”，就不是若小安能够考虑的范畴了。
陈维高也跟她说：“你不用为明天过分担心，明天自有明天的担心；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
若小安想想也对。人们喜欢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当然没错。不过，远虑是无穷尽的，必须适可而止。有一些远虑，可以预见也可以预作筹划，不妨就预作筹划，以解除近忧。有一些远虑，可以预见却无法预作筹划，那就暂且搁下吧，车到山前自有路，何必让它提前成为近忧。还有一些远虑，完全不能预见，那就更不必总是怀着一种莫名之忧，自己折磨自己了。
“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这样你不但比较轻松，而且比较容易把这难处解决。道理很简单：你可以把你的力量集中起来对付今天的难处，不受种种远虑的无谓牵扯。相反，如果你把今天、明天以及后来许多天的难处都担在肩上，你不但沉重，而且可能连一个难处也解决不了……”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当陈维高搂着若小安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海州发生的大事。
2012年10月21日这天，杜天青到海州市中心医院开了五天病假，下午到市委办公楼转了一圈，特意和各部门的头头脑脑打招呼，相约到海滨俱乐部度假。实际上，他是在放烟雾弹。
当晚七点，杜天青在没有知会任何人的情况下，独自去海州机场准备飞往香港，第二天再由香港乘机飞温哥华外逃。但他的行踪已被中纪委掌握，他们的人在机场贵宾室找到了杜天青。当时，他还强装镇静，质问来人：“不会搞错吧？我到香港去出差，是中纪委、中组部特准的。”不过，等对方拿出中纪委对他的“双规”令，杜天青再也无话可说。
他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夏天的时候，周子琳突然从加拿大飞回海州，跟他哭闹了一场，主要是觉得他不再重视她，给她的钱也越来越少，弄得她一个人几乎在那边生活不下去了。杜天青当然知道她言过其实了，他给她的钱，足够基本生活所需，只是要想过得多么奢华，自然不可能。可女人就是在危机面前的预感异常灵敏，在杜天青还没下决心彻底弃掉她这颗棋子之前，周子琳就自己跑回来，说了些有的没的。
他当然是安抚为上，小心谨慎地又把她劝回去了。不过，那些允诺也只是说说罢了，他并未打算全部兑现。对周子琳还留着后招。只是，他的后招还没来得及使出来，她便先下手为强了。
周子琳并没有如约上飞机回加拿大，而是偷偷又从机场溜回了海州，当夜就将一份举报材料交给了中纪委。
就在若小安对陈维高说杜天青近来总在赶场的前一个月，实际上，中纪委就已经找杜天青谈过话了，要求他――1、争取时间，把经济违规、违法问题讲清；2、争取立功，宽大处理；3、不要搞串联、攻守同盟；4、不要离开海州或出境。
杜天青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了，便用了一招缓兵之计。他坦白自己有四大过失：首先，对政府工程项目监管不力，财务部门账目不清；第二，玩忽职守，没能及时察觉下属集体侵吞、挪用税收款；第三，挪用公款，赠送现钞、证券等给有关领导和部门主管；最后，接受名贵礼品。
中纪委副书记认可了杜天青的坦白，觉得他初步交代是好的，态度正确，但还要他进一步将经济、金融问题讲清楚，于是让杜天青边工作边交代。而杜天青一方面跟中纪委的人虚与委蛇，另一方面继续利用若小安大量转移财产，准备外逃，且掩饰得极好，连陈维高和若小安都未察觉他的真正动向，被蒙在了谷里。
只是，生活太多不测，人生的花团锦簇、险象丛生与峰回路转或许只隔着一个岔道，谁能准确预见不可知的未来？而不可知的未来，这六个字对于杜天青几乎是一语成谶，他一夜之间，就从命运的春暖花开走向了冬风凛冽。
第53章 秘密都是定时炸弹
杜天青被“双规”的消息，最终还是传到了北京的那座小四合院里。
当时，陈维高正在浴室里刮胡子，他用不惯若小安给他买的电动剃须刀，正皱着眉头在“嗡嗡”声里盯着下颚的一点胡茬发愁。见若小安突然冲进来，神色郑重地说：杜书记被中纪委的人扣住了。他愣了一下，随即舒展眉头，轻抚她的额发，笑着说：“没事、没事的，有我在。”
此时，距离杜天青因涉嫌受贿犯罪被正式刑事拘留过去了不到一个小时。
陈维高拿起那把旧剃须刀，利索地把下巴上那点膈应人的胡渣刮掉了。然后他笑容满面地揉了揉若小安的头发，说：“我回公司瞧瞧，今天晚上就不过来了。等我电话。”
她没有说话，走过去抱了抱他，笑容一直挂在脸上。
陈维高匆匆离去。他走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是深秋的太阳，比夏天的那个冷清，又比冬天的那个温柔。他刚刚好。若小安把手遮成个帘子，挡在眼睛前，抬头看了一眼初升的朝阳――他能力挽狂澜吗？若小安不知道。
她把自己关进书房里，跟保姆交代，任何人来找都说她不在。
若小安在书桌上养了一盆“玉堂金马”。有一个声誉很好的算命先生给了陈维高这个忠告：要养一盆黄菊花，且得置于书桌的右上角。他不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么做了，还特意带了盆一模一样的来，搁在若小安的书房里。
此时，她盯着那盆花看了一会儿。忽然，有一片黄色花瓣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无声地坠落。
她轻轻叹口气，把花盆挪开移到了窗台上，只剩一个托盘在桌上，里面赫然躺着一片薄薄的黄铜钥匙，精美好看，很有钥匙的样子。整个书房，也只有书橱里那个毫不起眼的旧樟木盒子上挂着的锁，需要这把钥匙开启。
里面的那本记得工工整整的小册子，若小安不喜欢把它认作账本，她更愿意当它是日记本，记录了他到海州后，与所有大小官员、商人资金往来的细目。当然，也包括杜天青和陈维高，他们两个在这本日记里，那是绝对的主角。
当初，只是图个方便。往来款项太多了，她自己需要一本账，才能理得比较清楚。她不相信电脑，黑客那么厉害，不知何时就把重要机密盗走了。有时候，越古老、越原始的方式，其实越管用，可能也是最安全的。只是，如今情况有变，杜天青那边出了事，陈维高亦不知能撑到几时。这本日记，现在，对某些人而言，简直就像个定时炸弹。
是该付之一炬，还是，留在身边保命？
若小安犹豫着。一时半会儿，实在想不出来。
她走回客厅，打开电视机。都是些吵吵嚷嚷的节目，所有人都在电视里演绎高端。犹如一个高端的party，在这里面，男男女女都在扮演两种角色，演员和批评家。这让她想起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波兹曼说，“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
换频道，海州卫视正在播放刘松仁和梁朝伟早年出演的电影《新仙鹤神针》。若小安停下来，看了几眼，她还是觉得陈维高长得有点像刘松仁，尤其是穿西装的时候。
电影刚开始不久，一对点苍派师徒前去参加武林盟主大会，两个人合骑一匹瘦马，哆哆嗦嗦举着一面破旗，立在尘土飞扬的练武场上，身边呼啸而过的全是少林、武当这样的名门大派，鲜衣怒马，旌旗猎猎……
是啊，你看那舞台辉煌壮丽，怎么会拯救这穷酸苦逼的人生？
你只有爬上那舞台，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连看戏的资格都没有。
一阵说不出的烦闷，若小安穿了外套，出门了。她没有明确的目的地，的哥见她脸有愁云，便问是不是身体不适。若小安点了点头，随口让司机载她去最近的医院。
然后，她下意识地付了车费，进了医院，顺着指示牌走到挂号处，跟在排长队的人流后面，心平气和地慢慢往前挪。
也不知到底过了多久，终于轮到她了，护士小姑娘生冷地瞟她一眼，硬邦邦地问：“什么病？”
我没病啊，若小安痛苦地想，可是没病来医院做什么？后面排队的人越来越多，她不想在这里制造麻烦，她从来不想给任何人制造麻烦。
“我要拔牙。”她脱口而出。
“二楼！”
若小安拿着病历卡上了二楼。
牙科医生总让若小安产生奇异的想像。这种奇异之想从她刚刚走进牙科诊室听到那种钻洗牙齿的“吱吱”声便开始了。那声音在她全身每一个细小的神经周围弥漫。
她想起上海思南路的那栋老洋房，想起院子里的那几株广玉兰，那些白嫩的花朵在没有一片绿叶的枝干上静静怒放，每到深夜，她趴在窗前，似乎都能听到花朵们在微微喘息，就像是一些纤秀的虫子在鸣叫。她无法想象，外婆的一半青春就是在这样的老洋房里度过的，那她年轻时有没有听到过玉兰花绽放的喘息声？
直到有一天晚上，她忽然发现那些姣好的玉兰花全都变成了一种凶猛的鸟儿，像白鸽，但翅膀又比普通的鸽子长，几乎是身体的三倍。它们展开那对长长的翅膀，振翅飞了起来，飞得铺天盖地，山呼海啸，不顾一切地飞到了一个她看不到的地方。
那晚之后，她再也听不到玉兰花喘息的声音了，而很快，汪建坤的一个电话就把她叫去了北京。此后种种，如雾亦如电。
这会儿，若小安坐在北京第二医院牙科诊室的诊椅上想入非非。年轻的医生个子很高，沉默寡言，鼻子和嘴全部遮在雪白的大口罩里面。他那双眼睛，是年轻人的眼睛，专注而清澈。这让若小安想起和陈维高初次见面时，他盯着她的眼睛说：“黑是黑，白是白，很干净。”
“是什么问题？”年轻的医生问他的患者。
若小安想了想说：“有一颗智齿。”她指给他看。
年轻的医生研究了一下，他在她的右侧俯身贴近那张白瓷般的脸孔，她张大了嘴，任他用钩子、钳子、刀子在牙齿上搬弄。他粗大有力的手指在她不大的口腔空间里不停地转动，当他试着用力拔取那颗牙齿的时候，充满了内聚力。他使劲，她也使劲。
终于，医生说：“唔……可以拔，也可以不拔。拔不拔？”
看来，今天她是非要做一个决定了。到处都有人在要她做决定――你要去哪儿？你这颗牙拔不拔？你的日记本留不留？
“你说呢？”若小安问年轻的医生。
同时，仔细地查看了自己的四周：左侧扶手部位有一个冲盂和水杯。右上方是一套可以推拉旋转的器械和一只小电风扇。头部正上方是一个很大的聚光灯，它像一枚金色的向日葵，围绕着牙齿患者的口腔转动。右侧扶手旁边放着另外一只带轱辘的转椅，年轻的牙医就坐在上边。
年轻的医生大概笑了，若小安看到他的双眼快速地眯了一眯。旁边的护士提醒他还有另一位病患在等待，于是年轻的医生转过身，在若小安邻座的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妪面前俯下去，往其上腭注射了麻药后，就又转向了若小安这边：“有什么不舒服吗？”他问。声音是低沉的，像闷在地下隧道里，也可能是因为戴了口罩的关系。若小安今天不知为何，特别敏感于一些似乎无关轻重的细节。
“没有。”她快速回答。
“心脏有问题吗？”
“没有。”
“血压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