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我为王》第1842/1924页
他提点赵恒道：“这次的案件，说简单绝不简单，需要考虑许多东西；但说难也不难，关键在于要弄清楚，在这件事里，公室究竟站在何等立场之上？”
赵无恤让赵恒在他身边，缓缓说道：“恒，为父给你讲一个故事吧……在九州之外，有一个类似中原的七国，号称战国七雄，七雄皆称王，希望能兼并天下，而最西边的那个国，叫做雍国……”
……
“雍国因为实施变法，唯法独尊，军功授田，以耕战为本业，故而最为强大。有一次，雍国的昭襄王生病，国都周围各里闾的百姓都买牛祭神，家家为他祈祷。有臣子将此事告知昭襄王，然而昭襄王却大怒，下令凡事为自己祈祷的人家，每家都要罚两副甲……”
“那昭襄王为何要如此做？”太子恒大奇，按照常理，不是应该高兴并感谢那些百姓才对么？
赵无恤道：“昭襄王的理由是，律法规定，只有在祭祀土地和腊祭的时候，才能进行大祭，这些百姓纵然心存善意，但是却违反了雍国的律法，所以不但不能嘉奖，还要严惩！他说，寡人宁可摒弃仁爱，也不能罔顾律法！于是各里百姓都遭到了惩罚，往后哪怕昭襄王快病死，他们也不会流一滴眼泪了。”
赵恒缄默，赵无恤则继续讲了下去：“又过了几年，雍国遇到严重饥荒，又有大臣请求昭襄王说：‘王室五苑的草木、蔬菜、枣子、栗子，足以养活百姓，请大王开放，给百姓一条活路’。”
太子恒道：“这是合情合理的做法。”
赵无恤一笑：“然而昭襄王却不同意，他说，我们雍国的法令，是让百姓有功受赏，有罪受罚。现在如果开放五苑的蔬菜瓜果，却是不论有功无功都要让百姓受到赏赐。不论有功无功都让百姓受到赏赐，那是使国家混乱的做法。与其让百姓活着而使国家混乱，不如让他们死掉而使国家安定……于是寒冬腊月里，昭襄王紧闭苑囿，放任百姓饿死在外面。”
“这，这也未免……”
如此冷酷的做派，太子恒的牙齿已经有些战栗了。
“恒，你来说说看，若是像这昭襄王一般，为了维护法理，彻底站到民心的对立面，值不值得？”
赵恒道：“那昭襄王这么做固然维护了律法，但行事太过酷烈，且一点都不加以掩饰，百姓只怕再也不会爱戴他，反而会产生怨恨啊……小子可否能问一问，那雍国之后怎样了？”
赵无恤闭上眼睛看，淡淡地说道：“昭襄王之后，雍国又出了几代贤王，励精图治，最终他的曾孙祖龙奋六世之余烈，利用严明的纪律，强大的军队，横扫其他六国，一统了天下，建立了雍朝。”
赵恒松了口气：“至少结果是好的。”
“好？不见得。那位一统天下的祖龙也继承了昭襄王那种视律法为国家命脉的传统，不管多严苛的律法，也必须推行下去，很轻的罪，也会判很重的刑。百姓的日子并不比诸国混战时好多少，天下到处都是服劳役的刑徒，于是六国遗民，乃至于雍国自己的百姓，都将这律法，连带将律法的化身祖龙，视为暴政，视为独夫……在祖龙死后，他的继承者比他更加残酷不仁，于是百姓绝望了，纷纷揭竿而起，声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群黔首庶民花了三五年时间，就推翻了不可一世的雍朝……”
这反转如此突然，赵恒已经听呆了。
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之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
这个问题，也是赵无恤想让赵恒领会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易也？这是儒生偏颇之见，但若从另一个方向理解，也没有问题。
“因残酷无情而强，也因残酷无情而亡，这就是重法不重人心走到极端的下场，记住这个教训。”
“唯，小子记住了。”赵恒连忙点头。
赵无恤顿了顿，让赵恒稍微消化了一下，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开始讲述下一个故事：“在雍朝被六国遗民覆灭后，那片废墟又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名叫大汉……”
PS：秦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公孙述出见之，人贺王曰：“百姓乃皆里买牛为王祷。”王使人问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
第1174章平衡的两端
“这汉朝虽然继承了雍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几乎原模原样地继承。但或许是因为汉的王室出身低贱，故而很清楚要如何收买百姓之心，虽然律法里也规定有功受赏，有罪受罚，但汉却开放了昭襄王宁愿饿死百姓也不愿意开放的苑林，让农夫开垦土地耕种庄稼，为此获得了都城百姓的赞誉，汉王室在民间积累的人心，由此而始。”
“不但如此，汉的第三位君主文王刘恒，还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减嗜欲，不受献，不诛亡罪。通过这种种手段，继续收买人心，以至于短短数十年间，汉室在民间的威望已经牢不可破，哪怕后世子孙如何败德，都维系了四百余年，甚至能在被权臣篡夺之后再度兴起，这固然有形势的原因，但也是因为天下思汉，不忘其德。”
赵无恤以汉文帝为例子，讲述君主如何通过施得，让自己看起来有人情味，从而收买人心。
“作为君主，维护律法固然重要，但千万不能彻底站到法理一头，将自己与律法等同，而摒弃了一切人情，从而失去了民心。”
秦的亡，一定程度上是历代国君都是死脑筋，过于注重法，却忘记了必须与法结合的术、势。昭襄王和他的后代们这种薄恩寡幸的做派，亲手把自己推到了百姓的对立面，到秦始皇时更是登峰造极。随着天下一统，促使军功贵族进取的渠道也没了，纯粹的霸道终究无法长治久安，这时候不知变更制度，而是变本加厉地严刑峻法，用这种态度去追求万世之治，无疑是缘木求鱼。渐渐地，百姓痛恨的不再是一两个地方酷吏，而是这法律本身，乃至于成了法律化身的皇帝，当“诛暴秦”的口号被喊出来时，这个政权距离完蛋就不远了。
汉建立之后，改变了秦朝的“纯法”政治，一方面强调法在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王朝统治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力图以“父子、夫妇、尊卑”的血缘关系作为皇帝“家天下”的现实基础，在平息民间矛盾，维护等级秩序上是十分有用的。
赵恒有些顿悟，问道：“父亲的意思是，在律法与舆论有冲突时，应该站在民情一边？”
“也不是。”
赵无恤继续说道：“虽然比起雍来说，汉的统治算是长治久安，但与此同时，官府也深受民间复仇的困扰。本来在雍时，推行律法，民间私斗杜绝，但随着雍的灭亡，法纪松弛，复仇之风再度抬头。汉建立前的混战时代，有一个叫栾布的北方人为父报仇杀了仇家，竟被当地人视为英雄，推荐其为都尉。”
“汉建立后，以孝治天下，面对每年大量发生的私人复仇，一直顺应民情，将本该处死的复仇者予以宽宥，甚至无罪释放，地方上更是对复仇者加以表彰颂扬。长此以往，限制复仇的律法便成了一纸空文，官吏们也渐渐忘了律法的庄严，转而用翻阅古书，靠上面的章节条文来断案，这样做倒是顾及民情了，但却让国法败坏，纲纪松弛，民间任侠横行，豪强并生，甚至开始与官府对抗，王朝的指令，渐渐难以下达郡县了……”
与秦相反，武帝以后，尤其是东汉时期，这种儒家独大后凌驾于国法之上的“春秋决狱”，给汉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对地方豪强势力的崛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