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全集.com》第14/67页
1月3日午前10时，日军飞机、战舰、火炮同时开火轰击榆关南面城墙，引发大火。日军步兵随之向南门附近和东南城角被轰塌的城墙缺口发起冲锋，守军沉着应战，以手榴弹与日军近战，将其击退。正午时分，日军进行炮火准备后再度冲锋，守军第二连自连长刘虞宸以下大半阵亡，日军五十余人沿废墟斜坡攀援而上，占领制高点魁星楼。午后1时团附孙良玉指挥第一营一连自西门反攻南门、第三营十连自东门反攻东南城角，将南门和魁星楼克复。与此同时，南门被烧夷弹破坏，守备此处的第三连连长关景泉中炮阵亡。
午后2时，日军增加兵力，在战车掩护下突击南门。第四连连长王宏元战死于南关，阵地被日军占领。
面对冲入的日军，一营营长安德馨高呼“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人一日决不能过去，日本人要过去，只能在我们的尸首上过去”，率身边仅有的两个班预备队反击。激战中，安德馨营长头部腹部两处中弹，当场阵亡。安德馨是回民，附近清真寺中的回民念及情谊，冒险将他的忠骸收殓，战后护送出城交给独九旅，在北平公祭后运回原籍河北清苑安葬。
日方战史记载了山海关守军的顽强抵抗，甚至记录在安营长发动的最后反击中日军阵亡了一名中队长，这名中队长和挑衅中被击毙的落合甚九郎大尉是日军在山海关之战中阵亡的级别最高的军官。
石世安团长见阵地全线动摇，通讯线路遭轰炸全告中断，士兵伤亡惨重，无法再战，于是下令全团由西水门撤退。日军自南面追来，掩护撤退的第5连连长谢镇藩战死在西门南面阵地上。1933年1月3日下午3时15分，天下第一关落入日本人之手。
山海关之战，让东北军上下彻底明白，不抵抗是没有出路的。即便是退入关内，仍难免遭到敌军的追杀。敌军贪得无厌，为免亡国，只有抵抗一条路好走。
十九、力战长山将壮志应未酬——记王以哲将军
在日本军歌《北大营》中有这样的一段——
敵は 一萬二千てふ東北軍の 精鋭と猛きを誇る 王以哲攻むるは 島本大隊の將兵僅か 六百名忠勇無比の 揃ひなり
翻译过来应该是——
“敌人是一万二千人以上的东北军精锐，和以勇猛著称的王以哲，进攻的岛本大队仅仅有六百名官兵，忠勇无比地冲上前。”
在原东北军出身的抗日将领中，最能打的大约要算日军八次讨伐都打不垮的马占山，最文武双全的大约要算在穆棱留下过“去思碑”的李杜，最能和日军周旋的大约要算一口气抓上百俘虏的苏炳文，最能打开局面的大约要算以团附之身收复了几乎整个东边道的唐聚五，最有远见的大约要算义勇军之父黄显声。可是，在“九一八”前最让日军忌惮的，却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人，而是东北边防军独立第七旅中将旅长王以哲。
如果说张学良是东北军的灵魂，在日本人眼里王以哲就是东北军的拳头，他是张学良在军事上最为倚重的一员大将。而且，王以哲一贯坚持抗日主张，被日本人直接称为“反日派首脑”，称他的房间里都挂着警惕日本的条幅。“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版的东北军“反日首领”明信片，上面共有三人，正中的是张学良，属于东北军的象征；右侧的是活埋了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的关玉衡，代表反日的下级军官，而左侧，就是王以哲。
甚至，在日本国内上演关于“九一八”的话剧，里面也有一个坚决反日的“王以哲旅团长”的角色，扮演他的竟然是日本著名演员近藤英太郎。
日本关于“满洲事变”的图书中，也有大量这名东北军将领的照片。
然而，在北大营之战中，王以哲的表现却实在与期待相差甚多。事变发生时王以哲以第七旅旅长身份率部戍守北大营，实际上是张学良留在沈阳的看家部队。而日军进攻时王居然不在军中，三个团长也不在，以致战斗打响后群龙无首。王以哲在和部队通电话中电话就被切断，直到第二天才混出沈阳，在郊外找到撤出来的第七旅残部。此后王以哲很快回到北平，也未参加在东三省的抵抗战争。
王以哲，到底是猛将还是徒有虚名呢？
王以哲，原名王海山，别号鼎方，黑龙江省宾县人，1896年生，是郭松龄死后张学良一手提拔的东北军少壮派将领。他1912年考入吉林省陆军小学，1920年秋，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后，因为是东北人，不愿在直军工作，遂请假返回奉天，投效于张作霖。经同学王瑞华的引荐，在奉天陆军军士教导队工作。王以哲在教导队一、二、三期的教学中成绩显著，博得上级的信任和学兵的好感。在课余之暇，著《步兵操典详解》，颇为当时各部队初级军官所喜读，几乎人手一册，王以哲乃初露头角。当时教导队队长由张学良兼任，遂从此重视起这名有一双三角眼但极有军人风范的青年军官。
说起来王以哲的真正起家，却是在与张学良好友郭松龄的交战中。郭松龄反奉之战中，王以哲担任补充旅第三团上校团长，临战镇定，献计智取郭军，终于导致郭松龄败亡。此后在南口战役中，王率军力战冯玉祥，击败其部下大将张之江，为奉军攻入北京建下汗马功劳。因此，王深受张学良的信任，成为其军事上的左右手。
在担任第七旅旅长期间，王以哲亲自编写“旅训”、“旅歌”和“士兵问答十二条”印发到各营、连、排；贴到兵舍、讲堂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的教育课目。“旅训”为：“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夫等，务本总理遗嘱及司令长官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其中，“强邻之压迫”正是指的日本，可见王以哲与一般东北军上层大员的醉生梦死很是不同。
然而，一纸不抵抗命令，让一代名将饮恨北大营。9月6日，张学良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王以哲“九一八”当日不在营中，推测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避免自己“反日”意味强烈的形象在敏感的时刻惹出麻烦。
此后，王以哲将军一直是东北军中最积极于收复故土的将领之一，在西安事变前后积极协助张学良将军促成国共合作，但自己也由于被过激派官兵误解，于1937年2月2日被刺杀于西安，再也没能打回东北去。
虽然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但自己却没能提兵北上与日寇一战，似乎，将军的一生中有着极大的遗憾。
然而，当我们仔细看那段历史的时候，或许也能给王以哲将军找到一丝欣慰。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逼近长城，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史称“长城抗战”。
在这次不甚为人所知的长城抗战中，王以哲将军曾经率部大战过日军。因为承德轻易失陷，日军直逼古北口的前沿阵地长山峪，王以哲率领六十七军一〇七师（即北大营的第七旅）再次顽强阻击，从3月7日打到3月9日，顶住了日军川原十六旅团和铃木第八旅团的联合进攻，为中国军队在长城线稳定战局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多少抵消了“九一八”之夜的遗憾。
关于王以哲将军在长城抗战中的抵抗，国民党中央军将领杜聿明等曾有描述。日军则这样记载——进攻热河以来，“在长山峪才遇到了中国军队第一次正规的抵抗”，并刊登了日军川原旅团长亲自在长山峪背阵亡日军士兵下阵地等照片，证实了长山峪之战，东北军的确打出了一定水平，让一路骄横而来的日军碰了钉子。
纵观王以哲将军的一生，未能看到驱逐日寇的一天，未能把血流在抗日的战场上，或许是其最大的遗憾，但能够有一个长山峪，也许又是将军遗憾中的一点安慰了。
引子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在1931年的最后一天，黄显声指挥警察总队在锦州外围打了最后一仗后，炸毁女儿河大桥阻敌，撤入关内。至此，东北军主力彻底撤出东三省。
但是，一支新的军事力量正在东北的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这就是曾发展到数十万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东北抗日义勇军并不是一支统一的军队，它包括黄显声将军组织的辽南抗日义勇军、王德林组织的吉林自卫军、唐聚五的辽宁人民自卫军等，还包括马占山等在原正规军部队损失殆尽，并被东北军取消番号后重新组建的部队，甚至包括曾经纵横山林的绿林武装。这些武装没有统一的指挥，也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抗日救国”。
尽管没有足够的训练，装备也极差，但义勇军反映的是普通中国人不甘故土沦亡的精神，因此，他们在付出极大牺牲的同时，给予了日军比正规军还要大的打击。日军在这场侵华战争中被击毙的第一个联队长、第一个将军，都是义勇军的战果。
1933年义勇军主力失败，部分高级将领退入苏联，但有些部队仍一直坚持到上世纪40年代，而且一部分义勇军部队后来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继续在这块土地上战斗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