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战争三百年全集》第2/9页
公元前209年，这是一个在秦与匈奴历史上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秦王朝的末世君主胡亥与匈奴帝国的创始人冒顿单于同时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却导演出二出结局截然不同的悲喜剧。
秦二世胡亥是秦始皇的少子，本与皇位无缘，只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才使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第五次巡行中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突然病逝，而太子扶苏则远在北境监护蒙恬戍边大军，随同秦始皇巡行的胡亥与宦官赵高、丞相李斯合谋伪造遗诏，逼死扶苏，夺取了皇位。在胡亥昏聩暴虐的统治之下，早已危机四伏的秦王朝更加岌岌可危。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揭竿而起，首义反秦，天下云起响应，预示着秦王朝覆灭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与秦王朝这种江河日下的末世光景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匈奴帝国在大漠南北的崛起。尽管冒顿也是以与胡亥相类的阴谋手段夺取了单于之位，但是他所具备的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却是胡亥所无法比拟的。在冒顿单于的统帅之下，曾经在秦军的打击下仓皇北退的匈奴人重振旗鼓，进入了一个鼎盛的发展时期。
冒顿是匈奴头曼单于的长子，最初以单于继承人的身分被他的父亲派往当时游牧于敦煌、祁连之间的月氏作为人质。按照匈奴部落联盟的习惯，盟主单于之位的继承者是由各部落大人会议共同推选；而此时头曼因其所宠爱的阏氏生下了少子，萌发了废长立幼的意图。为了扫除少子继位的最大障碍，头曼单于发兵急攻月氏，企图借刀杀死长子冒顿。冒顿及时察觉到危险的降临，盗取月氏的宝马，突破月氏人的围堵截杀，逃归匈奴。头曼废长立幼的举措没有如愿，而冒顿这种果敢壮勇的举动却又重新博得他的欢心，于是命令冒顿统帅万骑，但单于继承的问题仍是悬而未决。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变故，冒顿暗中培育自己的势力，志在夺取单于之位。冒顿制作鸣镝，勒习骑射，严明号令，终于训练出一支唯自己马首是瞻的骑兵队伍。公元前209年，冒顿趁头曼射猎之机，亲自指挥部下射杀了父亲，同时把后母、少弟及不肯从命的大臣屠杀得一干二净，自立为单于。从此之后，冒顿牢固地控制了匈奴的统治权，部落大人会议虽然存在，但在单于继承问题上已经丧失了发言权，单于世袭作为一种制度终于确立起来。
冒顿夺取单于之位后，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征服邻近各族的战争。当时位于匈奴东部的东胡与西部的月氏势力都很强盛，从东西两面威胁着匈奴的安全，特别是东胡，素来轻视匈奴。东胡王得知冒顿杀父自立后，自认为匈奴内部不稳，趁机索求匈奴千里马及冒顿所宠爱的阏氏，对于东胡王的种种无理要求，冒顿都给予满足。就在东胡视匈奴软弱可欺、步步进逼，向匈奴公然要求独占位于两族之间作为缓冲地带的土地之时，冒顿像一头被激怒的雄狮，郁积在胸中的怒火一下子进发出来，在诛杀了主张放弃土地的大臣之后，亲自领兵出征，踏上了征服东胡的道路。当由冒顿亲自统帅的匈奴大军突然间出现在东胡人的面前时，狂妄而又丧失警惕的东胡王猝不及防，没等他清醒过来，早已一败涂地，人民牲畜财富都成了胜利者的战利品。此后，东胡被纳入子匈奴的势力范围。
约在公元前205年，冒顿征服了东胡之后，移兵西征，月氏成为下一个牺牲品。月氏不仅与冒顿有个人恩怨，而且其所占据的河西地区又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只要控制了河西地区，就等于控制了西域。特别是位于河西地区的祁连山与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又作燕支山、胭脂山)，东西长二干余里，南北宽百余里，森林茂盛，水草肥美，气候冬暖夏凉，是一个良好的天然牧场，这对于以畜牧生产为主的匈奴人来说具极大的诱惑力，势必要据为已有而后快。在匈奴军队的攻击之下，月氏无力抵抗，被迫放弃所居住多时的河西地区，开始向西迁徙。但是月氏毕竟是一个大族，拥有十余万“控弦之士”，匈奴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征服月氏。直至公元前176年左右，冒顿单于发动了对月氏的第二次攻击，再次击败月氏，才完全占据了河西地区，迫使月氏人大部分举族西迁，一小部分则进入祁连山区，与当地的羌人杂居，即成为后来所称的小月氏。
就在冒顿单于征服东胡、月氏的前后，中原大地已陷入巨大的战乱旋涡之中。公元前207年，强大的秦帝国在各路诸侯、义军的联合打击之下灭亡了，汉王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又为夺取霸权，逐鹿中原，厮杀得难解难分。冒顿自然不能放过这一开拓疆域的大好时机，不仅南下征服楼烦、白羊河南王，完全收复了蒙恬所夺去的河南地，并且入侵燕郡(今河北北部)和代郡(今山西东北部)，一洗头曼单于时期匈奴战败而北退的耻辱。随后，冒顿单于又挥师北上，迅速地征服了当时活动在匈奴北方的浑窳、屈射、丁令(活动于贝加尔湖一带)、鬲昆(即昆坚，活动于叶尼塞河上游)、新犁等部落。这些部落大都以游牧与狩猎为生，拥有广阔而肥沃的牧场和森林。匈奴占据了这些地方，对于自身经济的发展及国力的增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过冒顿单于多年东征西战、南侵北伐之后，匈奴控制的地域东起辽东，横跨蒙古草原，西与羌、氐相接，北达贝加尔湖，南抵河套及今山西、陕西北部。随着匈奴征服区域的不断扩大，大批奴婢、财富及贡纳源源不断地流入匈奴，在素来崇拜强者、鄙视老弱、崇尚掳掠的匈奴人的心目中，冒顿单于无疑是一位能征善战的杰出统帅，得到众多大臣、贵族的衷心拥护，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终于在冒顿单于统治时期产生。到了其子老上单于的统治时期，匈奴帝国进入了鼎盛阶段，雄据在大漠之上，俯瞰着中原大地。
为了更加有效地控制这一广阔的区域，冒顿把匈奴的政治中心——单于王庭由漠南(泛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的阴山迁徙至漠北安侯水(今蒙古鄂尔浑河)东侧及和硕柴达木湖附近，汉史称之为龙城或龙庭。单于王庭迁至漠北后，地处匈奴中心地带，有利于单于政令向四方的颁行。匈奴的政权机构分为中、左、右三部。中部是由单于直接统辖的首脑部，所管辖的地区位于匈奴中部，其南面直对汉的代郡(治今河北蔚县东北)、云中郡(治今内蒙托克托东北)；左部由左贤王统辖，所管辖地区位于匈奴东部，其南面与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东北)相对；右部由右贤王统辖，所管辖地区位于匈奴西部，其南面直对上郡(治今陕西榆林东南)以西地区。单于总揽匈奴军政一切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地方最高长官是左右贤王。匈奴习俗尚左，左贤王的权力与地位仅次于单于，是单于“储副”，所以常以太子担任。左右贤王之下，则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高官。依据匈奴习俗，他们都领有一定的战骑与固定的“分地”(即被划定固定的游牧地区)，平时是行政长官，战时则是军事首领，率领麾下甲骑进行征战。匈奴这种从单于王庭到地方各级行政与军事合一统治机构的建立，既突出了单于作为最高首领的权威，各级官吏又有一定的自主权，这对于在区域广阔的大漠上应付突发事变是非常必要的。匈奴铁骑之所以能纵横驰骋于大漠草原之上，所向披靡，使许多同样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不得不俯首称臣，与这样严密而又灵活的行政军事组织机构颇有关系。
公元前202年，历经五年的楚汉战争终于降下了帷幕，汉王刘邦称帝，定都长安，建立了西汉王朝。经过长期战争的消耗，中原大地早已是残破不堪，民生凋敝，急需休养生息；而在长城之北，千里草原之上，匈奴则是一番兴盛发达的景象。冒顿单于一统大漠南北，被肥美的水草滋润得膘肥体壮的战马正在仰天长嘶，三十余万“控弦之士”跃跃欲试，中原大地将成为他们一显身手、新的征战疆场。跨越长城，立马中原，此时不知在拨动着多少匈奴男儿的心弦。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对生存空间的激烈争夺，自古以来各民族间怨仇的积淀，预示着汉匈两大民族之间的战争势不可免。然而，此时正处于进攻态势的匈奴人或许没有想到，随着汉匈战争的发展，不仅给他们带来了胜利的喜悦，同时也在吞咽着失败的苦果。特别是匈奴人在汉武帝时期失去了土地肥沃的河西地后，每经过此地，无不触景生情，潸然泪下，唱出了“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夺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的凄凉哀婉的歌声，在痛惜之余，或许也不无悔恨之意吧!
第二章 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
一.汉高祖平城之战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十月，狂风呼啸，夹裹着漫天飞舞的雨雪，将晋北地区笼罩在一片寒冷肃杀的气氛之中。然而就在此时，一支刚刚从匈奴大军的合围之中侥幸解脱，军容不整、神情沮丧的汉军步履艰难地跋涉在冰天雪地之中，狼狈不堪地向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方向退却。本来是乘胜逐北、穷追叛将韩王信的威武之师，不过短短七天光景，居然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恍惚是经历了两个世界。汉高祖刘邦此时也在军中，面对此番景象，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叹。须知，在刘邦统率下的汉军并不是一支不堪一击的弱旅，而是充满了光荣与骄傲的胜利之师。汉元年(前206年)十月，汉军率先进入咸阳，秦王子婴束手就擒；楚汉苦斗五载，一代人杰、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乌江。但在平城一战，汉军竟折戟于匈奴，铩羽而归，这对于汉廷君臣、朝野士气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日后的汉匈战争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军在平城对匈奴的首次作战中就以失利而告终，这一结局并非是偶然的。虽然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是一个大赢家，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然而这一胜利的代价也是极其巨大的。经过长期的战争浩劫之后，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土地大量荒芜，人口锐减，百姓流离，民生凋敝。建立在废墟之上的西汉政府，国力空虚，财政捉襟见肘。天子尚不能用四匹同色的马驾车，大臣则只能乘坐牛车，至于平民百姓，生活更是凄惨困苦。何况当时中央政府刚刚建立，内部并不稳定。在楚汉战争时，刘邦为了合力击楚而分封异姓诸侯王，至汉五年(前202年)，共封韩信等七位功臣为王。他们据有关东的广大区域，封国所辖大体上相当于六国故地，拥兵自重，各制一方，中央政府实际统辖的区域仅局限于关中一带，中央集权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最迫切的任务是恢复经济，休养生息，铲除异姓诸侯王，巩固中央集权。至于如何防御匈奴的侵扰，最初并没有引起刘邦的特殊重视。
在西汉初年，与匈奴相邻的异姓诸侯王国从东至西有燕国、赵国与韩国。燕王臧荼在受封的当年就因谋反被杀，刘邦同乡密友、太尉卢绾被立为燕王；赵王张耳封王后不久去世，其子张敖，也是刘邦、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的夫婿，继立为王。由于他们与刘邦之间的特殊关系，因此在刘邦铲除异姓诸侯王的初期并没有受到触动。而韩王信则不然。他是战国末年韩襄王的庶孙，秦末率兵随刘邦入关，后因攻占韩地十余城有功，被封为韩王。初封在颍川，都阳翟(今河南禹县)。颍川位于中原腹地，邻近名城洛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刘邦深恐韩王信据颍川谋反，遂于高祖六年(前201年)春更太原郡为韩国，将韩王信迁往太原，命其防御匈奴。从中原富庶之地迁往西北寒苦边郡，其中的奥妙韩王信自然知晓。韩王信到太原后，急于立功以解除刘邦的猜忌之心，于是主动上书，请求将距边塞较远的都城晋阳(今山西太原)迁往邻近边境的马邑(今山西朔县)，以便就近抗御匈奴，刘邦当然是立即批准。但是双方之间裂痕已经存在，日后事态的发展就不容乐观了。
就在韩王信到达太原的同年秋天，匈奴冒顿单于亲帅大军入侵，包围了马邑。当时韩王信没有足够的兵力坚守都城，朝廷的援兵又不能及时赶到，因此暗中数次派遣使者与匈奴商议和谈。此时，朝廷已经派出援兵奔赴太原增援。刘邦得知韩王信暗中与匈奴联系一事后，大为恼火，于是致书韩王信，斥责他怀有贰心，守土不肯尽责，为臣不能尽忠。韩王信得书后极为恐惧，一件往事又浮现在他的心头：那是在楚汉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年，他与周苛等奉汉王刘邦命坚守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项羽攻破荥阳后，周苛不屈而死，而他却投降项羽，不久又叛楚归汉。想念至此，韩王信生怕刘邦追算前帐，二罪并罚，于是献城投降，与匈奴约定联合攻打太原郡。冒顿单于因此引兵南下，越过句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进攻晋阳，使一场原本是小规模的边境冲突，发展成一场大规模的汉匈战争。
韩王信反叛，匈奴大举入侵，太原郡治晋阳形势危急，这一连串不幸的消息震撼了朝廷，也激怒了汉高祖刘邦。第二年冬天，刘邦亲自率大军前往太原郡抵御匈奴，解晋阳之围，讨伐叛将韩王信。汉军一路进展顺利，在铜鞮(今山西沁县南)大破韩王信军，斩杀其部将王喜，韩王信逃入匈奴，部卒四处逃散。此时，韩王信的另一些部将曼五臣、王黄等拥立战国时赵国王室后裔赵利为王，收聚韩王信残余的部卒，与冒顿、韩王信合谋反攻汉军。刘邦在击溃韩王信后，乘胜进军，进驻晋阳。此时，匈奴派遣左、右贤王率一万多骑兵与韩王信部将王黄所率残部集聚于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一带，在得知刘邦进入晋阳的消息后，南下进攻晋阳。在晋阳城下，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联军被打得大败，仓惶地向西退却，在西河郡离石<今山西离石)一带再次被汉军击败。匈奴重新在楼烦(今山西宁武)西北集聚军队，不料又被汉军击破。
刘邦自出师以来，一路乘胜追击，破关斩将，所向披靡，而匈奴与韩王信的联军则节节败退，全然无还击之力。在万众祝捷的欢呼声中，带着胜利的喜悦，刘邦在谋士部将的簇拥下得意洋洋地率领大军进入平城。这时，刘邦已经得知冒顿单于就驻扎在距平城不远的代谷(今河北蔚县东北)一带，他决定要亲自与冒顿一决雌雄，在自己光辉的战史上再添上浓重的一笔。然而，此时恐怕谁也不曾料到，平城这一边塞小城竟使戎马一生的汉高祖栽了一个大跟头。
在连续击败匈奴之后，刘邦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实际上，汉军经过长途跋涉、数次恶战之后已经相当疲惫，亟需休整，而且随同刘邦进入平城的只是汉军的先头部队，主要以步兵为主，后续部队和辎重尚在开往平城的途中；此时天公也不作美，寒冷的冬季袭击着北部地区，许多士兵手足已经严重冻伤，丧失了战斗能力。对于这些不利的因素，刘邦此时似乎完全没有考虑；至于匈奴一方的情况，刘邦同样也如坠五里雾中，摸不着一点头绪。尽管刘邦在到达晋阳之后，就不断地派遣使者出使匈奴，试图刺探匈奴军情。然而冒顿早已察觉这一企图，故意将精兵健士与肥牛壮马藏匿起来，汉使见到的只是一些老弱之兵及羸瘦的牲畜。十多位汉使回来后，既被匈奴的假象所蒙骗，又要博得皇帝的欢心，于是众口一辞，都说匈奴软弱易击。只有郎中刘敬出使匈奴后察觉事情有诈，认为这时汉匈正处于交战状态，按照常规，匈奴理应大肆炫耀兵力以恫吓汉军；而如今匈奴故意显示出软弱的姿态，必然埋伏有奇兵，想诱使汉军上当，劝
谏刘邦不要出击匈奴。但是，刘邦这时已经听不进任何不同的声音，何况大军已经越过句注山，向平城进发。于是刘邦痛骂刘敬妄图阻止大军，将他囚禁在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预备击溃匈奴后再治其罪。刘邦怀着必胜的决心，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率领一支疲惫之师，踏上了前往征伐匈奴的道路。
就在刘邦率领汉军刚刚离开平城不久，向东北方向行至白登山一带，突然陷入了匈奴精心设置的圈套之中。在冒顿单于的指挥下，四十余万匈奴铁骑将汉军牢牢地围困在白登山的冰天雪地之中。匈奴仿佛是在故意炫耀实力，又好像是精心的布置安排，在白登山的西方是一支都骑着白马的队伍，东方均是青色的马，北方皆是黑色的马，而南方则都是赤黄色的马。匈奴人穿着温暖的皮裘，手持利箭，骑着骏马，呼啸驰骋，像四团不同色彩的云团，飘浮在白登山的四周。但是，这对于被围困的汉军而言，可不是什么吉祥的征兆，而是死神的象征。在强大的匈奴骑兵的包围之下，主要以步兵为主的汉军自然没有突围的能力，只能在白登山一带就地驻防，等待援兵的到来。然而，在寒冷的冬季，茫茫的山地野外，既没有可供避寒栖身的房屋，也没有足够的粮袜可供全军食用，在饥饿寒冷与匈奴铁骑的双重袭击下，汉军苦不堪言，不知有多少士卒葬身在皑皑的白雪之下，又有多少士卒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手指被冻掉，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
面对这样严酷的形势，连久经沙场的汉高祖也是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樊哙等猛将似乎也丧失了往日冲锋陷阵、斩将搴旗的勇气，不敢率领士卒与匈奴一决胜负。幸亏随军的谋士陈平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据说是他向刘邦建议，让画匠绘出一张身态婀娜、容貌清秀的汉族女子的画像，派出机敏的使者潜出匈奴的包围圈，携带厚礼，暗中贿赂冒顿单于的阏氏，并且向阏氏展示美女像，告诉阏氏说汉皇帝欲和冒顿单于和好，将献此美女与单于。“美人计”果然有效，阏氏非常害怕汉女与其争宠，于是就对冒顿说：“匈奴即使是夺取了汉地，单于也不能在此久居。况且汉皇帝也有神灵保佑，不可以轻易欺侮。”冒顿在此之前曾与韩王信部将王黄、赵利等约定共同围击汉军，但在匈奴将汉军围在白登山后，不知何故，他们却没有如约前往，已经在怀疑他们是否与汉军有所通谋。因此，冒顿听从了阏氏的劝告，解开包围圈的一角，让汉军从此处撤出。匈奴军队刚刚网开一面，惊魂未定的刘邦就想驾车长驱，尽快离开险境，陈平又及时劝阻，叫太仆夏侯婴驾车按辔缓缓而行，以显示从容不迫的风度，而护卫在刘邦四周的将领士卒都手持劲弩，箭矢向外，以防匈奴的突然袭击，直到与前来增援的后队会合，匈奴大军在冒顿的率领下已经全部北撒，刘邦与群臣这时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严格的来讲，汉军在白登山被匈奴围困的七天之中，二军之间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汉军所蒙受的巨大损失主要也是来自严寒与饥饿的袭击。正因如此，平城之战的惨败对汉廷君臣的心理打击也就更为沉重。刘邦深悔当初没有听从刘敬的劝阻，冒然出击，险些全军覆灭，所以回到广武之后，立即释放了刘敬，封官加爵，以示奖励；至于那些劝击匈奴的使者们，都被刘邦杀掉，狠狠地发泄了一下郁滞在胸中的怒气。不但朝廷如此，民间顿时也弥漫着浓厚的畏惧匈奴的气氛。“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这一曲调低沉感伤的民谣，正是平城之战后社会心态的一种真实的写照。
二.委曲求全的和亲之策
汉高祖八年(前199年)二月，刘邦带着平城惨败后沮丧懊悔的心情，郁郁不乐地回到了都城长安。幸亏善解人主之意的丞相萧何督修的未央宫已经完工，望着那规模宏伟壮丽的宫殿建筑群，刘邦似乎多少寻回了一些面子，重新体味到做皇帝的威严；在美丽温柔的宠姬戚夫人的安抚下，刘邦激愤的情绪也逐渐地平静下来。然而，北境传来的消息却不那么美妙，在朝廷之中又掀起了一番波澜。
就在刘邦返回长安的途中，在平城之战中显尽威风的冒顿单于又把攻击的锋芒对准了代国。刘邦之兄、代王刘喜惊得魂飞魄散，连抵御的念头都不曾转动一下，就仓皇弃国外逃，竟然抢先刘邦一步逃回京师。对于守土无能的兄长，刘邦囿于亲属情面，仅是废为列侯，而没有给予更为严厉的处罚。这一事件又一次震动了刘邦，面对匈奴嚣张的气焰和北境混乱的局势却苦无良策。就在刘邦忧心焦虑之时，刘敬
却不失时宜地献上了“和亲”之策。
刘敬作为刘邦最重要的谋臣之一，对于当时汉匈双方力量的对比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汉初天下初定，士卒疲惫不堪，而匈奴正处于强盛时期，不可以用武力征服；冒顿杀父自立，崇尚威力，又不可以用“仁义”说服。安抚匈奴最好的方法只能是“和亲”。刘敬或许是从陈平在平城之战时所献的“美人计”中获得某些灵感，建议刘邦将嫡长公主嫁与冒顿单于，再奉送丰厚的嫁妆，匈奴仰慕汉公主尊贵的身分，又贪图汉廷的财富，必然立公主为阏氏，生子必定为太子。这样，冒顿活着是陛下的子婿；死后，陛下的外孙继立为单于，从来还没有听说过外孙敢与外祖父分庭抗礼的!他还特意告诫刘邦，如果不以嫡长公主和亲，而以宗室女冒充公主出嫁，一旦被匈奴得知真情，必定有害无益。刘敬这时大概又忘记了冒顿是如何残忍地射杀亲生父亲而登上单于宝座的，备受宠爱的阏氏又是如何被转送给东胡王的事实，怎么可能被婚姻的纽带束缚住手脚，俯首帖耳地向汉帝称臣呢! 这种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主张，刘邦在别无良策的情况下也只能全盘采纳，准备遣鲁元公主出塞，与匈奴和亲。
不料，吕后可舍不得将唯一的亲生女儿送至“蛮夷”之地，投入冒顿的虎口，因此哭泣不止，刘邦不得已，只好另找一位宗室姑娘冒充公主，命刘敬出使匈奴和亲。
汉高祖九年(前198年)，刘敬奉命出使，与匈奴正式缔结和亲之约。除了以“公主”嫁与单于，厚赠奁资外，主要的条款有三项：一是每年都要奉送一定数量的金、絮、缯、酒、米、食物等物品；二是汉朝开放关市，准许汉匈双方物资交流；三是约为兄弟，以长城为界，互不侵犯。此后终高祖之世，中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直至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发动对匈奴战争时止，和亲是汉廷对匈奴的最基本的一项政策，一直实行六十多年的时间。
显然，汉初实行的和亲政策是在汉朝中央政府与匈奴地方政府在双方力量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下，不得不采取的委曲求全，以女子金帛来换取边境暂时安宁的政策。为了执行这一政策，汉廷曾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每年都要向匈奴奉送大量的财物。虽然美其名曰“和亲”，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贡纳。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的物品已经不能满足匈奴贵族愈加贪婪的欲望，不仅贡纳的品种不断地增加，金帛絮丝等贵重物品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在汉初经济还十分不景气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当然，和亲的作用并不完全都是消极的，对于汉匈双方也有积极的一面。特别是关市的开通，匈奴用畜产品与汉民族地区交换农产品与手工制品，特别是金属器具，对于改变匈奴单一的畜牧业经济结构以及对汉匈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民间的往来都有一定益处。汉匈双方结为兄弟，以长城为界，彼此自守，互不侵犯，这也是一项有利于两族人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的明智措施。如果汉匈双方、尤其是匈奴当时能切实地遵守这些约定，对于消弭边境的紧张局势，使汉匈人民和平相处都是大有益处的。
然而，对于汉朝君臣来说，此时的“和亲”是在平城之战惨败阴影的笼罩之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策，不仅在经济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在历来恪守华夷之辨的汉人心理上也是一个异常沉重的打击。汉文帝时，著名的政论家贾谊在上疏陈述政事时说：汉天子为天下之首，而匈奴不过是天下之足，如今堂堂的中原大国竟然受制于人口不及汉地一大县的区区匈奴，这种本末倒置、足居首上的怪异现象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可为流涕叹息。这种深深潜伏在许多汉人中间对所谓“蛮夷”轻蔑的心理，连汉匈和亲时结为兄弟的约定从内心深处都不愿意接受，更何况汉廷每年还要向匈奴贡纳大量的财富，卑躬屈膝地乞求与匈奴和好呢!而在匈奴一方，长期的游牧狩猎生活，已经形成一种崇尚武力，恃强陵弱，以攻侵掳掠为荣耀的民族性格。失败者本来就应该匍匐在胜利者的足下，贡献女子财富，这是天经地义之事。冒顿单于时击败东胡，老上单于时征服西域诸国，都是如此办理的。文帝六年(前174年)，曾是汉朝宦官的中行说因为不满朝廷强迫其奉送宗室女至匈奴与老上单于和亲，到大漠后就归降匈奴，成为老上单于的亲信谋臣。他在反驳汉使对匈奴习俗的责难时说：匈奴从来都是以攻战为事业，本来就不需讲求什么礼义。汉廷每年须将向匈奴输送的缯、絮、米、蘖(音聂，酿酒用的酒曲)准备好，数量要充足，质量应完好，何必喋喋不休地指责匈奴的习俗。否则，等到秋高气爽、牛肥马壮之时，匈奴的战马就要驰骋在中原，践踏汉人的庄稼了! 言语虽然简略，意思却非常明确，表明所谓的“和亲”对匈奴也不存在着多少约束力。据史料记载，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时，汉朝多次以宗室女嫁与匈奴冒顿、老上、军臣单于为阏氏，这些肩负“和亲”重任的汉族姑娘至匈奴后的命运如何，在史料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甚至连名字也无人知晓，仅此一端，就不难判断汉初和亲的效果如何了。
事实也是如此，就在刘敬赴匈奴约定和亲的同时，在北部边境上仍旧是狼烟滚滚，鼙鼓声声，韩王信与其部将赵利、王黄和匈奴联兵，屡次侵扰代、雁门、云中等边郡。高祖十年(前197年)，被刘邦视为心腹将领、负责赵、代二地边防事宜的代相陈稀反叛，与王黄等联合匈奴攻掠边郡，迫使刘邦不得不拖着重病之身，再次亲赴北境讨伐陈稀。十二年，韩王信、陈稀之乱刚刚平定，燕王卢绾又因受到朝廷猜疑，率其家属、部下数千人投降匈奴，被匈奴封为东胡卢王，又与匈奴联兵侵掠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以东地区。匈奴与汉朝叛臣相互勾结，侵扰气焰更加炽盛。直至汉高祖刘邦去世，北部边境从东到西，战事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惠帝即位后，冒顿单于对于汉朝君臣似乎更不放在眼中。惠帝三年(前192年)，冒顿单于致书实际主持汉廷朝政的吕后，自诩为“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的“孤偾之君”，宣称“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露骨地对汉廷进行威胁，并以极其侮慢的语言戏弄吕后。这样的一封“国书”，对于汉廷无疑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挑衅。吕后得书后异常震怒，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吕后的妹夫、勇将樊哙慷慨陈辞，愿率十万大军奋击匈奴；群臣为了阿谀吕后，也都随声附和。唯独中郎将季布痛斥樊哙说：“当年高祖三十万大军被困在于平城时，樊哙也在军中，却无任何作为，而今怎么可能仅率十万大军就横行于匈奴呢? 如今天下初定，百姓疮痍未平，樊哙又欲妄动兵革，扰乱天下，罪不可赦!”在季布的全力规谏之下，吕后冷静下来，自觉并无把握战胜匈奴，于是令人回写一封措辞谦卑的信件作为答复，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冒
顿单于，继续与匈奴和亲。在吕后统治时期，朝廷再也不复议出击匈奴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