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战争三百年全集》第3/9页
文帝、景帝时期，尽管继续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每年都要忍受巨大的财政损失，把大量的财富通过和亲的方式转输到匈奴权贵的庭帐之中，但是仍然不能保障北方地区的安宁及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特别是制作精美的缯絮等物品进入匈奴，反而在一定程度刺激了匈奴权贵们的贪欲。为了攫取更多的财富，当时位于北境的陇西、北地、上郡、云中、代郡、上谷、辽东等郡，经常受到匈奴军队的侵掠，铁骑所到之处，蹂躏庄稼，洗劫财产，杀戮吏民，抄掠人口，十分残暴。这种情况，正如文帝六年(前174年)答复冒顿单于书中所说：汉与匈奴结为兄弟，馈赠单于财物甚为丰厚；而不守盟约、间离兄弟之情的责任常常在匈奴一方。虽然如此，汉中央政府在国力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异姓诸侯王被铲除，同姓诸侯王又取而代之，成为一股新的割据势力之后，所面临的是如何“削藩”与子定诸侯王武装反叛、巩固中央集权的问题，而应付匈奴的侵扰只能被摆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完全是采取一种消极防御的姿态。这就是文景时期在屡次遭受匈奴侵掠欺辱之后，却始终委屈求全，坚持与匈奴和亲的关键所在。
在汉初实施和亲政策的六十多年中，汉匈关系始终就处于既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边境冲突却又连绵不断；和亲约定不断被撕毁，又不断得以恢复的状态之中。这种欲战不能，欲和不亲的现象，从汉匈战争的全过程观察，表明此时汉匈双方正处于战略上的对峙阶段。随着汉朝国力的全面恢复，英姿勃发的汉武帝即位后，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委屈求全的和亲政策延续下去了，报平城惨败之仇，雪吕后受辱之耻，汉匈之间的战略决战也就势不可免了。
三、连绵不断的边境冲突
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十月，刘邦最后一次率兵出征，在击败举兵反叛的淮南王英布后，回到了离别多年的家乡沛县(今江苏沛县)。此时刘邦已经进入垂暮之年，体衰多病，虽然是衣锦还乡，心情却无法平静。围绕着太子的废立问题，吕后、群臣反复谏诤与宠姬戚夫人的软缠硬磨，已经搅得刘邦心烦意乱；匈奴在北境大规模侵扰，更使得刘邦忧心重重。在沛县的行宫中，刘邦置酒召聚父老乡亲会饮，命一百二十名少年歌舞助兴。一阵酒意袭来，几行老泪盈眶而出，刘邦慷慨起舞，作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豪迈又带有几分悲怆的歌声，正是刘邦此时心情的真实写照。是的，曾追随刘邦逐鹿中原的“猛士”们，此时或以谋反罪被诛杀，或是功成名就，不愿意再冒风险驰骋于疆场。帝业虽成，但四海未靖，特别是北境匈奴虎视眈眈，多么需要新的“猛士”来守卫大汉帝国的疆土啊! 几个月后，这位西汉开国皇帝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阖目长逝。然而，刘邦的愿望并没有落空。在汉初六十多年连绵不断的汉匈边境冲突中，不知有多少猛士浴血奋战在荒漠凄凉的边塞之上，在汉匈战争的历史上谱写了一段悲壮而又残酷的一页。
刘邦自平城之战失利后，一方面采纳刘敬的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试图以此缓解北部边境上汉匈紧张对峙的局面；另一方面重新布署北部边防，命令大将樊哙、周勃、柴武等率兵追击韩王信、陈稀等叛将，防止他们与匈奴相互勾结，为害北边。同时，刘邦又根据刘敬的建议，迁徙六国旧贵族及豪杰大族十余万人至长安附近，充实关中人口，防备匈奴突袭京畿地区。这一系列措施，标志着汉军在对匈奴的初期战争中由进攻转变为防御。刘邦这些举措是明智的，并且很快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到了高祖末年及惠帝初年，韩王信、陈稀在汉军的追击之下先后败亡，燕王卢绾归降匈奴后不久病死，使匈奴失去了南下侵扰的内应，嚣张的气焰不能不有所收敛。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匈奴正在全力夺取河西地区，进而试图控制西域，南侵并不是匈奴用兵的主要目的。虽然在惠帝、吕后时期，匈奴依旧侵扰中原，但无论是入侵
的次数还是规模上，较之高祖时期均有所减缓。
公元前179年，文帝刘恒即位，继续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然而这一切努力并没有完全阻止匈奴的入侵。文帝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进入河南地，攻侵上郡，杀掠吏民，这是匈奴对文帝所表达的和亲愿望的第一次“答复”。一番良苦的用心竟得如此回报，性格稳重的文帝也控制不住激愤的情绪，一面命丞相灌婴率八万五千人前往高奴(今陕西延安东北)迎击匈奴；一面亲赴太原郡，宣称要亲自征讨匈奴。恰好此时，在平定诸吕之乱中建有功勋的济北王刘兴居因不满封国狭小，趁机举兵反叛。北境之上尚未平静，肘腋之下又生变乱，文帝急忙调遣十万大军前往讨伐。济北王的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了，匈奴右贤王在上郡大肆杀掠一番之后也满载而归，文帝“御驾亲征”，大军千里迎击，尚未来得及与匈奴交锋，一切就结束了。
匈奴右贤王这次入侵并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损失，冒顿单于也不愿意在没有夺取河西地之前再与汉军发生大规模冲突，所以当文帝派遣使者至匈奴谴责这次入侵时，冒顿一面为右贤王的入侵行为进行狡辩，一面将右贤王派往河西地区，率兵进攻月氏，作为对右贤王的所谓“惩罚”。约在文帝六年(前174年)，月氏第二次被匈奴击败，被迫放弃河西地区向西迁徙，楼兰(位于今新疆罗布泊及孔雀河下游至阿尔金山北麓)、乌孙(当时在今甘肃祁连、敦煌一带)、呼揭(约在天山以北、阿尔泰山西南一带)及其旁二十六国纷纷归附，西域的广大区域都被纳入匈奴的势力范围，匈奴帝国空前强盛。就在同一年，冒顿单于去世，其子老上单于接过他手中的战鞭继续挥舞，一埸更大的灾难又一次降临到中原地区。
老上单于比他的父亲冒顿更为狂傲，他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而对文帝则直呼为“汉皇帝”，答复文帝的书牍及印封在尺寸上都要大于文帝的来书。这种狂傲的性格，再加上匈奴空前强盛的国力，老上单于比他的父亲更为好战。当时，从河西直至辽东，在漫长的北部边境上烽火连绵不断，胡笳互动，战骑嘶鸣，骚扰、掠夺与死亡无时不在威胁着沿边的百姓，戍边的士卒浴血奋战，试图将匈奴
铁骑阻挡在长城之外。此时北境的局势相当严峻，正如晁错所说：“匈奴大举进攻就能获得大利，小规模入侵也能牟取小利。”因此，他针对匈奴漂浮不定作战方式，向文帝建议召募百姓充实边境地区，赐予田宅器具，使百姓安居边境，为保卫自家财产性命的安全，必定要拼死抗御匈奴的侵扰。晁错的建议被文帝采纳后，对于稳定边境的局势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十四万人在老上单于的亲自指挥下攻入朝那、萧关(均在今宁夏固原东南一带)，杀害北地都尉孙印，掳掠百姓，抢夺牲畜，随后大军挺进至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一带，并出奇兵烧毁了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西北)，骑兵侦察部队竟然进入雍县(今陕西凤翔)与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西北甘泉山)，京师长安已受到严重的威胁。匈奴这次入侵，在文帝时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帝紧急调发车骑十余万人屯守在长安附近，护卫京师，同时派遣大将军张相如等率领大军迎击匈奴。在汉匈战争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将李广就是在这次战役中从军出征，并且初立战功，以其精湛的骑射技术在众多的骑士中脱颖而出，博得了文帝的赞赏。尽管汉军广大士卒与下级军官愿意奋勇抗击匈奴，但上层将领却畏敌如虎，不敢主动进击，致使老上单于在塞内肆意杀掠一个多月之后，才在汉军的名为追击，实为“护送”之下安然地撤出边塞。难怪文帝忧心重重，常拊髀感叹，深恨没有廉颇、李牧那样的名将为他戍守边塞，分担忧患。
汉军的懦弱避战、消极防御，使匈奴愈加骄横，对中原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几乎每年都要入侵中原掳掠，东部的辽东郡与西部的云中郡首当其冲，灾难最为深重，每年被匈奴杀掠的人口均有万余。在这种形势下，文帝一方面重新起用原为云中守，后因小过被罚作苦役的魏尚镇守云中；另一方面遣使者至匈奴，与老上单于复议和亲之事。文帝后二年(前162年)，汉匈再次恢复和亲。第二年，老上单于去世，其
子军臣单于继位，文帝再次遣使缔结和亲盟约。然而好景不长，文帝后六年(前158年)，匈奴分兵二路，各出动三万人，侵入上郡、云中，烧杀抢掠，在甘泉宫、长安都能望见那冲天的烽火，朝廷又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之中。文帝任命河内太守周亚夫等为将军，率军屯守在长安周围，防备匈奴突袭长安。数月之后，汉军才开赴边塞迎敌，而此时匈奴已经全军退出塞外，扬长而去。
公元前156年，景帝刘启即位。四月，匈奴又侵入代地，景帝遣御史大夫陶青亲赴边塞，与军臣单于恢复和亲。景帝前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赵王刘遂秘密与匈奴联络，劝说匈奴趁汉军主力平叛南下之机侵入北境骚扰，与赵军联合行动，牵制汉军。如果这一阴谋得逞，汉军便将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不料汉军进展神速，不过三个月，吴楚联军就一败涂地。不久，赵国国都邯郸(今属河南)也被汉
军攻陷，刘遂自杀；匈奴见形势不妙，拒绝出兵，一场可能发生的边塞危机终于平安地过去。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汉初以来内部分裂势力不断与匈奴相互勾结的现象被彻底消除，汉军从此才可能集中力量防御匈奴的侵扰。
在文、景时期连绵不断的边境战争中，以李广等为代表的一代新的军人逐渐成为抗击匈奴的中坚力量。李广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北)人，出身于军人世家，其先祖李信是秦国的将领，因擒获燕太子丹而著名。李广从小受家世熏陶，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骑射本领。文帝时，李广从军击匈奴，因擅长骑射，被封为郎官，常侍从文帝射猎，格杀猛兽。景帝时，李广为骁骑都尉，随太尉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战
功显赫。但因为私下接受梁王的将印，受到景帝的猜疑，不仅没有得到封赏，反而被派往战事颇仍的北部边境防御匈奴，历任上谷、上郡、陇西、雁门、云中等边郡太守。在荒凉的大漠草原之上，李广甲不离身，马不卸鞍，终日转战在漫长的边防线上，奋勇抗击着匈奴的侵扰。
汉匈的边境战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它的战场远离交通线与人口稠密地区，散布在大漠荒野之上，经常得不到来自后方的辎重的补给与兵源的补充。何况汉军的对手是拥有强大骑兵的匈奴人，作战方式具有极强的突然性与灵活性。因此，这种边塞战争比正规的两军对垒作战更为险恶。李广长期战斗在北境，深谙边境战争的这种特点，治军极其简易，行军时没有严格的队形，宿营时人人自便，军中没有繁文缛礼，幕府也省略文书，但负责警戒侦察的骑兵则远远地分布在大队的周围。士卒都欢迎这种简易的治军方法，愿意到其麾下接受他的指挥；匈奴慑于李广的声威，不敢轻易地向李广发动进攻。景帝中二年(前148年)，执法严酷，不避贵戚，以“苍鹰”著称的郅都出任雁门太守后，匈奴久闻其名，从此不敢再至雁门郡侵掠。在汉军顽强的抵御之下，匈奴嚣张的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终景帝之世，匈奴只是频繁地在边郡掳掠，再也没有深入到京畿地区，彻底解除了匈奴对京城长安的严重威胁。
唐代诗人王昌龄所作边塞诗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在文、景时期的艰苦卓绝的边境防御战中，正是因为有了像李广这样一代军人的浴血奋战，才将匈奴铁骑阻击在长城以外，保护中原这一片沃土的安宁，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迎来了被誉为“文景之治”的繁荣时代，也为汉武帝时大规模反击匈奴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第三章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一、马邑之谋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呈现在这位16岁少年天子面前的，早已不是汉初那种满目疮痍、百业萧条的凄惨景象，而是一个繁荣昌盛、充满生机的西汉帝国。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武帝初年，从京师到边远城邑，粮仓中装满了五谷，府库中堆满了财物。京师之钱累百巨万，钱贯腐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其外，腐败而不可食。民间马匹成群，乘骑牝马者自惭形愧。经过文、景时期的削藩及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皇帝政令畅行无阻，朝野臣民翕然从命。至于汉武帝本人，似乎也格外得到上天的偏爱，赐予他一副强壮的体魄与多欲的情感。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一点墨守成规的影子，而是对美女醇酒、艳辞丽赋、琼楼玉宇、轻车肥马、大漠荒野、海外奇山、不死仙药等具有无比冲动的追求。随着武帝的“君临天下”，一个韬光养晦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全面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
在景帝后期，汉匈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经过连绵不断的边境战争之后，匈奴咄咄逼人的攻势基本上被遏止，虽然边境小规模的侵扰依旧不断，但深入到中原的大规模入侵基本上没有再发生。武帝即位之初，重申和亲约束，开放关市，厚赠财物，在不战也可以获得财富的情况下，军臣单于也表示出愿与汉廷恢复和亲的意图，北境之上出现了一段暂短的和平时期。然而，汉匈之间经过长达六七十年的战争与冲突积累下来的宿怨，决非是通过恢复和亲就能够化解的，更何况所谓“和亲”只是汉高祖刘邦在平城惨败后被迫与匈奴签订的“城下之盟”，是高祖的继承者们痛心疾首，而又不能不接受的事实。到了武帝时期，经过“文景之治”积蓄下来的巨额财富与景帝平定吴楚七国后形成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在登极的第一年，就表示出要征伐匈奴的意图，宠臣韩嫣为讨武帝欢心，在宫廷亲随侍从中率先学习骑射。这颇具戏剧性的举动，博得了童心未泯的少年皇帝的开心一笑；但在制定抗击匈奴的策略时，武帝又显现出其性格的另一侧面，以慎重的态度进行了精心的布署与安排。武帝委派李广、程不识等名将带兵镇守边郡要塞，征调戍卒巩固边防。建元三年，武帝从匈奴降人的口中得知月氏被匈奴击败西迁的消息后，敏感地察觉到这是一个联合月氏，从右翼夹击匈奴的机会，于是开始召募使者出使西域，张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次出使西域。武帝为了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骑兵队伍与匈奴的强悍骑兵相对抗，在过去马政建设的基础上继续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养马，并在北军创置八校尉，其中的屯骑、越骑、长水、胡骑四校尉即是专门为组织训练骑兵而设置的。武帝又设置了羽林骑，一面充任皇帝的侍从，一面作为培养骑兵将领的人选，召募西北六郡(陇西、天水、安定、上郡、北地、西河)擅长骑射的“良家子”及战死军士的子弟担任。经过经济、军事、外交一系列的努力，抗击匈奴侵扰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
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军臣单于遣使请求和亲，武帝命群臣商议其事。大行王恢是燕人，曾长期在边郡为官，熟谙匈奴的情况。他认为匈奴每次与汉和亲，不过数年即违背约定，此次和亲也不可能维持长久，不如拒绝和亲，举兵抗击匈奴。而朝廷重臣、御史大夫韩安国却力主和亲。他认为匈奴骑兵行动飘忽迅捷，难于制御；汉军千里出击，人马乏困，匈奴却可以逸待劳，轻取汉军。何况夺取匈奴的土地、民众，也不会给汉廷带来特殊的好处，不如应允和亲。由于大多数朝臣都赞成韩安国的意见，武帝也就同意了匈奴和亲的请求。
元光二年(前133年)，雁门郡马邑(今山西朔县)豪强聂翁壹通过王恢向武帝建议：匈奴刚刚与汉和亲，对汉缺乏防备，如果能示之以利，诱使匈奴深入侵掳，伏兵袭击，可以大获全胜。如果实施这一计划，就意味着汉匈关系的彻底决裂，战争将取代已经实行了六十多年的和亲政策。武帝此时也颇为踌躇，诏命群臣再次商议，于是一场更为激烈的争辩在王恢与韩安国之间展开。坚决主张出击的王恢慷慨陈辞，在回答武帝诏问时说：战国初年，代国虽小，北有强胡的侵扰，南有中原大国的威胁，君臣尚能同仇敌忾，奋勇抗击外侵；匈奴虽强，也不敢轻易侵扰代国。而如今大汉强盛，海内一统，陛下威名远扬，然而匈奴却侵扰不止，边境数惊，士卒死伤不已，载棺之车相望于道，正是因为没有坚决抗击的缘故! 并提出诱敌南下，伏兵马邑，围歼入侵之敌的作战方案。韩安国则旧事重提，认为以高皇帝刘邦之英武圣明，尚且被匈奴围于平城达七日之久；所以不报平城之怨，是因为体恤民情，休养百姓。与匈奴和亲已历经五世，百姓习以为常，不易变改祖宗成法。何况兵革一动，天下骚动，胜负难料，不可轻率出兵! 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武帝在听取了双方的辩论之后，亲自裁定，采纳了王恢的建议。至此，断绝与匈奴和亲，全面抗御匈奴的策略最终确定下来。
同年六月，武帝先派遣聂翁壹前往匈奴诱敌，欺骗军臣单于说他能斩杀马邑长，举城而降，牲畜财物可尽归匈奴。马邑位于雁门郡南部，是当时主要的产马地区之一，也是重要的马匹交易市场，在汉初匈奴就曾为争夺马邑与汉高祖进行过一场激战，马邑先得后失，匈奴一直耿耿于怀。此时，军臣单于听信聂翁壹的一番言辞之后，竟然以为马邑唾手可得，于是亲率十万大军进入武州塞(今山西左云)，向马邑方向进军。武帝派遣精兵三十二万，命令护军将军韩安国、骁骑将军李广、轻车将军公孙贺率主力部队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将屯将军王恢与材官将军李息率三万多人出代郡，准备在主力部队与匈奴接战后从侧后翼袭击匈奴的辎重，断其退路，一举全歼匈奴主力。全军由韩安国统率，监护王恢等四位将军。聂翁壹这时已回到马邑，杀死一名囚徒，悬头于城下，告诉匈奴前来侦探消息的使者说已经控制了马邑城，单于可以速来掳夺。经过一番精心的安排，陷阱已经布置妥当，只等军臣单于前来送死了。
军臣单于得到使者的报告之后，兴致冲冲地率领大军向马邑方向急驰。但在行至距马邑不过百里之遥的地方，军臣单子忽然发现畜群布满了荒野，却无一人看管，对于这种反常现象甚感疑惑。恰好在此时，匈奴攻下汉一边防小亭，俘获了汉雁门尉史。在单于利剑的威胁下，尉史将汉军的计谋合盘供出。单于听了，大惊之后继而大喜，以为这是天意如此，封尉史为“天王”，下令立即退军。这一突发的事变打乱了汉军的安排，埋伏在马邑山谷的汉军主力还在等待那根本不可能到来的敌人，而王恢、李息率领三万多人，在数倍于己的匈奴大军面前也不敢单独出击。等到汉军主力得知计谋泄露，急追至边塞之时，匈奴全军早已安全退出。汉武帝与群臣精心筹划的“马邑之谋”，劳师动众，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马邑之谋”的失败，深深刺痛了武帝的自尊心。王恢朝议时首先献策在马邑伏击匈奴，但在匈奴退兵的关键时刻又不敢果断出击，更是激怒了武帝。虽然王恢一再辩解之所以未主动出击匈奴，不是因为怯懦避战，而是事出意外，无法再按原计划行动；何况以三万之众击十万大军，必败无疑。尽管王恢的解释从军事角度讲不是全无道理，武帝的母亲王太后也亲自出面为王恢说情，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无法平息武帝的怒气。王恢下狱后自知难逃一死，只得自杀身亡。
王恢自杀谢罪，“马邑之谋”功败垂成。原以为这次伏击是“百全必取”，一战即可以擒获单于，征服匈奴，实际上几十万大军同时调动，很难保守秘密；而把战胜匈奴的希望寄托在一次伏击之上，更反映出武帝与群臣对匈奴骑兵善于长途奔袭作战、应变能力极强的特点认识不足。但是武帝没有因为马邑伏击不成而动摇了反击匈奴的决心，而是更加充分地进行新的战争准备，决心再与匈奴一决胜负。匈奴军臣单于在惊魂初定之后，立刻出兵大肆侵扰，攻击边塞亭障，作为对汉军马邑设伏的报复。从此以后，北部边境战火重燃，正式揭开了汉匈长期战争的序幕。
二、河南、漠南之战
元光二年，马邑伏击匈奴失败后，武帝在震怒之下，以“首谋不进”的罪名将王恢下狱，逼迫王恢自杀。其中固然有武帝借此泄愤的成分，但也反映出武帝对指挥马邑之战的将领们的不满情绪。特别是马邑之战的主将韩安国，虽然在景帝初年就以抗击吴楚联军而闻名天下，但对匈奴素来怀有恐惧之心，老成持重有余，主动进取不足，更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致使战机白白丧失。年轻气盛的天子与宿将老臣之间在对匈奴作战中的矛盾，通过马邑之战暴露出来。“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是武帝用人的一贯指导思想。为了物色能够担负抗击匈奴重任的人才，武帝的目光首先落到了宠姬卫子夫的弟弟卫青的身上。从此之后，卫青在众多的将领中脱颖而出，成为武帝时期抗击匈奴最重要的将领之一。
卫青是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父亲郑季是一个地位低微的平阳县小吏，在平阳公主家服役时与婢女卫媪私通，生下了卫青。作为一个私生子，卫青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充满了歧视与冷漠的艰苦环境中渡过的。卫青成年之后，重新回到公主府，充当平阳公主的侍从骑奴。建元二年(前139年)，卫青最小的姐姐卫子夫得到武帝的宠幸。后来，陈皇后的母亲，即武帝的姑母大长公主得知卫子夫怀孕，深恐威胁到其女儿皇后的地位，于是将卫青囚禁，准备处死。幸亏卫青的挚友、骑郎公孙敖得知消息，连夜带人劫狱，卫青方幸免一死。武帝知道此事后，遂任命卫青为建章监、侍中。从此，卫青摆脱了屈辱卑贱的社会地位。卫子夫被封为夫人后，卫青也晋升为太中大夫，成为朝廷的一名新贵。虽然卫青以外戚贵幸，颇有得官不正之嫌，但他在青少年时代所遭受的苦难与挫折，却为日后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创造了条件。
元光六年(前129年)，匈奴侵入上谷郡，杀掠吏民。卫青被任命为车骑将军，率领万骑，直出上谷抗击匈奴。同时，轻车将军公孙贺、骑将军公孙敖、骁骑将军李广各率万骑，分别从云中、代郡、雁门出塞，追击匈奴。在四将之中，李广、公孙贺均是沙场老将，而公孙敖少年从军，也经历过战争的洗礼，唯独卫青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但战争的结局却出乎人们的意料。公孙贺出云中后没有与匈奴遭遇，无功而还；公孙敖出代郡后被匈奴击败，损失了近七千将士，狼狈地逃回；而李广的运气似乎更坏，竟与匈奴单于主力相遇，兵败被俘，依仗过人的机智与精湛的骑射本领，夺取匈奴的战马逃回。四路大军之中，只有卫青一军在击溃侵入上谷之敌后，深入匈奴境内，直至龙城，斩获匈奴七百多人后凯旋而还。卫青初次出师就立下战功，武帝极为高兴，赐卫青爵为关内侯，以示奖掖。
经过这次战争，匈奴大肆进行报复。同年秋天，匈奴骑兵猛攻渔阳(治今北京密云西南)一带。第二年(即元朔元年，前128年)，匈奴再次入侵，先攻辽西(治今辽宁凌源西南)一带，杀掠二千多人，辽西太守以身殉国。匈奴继而西进，渔阳又告危急，屯守渔阳的老将韩安国几乎全军覆灭，只好龟缩在营垒之内等待援军。匈奴铁骑在横扫辽西、渔阳之后，乘胜西进，攻入雁门，杀掠千余人。就在这危急之际，卫青再次奉命出征，率三万将士前往雁门迎击匈奴；将军李息出代郡，攻击匈奴后路，与卫青一路遥相策应。卫青率军直赴雁门后，与入侵匈奴展开激战，匈奴惨败，丢下数千具尸首狼狈逃窜。卫青二次出击均获全胜，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声威鹊起，在随即展开的著名的河南之战中，理所当然地成为汉军的主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