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22/24页
今人阅读年谱，可以了解谱主个人的历史及谱主生活的社会的历史，具有学术研究的资料价值。不过年谱还有一种社会价值，似乎不应当忽视，这就是开发读者的智力。无论年谱的谱主是什么类型的人，认真地阅读其谱书，不难发现：有的人大智大勇，建功立业；有的人猥琐怯弱，成就甚微；有的人修身养性，反省不辍；有的人能够急流勇退，另一些人迷途而不知返……如此等等。读者倘若细细思考谱主人生之路的得失，做到知人论世，在前人那里吸收智慧和经验教训，从中得到做人和做事的启发，不论是处世，抑或是从政、经商、治学、做工，相信都是很有益处的。
帝王趣话
第1节 康熙帝游猎与避暑山庄的建立(1)
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是一位性喜游猎的君主，可是人们知道他巡幸、行围(打猎)甚多，而从不把他同游猎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游猎”在早先是贬义词，如若将这个词加到他的身上，似乎有辱了他。在清代的官书中，如《清圣祖实录》，对于康熙帝的出行，南巡则谓之察视黄河、淮河工程，北狩是为武备不懈，维持国家根本。今日的评论者，除了这些颂词，别加现代化的语言，诸如，誉之为联络蒙古王公和江南士大夫之类。这些论述笔者尚不以为有多大误失，只是遮盖了康熙帝喜好渔猎的性格，并没有将他出行的目的全部说清楚。笔者于1993年出席“纪念避暑山庄建园290周年中国清史学术研讨会”，提交《〈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的史料价值》一文（文见《山庄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认为《图咏》一书反映康熙帝“喜好游猎和游乐与政事兼理的生活，反映他好运动的个性，以及动中能静、动静结合的品格”，提出他喜好游猎的性格问题，本文就此作些说明，以便了解他的渔猎生活，至于如何评价他的这种个性并非本文所特别关心的事情。
康熙帝南巡至浙江、江苏，西幸山西、陕西、宁夏，东北至吉林、辽宁，北行于塞外，经常打猎的地区是秋狝所至的河北承德、张家口所属地，渔猎的京畿白洋淀。康熙中期起，几乎每年都要秋狝，而去白洋淀不下15次，至于京城的南苑行围更是常事。康熙帝晚年，身体欠佳，常常犯病，但并没有影响他的游猎兴致和实践，仅以他崩逝前一年的康熙六十年十一月下旬至六十一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年而言，据《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五至卷三○○的记录，他于六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南苑行围，腊月二十一日离去，此行为期整一个月。这是为回宫过年，因此新正过后，即于六十一年的正月二十二日起巡幸畿甸，至雄县、霸州、文安，过白沟河，驻跸白洋淀渔村段村、赵北口，历时一个月于二月二十一日回到常驻的畅春园。一个多月以后，四月十三日开始塞外之行，经过怀柔、喀喇和屯(滦平)，于二十七日到达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用时半个月，可谓缓缓而行，可能是边走边猎。至此在山庄驻下，历经五、六、七月，于八月初四日启程，往围场打猎，途经博洛和屯、隆化张三营等地，九月初二日回到行宫，次日发布上谕，讲他行围的必要，说以前议政大臣上奏，认为皇帝“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有所不当，康熙帝就此辩白，强调武备的重要，并认为因此获得了西北用兵的胜利：
此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
十六日启銮回京，二十八日抵达畅春园。此行历时五个半月，其中往返行程一个月，行围一个月。二十几天以后，于十月二十日到南苑行围，冬月初七日因病离开南苑，十三日驾崩于畅春园。若不是病重，还会在南苑驻下去的。康熙帝辞世前的一年，两次幸南苑，一次巡畿甸，一度北狩，历时八个月。从前阅读康熙实录，见他常于寒冬腊月去长城脚下活动，不知何干，及至与打猎联系起来，才得到解释。一年的那么多时间奔波于路途，出没于荒原水域，不是渔猎，又是何为!康熙热衷的秋狝，固然有武备的一个原因，行猎亦是促成的一种动力，这应是没有疑问的事情。
热河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呢?康熙帝在《避暑山庄记》一文中有所说明，他写道：
朕数巡江干，深知南方之秀丽；西幸秦陇，益明西北之殚陈；北过龙沙，东游长白，山川之壮，人物之朴，亦不能尽述：皆吾之所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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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康熙帝游猎与避暑山庄的建立(2)
南北东西的这些地方，虽然各有美好之处，但经过比较都不如热河，因为热河的景色壮丽，得诸自然，山与水融为一体，将西北的雄奇和东南的幽曲结合在一起了，适合避暑及行猎的要求，这是第一个缘故；第二是热河离京师较近，便于处理政事，亦如康熙帝在文中所说的：“惟兹热河，道近神京，往还无过两日。”北京的公文呈递热河行宫皇帝御前，官员自京中往行在朝觐均比较方便，即皇帝在避暑山庄，不会影响朝政的处理和中央对地方的治理。避暑山庄建设出36个景区，为康熙帝理政、起居、休憩之所，以康熙六十一年讲，这一年康熙帝在山庄居住了三个半月，比在大内和畅春园停留的时间都要长。他在山庄的生活，于前述《避暑山庄记》文中，以及他的关于山庄36景的36首诗里，皆有不少的描述。他在“山庄记”文中强调，他的游幸休闲是为思考政事和建立太平盛世，他说：
一游一豫，罔非稼穑之休戚。或旰或宵，不忘经史之安危。劝耕南亩，望丰稔筐筥之盈，茂止西成，乐时若雨旸之庆，此避居山庄之概也。
原来他乘山庄游憩之暇，思索裕民安邦的大事。这种观念在他的山庄诗里多所披露，如第一首《烟波致爽》诗云：
山庄频避暑，静默少喧哗。
北控远烟息，南临近豁嘉。
春归鱼出浪，秋敛浪横沙。
独目皆仙草，迎窗遍药花。
炎风昼致爽，绵雨夜方赊。
土厚登双谷，泉甘剖翠瓜。
古人戍武备，今卒断鸣笳。
生理农桑事，聚民至万家。
康熙帝认为他在山庄避暑，造成北方安宁、热河开发和民生发展。他又在《云帆月舫》词中咏道：
阁影凌波不动涛，接灵鳌，蓬莱别殿挂云霄。粲挥毫，四季风光总无竭。卧闻萧，后乐先忧薰弦意，蕴羲爻。
他身在避暑胜地，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谋划国事。休息与理政本来是两回事，怎么联系在一起了?原来康熙帝在游幸中观赏山川林木花鸟虫鱼，品味他们生生不息的缘故，联系到人类社会，从中悟出一些人生哲理，并运用到政事的处理上。他在“山庄记”中总结这个道理，写道：
至于玩芝兰则爱德行，睹松竹则思贞操，临清流则贵廉洁，览蔓草则贱贪秽，此亦古人因物而比兴，不可不知。
他用比兴的方法，由物及人，由观察自然界而分析人类社会，得到启示，用于行政。康熙帝强调他的巡幸热河与勤政爱民并行不悖。他确实是勤于政事的君主，通过游憩，精神饱满地从事政务，不能认为他是耽于游乐的昏君。
然而，游猎不可能不费钱财，鹰犬总是要多养的，还必须是要上好的，臣下定会为此献殷勤，要购买或调教上等鹰犬进呈。有一年康熙帝秋狝，皇八子、贝勒允禩进献一只鹰，康熙帝说那是头将死之鹰，几乎没有把他气坏，因而对允禩大加责难，可见鹰犬之费是难免的。康熙帝死后不久，朝鲜使臣李枋等就听到清朝人关于康熙巡幸的坏话，报告国王说：
康熙皇帝以游猎为事，鹰犬之贡，车马之费，为弊于天下。朝臣若隶于臂鹰牵狗，则以得近乘舆，夸耀于同朝矣。新皇帝诏罢鹰犬之贡，以示不用，而凡诸宫中所畜珍禽异兽，俱令放散，无一留者云。(《李朝实录·景宗实录》)
看来新君雍正帝继位，即有罢鹰犬之举，亦是为平息对康熙帝游猎的訾议。皇帝出行，民间要平整、清扫道路，地方上要有徭役之征和对随驾从行官员的供应，也是一种滋扰。雍正帝即位不到一个月，下令免除宛平、顺义、怀柔、密云、平谷五县、昌平一州明年(雍正元年)的钱粮，原因是康熙帝“巡幸所经州县，小民无不除道清尘，趋事恐后，古北口一路，为我皇考每年行幸之地，……朕念此路百姓，历年殚力”，故而予以体恤(《清世宗实录》卷二)。游猎并非坏事，像康熙帝那样休憩与政事兼理，得其好处，这是游猎好的一面，但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游猎，难免还有其弊端，所以统治者的游猎不可不审慎。比如明武宗的巡幸，招致许多非议。他经常光顾京郊南海子(即前述之南苑)而影响朝参，《明史》毫不掩饰地说他于南郊祭天后“遂猎于南海子”，写他“狎虎被伤，不视朝”。说他不顾群臣的谏阻，出游南北两畿和山东，“渔于清江浦”，“渔于积水池，舟复，救免，遂不豫”而崩。结论云其“耽乐嬉游”(《明史·武宗本纪》)。武宗的巡幸游猎实在不敢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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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雍正帝接见中下级官员(1)
清代的引见制度在顺治朝创立，康、雍、乾三朝屡加充实，雍正帝尤其重视引见官员，发布的有关诏令较多，形成的引见履历文书留存至今。所谓引见制度是清朝官员任用的一种制度，对于四品以下、七品以上的中下级官员，以及一部分三品京堂和八品以下、未入流的官员的任用、提升、调动、处分，都要由皇帝接见。文职官员大体上由吏部考核带领引见，武职官员则由兵部负责引见事务，接见中皇帝对官员作进一步的考察，予以勖勉和教导，认可对他的任命或根据会见中的印象改变其任职。
有的人原不在引见之列，由于雍正帝的决定而有了接受皇帝考核的程序。雍正三年(1725)下令，凡年龄在20岁以上，已到吏部报到过的荫生，“奏请考试引见”，然后授官(《清史稿》卷一一○)，自此确立了荫生“及岁引见”制度（光绪《清会典》卷十二）。考进士的落第举人，过去只是回家等待，雍正五年令挑选其中一部分，立即任命为各省儒学教官，但吏部要将选定之人带领引见(《清世宗实录》卷五十六)。同年令各州县官会同学官，举荐“居家孝友，行止端方，而文亦可观的”贡生、生员，申报上司，督抚题奏，赴部引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4册、40册)。多数引见是分排进行，一次五六个人。由主管部门堂官呈递绿头名签(绿头牌)，牌上“书写引见人姓名、履历”供皇帝阅看(《清稗类钞·朝贡类》)。同时在皇帝手中的还有被引见人写的引见履历折子，以便皇帝参阅。
引见开始，一般是雍正帝叫引见人员一一奏报履历，然后交谈，偶或皇帝先来一番教导，再令臣下报告履历。交谈内容较为广泛，因官职、地域、人事而异，有政治、经济、学术观念、信息交流，也叙家常。对武官，还有在引见时观看弓矢技术的。引见中，皇帝常作赏赐，或食物、或服饰、或文翰图书。
皇帝在引见时，一面阅读有关引见文书，一面听引见官报告，一面交谈，同时积极思索，形成对引见人的印象，作出判断，决定是否给其新职，有时还把评语用朱笔写在引见文书上。皇帝的决定，当场并不宣布，只是将绿头牌发给本人，令其退场。之后皇帝再向主管官员说明，主管据此写出奏折，然后引见官宣布对被引见人职务的决定。
雍正帝对于引见制度
的执行特别认真，形成扩大对象、及时进行、仔细考察、讨论政事、详细记录的特点。他新增的引见项目，除了前面说到的以外，还有：原来大计只引见卓异人员，而对被参劾官不再作甄别，雍正帝既怕他们受考核不公的冤抑，又怕疆吏包庇隐纵，决定将贪、酷以外被劾人员一概引见，以作进一步考察。从此大计参劾人员进入引见行列。督抚将所属繁缺州县官调任简缺，业已实现的，雍正帝要求全部送京引见。又令未经引见而已上任的道府官，也送部引见。贡监考职，本来不受引见，有的人因不通文墨，或道路辽远怕赴首都，就找枪手代考。雍正帝为改革这一弊端，特派大臣负责考试，又于五年(1727)下令，所有与试的一千一百余人全部引见，使得九百余个冒名顶替者不敢与试，结果雍正帝引见两百余人，从中拣选七十余人授官。他还进行了许多特殊引见，如四年十月因六部司官壅滞，令各部堂官通行甄别，拟定去、留名单，一并“带来引见请旨”(《清世宗实录》卷四十九)。雍正帝定制或临时临事引见，大大增加了他的引见活动的繁劳，引见人数之多，从引见考职贡监两百余人一项可以想见，而且这种引见，不是集体见见面的简单形式，而要从中选拔人才，所以繁忙引见是皇帝的辛苦活计。
雍正帝引见不仅多，而且及时，有的几乎随到随引见。如乔铎在京候选知府，因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王大臣奉命会同吏部拣选四川、山西、云南道府州县官，乃于三十日至乾清门考试履历折子，十月初二与其他候选人一起到乾清门引见，结果被分配去四川任知府。考试履历后第三天就引见，而这期间吏部要写引见履历折请求引见，宫中批准，才能进行，不过间隔一天时间，可谓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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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雍正帝接见中下级官员(2)
雍正帝在面见中特别认真观察引见人的举止、为人、能力，如王承烈先后五次见雍正帝，第二次见时，雍正问他是前次在西暖阁召见的八个人中最后一个进来的吗?原来真的如此，雍正帝不愧为博识强记的人。正是在这样的观察中，对引见官产生印象，往往在引见文书上写朱批，有时写得很多，甚至于超过履历原文。如游击杨凯的履历片，履历只有19个字，而朱批却有44个字多。又如中军副将杨寅履历片原书24个字：
杨寅，陕西人，由巴牙剌，年四十二，年羹尧保举，汉仗好，人去得。
雍正帝引见朱批的文字，几乎多了一倍，为：
圣祖西巡，拣选带京把总，征剿卓子山，人明白，伶俐大汉，实在，四十二岁，可着实漫升用。上下，操守好，人去得，操演勤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
引见履历文书上写朱批的，康熙帝写字不多，乾隆帝也写，嘉庆朝引见档笔者所见甚少，其后的皇帝基本上不写朱批，真正写得多的是雍正帝。
雍正帝认真实行引见制度，说明他高度重视中下级官员的任用、培养和考核，以提高官员素质和澄清吏治，同时在引见中与引见官讨论政事与民情，以广开言路，把握社会动向，贯彻其施政方针，推动其政治运动。所以引见对于雍正帝讲，既是执行用人制度，又是一项政治活动。引见的各个细节，无不表明雍正帝秉性认真，办事精明，雷厉风行。引见与勤政，真是互为表里，拆兑不开。
雍正帝白天办公，召见大臣，接见中下级官吏，晚间秉烛观览臣下的题本和奏折，真可谓昼夜操劳，这样怎么能不损害他的健康？关于他的崩逝，向有死于刺客、中风与丹药中毒三说。遇刺说，无像样的古文献根据，笔者从不相信；后二说不好判定，均有可能。笔者近来更因阅览雍正帝引见史料，趋向于病死说，同时认为与吃丹药有关。即他从政太紧张，累坏了身体，想用丹药补养，但并没有能起多少作用，终因脑溢血突发症而死亡。这只是一种感觉性的说法，不能作为正式见解，故不多叙。
雍正帝以严酷而闻名于世，事实也正是如此。但是在引见活动中，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人情味：尊重亲情，礼尚往来，亲切关照，使用民间语言。前面提到过的王承烈即有此种际遇。在第四次面君时，王请求说，他的曾祖父是明朝天启间进士，历任山东登莱道，因明末李自成造反而自尽，祖父被抓去做人质，因而被乡里称为“忠孝一门”，现在昧死请求皇上给其祖父追赠。雍正帝说：“君臣情患暌隔，尔以请求，朕即许尔。”当即传令吏部办理。君臣之间存在着天地不同的高下地位，本来感情难于沟通，但在孝亲上是共同的，雍正帝表示他体会得到王承烈的孝心，顺其情，满足他的心愿，故而给其祖父母诰命，表示君臣之情通贯，心心相连。还是在这次会见中，王承烈要离京赴湖北粮道新任，雍正帝亲自翻检时宪历，为他挑选起身的吉日，以祝他一路平安。王承烈在几次引见中得到很多赏赐，第二次是先给参贝陈皮一瓶，又问是否赏过貂鼠皮，回说没有，立命赏一件大貂鼠皮。第三次赐给绿砚一方、香珠一围、荔枝各色葡萄一盘。第四次是雍正帝让太监拿出几副眼镜，令王承烈挑选一副合适的。第五次未见面，先赐米糕油果一盘，见面中又赐《古文渊鉴》、《性理大全》各一部，紫黄藏香各一束，乳饼数十枚。赏赐交流了君臣感情，以至在赐眼镜时王承烈“感激泪下”。王承烈原系京官，外放了，怕不能胜任，雍正帝鼓励他说，“世那有学养子而后嫁之理”，意即边干边学吧(《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6册)。雍正帝的比喻是世俗的，而且不那么正经，与皇帝的圣君面孔不同，可他又是严肃的，为的是形象化地说明事理，这样交谈，显得轻松、亲切。王承烈所得厚爱是一个典型，类似的事情别的引见官也有所经历。山西文水人郑锡爵任贵州贵阳知府，雍正帝在引见中知其父母年老，为遂其孝养之愿，改任他为直隶广平知府。山西阳曲人贾秉臣在云南任知州，引见中请求返任绕道回乡看望老母，雍正帝立即批准，并赏赐其母貂皮衣。广东粮驿道吴炯父母年近古稀，雍正帝特赐彩缎和御书“福”字。此类赏赐，多有鼓励行孝之意。
雍正帝在履历片批语中用了许多大白话，以记录对所接见官员的印象，诸如“苍苍儿的”，“太聪明伶俐人”，“恐软些”，“可怜见儿的人”，“似夯些”，“似婆婆妈妈的，好人”，“似内少藏鬼”，“油气些的”，“里性儿大汉子”，“浊胖子”，“丫头是(似)的一个人”，“气局少卑寒些”，“一脸酒气”，“人扪些”，“似呆气”，“周钟宣一案之老贼”，“聪明乖巧人，乾清宫引见，吓着了”，“性急，公子哥儿，良心似有”，“谈语呜噜呜噜的，不真，非诚人也”，“人似混账”，“只恐福寿差些”，“好福相”，“尚性的老头子”，“瘦小身材，而不寒陋”，等等。这些话在皇帝的上谕里、御制集里绝对见不到。在那些正式发布的文献中，皇帝板着面孔教训臣民，行文庄重，词语典雅，扮演的是威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角色，而在这里却充斥着民间流行的俗语、俏皮话、大白话，把对人的看法，从长相、秉赋、性格、能力各方面表达出来。这种场合里的君主是一个通达民情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是一个人，而不是人神之间的怪物(所谓真龙天子)。
总之，从引见活动中的待人接物及朱批的行文遣字，表现出雍正帝凡人的一面，即他也有人性，也讲家人亲情、君臣感情，深知民情，并在一定程度上尊重臣民之情，所以我们说雍正帝虽然赋性严酷，但也有人情味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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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雍正帝与道士贾士芳
雍正帝与佛教关系密切，前已说过，其他记述者亦颇多；而他和道教也大有瓜葛，然介绍者较少，这里略述一二。
康熙五十五年(1716)秋天，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接到门下人戴铎的书启，信中写他往福建上任路经武夷山时，看见一个道士，“行径甚怪，与之交谈，言语甚奇，俟奴才另行细细启知”。这些在一般人看来并不离奇的话，却使胤禛像吃了一副兴奋剂，满有兴趣地在书启批语中追问戴铎：“所遇道人所说之话，你可细细写来。”戴铎遵命回禀，说他见到道士的时候，暗中问主子的前程如何?道士回说：“乃是一个‘万’字命。”戴铎又说详细情形等将来到京时再行禀告。胤禛见信后异常高兴，在信上批道：“你得遇如此等人，你好造化!”他把道士看作异人，能先知先觉，能言人的祸福，能预卜人的未来，得与这种人交往，当然是福大命大有造化的人了。道人说胤禛是“万”字命，就是说胤禛将离开雍亲王府邸，龙飞九五，进入大内，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帝。胤禛在欢快之余，也还有点不满足，就是戴铎没有把道士的话详尽写出来。他急于知道究竟，等不得戴铎回京，就命令他将道人所说的话“细细写来”。胤禛对武夷山道士的话，如此关心、重视，无非是因为有“万”字命的内容。这可是当时胤禛哥儿们都关注的事!胤禛的八弟允禩在京中，请相命人张明德看相，张奉承他是“贵相”，必将“福寿绵长”。胤禛的另一个弟弟抚远大将军允在西北军前让张恺算命，张献媚地说他：“元武当权，贵不可言，将来定有九五之尊。”皇子与三教九流结缘，都希望有朝一日应了术士的话登基称孤。他们的父皇康熙帝认为张明德是教唆允禩夺嫡，而将他处死，允禩也因此落了不是。可见这种算命是犯罪的行为。戴铎对武夷山道士的话总是不敢详述，也正是怕泄漏出去获罪。在康熙朝的储位之争中，出世的道士并没有超凡脱俗，也成了皇子们的谋臣策士。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一件雍正帝手书的给地方大吏的密谕，他亲自抄了好几份。内容如下：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符朕意。慎密为之!
这个朱谕没有署年月，然雍正八年(1730)，他身患重病，这个密谕大约是为此而发，他急需高明的医生。正由于这种需求，道士贾士芳与雍正帝再结缘法，并因而丧命。贾士芳原是京中最有名的道家圣地白云观的道士，怡亲王允祥认为他“精通医术”，把他荐给皇兄。雍正帝召见后，感到他虚诈不实，就打发出去了。
贾士芳于是浪迹河南，很有名气。浙江总督李卫慕其名声，为执行雍正帝的密谕，再次把他推荐过来。雍正帝命河东总督田文镜将贾士芳送到首都。贾士芳开始给雍正帝治病，大显身手，疗效甚高。雍正帝十分高兴，寄字给宠臣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说：“朕躬违和，适得异人贾士芳调治有效。”贾道士由被驱逐的妄人，一变为受宠信的异人，身价陡增百倍。那知九月间皇帝突然将他下狱议罪，十月即行处斩，连家属也遭到惩罚。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一天，贾道士给雍正帝治病，一面用手按摩，一面口诵经咒，只听念道：“天地听我主持，神鬼听我驱使。”雍正听到这里，勃然大怒，心想：我这个至尊的皇帝，不过是老天的骄子，还听命于天地神祇，你一个方外的道士，居然要天地神鬼听你摆布，这不是亵渎神明吗!你不就是大逆不忠的反贼吗!当然要捉拿问斩了。其实雍正帝的恼怒，更在于他认为贾士芳的治病，目的在操纵皇帝的健康：“其调治朕躬也，安与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若不能出其范围者。”贾士芳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开这种控制皇帝龙体健康的玩笑，他给雍正帝治病，当然要竭尽全力将皇帝龙体治愈，可是雍正帝的感觉也不是发神经病得来的。事情可能是贾士芳综合使用催眠术、按摩术和气功给雍正帝
治疗，而自身功力不济，令雍正帝时而有疗效感又时而失望，因此认为其欲操纵龙体康宁。贾士芳行“以手按摩之术”，无疑施行按摩术，同时“口诵经咒”，装神弄鬼，以“驱神”为皇帝疗疾，而他本人也可能会点气功术，在向皇帝发功。按摩术、念经咒，诱导皇帝进入睡眠状态，以便得到休息。按摩术、催眠术、气功施行疗效如何，要视施术人的功力来定，还要被施术者的配合，因为被施术者的心理、情绪和精神状态同样影响治疗效果。
看来，贾士芳多少有点功力而又有限，他从河南初进宫时，雍正帝对他期望甚高，与他配合得好，因而有些疗效，待后功力不济，以装神弄鬼欺骗皇帝，为雍正帝识破，要了他的性命。贾道士未卜自家生死，当然算不得什么异人；雍正帝大耍君威，喜怒无常，也绝非厚道之君。贾道士的遭遇，倒是正合“伴君如伴虎”的俗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