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鲍威尔自传我的美国之路TXT全集》第2/30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改变了我的名字“卡林”的读音。原先，我们按牙买加人的英国式读音，把它念作“卡林”。美国第一批战斗英雄中有个人叫科林?P. 凯利，是一位飞行员，在珍珠港事件后两天，他用自己的飞机撞击日本一艘战列舰而英勇牺牲，被追授卓越军功十字勋章。他的事迹为所有的男孩子津津乐道。美国式的读音是把“卡林”念作“科林”，人人都这么念，从此后小朋友也把我叫作“科林”。我住在凯利大街，于是就成了“凯利大街的科林”，可是在家里，人们一直叫我“卡林”。我有一次问父亲，为什么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是不是为了纪念某一位光彩的祖先？爸爸说不是的，而是在我出世那一天，他偶尔从一张发货票上见到这个名字，于是就给我用上了。我过去一直不喜欢它。
我上学时上过钢琴课，可是这门课跟我无缘，不久就停学了。后来我学吹笛子。姐姐觉得笛音太尖，我又放弃了它。显然，我当不了运动员，也当不了音乐家。然而，我的童年仍是心满意足的，是在温馨的家庭中和亲人们层层关怀照顾中长大的。家庭的圆心是我父母。第二层是我的姨妈们及其亲人。我父亲的兄弟姊妹中只有一人在美国，就是贝丽尔姑妈，她对我又构成一层关怀圈。层层的亲人从亲缘关系上说是有近有远，但都保持了亲密的交往。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们彼此关心，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这些亲人们各有特色，我有时感觉他们像是一群性格演员同演一台戏，我自己则半是参加者，半是观众。记得我们常常在新年元旦到昆斯区，聚集在多特姨妈家吃烤山羊。晚餐后，大家喝许多“艾泊顿”牌兰姆酒，跳乔蒂斯舞，唱西印度群岛即兴歌。
说到牙买加的兰姆酒，“艾泊顿”牌最有名。它有不同颜色、度数和窖藏年数。在我们家如果上别的酒，是怠慢；如果上波多黎各的“巴卡迪”牌之类的兰姆酒，则被认为是侮辱。“艾泊顿”牌兰姆酒，以90度(这里说的度数是酒精含量的一倍，即90度表明酒精含量为45％，下句的150度表明酒精含量为75％。――译者注）的金黄色酒最著名。喝150度的白色酒表示一种派头，男子汉喝150度的标准纯酒。嘴里的酒味会持续一个星期，一旦喝醉了，也差不多要一个星期才能缓过来。牙买加人喝兰姆酒，跟东方人喝茶和阿拉伯人喝咖啡一样，是敬客和风度的象征；上酒时通常还上冰块、干姜水或可乐饮料。后来，安德鲁斯姊妹唱的歌《兰姆酒加可口可乐》成了流行歌曲，牙买加人就觉得可乐饮料过分美国化了，不再爱用它。在给女士们敬酒时，她们通常咕哝说“只一小口”，我母亲尤其是这样。我每次给她敬一盅兰姆酒，她总埋怨我给她倒的酒太厉害，酒杯太大，说罢就一口饮尽。
小时候，我在家庭聚会上听熟了西印度群岛即兴歌，但是不懂得那些抒情歌词的意思。长大后，我开始破译它们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双关含义。我最喜欢的即兴歌手是特立尼达的斯林格尔?弗兰西斯科，他的绰号叫“大麻雀”，是演唱这些俏皮话的能手。甚至在我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之后，我还在办公室内放即兴歌录音带。我的助手们听不懂，不明白《大竹子》、《浇我花园》之类歌曲是什么隐喻。但如今在五角大楼E翼的办公室内很难听到西印度群岛即兴乐曲了。
第一章卢瑟和艾丽的儿子(7)
在我们的家庭聚会中，话题每次都会转到“回老家”。我的长辈亲人们尽管已长期住在美国，但他们说“回老家”仍是指回牙买加。“喂，奥斯蒙德，你今年回老家了吗？”“没有，没钱哪。明年一定回去。”“嘿，劳丽斯，你回去了吗？”“没有，可是我准备了一桶东西，要捎回去。”谈到这个话题，人人都沉浸于思乡怀旧之中，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我的教父谢利姨父。他是多特姨妈的丈夫，在宾夕法尼亚铁路上当餐车服务员。他也是牙买加人，可是在别人眼里，他变得“美国化”了。由于在铁路上跑了许多年，跟土生土长的黑人常年在一起，原先的西印度群岛口音也大变了。轮到他表态时，他就说：“回老家？你们这些大傻瓜坐在这里嚼舌头谈回老家。你们忘了我们是为什么出来的？咱20年没回老家，今后也永远不回去。”这时，亲人们就笑得前仰后合，拿谢利姨父的异教邪说开心。
我们喜欢看多特姨妈和谢利姨父怄气。他俩一争论，就准像英国滑稽木偶剧《潘趣和朱迪》一样叫人好笑。多特姨妈喜欢差使丈夫，叫他干这个，干那个。“谢利，过来跟大伙儿说说话，别整天闷在一边看电视，像什么样子!”谢利姨夫憋不住气了，就会最后爆发：“娘的!少管闲事!”我后来明白了，老两口像这样斗嘴40多年，完全出于他们之间深厚的爱。
放暑假时，我有时到他们家玩几天。我特别欣赏谢利姨父在轮休日做的早餐：牛排、鸡蛋和冰淇淋。这两位老人如今都去世了，可是每次我跟他们的儿子弗农、罗杰和桑尼3个表兄弟凑到一起时，总是回忆起老两口多年前顶嘴的情景，笑个没完。有时候，我一个人也会突如其来地回想起这些往事，独自发笑。
我们这个家族是一个母权社会。我爱我的姨父们，他们充当调料、笑料，偶尔也发发狠，但是大多数怕老婆。在家里说了算的是妇女；教训孩子、敦促孩子上进的也是妇女。但我父亲卢瑟?鲍威尔是个例外。他也许因个子矮小，也许因其貌不扬，也许还因有点滑稽，总之在家里是他说了算。
1950年，我姐姐玛丽琳要离家到纽约州北部的布法罗市州立师范学院去上学。父亲亲自安排了隆重的送行活动。我们全家到中央火车站为她送行，送她上“帝国号”特别快车。父亲迈着八字步走进车站，大衣两边摇摆着，眼含热泪强露着笑容，纯粹出于慈父心肠。他给在场的搬运工、剪票人和列车员一一分发小费，还千叮咛万嘱咐地说：“请多多关照我的小女儿，请保证她一路平安无事。”我看见他给别人塞钱，感到不自在，可是他一贯如此。每逢节日，他总给邮递员、加油工人和清洁工人送小费。他年轻时住在哈莱姆区，每个星期六都穿得整整齐齐，衣冠楚楚，口袋里插着支票簿。他从第一站――擦皮鞋摊开始，一站又一站，每站送小费，莫宁赛德大道上的许多人都得到过他的馈赠。
每逢橄榄球比赛季节，尽管我球艺不高，他也要让他的儿子戴上全街区最好的运动帽。我的第一辆自行车，他坚持买名牌货，买了一辆哥伦比亚赛车牌的26白胎车。我要买西装，他就说：“儿子，把这张信用卡带上，到梅亚公司好好挑一挑。”可是这一切都是来自一名货运部领班、其每周工资从来没有超过60美元的人。有一年圣诞节，我妈妈反对爸爸邀请太多的客人。她说，他每年那么干，使她十分劳累。爸爸没吭气，出门邀请了50来位客人，然后回来对妈妈说，要是她应付不了，他就雇一名厨师。
我父亲乐善好施，我行我素，成了我们那一带的教父式人物。人们有困难时请他出主意，闹家庭纠纷时请他调解，失业时请他帮忙找工作。他常常从盖因斯公司带回一些衣服、次品和等外品，以及下脚料子，把它们按批发价处理给需要这些东西的人，或者是白送给无钱者。在繁华市区，他不是经常都能充当善人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在凯利大街才这么竭力助人。当盖因斯公司易主时，他曾经试图买一份股票，却遭到拒绝。他为这家公司干了23年，公司竟这样对待他，他认为太不公道。他是不是当真想争取当一名股东，我不知道。但那以后，他离开了这家公司，到另一家服装批发商舒尔公司工作，职位与原先相似。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公司关门为止，这时他年岁已高，没法再谋一份差事了。
第一章卢瑟和艾丽的儿子(8)
卢瑟?鲍威尔从来不曾让自己的种族或职位影响他的自尊心。像他这样的西印度群岛人，是两手空空来到美国的。他们每天清晨乘地铁上班，整日拼命地干活，晚上8点钟才回到家里，挣钱养家，教育子女。既然他们做到了这些，谁还敢说他们矮人一头呢？这就是爸爸的态度。
当然，人们也总会梦想有朝一日遇上幸福女神，不必流那么多汗就赚到钱。我记得我父亲常常在清早给我姑妈打电话，挺自信地说：“贝丽尔，今天咋样？4―3―1？嗯。只赌头号还是赌一对？OK。就赌50分钱。”然后，彩票兜揽人就来收取押宝钱。他们知道有朝一日也许会中个头彩。
1950年，我进了莫里斯中学。原先上小学是出家门往左拐，如今相反，是出家门往右拐，要过几个街口。姐姐上的是莫尔顿重点中学。在父母敦促下，我本来想上斯托伊弗桑特中学，也是一所有名望的学校，可是升学导师在我的成绩报告单上批了“我们不同意”。莫里斯中学则是普通中学，来者不拒。
这时，我依然是胸无大志，没有奋斗目标。我喜欢的事是跟小伙子们逛马路，“散散步”。从凯利大街溜达到163街，绕到南林阴大道，再到西切斯特路，然后回家。星期六上午，我们照例上蒂法尼剧院，看看连续剧，再加一场两片连映的牛仔电影。
星期天上圣玛格丽特教堂，那里有我家的专用坐椅。爸爸是资深的教堂俗人执事，妈妈是祭坛管理组组长。玛丽琳在儿童唱诗班弹钢琴。我是一名教士助手。我家的人年年都参加衣物和食品义卖及舞会，在舞会上可以尽情地跳舞，唱即兴歌，喝一点点酒，甚至跟教士们共饮一杯。
在我们家附近还有天主教堂、犹太教堂和店面教堂。星期五夜间，我在犹太教堂开灯和关灯，好让安息日做祷告的教徒遵守保持寂静的规定；做这点工作，我可以挣到一枚25分的硬币。对于教堂，我当时有明确的想法，就是它们跟我父母出生之地牙买加的英国圣公会教堂一样，都有尖顶、祭坛、教士法衣，人人挤在里面焚香跪拜、画十字。我认为教堂越高，离上帝也越近。圣诞节里，我们的威顿牧师把圣玛格丽特教堂装饰成一个神奇的地方，点着蜡烛、彩灯树、挂着彩带和花环，摆上冬青树。节日期间的香火把玛丽琳呛得要死。我却兴高采烈，喜欢这一切。
我现今还记得教堂举行坚信礼的情景。那些洗得干干净净的可爱的孩子们排着队，让牧师摸一个又一个脑袋。牧师念道：“主啊，以你的神圣恩典保佑你的这个孩子吧；让他永远属于你；让圣灵与他相通，日益增进，直到他升入你的永恒天国。”我这个小助手这时就晃一下香炉，精神抖擞地喊一声“阿门”，深信我正看到圣灵像一道闪电一样进入了这个孩子的头内。圣玛格丽特教堂意味着想象、盛典、激情和诗意。时代在变，教堂的祈祷文也随着时代变化。有些主教认为，正如同1928年版的公用祷告书取代了早先的版本一样，这1928年的版本也需要更新。我想我不能不同意他们的高见。然而，在这一变化中，我感到若有所失。多年之后，我在圣玛格丽特教堂做祷告后出来埋葬我的母亲，这时，老的祈祷文已被新的祈祷文代替。上帝似乎贴近了尘世，男女性别不分了。他不再完全是我年轻时所敬畏的那个威严、神圣的父亲式的形象了。这让我有点伤感。教堂抚育我长大的那种魅力似乎看不见了。
我是一个教徒，但不是圣徒。由于我父母都是圣玛格丽特教堂的台柱子，50年代初一个夏季，威顿牧师挑选了我去参加教会在皮克斯基尔附近举办的夏令营。一到那里，我就遇到了几个顽皮的伙伴。一天夜里，这几个新交的朋友和我悄悄溜出去买了啤酒。为了把啤酒凉一凉，我们把它藏在厕所马桶水箱里。可是这个秘密很快被人发现了。当班的教士把大家召集到会议厅，既不威胁也不责难，而是问有谁准备承担责任。谁愿意像一个男子汉那样站出来认错？我们干了坏事，当时只要不吭气，也许就蒙混过去了。但是教士的话打动了我。我站起来说：“神父，是我干的。”我坦白以后，又有两个初露头角的小坏蛋站起来做了忏悔。
第一章卢瑟和艾丽的儿子(9)
我们被打发乘次日火车回纽约。关于我们的罪过的传言比我们走得更快。我拖着沉重的双腿走上西切斯特大道，向右拐进凯利大街，仿佛是一个重罪犯要登上绞刑架。一到952号，就看见妈妈，她那一向慈祥的面孔满脸怒容。她数落了一番之后，爸爸又开始了。我心想这顿臭骂准会永无完结，这时威顿牧师来电话了。是的，这些孩子做了坏事，但是他又说：“你们的科林主动承担了责任，他的榜样带动了别的孩子承认错误。”我父母一听，怒气顿消。我一下子从少年罪犯变成了英雄。童年经历的这件事，使我懂得了诚实可嘉，从此永志不忘。
平时跟我一起玩的小伙伴们看到我被赶出了教堂夏令营，还知道有一次我父亲抓到我在山姆?费奥里诺修鞋店里玩扑克牌，而且是跟下了班的警察一起玩，我在他们眼里的身价一下子抬高了。以往，这帮小伙子总认为我尽管还算不上是女孩子气，但却是一个“乖”孩子，一个胆小怕事的人。
我14岁那年，有一天我母亲派我去邮局寄信。我走到西切斯特大道和福克斯大道交叉口的西克塞尔商店――一家婴儿用品和玩具店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向我钩钩指头。他用很重的犹太人意第绪口音的英语问我：想不想挣几块钱？他把我领到店后门库房一辆卡车旁，让我帮忙卸圣诞节用品。这个老人叫杰伊?西克塞尔，是商店的老板。过了一会儿，他走过来检查我干得怎样，惊讶地发现我已经差不多把东西卸完了。“嗯，是个干活的料，”他说，“你明天还愿意来吗？”这一天开始了我少年时代跟西克塞尔商店的多年联系。
这家商店的许多顾客是犹太人。经过一段时间，我也学会一点意第绪语。有时，店主的关系户来谈生意，西克塞尔就招呼我说：“科林，带我的弟兄们上楼，请他们看看楼上的好货。”我领他们上二层楼，他们很放心地用意第绪语交谈：喜欢哪个型号啦，打算付多少钱啦，等等。我站在一旁，他们以为我什么都听不懂。于是，我客气地告退，下楼向西克塞尔报告情况。他掌握了我提供的情报，心中有底，一上楼就把买卖谈成了。
我在这商店打了几年工以后，西克塞尔有一天把我叫到一边说：“科林，你明白，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婿。你还是要上学。别对我这个店指望太多。”显然，他以为我卖力工作是为了入伙，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过。我把他的这番话当作是对我的恭维。
有人问我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感受到种族意识，什么时候第一次理解到自己属于少数民族。在早年岁月中，我不曾有过这种感觉，因为在“香蕉凯利”街上谈不上少数民族。那里有犹太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希腊人、波多黎各人以及黑人，即当时说的NEGRO①。我童年的朋友，如维克多?拉米雷兹、沃尔特?施瓦茨、曼尼?加西亚、墨尔文?克雷因等人，都各属不同的民族。克雷因家是我们楼里有电视机的第一家。每星期二晚上，我们都挤到他家的起居室看米尔顿?伯尔② 的节目；星期四则是看《艾莫斯和安迪》③。我们认为后一个节目很精彩，是最好的电视节目。那是一个跟现在不同的时代，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被视为是跟艾莫斯和安迪不一样的人。
凯利大街流行过一些种族绰号，有时人们因此而争吵打架。但当时的争执并不是“我优越，你低劣”，而更像是一个球队受到侮辱时要出出气。我最终也尝到过种族偏见的毒汁，但那是好久之后，是在远离“香蕉凯利”的地方。
我青年时代形影不离的好友是吉恩?艾尔弗雷德?沃伦?诺曼，他家也来自西印度群岛。他比我大一两岁，体育运动比我强，比我更加好动。我的一个亲密白人朋友是托尼?格兰特。我记得他们都急于走出去，远走高飞。吉恩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托尼则参加了海军。托尼现在还记得“香蕉凯利”的青年人分成两类，“吸毒的和不吸毒的”。我们3个人都属于后一类。吉恩后来当上了纽约市地标局局长，托尼则担任了怀特普雷因斯公司的法律顾问。
第一章卢瑟和艾丽的儿子(10)
1954年2月，在距我17岁生日还差2个月的时候，我从莫里斯中学毕业了。这不是因为我学业优异，而是学校缩短了学制。在母校那一年的年鉴上刊载了应届毕业生的姓名和照片。我的照片展现的是一个面带轻松笑容的小伙子，姓名旁边没有什么字幕式记载。同一页上的同学包括3个黑人、1个西班牙后裔、4个犹太人和另外2个白人，这也反映出了亨茨波因特是个民族杂居的地方。
当时，除了在西克塞尔商店搬运婴儿车的本领以外，我一无所长。我是一个“好小伙子”、“好工人”，如此而已。我在中学时田径运动不错，赢得了一封推荐信，可是在范科特兰公园苦练了一阵子越野赛跑以后，我感到厌烦就不练了。我改跑440码短跑，因为我短跑跑得较快。可是经过一个赛季，成绩一直提不上去，就主动退出了田径队。我们的圣玛格丽特教堂有一支篮球队，我个子高，跑得快，又是资深教堂执事的儿子，所以教练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试试。我大部分时间坐冷板凳，于是又退了队，球队教练也松了一口气。在以后的几年里，多次有人要我打篮球或者当篮球教练，显然是出于一种种族上的先入为主的见解，以为我打篮球一定行。到我岁数大一点，通晓世事，说话有人信之后，当别人邀请我去打球时，我就佯称我有慢性“腰痛”，远远地避开了球场。
我干什么都无恒心，令父母犯愁，他们嘴上不说，但我心里明白。不过，我有一件事干得不错，就是在教堂当教士助手和副助祭，我也喜欢教堂的这些活动。教会有组织，有传统，有阶级，有礼仪，有宗旨，现在回想起来，教会跟军队并非全无相似之处。也许，我的1928年版祈祷书注定要变成陆军野战条令22-5――陆军部队训练的圣经。倘若当年我入教会当差，我母亲一定会高兴。可是我没有听从那一召唤。
在另一个领域，我依然不成熟、不老练。在性教育方面，我在家里从来没有听到一个字。街道成了我的教师，而且是一个粗俗的教师。街上的男孩钱夹子里都有避孕套。我的避孕套都是颜色发黄、易裂的老货。中学时期，我跟街坊上一个女孩有过一段早恋。有一次我邀请她参加我家一次聚会，我姐姐一晚上净取笑她。她走了以后，姐姐说：“那女孩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原先一直认为我的女朋友很美，可是姐姐看不上她。尽管我们姐弟间老斗嘴，姐姐的意见还是很有分量的。既然我的女朋友在姐姐眼里并不美，她对我的吸引力也开始下降了，于是，这段浪漫史就结束了。
在以后的岁月中，我终于成为好学生，可是在中学阶段谁也不会预言我是这块料。在学习成绩上，姐姐玛丽琳一直是鲍威尔家的模范。她在沃顿中学是优等生，在布法罗学院仍然出类拔萃。因此，由于姐姐的榜样，也由于父母对我的期待，尽管我中学毕业时的总平均分数只有78.3，但我还是考虑上大学。不受教育，就只能成天包装商品或者给服装钉扣子；受了教育，才会有一个真正的职业。在我们家族中，不少人因为受过教育而功成名就。在远近亲戚当中，一位表兄亚瑟?路易斯先在海军当兵，后来当了美国驻塞拉利昂大使。他的弟弟罗杰成为一名很不错的建筑师。维克多?罗格表兄是著名的律师。詹姆斯?沃森是美国海关国际贸易法院的法官。他的妹妹芭芭拉担任过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后来又成为第一位女助理国务卿。他的另一个妹妹格雷丝是教育部的官员。还有一位表姐多萝西?克罗珀是纽约州申诉法院的法官。我的表妹克莱雷特?福布斯是最后一个从牙买加移民来的，她当了护士，她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名牌大学。我姐姐的女儿莱斯莉是一个画家，有耶鲁大学的硕士学位。还有一位表兄布鲁斯?勒维林，是内萨姨妈的儿子，在卡特政府中当过高级政治委任官，现在是企业家、慈善家，是最富有的非洲裔美国人之一。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是有知识修养的职业者。有的人在纽约地铁当司机，有的人做小买卖，有的人干杂活。然而，他们都是能使家庭丰衣足食的好父母，维系一家人，教育子女，使他们有出息。我看到叔舅姑姨们，他们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孩子的孩子们，这三代人，全都是积极的、有贡献的和自力更生的社会成员。我的所有亲戚不论职业地位高低，在家族内部彼此都平等相待。在互相敬爱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人高人一等。有的人经受过失望，有的人怀才不遇。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成为有用的人，对自己有用，对家庭有用，对社会有用。
第一章卢瑟和艾丽的儿子(11)
我父母的兄弟姐妹，多数留在牙买加，他们的子女在那里也都不错。例如梅克尔家的两兄弟，弗农上了多伦多大学，罗伊上了伦敦大学。70年代，牙买加政府转而奉行另一种社会制度，结果搞垮了经济，于是又有一些亲戚离开该岛，移居迈阿密。他们已开始有所成就。
美国黑人有时觉得西印度群岛裔的美国人骄傲自大。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看法，是因为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呢？原因之一在于，英国人早在1833年就在加勒比海结束了奴隶制，比美国早了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废除奴隶制以后，奴役枷锁的滞留影响也消除得比美国快。英国地主多数不住在当地，而是或多或少让当地人自己当家。在美国，黑奴一举一动都受到种植园白人园主的控制，而西印度群岛人虽然生活艰苦，却不曾受到如此严酷的监控。英国人取消奴隶制后，就告诉我的祖先说，他们已成为英国公民，享有帝国臣民的所有权利。这自然是言过其实。然而，英国人毕竟在那里办了一些好的学校，而且实行了义务教育制。他们让黑人填补了下层公务员行列。因此，西印度群岛上的黑人有机会养成独立自主、自我负责和自我尊重的品格。他们不像美国黑奴及其后裔那样惨，让自尊心横遭蹂躏达300年之久。
当然，我的祖先当初也是被人口贩子残酷无情地劫出非洲，而被割断了与自己历史的联系。在牙买加，有些黑人以英国的文化及其宗教、传统、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填充了自己心灵上的文化空白。另一些人则参与了拉斯特法里运动，崇拜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相信黑人终将得到救赎，以这一方式坚持自己对非洲根源的忠贞。现在，许多非洲裔美国人也奋起寻根问祖，争取收回那被窃走了的文化并从中吸取营养，我对此表示赞赏和钦佩。
还有一点：美国黑人和西印度群岛人是在不同的条件下来到美国土地上的。我的黑人祖先大概也是戴着脚镣手铐被拖到牙买加的，但他们不是被捆绑到美国的。我父母从牙买加移居美国，其原因与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和匈牙利人移居美国的原因相同，都是为了给自己和子孙寻求更好的生活。而美国黑人的祖先是被捆绑着来到美国土地上的，这在感情上和心理上大有区别。
西印度群岛人，包括牙买加人在内，有一定程度的氏族观念，这也无可否认。我家的人所交的朋友和参加的社交活动，曾几乎都局限于牙买加人的圈子以内。所以我姐姐玛丽琳的所作所为确实引起了震惊。她自从上大学以后，常常带些女朋友回家，其中有一些是白人。南布朗克斯跟她们习以为常的环境不大一样，但姐姐不在乎。她对自己的家庭感到自豪，我父母也欢迎她所有的朋友。1952年，她宣布要带一个男朋友回家，他是个白人，叫诺曼?伯恩斯。她恋爱了，他们要结婚。
一个牙买加裔姑娘要跟一个白人结合，这件事是发生在《布朗跟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打官司》的故事出现之前的两年，当时还没有多少人――包括黑人和白人――知道有个马丁?路德?金①，当时美国人还不晓得坐沙发举行静坐示威。玛丽琳的选择引起了家里的不安和议论。“香蕉凯利”的姑娘怎么可以嫁给布法罗的一个白人？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为什么要结婚？于是，诺曼?伯恩斯来我们家回答问题。他看来确实是个好人，是真正爱上了我姐姐。可是，爸爸对这样的跨种族婚姻还是不放心。他懂得青年人的热情要考验一个时期：“你俩要结婚，可以。但要等一年再办喜事，看看你们决心会不会变。”
在这期间，我们去看过伯恩斯一家。布法罗虽属纽约州，却在纽约市以西460英里，这次旅行对我来说可真是难得的出远门。诺曼一家人对这桩婚事的态度比我们鲍威尔家更宽容一点。他们认为，既然两个年轻人相爱要结婚，就应该祝福他们。
最后，爱情胜利了，婚礼安排在1953年8月。卢瑟?鲍威尔唯一的女儿要结婚，就非要把婚礼办得好上加好不可。酒席承办人要最好的，蛋糕要最大的，乐队要最棒的，场所也要第一流的，挑选了布朗克斯最大的一家饭店――大广场饭店。10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钱，10年辛勤劳动换来的钱，一天之内就都花掉了。可是，父亲微微舞动的眼神在说：钱不就是供花的吗？
第一章卢瑟和艾丽的儿子(12)
我可以补充一点：玛丽琳和诺曼现在已有两个女儿，一个外孙女儿，他们不久前刚庆祝过结婚40周年。
在姐姐上大学的榜样带动下，遵照妈妈和爸爸的愿望，我向纽约的两所大学递交了入学申请，一所是纽约市立学院，一所是纽约大学。我一定比我自己以为的水平高一点，因为两个大学都录取了我。选择哪一个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纽约大学是私立的，一年收学费750美元；纽约市立学院是公立的，一年只收10美元。我选择了后者。学什么专业呢？我母亲成了指导者，她问过亲戚们的意见。我的两位牙买加表兄，弗农和罗伊，都是学工程的。妈妈对我说：“这是来钱的一行。”她说的不错。在50年代经济繁荣的那些年头；消费品需求旺盛，需要许多工程师去设计冰箱、汽车音响设备等等。于是，我就报考工科专业，尽管我对科技和数学一向头疼。
2月份，布朗克斯这鬼地方仍然很冷，我上大学那一天更是冷得出奇。坐了两路公共汽车、我哆哆嗦嗦地下了车，站在哈莱姆区第156街和康文特路的交叉路口。我缩着脖子，像一个从边远地区进城来的乡巴佬，瞅着一排排漂亮的褐色石头大楼和公寓大楼。这里住着一些受过教育和待遇优厚的黑人，是哈莱姆区最好的地方，是黄金海岸。
我走到康文特路和第141街的交叉路口，端详纽约市立学院的校园。我要进的这个学院是上个世纪“为了给工人阶级子弟提供高等教育”而建立的。从那时起，纽约一些最穷而又最聪明的青年抓住了这一机会。在我之前进过这一学院的人，包括小儿麻痹症疫苗的发明者乔纳斯?索尔克博士；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F. 弗兰克福特；揭露黑幕的小说家阿普顿?辛克莱；名演员爱德华?鲁宾逊；剧作家佩迪?恰耶夫斯基；《纽约时报》主编艾比?罗森塔尔；小说家伯纳德?马拉默德；工会领袖A. 菲里普?兰道尔夫；纽约市的三任市长P. 华格纳、A. 比姆和E. 柯赫；以及8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我这个二流中学毕业的丙等学生，走进这座有高大的哥特式建筑的学府，感到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我听见一个友好的声音：“嗨，小伙子，是新生？”
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红面庞、饱经风霜的男子，长着一双粗糙的手，面前有一个冒着热气的小推车，里面是纽约人爱吃的椒盐饼。他长期在纽约市立学院门口卖椒盐饼，可是却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绰号，叫“卖面包圈的雷蒙德”。我从他手里买了一块热乎乎的椒盐饼，一面吃一面跟他闲聊了几分钟。我心上的冰块打碎了，这座学府不再那么可怕了。此后4年半时间，我成了雷蒙德的老顾客。现在，在我的记忆中，给我上过课的教授们大多已经模糊不清了，可是“卖面包圈的雷蒙德”的形象依然清清楚楚。这也许说明了他的性格是格外友善，或者也说明我的功课差劲。
我走向学校的主建筑谢泼德大楼，它高耸的轮廓像是一部恐怖电影的道具。路过一座平常的老建筑物时，记得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它，然而它却是我后来度过4年时光的活动中心：后备军官训练团的教学楼。
我这个工科学生的第一学期功课顺利得出奇，主要是因为还没有上工程课。夏天，我决定进修一门机械制图课，为下一学期做准备。在一个炎热的下午，老师要我们画“一个在空间与平面相交的圆锥体图形”。别人都在画，我却坐着发呆。过了一会儿，老师走过来，站在我的课桌前一瞅，我面前仍是一张白纸。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圆锥体在空间与一平面相交是什么情景。如果这就是工程学，那就让它见鬼去吧。
我给父母说我要换一门专业，他们都很失望。这科林还是老样子、挺好的孩子，就是缺乏远大志向。我宣布我要改学地质学，家里立刻讨论开了，父母跟亲戚们电话不断。有谁听说过什么人学地质学吗？地质学是干什么的？学地质学的要去什么地方？勘探石油吗？一个南布朗克斯的黑小子要学这东西，可真新鲜。这些一辈子为有一个安定的职业操碎了心的人，最关心的问题是：学地质学的人将来会有退休金吗？退休金对于我们这号人来说，是一个有神奇魔力的字眼。记得我在陆军服役5年之后，有一次回家时去看望劳丽斯姨妈。她心地善良，可是有时候显然见识不广。她像审问似的问我，陆军是什么行当？我干的是什么差事？我灵机一动，回答说我只要干上20年，干到41岁就可以拿到半薪退休金。她一听就瞪着大眼睛说，退休金？41岁就能拿到？她不再盘问我，我把她说通了。
第一章卢瑟和艾丽的儿子(13)
我在纽约市立学院的第一学期里，注意到一件事：校园内有些青年穿军服。这座学府历来是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思潮的温床，甚至还有30年代遗留下来的共产主义影响。在这里本来是不会料想到还有军事活动的。1954年秋季我返校后，打听后备军官训练团的情况。不久便报名参加了后备军官训练团。为什么会这样，我也说不清。也许因为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度过了童年，又成长于朝鲜战争年代。当时为了表示爱国热情，各家各户在临街的窗子上贴一面国旗，如果旗上缀有一颗蓝色的星，表示家里有人当兵；如果旗上缀着一颗金星，则表示家里有人回不来了。当时，我看过《重返巴丹半岛》、《东京上空的三十秒》、《瓜达卡纳尔岛日记》、《科林?凯利》、《猪排山》、《托科里桥》等等影片和小说，钦佩科林?凯利、奥迪?墨菲以及与美国“朱诺号”巡洋舰共沉的沙利文五兄弟等英雄人物。在我的最可塑的年岁中，他们的形象深深扎根于我的心灵深处。或许，还有一个原因：在那个时代人们常说，你反正会应征入伍，你也可能当上一名军官。我并不是孤单一人。纽约市立学院也许比不上西点军校，可是在50年代，它那里的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学员是全国高校中最多的：在朝鲜战争高潮时曾多达1500人。
入伍那一天，我站在教练场上的队列中，领取了草绿色军衣军裤、褐色衬衣、褐色领带、褐色皮鞋和一条铜扣环的武装带，以及一顶船形帽。我一回家，就穿戴整齐，对着镜子瞧，对自己这副军人姿态挺满意。当时，我在凯利大街的朋友还没有一个上大学的。我17岁，曾感到孤单。军装使我有了归属感，而且产生了我多年来所没有过的豪情。
在班上，我的数学马马虎虎，物理也很吃力，而地质学却学得相当好，我喜欢这门功课。但我时刻期盼的则是后备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我们的指挥官是军事科学与战术教授哈罗德?C. 布鲁克哈特上校。他是西点军校毕业生，陆军行伍出身。他50岁左右，头发稀疏，中等个儿，举止端正，着装整洁，而且从来不说废话，所以显得仪表庄严。作为一名职业军官，他来大学负责军训，未必心满意足。我相信，他宁愿去指挥一个团，而不乐意在一个自由派的纽约市立学院校园里给一群自以为是的城市青年讲军事课。可是朝鲜战争已在那一年之前结束，陆军部队里军官过剩，布鲁克哈特大概也只好随遇而安了。不论他心里感觉如何，他对军训始终是郑重其事，从不让我们有半点马虎。
那年秋季，校园里的3个军事社团都来拉我入会，使我受宠若惊。这三个社团分别是“威布巡逻团”、“宝剑会”和“潘兴步枪会”，都是后备军官训练团里的大学生联谊会式的组织。他们争取新会员的办法，主要是邀请潜在的发展对象参加他们的“吸烟聚会”，喝啤酒和看色情电影。在性压抑的50年代，这类影片被认为是有吸引力的东西。在这些8毫米影片中，男明星通常穿短袜，我和同学们在看电影过程中常常怪喊怪叫。然而，并不是这些东西把我吸引到“潘兴步枪会”的，我加入该会是因为我认为它是这三个组织中最好的一个。
新会员要遵守传统的礼节，见了高班生就得立正敬礼。还有一些模仿西点传统的捉弄新生的把戏，例如，一个三年级学生可以命令你立正，回答某些字眼的特殊定义。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牛奶的定义是：“它是从一种会走、会叫、长着一身粉色毛的雌性牛科动物的身上挤出来的乳汁……”如此等等。我还背得出六七个类似的愚蠢可笑的定义。完成入伍教育，进行军人宣誓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制服上佩戴特殊标志――蓝白色的肩章和珐琅会徽。我发现这些标志对我颇有吸引力。
“潘兴步枪会”的一位会友从一开始就对我影响很深。他叫罗纳德?布鲁克斯，是个黑人，个子高高的，身材修长英俊，是哈莱姆区一位浸礼会牧师的儿子。他只比我大两岁，但显得比一般同学更成熟，令人尊敬。他是学化学专业的，跟我不一样，是高才生，是后备军官训练团的一名学员小队长，是“潘兴步枪会”的负责人之一。他可以把人们操练得像钟表零件一样的动作准确。他灵巧机敏，动作迅速，组织纪律性强，这些素质都是我当时所缺乏的。我把他当作榜样和导师，决心按照他的模子重新铸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