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你爱我实体版作者艾米》第42/100页
“那是科学？”
“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怎么不是科学？”
“书上写的就是科学？去年我叫你帮我翻译的那篇文章，不也是书上的吗？就不科学。”
她生怕是自己翻译的问题，赶紧说：“说不定是我翻译错了吧？”
“你是翻错了一些，但我没用你的翻译，我是看的原文。是他们的数据有问题。”
“你怎么知道人家的数据有问题？”
“因为我做死都做不出他们那个结果来。”
“那是不是你自己搞错了呢？”
“没有。我写了一封信给那家刊物，把我的数据寄去，人家已经给我回了信，说我是对的。”
她大吃一惊：“你给那家刊物写信了？那可是一家英文刊物。”
“嗯。”
“你英语这么好？”
“我导师帮我改了语法错误的。”
天，真是高人啊！想她一堂堂英语研究生，成天叽里呱啦说着英语，还没给外国刊物写过信呢，而他不声不响的，居然就给外国刊物写过信了，人家还回了信，还说他是对的。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
经他这样一说，她也不敢全盘相信《孕期保健手册》了，谁知道那里头的数据是不是编的？
她解释说：“也不是我求着跟你睡一屋，我一个人睡一个床，还宽敞些，也不用担心你踢到了我们孩子。我是怕你这样熬着，会出问题。”
“我没熬着。”
她撒娇了：“那你――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告诉我，告诉我，你不告诉我，我要怀疑你跟别的女人有鬼了。”
“我做梦解决的。”
她恍然大悟，但仍不甘心，还想追根求源：“怎么才能做梦呢？”
“积多了就做梦。”
“你做梦是不是梦见我了？”
“没有。”
“那你梦见谁了？”
“梦见考试了。”
“考试？你在考场上――干那个？”
“没干那个，就是梦见考试了，题做不出来，一急，就醒了。”
“醒了就怎么样呢？”
“醒了就换内裤。”
她觉得很好玩，吃吃笑了一通，半信半疑。
不过从那时起，她洗衣服时就爱检查一下他换下的内裤，有天还真的发现他的内裤上面有滑唧唧的东西，忍不住问他：“你昨晚是不是又做梦了？”
他老实承认：“嗯。”
“做什么梦？又是考试？”
“不是，是做手术。”
“做手术怎么啦？”
“刀口缝上了又裂开，缝上了又裂开。”
“又是一急，就醒了？”
“嗯。”
现在她不为他担心了，天无绝人之路，造物主总是有办法的。
怀孕六个多月的时候，周医生安排她做B超，说现在该做了，要看看胎儿有没有畸形，比如先天心脏病、神经管畸形、四肢阙如、先天唇腭裂等等。
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躺上了B超室的诊断床，B超室的胡医生在她肚皮上抹了一种滑腻腻的东西，就用个鼠标一样的东西在她肚皮上滑来滑去，然后告诉她：“一切正常。”
她终于放了心，下床之后，医生还指着仪器的屏幕让她看小宝宝，她看到一个小人儿，蜷成一团，好像正在吃手指，她激动得流下泪来。
屏幕上看不出胎儿的性别，她也没向医生打听，因为她不关心这个，她关心的是胎儿的健康，既然医生说一切正常，那就足够了。
但她怕“宝伢子”向胡医生打听，特意嘱咐说：“胡大夫，如果我家小满问起来，请别告诉他孩子的性别。”
胡医生仿佛受了侮辱一般：“我怎么会告诉他这些？这是我们职业道德不允许的，医院明文规定，如果有谁把胎儿的性别告诉孕妇或者孕妇家属，是要受惩罚的，搞不好连工作都会丢掉。”
她放心了，解释说：“对不起，我是怕他会来问您。”
“问我也不会告诉他。我这个人很讨厌那些重男轻女的人，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这些封建思想。你们家小满上次跑来联系你做B超的事，我就警告过他：这么早做什么B超？你是不是想查胎儿性别啊？我可不会告诉你结果。”
她对胡大夫彻底放了心，客气地告了辞，转回周医生那里交代一下：“周大夫，今天B超的结果别告诉我家小满，我的意思是孩子的性别别告诉他。”
“胡大夫告诉你孩子的性别了？”
“没有没有，你们医院规定不能告诉孕妇或家属，她怎么会告诉我？”
“那我又怎么会告诉你们家小满？难道我不是医院的人？”
她听出周医生很不高兴，生怕把周医生得罪了，只好出卖老公：“我知道您是医院的人，肯定不会违反医院规定，我是怕我们家小满利用职务之便，向您打听。”
“他外科，我妇产，他有什么职务之便？”
她窘得一塌糊涂，幸好周医生没再穷追猛打，而是关心地问：“满大夫家是农村的吧？农村人比较重男轻女。嗯，主要是那里的风俗，但你也不能瞒他一辈子啊，如果是女儿，他迟早总会知道的。”
“现在孩子还小，我怕万一有个什么事，孩子会保不住。等到生下来，我想他也不能把孩子怎么样。”
“唉，封建思想害死人。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他的。”
她虽然没向胡医生打听孩子的性别，胡医生也没主动告诉她，但她不知为什么，做了这个B超，她就十分肯定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女儿了，不由得想起姐姐对“宝伢子”和满家岭人的分析，顿时百倍警惕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她太警觉的原因，随后的几天，她觉得“宝伢子”好像很沉闷。当然，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很活跃的人，性格基本可以用“沉闷”来形容，但那些天好像格外沉闷一些。
她也说不出什么道道来，就是有那么一种感觉，觉得他情绪低落，每天早出晚归，吃饭时闷声不响，回到家倒头就睡，像谁欠了他二百大洋似的。
她逮住个机会问：“你这几天怎么啦？好像不高兴似的。”
他埋头吃饭，不回答。
她烦了：“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也不吭个声？”
他打喉咙里吭了一声。
她哭笑不得：“你就真的只吭个声啊？我是在问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回答什么？”
她谆谆教导他：“我们现在是夫妻了，你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有什么事不要闷在心里，要说出来，说出来才好解决。”
“你说吧。”
她被他噎得一歪，心想他这什么意思？难道是在以我的矛，攻我的盾，叫我把孩子的性别说出来，不要闷在心里？
她觉得他的反讽能力应该还没强到这个地步，他应该只是随口一说，遂镇定地说：“那你回答我，你这几天是不是不高兴？”
“我都说了‘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