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史》第55/175页
大有讽刺意味的是，从下面要谈到的情况看来，苏台德日耳曼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里过得相当好――肯定要比这个国家内任何其他少数民族过得好，而且也比在波兰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日耳曼少数民族过得好。他们固然憎恶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仿佛土皇帝般的捷克官员，固然憎恶布拉格不时发生的对他们歧视的事件，他们固然失去了过去在哈布斯堡时代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统治地位，因而感到不甘心，但是，他们集居在新共和国绝大部分工业集中的西北部和西南部，生涯日益繁荣富裕，而且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逐渐达到了同捷克人比较和睦地相处的状态，不过同时也一直在继续要求给他们以更多的自治，对他们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权利给以更大的尊重。在希特勒崛起以前，那里并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要求更多权利的政治运动。苏台德区绝大多数的选票是投给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
后来到了1933年，在希特勒当了总理以后，国家社会主义的病毒也感染了苏台德日耳曼人。那一年成立了苏台德德国人党[ Ｓ。Ｄ。Ｐ。] ，领导人是一个举止温和的体操教员，名叫康拉德・汉莱因。到1935年，这个党就已经受到德国外交部的秘密资助，每月数达15000 马克。不到两年，它已得到了大部分苏台德日耳曼人的拥护，只有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留在外边。到合并奥地利的时候，汉莱因的3年来一直听命于柏林的党，已随时准备执行希特勒的命令了。
为了接受希特勒的命令，汉莱因曾在奥地利被并吞以后两周赶赴柏林，并且曾在3 月28日同希特勒密谈过3 小时，里宾特洛甫和赫斯当时也在场。据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所载，希特勒的指示是，“苏台德德国人党应当提出捷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汉莱因本人对元首的意见总结为，“我们必须老是提出永远无法使我们满足的要求”。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困境，对希特勒说来，就像一年以后但泽之于波兰一样，不过是一个借口，以便让他用来在自己所垂涎的土地上制造纠纷，进行颠覆，用来迷惑其友邦，掩饰他的真实意图。至于这种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希特勒已经在11月5 日向军事领袖们所作的演说和绿色方案的头[360] 几个指示中表示得清清楚楚了：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攫取它的领土与人民，使之归属第三帝国。尽管有了奥地利的先例，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仍然没有憬悟到这一点。整个春天和夏天，几乎一直到最后，张伯伦首相和达拉第总理同世界上其他绝大部分国家一起，显然还硬是由衷地相信，希特勒的全部要求，不过是要为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他的同胞申张正义而已。
事实上，当春天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的时候，英国和法国政府还特意对捷克政府施加压力，要它给予苏台德日耳曼人以范围极广的让步。5 月3 日，德国新任驻伦敦大使赫伯特・冯・狄克森向柏林报告，哈利法克斯勋爵曾告诉他，英国政府不久将在布拉格采取一项步骤，“其目的在于劝说贝奈斯对苏台德日耳曼人表示最大限度的和解”。四天以后，据德国公使向柏林报告说，驻布拉格的英、法公使就在5月7日采取了这一外交步骤，敦促捷克政府“尽最大限度”来满足苏台德人的要求。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看到英、法政府如此热心帮助，大概甚为高兴。
话虽如此说，在这一时期，隐蔽德国的目标比过去更为必要。5 月12日，汉莱因秘密访问了柏林威廉街。里宾特洛甫当即向他面授机宜，指示他当晚到伦敦去看英国外交大臣首席外交顾问罗伯特・凡西塔特爵士和其他英国官员时如何愚弄英国人。威兹萨克所写的一份备忘录曾记下了应采取的方针如下：“汉莱因将在伦敦否认他是按柏林指示行动的……最后，汉菜因将谈到捷克政治结构逐步解体的问题，以便让那些以为自己仍能为保全这一政治结构而进行干涉的人士知难而退。”同一天，德国驻布拉格公使打电报给里宾特洛甫，认为必须预先采取措施，来掩护公使馆给苏台德德国人党以津贴与指示的工作。
美国驻柏林大使休・Ｒ・威尔逊在5 月14日拜访威兹萨克，讨论了苏台德危机。威兹萨克告诉他，德国人担心的是，捷克当局为了设法防止“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正在处心积虑地挑起一次欧洲危机。两天以后，5 月16日，施蒙特少校代表当时在上萨尔斯堡休假的希特勒发出了一项紧急的而且是“绝密的”电报，询问最高统帅部，“一旦动员的话”，在捷克前线有多少个师“随时能在12小时以内挺进”。最高统帅部的蔡茨勒中校立即复电说“12个”。希特勒对此感到不满足，又去电追询：“请告各师番号。”[361] 复电来了，列举了10个步兵师的番号，还加上了一个装甲师和一个山地师。希特勒越来越急于采取行动。第二天，即5 月17日，他又向最高统帅部要有关捷克人在苏台德山区国境上建筑工事的确切情报。这些工事当时被称为捷克的马奇诺防线。蔡茨勒当天就从柏林回复了一个很长的“绝密”电报，十分详尽地向元首报告了捷克防御工事的情况。他说明这些工事相当坚固。
将军们的动摇
约德尔在5 月30日的日记中谈到希特勒签发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也谈到因为新指示要求“在Ｘ日当天立即攻下捷克斯洛伐克……陆军原来的打算必须大加改变”。然后，他又写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元首的直觉与陆军的意见之间又一次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元首的直觉是我们必须在今年就动手；陆军的意见是我们目前还不能动手，因为西方国家儿乎肯定会干涉，而我们目前还不足与之抗衡。
这位有先见之明的国防军参谋已经指出在希特勒和某些最高级将领之间出现了一条新的裂痕。不同意元首的侵略宏图的反对派是由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所领导的，他从此以后就成了第三帝国内部反对希特勒的微弱的抵抗运动的领袖。后来，这位敏感、聪明、正派然而不能当机立断的将军还将在更广泛的方面同那位纳粹独裁者作斗争。然而，到1938年春天为止，虽然已经经过了4 年多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贝克还只是从狭隘的本职范围以内的专业理由来反对元首。他的理由是，德国当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与西方国家――也许还有俄国――一决雌雄。
我们知道，贝克曾欢迎过希特勒上台，并且曾公开赞扬过元首不顾凡尔赛和约而重建德国征兵制。上文曾提到，早在1930年，当贝克还是一个无名的团长的时候，就曾挺身而出为他的三个因在军队中鼓吹纳粹主义而被控犯叛逆罪的部属辩护，而且还曾在最高法院为他们出庭作证。在他之前，希特勒也曾在那里出过庭，并提出警告说，在他当权之后，将会有“人头落地”的事。看来使他清醒过来的并不是元首对奥地利的侵略――那是贝克支持的――而是冯・弗立契将军由于秘密警察的诬陷而人头落地这一事实。在擦去了障眼的尘翳以后，他开始看清了，希特勒不顾高级将领的忠告，处心积虑，不惜冒与英国、法国和俄国作战的风险的政策，如果付诸实施，就会使德国毁灭。
贝克对希特勒与凯特尔在4 月21日的会谈曾有所风闻。希特勒在那次谈话中曾指示国防军加速制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从5 月5 日开始，贝克给新任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将军[367] 上了一系列的条陈，坚决反对这种行动。文章写得十分精辟，对一切不容乐观之处痛陈利害，极为坦率，立论也是条分缕析，无懈可击。虽然贝克对英国和法国的意志力量，对两国领袖政治上的狡猾，对法国陆军的力量等估计过高，而且对捷克问题的结局的估计后来也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就德国而言，他的长远预言最后看来都是一一应验，极其准确的。
贝克在5 月5 日的条陈中说，他深信，德国如果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进攻，就会引起欧洲大战，英国、法国和俄国都会反对德国，而美国将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德国要取胜，实无希望。仅仅缺乏原料这一点，就使它无法赢得战争。他认为，事实上，德国的“军事一经济状况比它在1917―1918年”德皇的军队开始崩溃时的处境还要糟糕。
5 月28日，希特勒在“五月危机”以后，在总理府召见高级将领，叫嚣要在秋天就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贝克当时也是在场听训的一个。他对元首的讲话仔细作了笔记。两天以后，就在希特勒签发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规定要在10月1 日发动进攻的那一天，贝克又给勃劳希契上了一个措辞更为尖锐的条陈，逐点批评了希特勒的论点。为了要使那位谨慎的总司令能充分了解自己的意思，贝克亲自向他读了这个条陈。最后，勃劳希契已不大高兴，但他还是对这位比较浅薄的上级强调指出，在“最高级军事领导人”中间存在着危机，曾经造成混乱，如果不予解决的话，军队的命运，事实上，也是德国的命运，将是“一片漆黑”。几天以后，贝克又在6 月3 日给勃劳希契发出了另外一个条陈，他在其中声明，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从军事上看是不妥当的”，陆军参谋总部对此不表同意。虽然如此，希特勒还是一意孤行。从被缴获的“绿色方案”档案中可以看出，这年夏天，他变得越来越疯狂。他下令，例行的秋季演习必须提前，以便军队能准备就绪，可以随时出击，必须进行“突袭攻坚”的特种演习。凯特尔将军得到通知“元首一再强调必须加速建筑西线的防御工事”。6 月9 日，希特勒又一次要关于捷克军备情况的情报，并且马上得到了一份有关捷克人所用的各种大小武器的详细报告。同一天，他又电询：“捷克的据点是否仍然由不满员的驻军防守。”他当时正在他的山间别墅避暑，周围都是些阿谀取宠的屑小之徒，他一直不断地玩火，情绪时而高涨，时而低沉。6 月18日，他又发出了一项新的关于“绿色方案”的“总的原则性指示”：[368] 目前并无对德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的危险……只有在我坚信……法国不会出兵，因此英国不会干涉之时，我才会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虽然如此，到7 月7 日，希特勒还是提出了如果法国和英国出而干涉该怎么办的几点“考虑”，他说，“第一点考虑”是要在荡平捷克而能移军西向以前“坚守西线”。事实上，当时已没有军队可以用来坚守西线，然而在他发热的脑子里却根本没有这个问题。他警告说，“俄国十有八九会进行干涉”，而且波兰是否就不进行干涉，他目前也还不敢肯定。这种后果必须提防，然而他并没有说如何提防。
希特勒当时远在上萨尔斯堡，多少是处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显然还没有听到陆军参谋总部高级军官中间的不同意见。尽管贝克再三上书勃劳希契，这位参谋总长到7 月间也已觉察到，他那拿不定主意的总司令并没有把他的意见上达元首。因此，贝克在7 月中旬决定：还是不顾一切，作一番最后的努力，不论用什么方式把事情闹穿，7 月16日，他给勃劳希契上了最后一个条陈。他要求陆军告诉希特勒停止备战。
在充分意识到这一行动的严重性而同时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情况下，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指希特勒] 迫切要求取消他对战争的准备并放弃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的意图，除非军事状况有根本改变。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它是毫无希望的，这种意见也是参谋总部全体高级军官所共有的。
贝克亲自把这个条陈递交勃劳希契，并且口头补充一项建议：如果希特勒固执己见，陆军将领应采取一致行动。他还具体建议，在这种情况下，高级将领应立即全体总辞职。在第三帝国史上，他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后来屡次在纽伦堡审讯中提出的问题：一个军官，除了对元首忠诚而外，还有没有更高的忠诚？在纽伦堡，许多将官以否定的回答来洗刷自己的战争罪行。他们说，他们必须服从命令。但是，贝克在7 月16日却持有不同的见解，他坚持这种见解直到最后，虽然多半没有成功。他说，当良心、知识和责任不许可执行某项命令的时候，一个人对最高统帅的忠诚就有了“限度”。他觉得，将官们已经达到了这种限度。如果希特勒坚持要战争，他们就应当集体辞职。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打不起来，因为那样就没有人来领导军队了。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彻大[369] 悟。他的眼睛去掉了阴翳，终于看到了德意志民族所面临的危险事大，一个意气用事、不惜冒大战之危险而执意要进攻一个弱小邻邦的歇斯底里的元首可能归于失败事小。第三帝国的全部蠢剧，它的暴虐，它的恐怖，它的腐败，它对古老的基督教精神的蔑视。忽然一下子都被这个一度亲纳粹的将军看透了。3 天以后，7 月19日，他再度去见勃劳希契，面陈他的这种觉悟。
他坚持说，将领们不但应当以罢工来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而且应当出一把力量来清理第三帝国。德国人民和元首本人都必须免于党卫队和纳粹党棍的恐怖压迫。必须恢复法治的国家和社会。贝克把他的改革计划归纳如下：拥护元首，反对战争，反对党魁统治，同教会和解，结束契卡恐怖，开放言论自由，恢复法制，削减拔给党的经费的半数，停建各种厅堂大厦，为平民建造住宅，发扬普鲁士的清廉朴素的传统。
贝克在政治上太天真了，他看不到，造成使他反感的当前德国局面的人正是希特勒自己，他所应负的责任要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大。虽然如此，贝克当前必须做的仍然是继续吓唬犹疑不决的勃劳希契，使他代表陆军向希特勒提出一项最后通牒，要他停止备战。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安排在8 月4 日召集高级将领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他准备了一篇发聋震聩的讲稿，由陆军总司令来宣读，要高级将领一致要求，不容许任何纳粹冒险引向武装冲突。出乎贝克意料的是，勃劳希契竟没有勇气来宣读。贝克无奈，只好宣读了他自己在7 月16日上的条陈。它在大部分将官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德国陆军高级军官的会议并没有采取什么决定性的行动就散了。他们没有勇气能够像他们的先辈在霍亨佐伦皇帝和帝国总理面前一样，要希特勒悬崖勒马。
勃劳希契还是鼓足了勇气给希特勒看了贝克7 月16日的条陈。希特勒的反应不是召见支持这一条陈的抗命的高级将领们，而是召见他们下面一级的军官，即陆军和空军各司令部的参谋长。这批人都是少壮派军官，希特勒以为自己只要鼓其如簧之舌，加一番煽惑就可使他们俯首听命。这批人在8 月10日应召到了伯格霍夫――希特勒整整一夏天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山间别墅――在会餐以后面聆希特勒的演说，据当时在场并且把经过如实记入日记的约德尔说，这篇演说讲了将近3 小时之久。不过这一次，元首的辩才并没有像他原来所希望的那样有效。当时在场的约德尔和曼施坦因，后来都谈到冯・维特斯海姆将军同希特勒之间发生了“一场极严重而且最不愉快的冲突”。维特斯海姆是与会的高级军[370] 官，当时是威廉・亚当将军所指挥的西线陆军的内定参谋长。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避而不谈的关键问题：在几乎全部兵力用于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下，德国在西线已无防务可言，法国势将乘虚而入，他报告说，事实上，西壁防线无法坚持3 星期以上。
元首[ 约德尔在日记中说] 闻言大怒，暴跳如雷，他说，情况要是果真如此，整个陆军就不值一文钱，“我告诉你，将军先生，[ 希特勒咆哮说] 阵地必然能坚守，不是3 星期，而是3 年！”
用什么来守，他并没有说。8 月4 日，亚当将军曾向高级将领会议报告说，他在西线只有5 个师可用，如与法军交战，势必寡不敌众。维特斯海姆大概也曾把同样的数字报告给希特勒，但是元首置若罔闻。约德尔虽然是一位精明的参谋，但是当时完全匍匐在领袖的魔力之下，会后颇感沮丧，认为将领们似乎并不了解希特勒的天才。
这种在陆军参谋总部中不幸极为流行的灭自己志气的意见[ 指维特斯海姆的意见] ，所根据的理由有好几条。
第一条是，它[ 指参谋总部] 未能摆脱对往事的回忆，而且认为自己对政治上的决定也应负责任，而不仅是用从并执行军事上的任务。应当承认，它是以固有的忠诚来执行这一任务的，然而内心却缺乏热忱，因为，归根到底，它并不相信元首的天才。而人们也许是会把他同查理十二相比的。
这种失败主义[ Ｍｉｅｓｍａｃｈｅｒｅｉ] 将不仅在政治上产生坏影响，因为人人都在谈论将领与元首之间的意见冲突了，而旦在部队士气方面也要产生坏影响。这种情况正如水往低处流一样是势所必然的。不过，我毫不怀疑，在时机到来之际，元首是能振作士气的。约德尔也许还可以加上一句，希特勒也是能压平将军们的反叛的。据曼施坦因1946年在纽伦堡审讯时说，这次会议是希特勒允许军方可以提出问题或进行讨论的最后一次会议。8 月15日在于侍堡阅兵时，希特勒对将军们重申，他已下走决心“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这时已没有一个军官敢于――或者说获准――再发一言表示反对了。
贝克看到，自己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自己的袍泽弟兄们骨头太软。8 月18日，他辞去了陆军参谋总长之职。他曾设法使勃劳希契步自己的后尘，但是这位陆军总司令现在已如醉如痴地。[371] 拜倒在希特勒的魔力之下，他当时正准备同一个狂热信仰纳粹主义的女人结婚，这一点无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哈塞尔这样说他：“勃劳希契耸一耸肩说，‘我是一个军人，服从是我的天职。’”
在通常情况下，陆军参谋总长，特别是像贝克将军这样德高望重的人，在国家用兵之际辞职引退，本来会在军界引起震动，甚至在国外引起反响。但是，希特勒在这里又一次表现了他的权术。虽然他立即接受了贝克的辞呈，而且感到如释重负，他却严禁报纸，甚至政府和军方的官方公报中提到这件事情，并且命令退职的贝克和他的同僚军官严守秘密。理由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能让英法政府得知德国陆军首脑部有意见分歧。很可能，巴黎和伦敦在柏林10月底正式宣布这一消息之前，一直都蒙在鼓里。人们大可猜测，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件事情的话，历史也许竞会走上另外一个方向，对元首的姑息也许不至像后来那样严重。
贝克本人，从爱国和忠于军队的感情出发，也并没有想把他辞职的消息引起公众的注意。不过，他也颇为伤心失望，因为在同意并支持他反对战争的将级军官中竟没有一个人感到应当仿效他的榜样而辞职引退。他并不想劝他们这样做。哈塞尔后来说到他的时候说，他是一个“纯粹的克劳塞维兹，而没有一点勃吕彻尔或者约克的气味”，他是一个有原则、有思想的人，而不是一个能实际行动的人。身为陆军总司令的勃劳希契居然在德国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把他甩掉，使他十分愤懑。贝克的这位传记作家和朋友在若干年后提到，这位将军每当提到他的上级的时候总是“极为愤懑”。在这种场合，他总是激动得浑身发颤，喃喃自语：“勃劳希契在紧要关头把我甩掉了。”
继贝克出任陆军参谋总长的是54岁的弗朗兹・哈尔德――不过他的任命被希特勒保守了几个星期的秘密，一直到危机过去才宣布。他出身于巴伐利亚的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个将军。本人原来受过炮兵训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巴伐利亚王太子卢伯莱希特的参谋部内担任过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特勒在慕尼黑活动的时代，他是罗姆的朋友，虽然这件事本来也许会引起柏林方面对他有某种猜疑，他仍然升迁极快，前一年就已担任贝克的副手。实际上，是贝克向勃劳希契推荐哈尔德做自己的继承人的，因为他知道，他的副手同他的见解是一样的。
哈尔德担任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在巴伐利亚人中间和天主教徒中间还是第一个，这对军官团新教徒和普鲁士的传统是一次重[372] 大的改变。哈尔德是一个博学多闻的人，特别喜欢数学与生物[ 我自己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看起来像一个大学数理教授] ，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的品德与才干都足以无愧为贝克的继承人。问题是，他是否也像他那位卸任的上级那样缺乏在恰当的时机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决心；而如果他并不缺少这种决心的话，他是否会在时机到来之际，具有那种毅力，能够不顾自己效忠于元首的誓言而毅然决然起来反对他。因为哈尔德同贝克一样，虽然并没有一开头就参加当时已在酝酿的反希特勒的密谋，然而并不是毫无所闻，而且显然也像贝克一样，是愿意给以支持的，他在出任参谋总长以后，在这第一次认真尝试推翻第三帝国独裁者的密谋中就成了关键性的人物。
反希特勒的密谋的形成
在经过国家社会主义的5 年半统治以后，对于那些反对希特勒的少数德国人来说，他们心里十分明白，只有陆军拥有能推翻他的实际力量。工人们，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即使有此心也无此力。除纳粹党的组织而外，他们别无组织，当然更没有武装。虽然对于德国的“反抗”运动本书以后还有许多东西要写，然而，它自始至终都极为微弱，当然，它是由一小部分勇敢而正直的人领导的，却没有群众。
应当承认，仅仅维持本身的存在，在一个侦探密布的恐怖统治的警察国家内就已经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而且，一个小小的集团――即使是一个较大的集团，如果有的话――怎么能起而反抗党卫队的机关枪、坦克车和火焰喷射器呢？
一开头的时候，对希特勒的任何反对都是发自文职人员，如上所述，对于将军们来说，纳粹制度挣脱了凡尔赛条约的束缚，给了他们以重建一支伟大的军队这个他们梦寐以求的传统任务，他们欢喜之不暇，也就说不上有什么反对，大有讽刺意味的是，起而领导反对派的文职人员都是曾为元首服务并且身居要职的人，其中大多数最初都曾对纳粹主义抱有热忱。这种热忱直到1937年他们开始认识到希特勒是在把德国引向一场几乎肯定要失败的战争时才归于消失。
这些最早开始觉醒的人中间有一个是莱比锡市长卡尔・戈台勒。他原来是勃鲁宁任命的物价管制局局长，希特勒上台后继续担任该职3 年之久。戈台勒是一个保守派，从内心来说还是一个保皇党，他又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聪明能干，精力过人，然而失之不够谨慎与刚愎自用。他在1936年因为反对纳粹党人的排犹运动和疯狂扩军而同他们决裂，同时辞去了两项职务，一心一意[373] 地进行反对希特勒的工作。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1937年去法国、英国和美国，用心良苦地警告它们注意纳粹德国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