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史》第56/175页
稍后觉醒的两个后来终于也同谋反对希特勒的人是普鲁士财政部长约翰内斯・波比茨和沙赫特博士，两个人都曾因为在改组德国经济使之适应战争目的方面卓著劳绩而得到过纳粹党的最高勋章――金质荣誉章。两个人都是到1938年才开始憬恰到希特勒的真实意图。两个人看来都因为过去的历史和本人的性格而没有受到反对派核心的完全信任。沙赫特太机会主义，哈塞尔在日记里曾说，这位国家银行总裁能够“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他说贝克将军与冯・弗立契将军对此也有同感。波比茨虽然才华过人，然而见异思迁。他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希腊学者，同贝克将军和哈塞尔一起参加了星期三俱乐部，这是一个16名知识分子的组织，每周集会一次讨论哲学、历史、艺术、科学和文学的问题，它在时机成熟――或者不如说时机坐失――以后形成了反对派的中心之一。
乌里希・冯。哈塞尔成了反对派领导人的某种外交顾问式的人物。他在阿比西尼亚战争和西班牙内战时期曾任驻罗马大使，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知道，他发出来的电报都是建议柏林如何使意大利同英国和法国纷争不已，从而使意大利站在德国一边。后来他开始担心，如果同法国和英国交战，这将会使德国导致致命的后果，即使德国与意大利结盟，这也会造成同样的结果。他所受的文化教养至深，因此对国社主义的粗鄙庸俗，除了嫌恶鄙弃而外，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好感。虽然如此，他可也没有自动弃官，不为这个政权服务。他是在希特勒1938年2 月4 日所策划的军事、政治、外交人事大改组中彼刷掉的。哈塞尔出身于汉诺威贵族世家，妻子是德国海军的创始人冯・铁比茨海军元帅的女儿，全部气质都是一个纯粹的老派绅士。他同许多同阶级的人一样，看来非得要等到被纳粹党人一脚踢开后才有所震动而想做点什么来推翻他们。一旦过了这一关，这个敏感的、聪明的、矜持的人就专心致志地来从事这项工作，而到最后，我们会看到，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遭到了极惨的结局。
还有一些别的人，不那么知名，大多也比较年轻，从一开头就反对纳粹，逐渐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反抗集团。其中有一个集团的一个杰出之士是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他是一个乡下绅士，是大诗人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的后裔。同他亲密合作的有恩斯特・涅克希和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前者从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后来是《维德施但报》[ 《反抗报》] 的主编。后者是一个年轻的律师，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医生和心腹顾问冯・施托克马尔男爵的外曾孙。也有从前的工会领导人，例如：尤利乌斯・菜伯，雅可布・凯撒，威廉・刘希纳。两个秘密警察的官员：阿图尔・奈比[ 他是刑事警察的头子] 和伯恩德・吉斯维乌斯[374][他是一个年轻的职业警官] ，随着反抗密谋的发展而成为得力的助手。后者后来在纽伦堡审讯中成了美国检察官的宠儿，并且写过一本书，虽然大部分历史学家对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的可靠性都打了很大的折扣，但它还是透露了反希特勒阴谋的许多真相。还有德国许多名门望族的子弟：赫尔莫特・冯・毛奇伯爵，他是著名的毛奇元帅的侄曾孙，后来组织了一个由一批青年理想主义者组成的反抗集团，名为克莱骚集团：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斯多夫伯爵，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驻华盛顿大使的侄子；卡尔・路德维希・冯・古登堡男爵，他是直言无忌的天主教月刊的主编；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师，他的先人，不论父系母系都有过杰出的新教教士，他认为希特勒是反基督的，而且认为“把他消灭”是一个基督徒的天职。
几乎所有这些勇敢的人都曾不屈不挠地进行过斗争，最后终于被捕，在受到拷打之后，或者被绞死，或者被砍头，或者干脆被党卫队暗害。有很长的时间，这种文人的小小的反抗组织在吸引军人来参与他们的工作方面几乎毫无成就，冯・勃洛姆堡元帅在纽伦堡作证时说：“在1938―1939年以前，德国将领并不反对希特勒。既然他带来了他们所希望的结果，也就没有反对他的理由。”戈台勒同冯・哈麦施但因曾有过若干接触，但是这位前德国陆军总司令在1934年就退休了，对现役将领没有什么影响。在纳粹政权的初期，施拉勃伦道夫曾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德军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内的主要助手汉斯・奥斯特上校有过联系，发现他不但坚决反对纳粹，而且愿意做文人和武人之间的桥梁。然而，直到1937―1938年的岁尾年头，在将军们受到一连串的震动以后，他们中间才有人开始警觉到这个纳粹独裁者对德国的危险。这些震动是，希特勒一定要打仗的决定，他对军事指挥系统的大改组，他亲自执掌军权的行动，他对冯・弗立契将军卑劣的处置。1938年8 月底在捷克危机日益紧迫之际，贝克将军的辞职起了进一步促人猛省的作用。虽然他的袍泽军官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与他同时引退，但是，事情马上就很明显，这位下野的参谋总长是所有不易驾驭的将官们和文职的反抗领袖们的一个团结的中心。两个集团都尊敬他，信任他。另外一重考虑，两个集团现在也都看清了：要制止希特勒，就必须用武力，而只有陆军有武力。然而陆军方面有谁能掌握它呢？不是哈麦施但因，甚至也不是贝克，因为他们都已退休了，大家明白，迫切需要的是联络上当时实际指挥驻防柏林内外的部队的将领，以便一旦举事就能立即采取有效行动。新任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实际上并无兵权。冯・勃劳希契固然能号令全军，但[375] 是不能完全信任。密谋策划者认为，他的权威是有用的，不过只有到最后一刻，才能让他预闻大事。
后来的事实是，很炔就发现了有几位属于要害地位的将领愿意协助，后来也实际参加了酝酿中的密谋。其中有3 个人掌握着可以决走大事成败的位置，他们是：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将军，他是举足轻重的第三军区司令，这一军区包括柏林和柏林周围地区；伯爵埃里希・冯・勃洛克道夫―阿尔菲尔德将军，他是波茨坦驻军司令，该驻军由第二十三步兵师组成；埃里希・霍普纳将军，他指挥驻在图林吉亚的一个装甲师，在必要时，这个师能击退任何企图从慕尼黑来解救柏林的党卫队。
到8 月底的时候，密谋分子的计划是：在希特勒最后下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立即逮捕他，把他拉到他自己设立的人民法庭上去，控诉他轻举妄动地把德国投入欧洲大战，因而他失去执政的资格。与此同时，在一个短时期内实行军事独裁，然后再成立由社会上知名人士领导的临时政府，在适当的时期以后，组织一个保守的民主政府。
有两点考虑是这次政变成败所系的关键，而且与两个主要的政变策划人哈尔德将军与贝克将军有关。第一点是时间问题。哈尔德同最高统帅部安排好，把希特勒最后下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时间在48小时以前通知他个人。这样就可以使他有时间在德军越过捷克边境以前就把政变的计划付诸实施。这样他不但可以逮捕希特勒，而且可以防止造成大战的致命的一步。第二点是贝克必须在事先使将军们而且在事后还要[ 在计划中的对希特勒进行审讯时] 使德国人民相信，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会使英法参战，从而酿成欧洲大战，而德国对这一战争并无准备，必然要归于失败。这本来是他在整个夏天所写的一系列条陈的中心思想，也是他现在所要做的一切――推翻希特勒以保全德国，使它免于一场他认为会使它毁灭的欧洲战争――的根本出发点。
然而，对贝克而且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前途极为不幸的是，结果证明对于爆发大战的可能性摸得更准的是希特勒，而不是新近辞职的参谋总长。贝克是一个有学识、有历史眼光的欧洲人，他料不到英国和法国居然会硬是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不干涉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他懂得历史，然而却不懂得当代的政治。而希特勒却懂得。他相当时期以来就已经感到越来越可以相信自己的判断：张伯伦首相宁肯牺牲捷克而不肯参战，而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也不会履行它对布拉格的条约义务。[376] 威廉街并没有漏过纽约报纸早在5 月14日发表的一则电讯。他们驻伦敦的记者报道了张伯伦在阿斯托夫人家里吃饭时一次非正式的谈话。据记者们说，这位英国首相曾说，一旦德国发动进攻，不论英国还是法国，也许还有俄国，都不会出兵驰援，捷克国家不能按目前的形式存在下去，为了和平的利益，英国赞同把苏台德区划归德国。德国人也注意到，尽管在下院内提出了愤慨的质询，张伯伦并没有否认美国记者的电讯的真实性。
6 月1 日，张伯伦首相曾对英国记者发表了有一部分不能公开发表的谈话，两天以后，《泰晤士报》就开始发表一系列的社论来拆捷克人的台；它要求捷克政府允许国内各少数民族“自治”，“即使这意味着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它第一次建议以公民投票的办法来决定苏台德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要求。几天以后，伦敦德国大使馆报告柏林，《泰晤士报》的社论是根据张伯伦的不供发表的谈话写出来的，而且是反映了他的意见的。6 月8 日，冯・狄克森大使告诉威廉街，张伯伦政府将乐于见到苏台德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只要这是由公民投票所决定的，而且“没有受到德国方面的强制措施的干扰”。
所有这些想必是希特勒所乐于听到的。莫斯科来的消息也不坏，到6 月底的时候，德国驻俄大使弗雷德里希・瓦尔纳・冯・德・舒伦堡伯爵报告柏林说，苏联“极少可能出兵保卫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即捷克斯洛伐克。到8 月3 日，里宾特洛甫通知德国各主要驻外使节说，不必担心英国、法国、俄国会对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进行干涉。
就在8 月3 日这一天，张伯伦派了伦西曼勋爵带着一项奇怪的使命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充当苏台德危机的“调解人”。他到布拉格那天，我刚好在那里，在参加了记者招待会并且与他的随行人员谈话以后，我在日记上记着，“伦西曼的全部使命气味不正”。7 月26日在下院宣布伦西曼将衔命出使的时候，张伯伦本人曾撒了一个在英国议会史上独一无二的谎言。首相说，他派伦西曼赴捷是“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请求”。事实上，伦西曼是张伯伦强迫捷克政府同意他去的。不过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骗局，人人都知道，张伯伦也知道，伦西曼要在捷克政府和苏台德人之间进行“调解”是不可能而且是讲不通的，他们知道苏台德人的领袖汉莱因[377] 并不是一个能自作主张的人，他并不能参加谈判，目前的纠纷是布拉格和柏林之间的问题。从伦西曼到达捷克的当天晚上以及以后几天，我的日记表明，捷克人完全知道伦西曼是张伯伦派来为把苏台德区转交给希特勒一举铺平道路的。这是一个卑鄙的外交花招。
现在1938年的夏天已经几乎过完了。伦西曼仆仆往返于苏台德区和布拉格之间。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友好姿态越来越多，对捷克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苏台德人要什么，就要捷克政府给什么。希特勒，他的将军们，他的外交部长也都忙得像发狂似的。8 月23日，元首在基尔湾举行海军演习的时候，在派特里亚号邮船上接待了匈牙利的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和匈牙利政府的成员。希恃勒告诉他们，他们如果要想在捷克的宴席上分尝一脔，他们必须赶快采取行动，他说，“谁要想坐席，至少得帮厨”。意大利大使伯纳多・阿托利科也是船上的贵宾。但是，当他追问里宾特洛甫“德国人对捷克斯洛伐克行动”的日子，以便墨索里尼能有所准备的时候，那位德国外交部长却顾左右而言他。很清楚，德国人并不完全信任他们的法西斯盟友能守得住秘密。对于波兰他们倒是完全相信的。整个夏天，驻华沙的冯・毛奇大使都在向柏林报告，波兰不但不愿让俄国人假道以军队和飞机援捷，而且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上校还对捷克的一块领土特青地区垂涎欲滴。贝克的致命的短视这时已表露出来，而那年夏天在欧洲这种短视的观点却是一个流行的观点，到头来将证明，这种短视的观点为害之大是他所不可能想像到的。德军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这时正在日夜工作，忙于草拟能使军队准备就绪好在10月1 日向捷克斯洛伐克挺进的最后计划。8 月24日，最高统帅部的约德尔上校给希特勒上了一个紧急条陈，强调“确定能给德国进行军事干涉以口实的‘事件’的确切日期，实为当务之急”。他解释说，调日的日期完全要根据它来决定。
[ 他接着说] 在Ｘ减1 日以前不能采取任何没有正当理由的事前行动。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显得是蓄意制造这一事件的了。如果由于技术上的理由而认为这一事件应当安排在晚上的话，那未就不能以第二天为Ｘ日，Ｘ日必须再晚一天……所以提出这一点的用意是想说明军方对这一事件极为关切，而且必须及时得悉元首的意图――因为谍报局迄今并未奉命组织这一事件。
到夏天将完的时候，突袭捷克斯洛伐克的周密准备显然已经[378] 诸事就绪。然而，如果法国人履行他们对捷克人的诺言而发动进攻的话，西线的防务怎么办？8月26 日，希特勒出发到西线巡视工事，随行的有约德尔和负责建造西壁工事的工程师托特博士、希姆莱和党内其他官员。8 月27日，指挥西线部队的威廉・亚当将军也参加巡视，在以后的两天中，他亲眼看到希特勒由于莱因兰人对他的热烈欢迎感到乐极忘形，可是亚当将军这位直率而能干的巴伐利亚人并不感到高兴，而是大为吃惊。8 月29日，在希特勒的专用车厢里演出了惊人的一幕。亚当突然要求同希特勒单独谈话。据这位将军后来说，希特勒在冷笑一下以后就屏退了希姆莱和其他的党羽。亚当二话不说，单刀直入他说明不论把西壁吹得如何天花乱坠，他用手下现有的军队是守不住的，希特勒急躁了起来，并且对他发了一通长篇大论，大吹他已经使德国比英国和法国加起来还要强。
“谁要守不住这些工事，”希特勒咆哮说，“谁就是混蛋！”
虽然如此，除了亚当以外的将领们心中对这一点的怀疑还是与日俱增。9 月3 日，希特勒在伯格霍夫召见了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首脑凯特尔和勃劳希契。当时议定，各野战部队应当在9 月28日在德捷边境沿线进入阵地，最高统帅部必须在9 月27日中午知悉调日究竟是哪一天。希特勒对“绿色方案”，的作战计划还不满意，下令作了几处修改。据施蒙特少校所保存的有关这次会议的笔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至少勃劳希契――凯特尔已谄媚成性难为直言了――再次提出了如何固守西线的问题。希特勒骗他说，他已经下令加速建筑西线的工事了。
9 月8 日，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来见约德尔。后者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位将军对西线军事态势的悲观看法。他们两个人都清楚，希特勒的情绪由于受到刚刚开幕的纽伦堡纳粹党大会的狂热气氛的鼓动而大为高涨，已决意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而根本不顾法国是否干涉。连一向乐观的约德尔也说：“我必须承认，我也感到担心。”
第二天，9 月9 日，希特勒把凯特尔、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召到纽伦堡举行会议。这次会议从晚上10点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4 点。据凯特尔后来对约德尔私下透露[ 约德尔后来把凯特尔的话写到了日记上] ，会上争论异乎寻常地激烈。哈尔德先前感到自己处境微妙，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身为要在希特勒下进攻令时举事推翻他的密谋的主角，却不得不十分详尽地解释参谋总部关于进[379] 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后来他又感到十分难受，因为他眼看着希特勒把这一计划撕成粉碎，并且不但把他，而且还把勃劳希契痛骂一顿，骂他们胆小，骂他们在军事上无能。据约德尔在9 月13日的日记里写道，纽伦堡的这一场面和德国陆军首脑人物中的出现的“失败主义”使凯特尔感到“极度震惊”。
向元首提出了陆军总司令部方面存在着失败主义……凯特尔宣称他决不能容忍最高统帅部有任何军官再事批评埋怨，动摇犹豫，消极悲观……元首已经知道，陆军总司令[ 指勃劳希契] 曾要所属将领支持他，来打开元首的眼界，让他看到他不顾一切希图一逞的冒险。他自己[ 指勃劳希契] 已再也得不到元首的信任了。
因此纽伦堡的空气极为阴沉，全国都支持元首而唯独陆军高级将领却是例外，诚属不幸。
所有这一切都使少年气盛、自命不凡的约德尔大为扫兴，他已经把自己的前程完全寄托在希特勒身上了。
只有通过行动[ 这些将军们] 才能光荣地弥补由于他们缺乏意志力量与服从精神所造成的损失。这是同1914年一样的问题。陆军方面抗命的例子只有一个，而这就是将军们的抗命。从根子上来说，这是由于他们骄做自大。他们准也不相信，谁也不服从，因为他们不承认元首的天才。许多人仍然把他看成是世界大战中区区一个下士，不知道他是俸斯麦以后最伟大的政治家。
当时任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处长并且参与哈尔德的密谋的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在9 月8 日同约德尔谈话时，曾向最高统帅部要求书面保证，保证陆军总司令部能在5 天以前得到希特勒进攻捷克的命令。约德尔答复说，由于气候难以预料，只能保证在两天以前给予通知。虽然如此，对于反叛分子来说，这也已经够了。
不过，他们还需要另外一种保证――说到最后，他们究竟能否假定，如果希特勒决意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话，英国和法国一定会对德宣战。为此，他们决定派密使去伦敦，不但要弄清英国政府的意图，而且如果必要，还要影响英国政府的决策。为此目的，将告诉英国政府：希特勒已决定在秋季某一天进攻捷克，参谋总部是知悉这一日期的，也是反对此事的，如果英国能对希特[380] 勒坚决反对到底的话，参谋总部准备采取最有决定性的行动来防止此事。
第一个派出的密使是谍报局的奥斯特上校听选派的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他在8 月18日到达伦敦，当时早已急干要把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所要的任何东西部给他的汉德逊大使，从柏林电告英国外交部，“在任何官方场合接待他[ 指克莱施特] 都是不明智的””。虽然如此，外交大臣的首席外交顾问、伦敦方面反对姑息希特勒的主要人物之一罗伯特・凡西塔待爵士，在克莱施特到达伦敦的当天下午就接见了他，而且当时仍然在野的温斯顿・丘吉尔也在第二天就接见了他。两个人都对来客的严肃和诚恳有极深的印象。克莱施特对他们讲了他受命要讲的活，强调希特勒已定好日子对捷克人发动侵略，大部分将领是反对他的，并且将有所行动，然而如果英国继续姑息希特勒的话，那就是拆他们的台。如果英国和法国肯公开宣布：一旦希特勒对捷发动进攻，它们决不袖手旁观，如果英国某些知名的政治家肯对德国发出严重的警告，指出纳粹侵略能造成的后果的话，那未，德国将领们就会起来制止希特勒。
丘吉尔写了一封振奋人心的信，让他带回德国去鼓励他的同事：我确信德国陆军或空军大举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将引起世界大战。我像1914年7 月底一样确信，英国将同法国一起出兵……我祈求诸位，千万不要在这一点上有所误信……”
凡西培特对克莱施特的警告颇为重视，因此曾立即就此事向[381] 英国首相与外交大臣提出报告。而且张伯伦虽然在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信中说他倾向于“对他[指克菜施特]所说的话大打折扣”，他也还是说，“我不能肯定说我们不该有所行动”。他的行动就是在制造了一些空气以后，在8 月28日把汉德逊大使召回伦敦“有所咨询”。
他指示他驻柏林的大使做两件事情：向希特勒提出严肃的警告，其次，秘密准备他同元首之间的“个人接触”。据汉德逊自己的说法，他劝首相放弃第一点要求。至于第二个要求，汉德逊求之不得，当然乐于遵命。这是走向慕尼黑，走向希特勒最大的不流血胜利的第一个步骤。
柏林的密谋分子没有看到张伯伦的这种转向，还想进一步对英国政府提出警告。8月21 日奥斯特上校派了一个使者去告诉英国驻柏林的武官，希特勒想在9 月底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他告诉英国人：“如果外国能以强硬行动使希特勒于最后一刻宣布放弃其目前的打算的话，他在受到这一打击后必将垮台。同样，一旦发生战争，法国和英国如能立即干涉，也会使这个政权倒台。”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尽责地把这一警告报告了伦敦，不过却把它说成是“显然是有偏向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宣传”。随着危机的越来越严重，这位温文尔雅的英国大使眼上的尘臀似乎也越来越厚了。
哈尔德将军隐隐感到密谋分子并没有能把他们的信息有效地通知英国人，因此在9 月2 日派了他自己的密使――已退休的陆军军官汉斯・包姆- 待特尔巴赫中校――前往伦敦，同英国陆军部和军事情报局取得联系。虽然照这位中校自己的说法，他曾见到了伦敦某些有名人物，然而他似乎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最后，密谋分子只好利用德国外交部和驻英大使馆来进行最后的努力，设法使英国保持强硬，德国驻英大使馆的参赞兼临时代办是西奥多・科尔特，他的弟弟埃里希也在德国外交部任职，是里宾特洛甫的秘书处长。两个人都是冯・威兹萨克男爵手下的红人。威兹萨克身任德国外交部的国务秘书，无疑是外交部的大脑，他在战后曾大事宣扬自己反对纳粹的历史，然而却一直为希待勒和里宾特洛甫效命出力，几乎到最后。不过，从缴获的德国外交部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当时确是反对侵略捷克斯洛伐克[382] 的，理由同将领们相同，认为那样做，一定会引起战争，而战争又必然会导致失败。在威兹萨克的默许之下，在同贝克、哈尔德、戈台勒商量之后，密谋分子一致同意应由西奥多・科尔特去对唐宁街发出最后的警告。他身任大使馆参赞，访问英国当局是不会招人怀疑的。
他在9 月5 日见到了张伯伦的亲信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威尔逊认为他的话极端重要、极端紧急，马上从后门把他带进了唐宁街外相官邸。他直率地告诉哈利法克斯，希特勒已计划在9 月16日下总动员令，并且已确定至迟在10月1 日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德国陆军已准备在最后下进攻令时起事反对希特勒，如果英法态度坚定，此事定能成功。他也告诉哈利法克斯，希侍勒9 月12日在纽伦堡党代表大会的闭幕演说将是有爆炸性的，很可能促使在捷克斯洛伐克摊牌，那将是英国站出来反对这个独夫的时候。
科尔特虽然曾同唐宁街不断有个人接触，这次又向外交大臣坦率陈辞，但也不知道当时伦敦的风向。然而，他同任何其他人一样，两天以后，看了9 月7 日伦敦《泰晤士报》一篇著名的社论以后，就恍然大悟了，这篇社论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值得考虑一下，是否应当完全排除某些人士曾表赞同的计划，也就是割弃某些异族居民所住的与其本种族的国家接壤的边缘地区，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更加单纯的国家的计划……可以想像，捷克斯洛伐克在种族上如能成为一个更单纯的国家，其利益将超过失去边境上苏台德日耳曼人地区的显著的不利。这篇社论完全没有提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捷克人一旦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以后，将不但失去波希米亚周围作为天然防线的高山，而且也将失去他们的“马奇诺防线”，从而在纳粹德国面前处于无险可守的地位。虽然英国外交部很快就否认《泰晤士报》的社论代表政府的观点，科尔特第二天还是打电报给柏林说，这篇社论可能是“根据首相左右给与《泰晤士报》编辑部的暗示”。其实岂止是可能呢！
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危机重重的年月里，已很难回忆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期间对欧洲各国首都所造成的阴暗的、几乎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这次大会是9月6日开始的，在9 月12日达到高潮。希特勒预定在这一天向大会作闭幕演说，而世人则[383] 预料他将向全世界宣布对捷究竟是战是和的最后决定。我那个星期正在危机中心布拉格，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有日耳曼人在苏台德区发动的武力骚动，尽管有柏林的威胁，有英法政府要它屈服的压力，有担心它们会对捷克斯洛伐克撒手不管的恐惧，捷克首都的气氛却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平静――至少外表上如此。
9 月5 日，贝奈斯总统看到，要挽救和平的话，已非由他来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不可，于是在赫拉德欣宫召见了苏台德人的领袖孔恃和西伯科夫斯基，通知他们以书面提出他们的全部要求。不论这些要求是什么，他都将接受。第二天，苏台德人的副领袖卡尔・赫尔曼・弗朗克叫道：“我的天，他们给了我们一切。”不过，这却正是苏台德的政客们和他们在柏林的主于们最不愿见到的事情。9 月7 日，汉莱因就在德国的指示下，根据捷克警察在摩拉夫斯卡一俄斯特拉伐有所谓过火行为这样说不过去的借口，而中断了同捷克政府之间的一切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