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全集zei8.com》第151/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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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名干部全部被杀掉了。

当时四方面军主力已经突围转移，但遗留下来的肃反扩大化，仍然搞得人人自危。当时鄂豫皖苏区流传一段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卫局找谈话。”被保卫局找去谈话的人，十有八九没有好下场，轻则被关，重则被杀。

虽然徐海东反对，戴季英还是做了保卫部副部长，代理部长职务。朱理治同时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领导，因他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前方肃反由聂洪钧领导，因他曾在赣东北搞过肃反。

戴季英轻车熟路地干开了。

鄂豫皖的肃反经验就是用刑。刑讯之下，很快就招出了刘志丹、高岗等13人。

再审，又招了。被审人用刑后都讲刘志丹、高岗等人是反革命。

向上的报告却说被审人未经拷打。

省委有怀疑，问：为什么审讯不让负责后方肃反的郭洪涛参加？

戴季英胸有成竹，答：按照鄂豫皖保卫局规定，审讯只能由军委主席一人参加，省委书记不能参加。

军委主席聂洪钧在前方，根本无法参加。

郭洪涛不信招出的口供。他很肯定地说：“刘、高不是右派。”“杀了我的头也不信。”他在陕北工作多年，说出的话自有权威。

但戴季英在不停地审，口供在不停地供。看到口供越来越多，郭洪涛虽仍有怀疑，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此前未在根据地工作过的朱理治，根本不知道苏区肃反这一套。他听信了戴季英，觉得问题严重。

戴季英主张立即抓捕刘志丹、高岗。

朱理治犹豫不决，感到问题太大。刘志丹是创造苏区、创造红军之人，说他反革命，怎么解释？

戴季英振振有词。他以苏区中处理的季振同、旷继勋、许继慎等为例，说这些人创造苏区、创造红军为的是消灭苏区、消灭红军。

事情至此，朱理治便与郭洪涛商议，在刘志丹回来后把他软禁在省委机关。又叫戴季英起草一信，叫前方注意防备。戴将信写好后，未给省委看便直接送出。

那封信是保卫部签发的命令，抓捕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

10月6日，陕甘晋省委保卫部以开会为名，将刘志丹骗回瓦窑堡逮捕“审查”。

前方开始按照保卫部的意见捕人。

面对着肃反运动一天一天扩大，红军里军心浮动，谣言也乘机传播开来，说红二十五军是杨虎城化装进来的假红军，专为制造内部的混乱。

说二十五军是假红军，令徐海东相当恼火。他曾经被人说成是假党员，几乎掉了脑袋。

1933年4月，鄂豫皖苏区规定，凡是在白区入党的人，都要填一份入党登记表，说明何时何地入党，介绍人是谁，现在何处。说不清入党介绍人现在何处、又找不到其他人证明入党，就定为混入党内的假党员。轻则清洗出党，重则被抓被杀。

徐海东也收到了这份登记表。他是1925年4月在武昌打工时由地下党员吝积堂、李树珍介绍入党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一个在广州暴动中牺牲，一个下落不明，再无人可以证明他入党的情况。他陷入了被怀疑的困境。后来只因他作战异常英勇，红军中极需要这样的军事干部，才勉强过关。他后来在《生平自述》中说，沈泽民、徐宝珊“两个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我的生命有了保证”。

现在他率领的整个队伍都被说成是假红军，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前方部队开始杀人。

这时朱理治在后方开始发现有问题。他连续几天亲审已有口供的7个人，这些人完全看鞭子和脸色说话。于是他用省委名义拟了一个自首条例：诬陷了人要枪毙，隐瞒了人也要枪毙。

条例一出，开始讲老实话了。都说刘志丹、高岗不是右派，在口供上签了字。这才发现有可能搞错了，朱理治赶紧叫郭洪涛到前方，停止捕人杀人。

郭洪涛到前方找到了程子华，程当即找了保卫科长，命令不许再捕人。

前后方在刘、高不是右派这点上，已基本统一了。

这里出现了败笔。本来觉察到肃反搞错了，就应该马上甄别，迅速放人。但没有这样做。

没有放人的理由有几个。整肃方是戴季英态度蛮横，不同意放。被整方是高岗态度蛮横，怕放出来不好收拾。一拖再拖，错过了时机。

但主要领导人朱理治决心不坚，应是主因。

情况并不很明之时，肃反决心下得过快，情况已经很明显了，结束肃反则前忧后虑，踌躇不决，朱理治为此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不仅被说成是王明在陕北的代表，阴谋陷害高岗、刘志丹，还说他拒绝迎接北上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

后一个指责最要命。不愿让中央到陕北，比肃反扩大化不知要严重多少倍。